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牧区乡村社区参与旅游的绩效评价及影响机理

李文龙，侯鹏珅，林海英，王珊，吕君

（1. 内蒙古财经大学 内蒙古经济数据分析与挖掘重点实验室，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资源利用与环境修复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社区参与”的概念最早产生于20 世纪50 年代的西方国家，现已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重要研究内容[1-2]。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方式常会受到旅游开发的影响，但反过来，社区居民的态度和行为也会影响到旅游开发和管理[3]。我国是草原大国，草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1.7%，草原旅游资源丰富，草原旅游发展潜力巨大，草原旅游业发展对我国牧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牧户收入的提高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已成为草原牧区经济发展和扶贫的重要途径与手段。但草原旅游业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社区有效参与，导致农牧户在旅游开发中没有获得公平的利益分配，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4]。同时“公地悲剧”不断上演，公共草场旅游景点数量迅速增加，景区营业面积急剧扩张，同质化发展日益严重，恶性竞争愈演愈烈，其所带来的草原环境问题也已威胁到草原牧区的生态安全[5-6]；
综合来看，牧区社区是草原旅游业发展所依托的重要社会实体，牧户是草原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意愿和行为，对旅游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影响[7-9]，如何促进牧户有效参与草原旅游业发展，增加草原旅游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提高牧区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的绩效水平，已成为草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10-13]。

20 世纪90 年代至今，在“可持续发展”与“社区旅游”理念的推动下，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旅游绩效评价是检验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发展水平与成效、制订旅游业发展路径与模式、实现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内容[14]。国外学者Ilona 等[15]研究了立陶宛相关旅游公司旅游地职员的工作绩效；
Estevão[16]论述了葡萄牙旅游集团的旅游业发展的绩效水平。国内学者Ping[17]论述了旅游企业在运用电子商务开展旅游服务方面的绩效；
周荣华等[18]借助重要性绩效分析法（IPA）研究了乡村旅游对当地居民收入影响；
邓峰[19]从游客体验的角度出发，对湘西民俗旅游的绩效进行了研究；
马瑛等[20]对太原市王吴村旅游引导的乡村振兴绩效进行了评价。总的来说，现学界对于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且较为深入，但基于旅游目的地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整合”视角对旅游绩效评价的研究缺乏关注，通常来说社区旅游业发展注重旅游经济效益，但也需要旅游社会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是旅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的高度统一。

因此，本文以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农牧户调查数据为支撑，运用GIS 方法、综合指数模型、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建立综合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要素的牧区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不同社区参与草原旅游业发展绩效差异特征，识别其差异的影响因素，总结绩效影响机理，提出提高牧区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的对策建议，研究理论上有助于丰富旅游绩效评价相关理论与案例，实践上为实现草原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视角与对策。

1.1 研究区概况

希拉穆仁镇位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达茂旗）东南部，旅游业是该镇主导产业，2019 年旅游接待点310 个，用于接待旅游者蒙古包7 636 个，接待游客112.1×104人次，营业收入5.65×108元，旅游业收入约占人均纯收入的70%，有“全民参与旅游”乡镇之称[4]。希拉穆仁草原旅游活动辐射哈拉乌素村、呼和点素村、巴彦淖尔村3 个行政村，哈拉乌素村位于希拉穆仁镇中部，是希拉穆仁镇镇政府驻地，总面积90 平方千米，辖11 个浩特乌素（自然村），总户数241 户、763 人，牧户主要经济来源为旅游收入；
呼和点素村位于希拉穆仁镇西部，总面积280 平方千米，辖14 个浩特乌素，总户数306 户、1 023 人，牧户主要经济来源为养殖业与旅游收入；
巴彦淖尔村位于希拉穆仁镇东部，总面积342 平方千米，辖43 个浩特乌素（自然村），总户数172 户、498 人，牧户主要经济来源为畜牧业生产。草原旅游开发之前希拉穆仁镇牧户的生计方式以传统的畜牧业为主导，伴有少量牧户外出务工；
草原旅游开发之后，畜牧业生产规模大幅度减小，草地功能由畜牧业生产逐渐转向旅游功能，当地大量牧户开始经营牧家乐，旅游生计型牧户数量大幅度增加。总体来看，三个社区具有相同的宏观区域背景，但旅游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存在显著差异，这为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的研究提供了绝佳范本。

