2019年寒假社会实践报告：关于过去抗战历史人物的调查及思考:寒假社会实践报告2000

　 窗体顶端 2019年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成果

　 成果名称：关于过去抗战历史人物的调查报告 班    级：软开1738 学    号：1725123811 姓    名：叶成、杨志坚、袁冰清 指导老师： 胡为

　 校团委、学生工作处制表

　 关于过去抗战历史人物的调查及思考

　摘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讲似乎都不怎么太重要了，尤其是为我们打下这片江山的所有革命先辈们，不管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都已想不起他们的事迹以及革命精神，这对于我们来讲是多么的可惜。我们活在他们创造的天地，享受着他们打下的成果，却不记得是怎样才打下来的，更不记得是牺牲了什么才打下来的，只知道一味的挥霍与享受。如果先辈们大多数都还活着，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他们会多么的心痛，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记住他们，而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珍惜。

　关键词

　    过去、抗战、历史人物

　前言

　实践时间：2019年1月

　实践地点：四川省成都市

　实践人员：叶成、杨志坚、袁冰清 实践内容：关于过去抗战历史人物的调查

　 一、抗战历史事迹 （一）川军出川

　背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的呼声甚高，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立即向中央和全国通电请缨抗战：“和平果已绝望，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要求当局早决大计，甫澄愿率川军供驱遣抗敌！”不久，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上，刘湘慷慨激昂，再次声明：“四川为国家后防要地，今后长期抗战，四川即应负长期支撑之巨责。四川竭力抗战，所有人力、物力，无一不可贡献国家……”刘湘又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对全省作出动员：“……中华民族为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凡我国人，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后之胜利！……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地与战时后防重地，山川之险要，人口之众多，物产之丰富，四川7000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这年春天，他派张斯可为代表赴广西，与中共代表及李宗仁、白崇禧签订了一个旨在“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川、桂、红协定》。此时的刘湘，激于民族义愤和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不满，积极准备抗战，要让川中子弟为民族、为国家争光。 抗战之始 8月，各路川军将领集议抗战事宜，决心放弃前嫌，统兵14个师，组成二个集团军。邓锡侯率领第二十二集团军，刘湘率领第二十三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 为抗日，川军执行了蒋介石“军队国家化”的指令，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整编。而一心想插手四川的蒋介石以几道军令，把刚出川的川军分得个七零八落。从此，川军的足迹遍布了全国的抗日战场，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中，都有川军将士的身影。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以劣势武器，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殊死决战。根据国民政府统计，川军在抗战时期的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1/5，居全国之冠！ 川军前脚出川抗日，国民政府后脚迁都到了重庆。到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近8年时间，四川一直承载着各种超负荷的负担。四川人民却始终毫无怨言，一边节衣缩食、勒紧裤带支援政府抗战，一边含泪把近300万子弟再送前线…… 由于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的落后，中国军队一直伤亡惨重。经过几次大会战，中国军队兵额的需求量越来越多，而沦陷区越来越大，可以征兵的地域越来越小，甚至有的地方兵源几近枯竭。大后方，尤其是四川，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兵源基地，征兵任务一直十分沉重。在四川大规模的征兵活动中，虽然一些地区出现了“抓壮丁”的现象，但那并不代表主流。 二、 抗战历史人物   

