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社会各界对乡建运动的反思

刘庆丰,邓群刚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以下简称“乡建运动”)的主题由“以农立国、民族自救”转移至“抗战建国”上来。迄今为止，学界对抗战爆发后乡建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乡建实验区的介绍分析，或者侧重于《抗战建国纲领》制定的原因、过程、内容以及抗战与建国关系的探讨；
学术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更多地集中在不同乡建理论的区别与比较、乡建运动对当代的启示(1)参看钱理群《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刊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刑宇宙《再思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建设与改造》，刊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吴忠伟《“内”观与“他者”的目光：梁漱溟、费孝通对“乡村建设”中“礼俗”的不同理解》，刊于《江海学刊》2017年第4期；
刘重来《梁漱溟与卢作孚—“精神上彼此契合无间”——兼议梁漱溟对卢作孚乡村建设的评价》，刊于《孔子研究》2018年第4期；
李烊《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回眸、反思与展望——以梁漱溟、晏阳初和费孝通为中心的考察》，刊于《中国农史》2022年第2期等。和“抗战建国”与教育建国的异同、“抗战建国”与民族复兴等(2)刊于杜世伟《浅析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刊于《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
何云庵、时广东《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评析》，刊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
张幼的《再论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刊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汪朝光《抗战与建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研究》,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
郑大华《“民族复兴”话语下“抗战建国”的讨论》,刊于《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
张运君的《抗战建国与教育建国：战时福建的小学教育》,刊于《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等。问题上，而对于当时社会各界关于乡建运动的历史定位、发展走向问题的认识与评析并未给予一定重视，尚未发掘到与此相关的专题性文章。实际上，全面抗战爆发后，长期关注乡建运动的政界人物、经济学家、教育家、记者与参与其中的乡村建设派(以下简称“乡建派”)都对以往乡建运动缺乏失效的原因、今后怎样开展“乡村建设”以及战时“乡村建设”的意义等进行了有益思考，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抗战爆发后社会各界对乡建运动的思考作一梳理和评析，诚望识者批评指正。

七七事变后，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力要求下，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第一次将抗战的意义提升到了建国的高度，即抗战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要取得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且要通过抗战实现国家重建。此后，“抗战建国”迅速成为全面抗战时期的主流话语。

几个月后，在日军猛烈进攻下，中国沿海的华南地区和沿江的中部地区部分领土相继失陷。中国抗战重心被迫转移到大后方，农村成为抗战的主阵地，农民成为抗战的主力军。“我们军械不如人，装备不如人，所能胜过敌人的是无限的人力与物力”，“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抗战能否持久更需后方的充实……全民族中最具坚韧最富潜伏力，足负起长期抗战使命的，莫过于三万万农民，所以这次战争的胜败，实在系于农民抗战的有无办法。”〔1〕“农民的血液就是民族生命的源泉，农民是对敌人员的主力军”〔2〕。

然而，当时农民对战争的认识与实际的做法不免让人失望愤慨。“一般民众多浑浑噩噩，不知国家为何物，尚以为此次战争系普通内战相同，有的受汉奸宣传所蒙蔽，以为将来宣统皇帝必登台，则其痛苦即可解除”〔3〕。有的农民反问道：“谁来以后，不是我们种地吗？日本人来了，他也需要种地的才行，我们是种地的”〔4〕。在抗战过程中，“前线或后方无数的汉奸活动着，放‘红绿灯’的、放‘火箭’的，甚至当敌人的飞机被迫降落的时候，乡里的农民还有帮着他们推动，让敌人从容离开的。”〔5〕“更有可痛心者：我们的民众，无论男女老幼，在前线或在后方，固有常被运动变作汉奸的事实，而在已被敌人占领的地方，我们的壮丁，更被驱为敌军的急先锋与敢死队。现在火线上来打我们的，不是敌兵，而是我们自己的壮丁、民众。我们去搏了命而打死的，不是仇寇，而是我们自己的骨肉同胞!”〔6〕

另外，乡村建设经过多年蓬勃发展，风靡全国，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得到教育家、执政者的提倡，还引起了金融界、文艺团体、促进工业的机关的注意。“有些提倡都市平民教育者改而提倡乡村平民教育；
有些提倡工商职业教育者改而提倡农业生产教育。在政府方面，行政院有农村复兴委员会、省政府有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市政府有如青岛乡区建设委员会；
在大学方面，有如燕京大学在清河、金陵大学在乌江、齐鲁大学在龙山；
在私人团体方面，有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等。”〔7〕且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到全面抗战前夕，“全国已有六百多个团体从事农村工作，有一千多处从事实验。”〔8〕而全国的乡村建设团体也已“有了一千零五个。”〔9〕“建设乡村，是全国上下的呼声，所以乡村建设运动，是一个应运而生的社会运动。”〔10〕