1.2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自然基础数据、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与牧户家庭数据。自然基础数据包括2020 年土地利用/覆盖数据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从中国科学院“全国土地利用数据库”获取土地利用/覆盖数据，数据综合精度达91.2%；
从NASA（https://ecocast.arc.nasa.gov）获取2020 年GIMMS-NDVI 数据集；
采用通用“像元二分模型”获取年、月植被覆盖度数据集。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包括达茂旗旗志（1993 版和2005 版）、1990—2020 年达茂旗统计年鉴、1990—2020 年达茂旗政府统计公报，以及各乡镇和苏木政府工作报告、农牧业统计年报、农牧业发展规划，数据主要来源于达茂旗农牧业局、水文局、政府办、希拉穆仁镇政府社会经济统计站。

牧户家庭数据包括被调查者家庭基本情况，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职业等，牧户参与旅游业情况以及牧户对草原旅游影响的感知情况等（表1）。调研时间为2017 年7 月—2020 年10 月，以哈拉乌素村、呼和点素村、巴彦淖尔村为调研区，采用多阶段、多层次的随机概率抽样方法选择调研牧户，采取相关部门座谈、关键人物访谈、问卷调查方法（PRA）等方法，全面收集三个社区、牧户家庭数据。共发放问卷750 份，回收有效问卷573 份，问卷有效率为76%。其中，哈拉乌素村牧户占总户数比例为33.0%，该社区牧户劳动力比重、受教育程度、人均收入水平最高，区位优势明显（可达性指数为0.93），旅游市场成熟、基础服务设施完善；
呼和点素村牧户占总户数比例为37.7%，该社区牧户劳动力人均年龄、劳动力比重、受教育程度、人均收入较高，参与旅游业发展的主要方式是为旅游者提供自己家庭生产的畜牧产品和旅游务工；
巴彦淖尔村牧户占总户数比例为29.3%，该社区牧户劳动力匮乏且平均年龄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年人均收入最低，但人均牧场面积最大，因距离草原旅游集散地远（可达性指数为0.37），参与草原旅游发展机会最少，旅游业发展水平最低。

表1 样本村牧户描述性统计特征

2.1 绩效指数计算

首先，选择极差法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指标的信息熵ej：

式中：sj为j地社区参与旅游绩效，sj值越大，表示此地区社区参与绩效水平越高；
Wi为i项指标的总权重。

2.2 绩效影响因素

引入因子贡献度（pj）、指标偏离度（vj）和指标障碍度（nj），对牧区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提升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归纳社区旅游绩效主导因子特征，进而为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影响机理的剖析奠定基础。

障碍度模型为：

式中：pj代表评价体系指标对研究目标的影响程度大小，即指标权重（sj）；
vj表示为单项指标标准化后值（cij）与100%之差；
nj代表指标的障碍度，nj越大，表明该指标对旅游绩效提升阻碍越大，该指标是旅游绩效的重要影响因子。

2.3 指标体系构建

社区参与视角的旅游绩效多被理解为关于社区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的函数[21-23]，其中，旅游经济效益是旅游目的地形成和产生的重要根源，是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前提，旅游社会效益是旅游业良性发展的重要保证，是社区有效参与旅游活动的有效支撑，旅游生态环境效益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社区参与草原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目标[24]，基于此，本文基于社区的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3 个维度，构建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调研中发现草原旅游活动明显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社会声誉的提升，提高了牧户家庭居民就业与收入，也深刻影响着草地功能转换以及土地利用强度。借鉴吕君等[8]、吕君和孟昀[11]的相关研究，结合希拉穆仁镇参与草原旅游的实际情况，选取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度、社会网络度、社区知名度、社区文明度、治安环境水平6 个指标表征社区旅游社会效益；
选取居民就业率、居民旅游收入、恩格尔系数、负债家庭比例、人均居住面积、基础设施完善度6 个指标表征社区旅游经济效益；
选取环境保护意识、环境保护投入、植被覆盖度、土地利用强度、生态服务价值5 个指标表征社区旅游生态环境效益。