　【 杨森】（1884年2月20日－1977年5月15日），字子惠，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四川广安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和水晶猴子邓锡侯、巴壁虎刘湘、多宝道人刘文辉，王灵官王陵基并称川军五行、一生追求洋气和新潮，他还是民间秘密组织袍哥会的一名舵主。 川军将领杨森 ，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是抗战中第一支出川抗战的川军，从淞沪会战开始，无役不从，是三次长沙会战的骨干兵团，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珠影山战斗中全歼日军第九混成旅加藤大队。是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全师四千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六百多人，伤亡85%以上。杨森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这段话可谓代表了广大川军将士的心声。这位杨森虽然也是一名军阀，但很有民族气节，当年驻防川东门户万县，就曾率部与英国海军血战（事件缘起于英国兵舰在川江上肆意横行，撞毁我渔船、残杀我平民，详情请查阅万县“九五惨案”有关史料----与“五卅运动”同时期），杨森可谓川军中的代表人物。当时蒋介石需要兵源、另一说称其也有“借刀杀人”之意，遂同意调川军出川抗日。 【刘湘】（1888——1938）中华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又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汉族，四川大邑人，一级陆军上将。生于1888年7月1日。老家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祖父刘公敬，系前清武举。父亲刘文刚，字鉴堂，家有水田四十余亩，另还与两户亲戚合营水碾一座。母亲乐氏，生有三子，刘湘居长。妻子刘周书是大邑县苏场的一个农村女子，生了三子（其中两个夭折）一女。他是当时四川近代一世枭雄，在战事中勇猛，外号“巴壁虎”，又名“刘莽子”，他与蒋介石虚与委蛇，生前始终保持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均甚老辣，但他极为迷信。 当时刘湘正在患病，众多士绅、谋士、川中父老都苦劝他不要率军出征，但刘湘执意抱病亲率首批十万川军出川抗日，说是要以血战一赎川军二十年内战的罪过、洗刷川军“打内战”的恶名。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川军各部组成第二路预备军，以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 从9月7日起，川军分别从川北和川东开赴抗日前线。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蒋介石将川军编成第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候，副司令孙震，辖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军（由李家钰新6师扩编而来），第二十三集团军由刘湘自任总司令，唐式遵副之，辖二十一、二十三军。蒋介石先将从川北出川的二十二集团军调往山西，划入阎锡山二战区。当由川江出川的二十三集团军到达汉口时，蒋介石又将其划归程潜第一战区，拱卫南京外围。等到刘湘到达南京时，他第七战区防区何在，任务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手下的川军就全没了，刘湘完全失去了对川军的控制，不久就病死了。 【邓锡侯】（1889年－1964年），号晋康，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1889年6月22日出生于四川营山县回龙乡。1937年率领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抗日。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将出川抗日的四川陆军十四个师编为第二路预备军，邓锡侯任第一纵队司令（后称二十二集团军）。9月，出川抗战的各军分别向成都、重庆两地集中，准备一路北出剑门，一路东出夔门，驰赴山东，山西抗日前线。9月5日，在成都市举行了有万人参加的"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演， 他说："我们四川人是具有爱国传统精神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籍以酬报四川人民......""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王铭章】(1893～1938)抗日烈士。字之钟。成都市新都人。历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4师师长，川军第41军第122师师长，第41军代理军长等职。1937年出川抗战。1938年初率部参加徐州会战，3月14日，在滕县保卫战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儿庄战役打响，滕县一役，川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防滕县与日军展开惨烈血战。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铭章率部退到街上准备与日军巷战，在中心街口不幸被占领城墙的日军机枪扫射。王铭章身中数十弹，壮烈殉国。其余川军将士在师长阵亡后，退入房屋，与日军展开逐屋争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全师五千余人，战至最后一人而不后退，共击毙日军四千余人，同时为孙连仲部赶到台儿庄设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奠定台儿庄一战的胜利基础。在滕县以北的界河、龙山带布防之川军一三一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李宗仁曾挥泪而言：“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三、现代人对抗战人物的理解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路线政策，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发挥的强大作用。 再说了，没有共产党，蒋介石早把中国卖啦，因为如果没有共产党他就是唯一的中国合法政府，但有共产党在，他投降就是说人民唯一的希望只有共产党

　人家完全当笑话看，日本人和其他外国人都一样，认为抗战电影拍的太假了（确实啊，就像那个电视剧小兵张嘎，几个孩子就把一群职业军人打的团团转，可能吗？日军遭到攻击居然不找掩体，傻呼呼的站那不动，更加，二战日军的单兵战斗力公认的强，枪打的很准，很多抗战老兵都这么说，可电视里日本人就知道放空枪，中国一个没死，日本到死了一堆……少部分右翼分子经常利用电视叫嚣中国挑衅，但大部分日本人是无动于衷，顺便说下，人家很少中国电视剧，电视台也很少跟我们买电视剧，所以抗战片日本人看过的没几个

　四．从个人传奇到民族代言——对新中国文学中抗日英雄人物形象的理解

　考察新中国文学，我们会发现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成就最为显著，而在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以抗战历史为题材的又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它在数量上甚至还超过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因此，在新中国文学的英雄人物画廊中，抗日英雄显得十分地夺目。