然而，乡建团体在数量上可观的同时，乡建运动的实效却不如人意。在翻阅资料过程中，不乏看到各界人士这般慨述：“我们在乡建问题上埋头苦干而未尝丝毫放松，乡建虽取得一隅一地的成效，而总体上却成绩很少，局部的见效不得谓之成功。”〔11〕“惟以过去各方所采原则，未能尽切实际，故鲜特效。”〔12〕“我们过去何当没有一些成绩，但这些成绩都是片段的。因为是片段，所以难收久远的实效。”〔13〕“于现代科学的生产标准和一般农民的现实需要相差甚远”〔14〕。

为此，在民族危难、亟需药方以图救急的时代背景和改变现状是“今后乡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先决条件”〔13〕的现实召唤共同推动下，社会各界展开了对以往乡建运动的反思。

要想让“乡村建设”在战时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要弄清过去乡建运动缺乏实效的原因。正是秉持这一逻辑，各界人士根据各自的观察、了解及工作经验对乡建运动展开了检讨，得出了如下结论。

1.目标不一，工作无法统一。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15〕其义指众人专注于一个目标，戮力同心，团结一致，才能将理想变为现实。乡村建设本是整体而非枝节的建设，其中事业虽发起于多方社会组织、兴办于诸多地方团体，但目标一致，各方联系密切，工作上协调统一、通力合作，是推进乡建整体事业长足进步、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事实上，源于各乡建团体发自于不同地方的社会组织，大家在乡建理论的认识上一时间难以完全摆脱形成已久的思维定式，在具体目标上表现的庞杂多样、莫衷一是，如晏阳初之“乡村建设”的目标是“以文艺教育救愚、公民教育救私、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培养国民智识力、团结力、生产力、强健力，遂推至全国”〔16〕，江恒源之“乡村建设”的目标是：为“训练本区以内的一切农民，使全区农民整个生活，逐渐改进，由自给自立以达于自治，俾完成农村的整个建设”〔17〕。

这种目标不一的后果，便带来乡建事业具体内容上的各行其是，直接严重影响了乡建运动的实效。《乡建通讯》(3)《乡建通讯》创刊于1939年5月，是由国民党政府出版、中共秘密参与管理的一份以浙江农村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期刊。详见浙江工商大学2017年吕杨的硕士论文《全面抗战时期报刊的经济动员研究——以浙江省〈乡建通讯〉为例》。主要撰稿人之一的徐寅初总结性地认为，过去乡建运动缺乏实效是由于大家目标不同，无法形成统一的计划，在建设内容上各执己见。“有的以读书写字为中心事业；
有的以自卫组织为中心事业；
有的以农业推广为中心事业；
有的以青年训练为中心事业；
有的以合作组织为中心事业；
有的以医药卫生为中心事业”〔18〕。长期从事民众教育研究工作的凌思源明确指出，就建设范围讲，“有的主张以县为中心单位，有的主张以区为中心单位，还有的主张以乡或村为中心单位。以村为中心单位者，像山西村治，洛阳中原社会教育馆村单位活动；
以乡为中心的，如重庆的驴溪实验乡，江西遂川、赣县等处的实验乡；
以区为中心单位的，像无锡江苏教育学院的慧北及北夏等实验区；
以县为中心单位的，如邹平、定县及菏泽等处”〔19〕，这般混乱很是问题。著名社会学家、乡建派代表人物杨开道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政治分界问题上，“乡建工作者们对于我们到底是个政治运动，还是社会运动，我们应否参加政治工作，应否用政治力量推行乡建运动上众说纷纭，步骤上，有的完全站在政治立场，有的完全站在社会立场，还有的站在学术立场，有的时而站在政治立场时而站在社会立场”〔20〕，致使乡建运动呈现支离破碎的局面。可见，目标不一、工作无法统一是造成以往乡建运动成效不足的重要原因。