生活满意度是表征社区居民对旅游活动自身的态度；
社会信任度、社会网络度表征社区社会关系受旅游活动的影响；
社区知名度、社区文明度、治安环境水平表征社区的外部评价；
居民就业率、居民旅游收入、恩格尔系数、负债家庭比例表征旅游业发展对社区经济方面的影响；
人均居住面积、基础设施完善度表征旅游对社区基本生活条件的影响；
环境保护意识、环境保护投入表征旅游业发展对传统生态保护认知的影响；
植被覆盖度、土地利用强度、生态服务价值表征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保证评价指标体系的可靠性，运用SPSS19.0 软件信度系数法与Stata15.0 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各指标进行信度分析与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信度系数（alpha）为0.887，方差膨胀系数（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为9.2，表明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信度较高，各指标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2）。

表2 牧户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3.1 绩效评价结果

运用公式（2）计算得出哈拉乌素村、呼和点素村、巴彦淖尔村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指数，结果见表3。

表3 牧区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指数

总体来看，希拉穆仁镇三个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的绩效水平由高到低排序为：哈拉乌素村（0.663）、呼和点素村（0.583）、巴彦淖尔村（0.568），以自然村参与草原旅游绩效指数为依据，运用等距分组法将其分为旅游绩效核心区（0.663 ～0.442）、旅游绩效缓冲区（0.442 ～0.221）、旅游绩效边缘区（0.221 ～0）（图1），可以看出，希拉穆仁镇参与草原旅游绩效变化呈现距离衰减规律，空间因子对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哈拉乌素村是希拉穆仁镇镇政府所在地，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区，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服务设施相对完善；
呼和点素村距离哈拉乌素村较近，所在景区规模均较大，如古列延、天堂草原等景区修建有大型停车场，而牧家乐等旅游接待设施也相对完善，大型草原旅游活动都在该区域举行，游客接待能力强；
巴彦淖尔村距离旅游中心集散地最远，受旅游业发展辐射带动作用最小，成年劳动力参与旅游活动人口数最少，其仅占成年劳动力总人口数的27.53%。

图1 草原旅游绩效空间分布图

社区旅游社会效益方面（A1），巴彦淖尔村（0.801）＞哈拉乌素村（0.706）＞呼和点素村（0.541），总体来看，希拉穆仁镇旅游业发展对社区的社会效益提升作用不显著，表现为旅游活动越强烈社区。其社区居民生活满意度水平、社会信任度水平、治安环境水平越低，而对于社区社会网络、社区知名度、社区文明度的影响越小。在调研中发现希拉穆仁旅游区恶性竞争事件频发，旅游市场整体处于恶性竞争状态，导致社区牧户间信任程度低，又因管理不到位，其治安环境较差。原因是传统畜牧业生产社区面对草原旅游业发展的正式制度建设尚未健全，而社区非正式制度（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在旅游利益驱使下其作用显得捉襟见肘，因此，良好的旅游市场竞争环境建设、社区乡风文明建设等内容对于希拉穆仁镇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与意义，现已成为希拉穆仁镇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如X 军牧家描述：

“自从家家干起了旅游，人们互相帮助的机会少了，反而互相竞争变得多了，谁都想多挣钱，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有时候会发生冲突……”。

社区经济效益方面（A2），呼和点素村（0.982）＞哈拉乌素村（0.885）＞巴彦淖尔村（0.301），总体来看，希拉穆仁镇旅游业发展对社区的经济效益提高作用显著，表现为旅游活动越强烈社区。其居民就业率、居民旅游收入、人均居住面积、基础设施完善度均较高，恩格尔系数较低，负债家庭比例越大。在调研中发现呼和点素村牧户92.3%的牧户从事旅游服务，牧户家庭用于从事旅游服务的蒙古包个数最少8 个，最多133 个，平均43 个，家庭人均收入3.73 万元，83.26%的牧户在达茂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镇拥有楼房住宅，但调研中也发现为扩大旅游经营规模，牧户旅游投入逐年增加，其负债家庭占比71.48%，家庭金融风险巨大，牧户生计趋同性特征显著，生计单一性趋势明显，生计脆弱性水平不断提高，因此，降低社区金融风险与旅游生计脆弱性是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如镇干部阿X 描述：

“由于草原旅游季节短，维护费用高，居民又想扩大规模，提高接待能力，只能依靠贷款，截至2020 年4 月，农牧户在希拉穆仁镇农村信用社贷款牧户514 户，2 960 余万元，有约20%牧户借债100 万元以上，今年（2019 年7 月）由于疫情原因旅游收入很少，银行贷款如何偿还，有多少人面临返贫……”