　 很显然，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解放战争是最辉煌的一页，而正是它直接带来了新中国的建立。表现这一革命历史、塑造这一革命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毫无疑问应该成为新中国文学的重中之重。但事实上，作家们对表现抗日战争历史、塑造抗战英雄的兴趣却丝毫没有被上述要求所遮蔽。《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钢》《战斗的青春》《苦菜花》等大量的优秀作品和大批的抗日英雄到今天仍然被我们津津乐道。 对于这一种现象的解释，我们首先应该从新中国文学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谈起。如果要总结新中国文学在艺术上最重要的特征，毫无疑问，是英雄形象的塑造。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强调了对英雄的表现：“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斗争和行动的时代，我们亲眼看见了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的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示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进行的是对传统文学中英雄情结的建构，那种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奇经历为核心的写作模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五四现代文学正是以揭示国民劣根性、揭示下层人的生存困境、表现个人的合理要求来体现其现代性的。而新中国文学重祭起英雄的大旗，是否是对古典英雄的“回归”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我看来，古典英雄更多地是与传奇联系在一起的，英雄并不承担国家民族振兴的重任，他们或者与个人内在道德修养相联系，这就是所谓的“义”；或者不过是普通人庸俗的日常生活与个人能力的一种诗意补偿，这就是“情”和“侠”。因此，《三国演义》中的人物虽然各为其主，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读者所喜爱的英雄，甚至连曹操也被塑造成一代枭雄。而新中国文学的英雄是作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形象代表出现的，是新中国现代理想的代言人。经过自五四以来的艰难困苦的追求，中华民族有如郭沫若笔下经过涅槃的凤凰，新的社会、新的国家品格、新的理想在我们的面前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它们急需通过各种符号包括文学符号予以固定，并由此而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与发扬，这就是新中国文学英雄情结的动源。因此，在很多场合中，我们看到，“英雄”、“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国家”在使用上往往具有相同的内涵，这是因为英雄并非指的某个非凡的个人，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总体的人格化形象。可以说，新中国文学的英雄情结不是古典的回归，也不是五四精神的反动，而是其进一步的深化。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于英雄的认同问题了。什么样的英雄能得到最大多数人的认同，是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不可不考虑的问题。认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却是最基本的，那就是当一个群体面临共同的敌人的时候，群体的认同感最容易产生。正因为如此，民族英雄在社会认同感确立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与新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这种现代化一开始就是在外来侵略势力的压迫下进行的。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就是其必然结果。三十年代的日本侵华，把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推进了一步，团结御侮，一致对外成为民族的最强烈的呼声。正因为如此，当新中国寻找自己品格的代言人的时候，抗日民族英雄成为最佳的选择。当一位能体现新中国的品格的思想崇高、道德纯正、身体强健的英雄同时又是一位抗日志士的时候，人们对他的认同就会达到最广泛的程度。我们也注意到，在象征新中国品格的英雄人物中，也有不少是与解放战争联系在一起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了，在解放战争题材的小说中，我们的作家始终是把这场战争放在外来侵略的背景中进行的，在他们看来，国民党之所以反动，首先是因为它们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可以说，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与抗日英雄在面对民族的敌人这一点上有着他们的共同之处。这正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抗日英雄人物的塑造在新中国品格的确立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可见，新中国文学中的抗日英雄是作为新的民族国家的人格化形象的最佳候选人而出现的。如果我们对新中国文学中抗日英雄形象塑造的演变作一较为细致的考察，这样的结论将可以得到更加可靠的支撑。比较一下新中国初期的《新儿女英雄传》和若干年后的《战斗的青春》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两部同样以抗战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在牛大水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各种传奇的情节组织起来的、在各种传奇环境中穿行的、有着各种传奇式言行的人物，是一个“一点正经也没有”的英雄，他跟黑老蔡去地主家弄武器准备抗日，居然把笤帚挂在屁股后面冒充盒子炮，他一开始所参加的战斗竟成为自己人之间的误伤，颇像一场小孩子的游戏，就连入党这样严肃的事情也显得异常“随意”，没有正式的申请，对党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有富同享”的“农民意识”上，更不用说经过严峻的考验，就被“轻易”地吸收入党，入党的过程也极其简单。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受刑往往是表现英雄气概最好机会，但牛大水却满口“脏话”：“你们这些汉奸王八蛋，好狠心！对中国人一点不留情啊！” 而《战斗的青春》恰恰是在《新儿女英雄传》所欠缺的地方显示了它的“高明”，许凤就是一个无论从思想境界还是道德品质还是外在形体上面完美无缺的英雄，她的行动总是有正确的思想来引导，她的言语深刻而庄重。在这里，同样有许凤等人的受刑，但作者突出了她的高尚的思想境界：“许凤、秀芬、小曼站起来，三姐妹互相搀扶着。许凤的眼睛凝视着远方，缓慢地说：‘我们三个就要跟党，跟祖国，跟亲人们，跟同志们告别啦。’她说着看了秀芬、小曼一眼，声音提高了说：‘让我们好好地快乐一下吧。为什么不快乐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惭愧的，一点都不后悔，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爹娘和亲人，来，我们唱个歌吧！’……《国际歌》的歌声，激昂悲壮的声浪，混合着怒吼的风声，飞了出去。”在《新儿女英雄传》的英雄形象的塑造中，我们一方面看到古典英雄传奇的传统的影子，这是延安时期解放区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五四文学张扬个性的倾向在表现工农兵时的投影。而《战斗的青春》中许凤的出现却表明英雄人物塑造上的新的进展，那就是对新中国新的现代品格的代言，而不是个人的传奇。