社区旅游生态环境效益方面（A3），巴彦淖尔村（0.604）＞哈拉乌素村（0.401）＞呼和点素村（0.228），总体来看，希拉穆仁镇旅游生态环境效益较低，尤其旅游业发展水平高的社区，其环境保护意识越弱，植被覆盖度越低，土地利用强度越大，生态服务价值越小，原因是旅游业发展水平高的社区，被承包用于旅游活动的草地面积越大，旅游活动的“公地悲剧”效应越强，生态环境破坏越严重；
在空间上运用ArcGIS 软件缓冲区功能，以希拉穆仁镇游客集散中心地为原点，按6 000 米为半径向外分成三个圈层进行植被覆盖度、土地利用强度的差异分析，发现随着距离中心地远近不同，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干扰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旅游生态环境效益明显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草原旅游区与其他类型旅游区不同，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强干扰地区位于中间圈层，原因是草原旅游活动实际多在中间圈层完成，中间圈层草地受旅游干扰强度最大，因此，在草原旅游生态环境保护中应该把中间圈层作为保护重点而非旅游区核心圈层。如呼和点素村牧民巴X 描述：

“草场出租后，当地人保护草场的观念更淡薄了，旅游经营面积不断扩大，这些年旅游活动对于草场的破坏是很明显的，现在到处都是接待游客用的蒙古包，今年（2019 年）比去年蒙古包数量明显增加了几千个（4 000 多个），柏油路（硬化路面、宽12 米）、砂石路（砂石路面、宽9 米）、自然路（游客车辆在草原上碾压形成的常用路宽6 ～9 米）、草原路（车辆在草原上随意奔驰所形成的非常用通道和游客骑乘马道、宽4 ～6 米）规模不断在扩大，现在的草原环境已经变得非常脆弱了……”。

3.2 绩效影响因素识别

3.2.1 准则层影响因素识别

希拉穆仁镇参与草原旅游绩效提升准则层因子障碍度由高到低排名是旅游生态环境效益（42.10%）、旅游社会效益（38.63%）、旅游经济效益（19.27%）（表4），旅游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均具有较高的提升空间，特别是旅游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严重失衡的结构性问题，成为制约希拉穆仁镇参与旅游发展绩效提升的瓶颈，也是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表4 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障碍度指数

哈拉乌素村参与草原旅游绩效准则层因子障碍度由高到低是旅游社会效益（44.08%）、生态环境效益（42.56%）、经济效益（13.26%）。近年来，随着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快速发展，哈拉乌素村不断扩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生态环境压力逐年增加。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社区社会网络不断扩张，但社会信任度不断下降，导致社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呈现较低水平，调查结果显示社区文明度、社区知名度现已对当地旅游业发展呈现负向作用。因此，提高哈拉乌素村旅游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对于提高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水平具有事半功倍作用。呼和点素村参与草原旅游绩效准则层因子障碍度由高到低是生态环境效益（46.53%）、社会效益（39.09%）、经济效益（15.38%），呼和点素村参与旅游绩效提高的最大障碍是生态环境效益（46.53%）与社会效益（38.09%）。该村是游客骑马、射箭、滑草、博克体验等旅游活动的集中区，受道路密度大影响草地景观破碎化程度最高。同时，该村也是受外地文化影响最大的村落，社会网络相对发达，但社会信任度较低。巴彦淖尔村参与草原旅游绩效提高的最大障碍是经济效益（45.22%）与社会效益（37.39%），调查发现巴彦淖尔村受草原旅游发展辐射带动作用最小，家庭旅游从业人数、旅游收入等指标均最小，主要原因是巴彦淖尔村距离旅游核心区远，道路通达性差，社区知名度低，以接待散客为主，但该社区生态环境良好，如何发挥生态环境优势，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巴彦淖尔村未来旅游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3.2.2 因子层影响因素识别

希拉穆仁镇参与旅游绩效提升障碍因子由高到低是土地利用强度（13.63%）、植被覆盖度（10.58%）、社会信任度（8.89%）、负债家庭比例（8.06%）等（表5），可以看出，旅游活动提高了希拉穆仁镇土地利用强度，降低了植被覆盖度。调研发现车辆碾压所形成的道路对环境影响最大，其次是旅游活动的破坏，再次是旅游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可见旅游通道、景点的合理化布局和建设是保护草原旅游区景观与生态环境的最主要任务。