　 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五四文学所形成的启蒙精神随着抗战的到来而被救亡意识所遮蔽了，这意味着，自抗战以后的文学，包括新中国文学，个人的解放问题被搁置起来，新中国文学中“高、大、全”的英雄的出现把这种“遮蔽”推到极致。我以为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新中国文学中的英雄人物，包括抗日英雄的出现不仅不是个人解放问题的搁置，而恰恰是其深化。五四文学对个人解放问题的探索本身也是在发展着的，鲁迅的《娜拉走后怎么办》就是最好的证明。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人们逐渐意识到，个人的解放和民族国家的解放与强大是联系在一起的，郁达夫不是在《沉沦》中早就发出了“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呼喊吗？抗日战争的爆发只不过为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而新中国文学正表达了对这一问题思考所得出的被普遍认同的基本结论：国家民族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的高度一致，正是国家民族的解放过程把一个个个体从物质到精神上解放出来，使之获得最大的自由。然而五十多年前的这一认识，到今天却正在变得陌生起来，当人们把兴趣再次聚集在个人身上的时候，个人欲望被一天一天地放大，而对个人与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却无暇顾及或者盲目反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在今天的文学中，新中国文学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包括抗日英雄形象的现代性意义仍然有必要获得重新的关注与阐释。

　五．总结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回望屈辱和悲壮的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间，世界列强几乎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尽管中国人民进行过一次又一次抵抗，但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中国失败而告终的。而抗日战争则不同，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亿万中华儿女形成了举国御侮的生动局面，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伟大的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要枢纽。

　其一，抗日战争是一场促进民族觉醒和团结的战争。近代中国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斗争。中国人民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华民族终于觉醒起来。抗日战争以其前所未有的气势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激发起团结御侮的巨大能量，彰显出气贯长虹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改变了中国自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屈辱地位，一扫近百年屡战屡败的悲观阴霾，鼓舞着中国人民走出幽暗的历史低谷，重新找回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其二，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变国家命运的战争。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在世界上只是一个饱受列强欺压的对象，不要说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连起码的平等对话的资格都没有。一个屡战屡败的民族，可能赢得同情，但不可能赢得尊重。抗日战争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创造了历史机遇。中国政府充分利用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一历史契机和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初步废除了各国由对华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许多特权，使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崩溃。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大国地位得以初步确立。

　其三，抗日战争是一场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民族战争，而且是追求民主与进步的深刻社会变革。在抗日战争中，作为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共赴国难，创造了团结御侮的光辉业绩。但由于国共两党执行着不同的路线，因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肯放弃反共政策，特别到全国抗战后期，不断强化独裁统治，逐渐失去了民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践行大众的民主诉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到广大群众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为建立新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 窗体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