表5 社区参与旅游绩效的因子层指标障碍度指数

哈拉乌素村参与旅游绩效提升的障碍因子是社会信任度（14.21%）、社区文明度（9.86%）、植被覆盖度（9.03%）、生态服务价值（8.52%）等，可以看出，外来旅游文化对于草原旅游核心区哈拉乌素村文化冲击最大，传统的邻里互助等优良文化遭到破坏。因此，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是该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呼和点素村参与旅游绩效提升的障碍因子是生态服务价值（15.05%）、土地利用强度（11.27%）、社区文明度（10.25%）、社会信任度（9.08%）等，可以看出，游客旅游活动对草原旅游区缓冲区——呼和点素村生态环境遭到的破坏最大，在草原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草地生产功能逐渐向观光、娱乐功能转变，在此过程中生态服务价值的挖掘与保护是该村旅游业发展中亟须重视的问题。巴彦淖尔村参与旅游绩效提升的障碍因子是居民旅游收入（14.33%）、居民就业率（10.06%）、人均居住面积（9.57%）、基础设施完善度（9.06%）等。可以看出，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平衡、不充分，巴彦淖尔村牧户旅游收入低、旅游就业人数少，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已成为巴彦淖尔村参与草原旅游绩效提高的重要障碍，深入分析可知其根本原因是区位条件差，旅游交通便利性差。因此，如何克服区位条件因素限制，将良好生态环境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是巴彦淖尔村旅游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

3.3 社区参与旅游绩效影响作用机制分析

区位条件是希拉穆仁镇参与草原旅游绩效的首要影响因素，是哈拉乌素村、呼和点素村与巴彦淖尔村参与旅游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
希拉穆仁镇参与草原旅游仍然处在追求旅游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早期发展阶段，对旅游发展的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关注较少。旅游经济效益是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的原始动力，对于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绩效影响最为显著，旅游社会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是旅游经济效益的基础，因旅游发展阶段不同，对不同旅游功能区旅游经济效益作用具有显著差异，在草原旅游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旅游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对经济效益的增大具有积极作用，如牧区传统文化和草原景观是旅游重要吸引物，但随着草原旅游业的发展过度追求旅游经济效益弊端逐渐显现，社会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对旅游经济效益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究其原因是随着草原旅游业发展，保障牧户在旅游开发中获得公平利益分配的正式制度建设较慢，社区原有非正式制度（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在旅游利益冲击下作用“捉襟见肘”，从而引起旅游产品庸俗和伪民俗化，叠加“公地悲剧”造成的草原生态景观破坏，草原旅游地旅游形象与品牌受到损害。从空间来看，随着社区距离旅游核心区远近不同，制约其参与旅游业绩效的首要因素存在差异，位于旅游核心区社区旅游绩效的首要制约因素是社会信任，位于旅游缓冲区社区旅游绩效的首要制约因素是生态服务价值，位于旅游边缘区社区旅游绩效的首要制约因素是旅游收入。因此，在草原旅游业发展中既要关注社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问题，更要关注不同社区参与旅游的绩效协调问题，进而分类施策，从而促进社区有效参与草原旅游业发展。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区中的牧区社区为研究对象，使用综合指数法、障碍度模型以及ArcGIS 等方法研究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牧区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现仍处在仅注重追求旅游经济效益的初级阶段，社区旅游社会与生态环境效益问题缺乏关注，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的结构性问题已成为社区参与旅游绩效水平提高的重要障碍。从空间来看，牧区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变化呈现距离衰减规律，空间因子对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大小具有重要影响，随着社区距离旅游核心区远近不同，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的障碍因子存在显著差异。位于旅游核心区的社区应注重本地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以及其正式制度的建设；
位于缓冲区的社区应注重旅游生态环境的保护；
位于旅游边缘区的社区应注重克服区位劣势，将传统文化、良好的草原生态环境景观转变为旅游经济效益，从而促进不同社区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提高社区参与旅游绩效、改善社区居民生活条件、增加社区居民生活满意程度既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其应承担的责任。社区参与旅游业的绩效评价一直是旅游地旅游业发展中的热点与难点内容，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背景下，综合社区参与旅游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来评估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其难点是实现社区旅游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替代指标的选取与定量化。本文虽然尝试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对社区参与草原旅游绩效进行了量化与界定，得出了较为实用的结论，但由于缺少基于时间尺度变化的对比研究与规律性总结，因此，需要在后续对其研究中继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