2.经费上难以为继。

“财政乃庶政之母”，乡建运动是一种以改造乡村为基本诉求的实践性社会运动，充足稳定的经费来源是维持乡建工作运行，推进乡建事业发展的坚实保障。可纵观乡建运动发展史，不难看出，在经费问题上，多地乡建事业时常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军人出身，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战时担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的伍廷飏就此严正指出：“现在各县的乡保经费大都每乡或每保只有几块钱。国家的许多事业，除军事和外交由中央政府统筹办理外，其他各项事业差不多都要依靠乡村建设主办，这样几块钱的经费如何能办的来许多事呢？”〔21〕著名农业经济学家、乡建派代表人物乔启明也无可奈何地叹道：“有的地方最初专凭少数乡建领袖四处演讲募捐，获得大批款项，便聘请许多负有盛名的教育专家、经济专家和卫生专家去共同工作，可现在经济上难以为继，一般已上轨道而有研究成绩者，都离开了”〔22〕。可见，经费问题实为阻碍乡建事业发展的一大难题。

3.缺少切实可行的方法。

教育家陶行知认为，“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给以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这叫‘因材施教’”〔23〕。乡村建设工作是多方面的，凡与农民生活有关的无不包括在内，这就要求乡建工作者们必须根据实际状况量体裁衣，对症下药。然而，事实却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战时支持晏阳初等人乡村建设工作的湖南省政府省主席何键就乡建运动提出批评意见，他分析道：乡建人员在工作方法上不注重实际，主要包括：“未顾及农民经济能力，而提倡之事业花费太多，致使农民负担不起；
一切设施太表面化，少于农民发生感情，农民对于一切新建设始认为是官府的花样，存在敬而远之的心理；
未看清农村客观需要，纯凭自身主观成见做事；
为求达速效的缘故，多注意表面的工作的同时，事业太多，类别过繁，使农民因厌烦而疲倦；
违背当地的风俗习惯，引起农民的反感等方面”〔13〕，乡建成效低微大半由于方法错误。长期从事哲学、教育理论研究，推行平民教育工作的乡村教育家瞿菊农在检讨过去乡村工作时强调：“以往乡村建设工作的实验，我名之谓社会的实验。社会的实验方法总顾不到历史文化的背景，顾不到具体的问题，其结果便是乡建运动空有声势”。〔24〕因此，缺少切实可行的方法也是乡建运动成效不足的重要原因。

4.缺乏强固严密的组织。

各界人士对“缺乏组织”的讨论涵盖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乡建运动本身缺乏组织。如从事国民基础教育与农村金融工作的曹钟瑜认为，“正是自身缺乏严密组织，它的工作必陷入没有统治，没有计划的状态；
正是自身缺乏严密的团体组织，有效的下级机构才无法形成，它的工作无法能够使自己成为主动的推动，常落于被动地位；
正是自身缺乏强固的严密的组织，他们彼此间的工作即不容易取得一种联系，在方法上缺乏彼此互商，彼此互助；
正是自身缺乏严密的团体组织，所以当一个机构存在一种形式时固然可以凑合着工作，可一旦遭遇变故，便容易散漫”〔25〕。因此，乡建运动缺乏实效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强固严密的组织。另一方面认为农民缺乏自治自享的组织机构。乔启明指出，乡建事业走到今天这步，最大的原因是农民缺乏自动的组织机构。“定县的同学会，邹平的村学，镇平的自卫队等组织，不过是被动局部的组织，而不是自动全民的组织。”“乡村建设事业经纬万端，其所取途径类多借重外力，而农民反处于被动地位(无自动组织)，以致一旦环境变迁，外力引退，其所进行之事业俱告停顿。以往国内乡村建设事业呈现此现象者，屡见不鲜。此诚我国乡村建设之绝大失误与损失。”〔12〕

由上观之，过去乡建运动缺乏实效是多重原因所致。各界人士从不同角度对过去乡建运动的检讨，不仅客观上揭橥了乡建运动外强中干的实际状况，也为我们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乡建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不难发现，在关于乡建运动的检讨中，社会各界表达出对过去乡建运动的许多“看法”。但反思批评不是终极目的，推动一个适应新时代、新潮流的乡建运动才是关键所在。如何发挥乡建运动在全面抗战时期应有的作用，即今后怎样进行“乡村建设”？这是社会各界思考的主要问题，意见如下。

1.乡建运动的自身建设

首先，乡建运动要依靠政治力量。乡建运动要不要依附于政治力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早期之米迪刚父子兄弟在翟城村、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其后陶行知在晓庄、彭禹廷在镇平、村治学院在河南、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的乡建运动，都大体循同一进向或路径，均源于社会力量或社会组织之发动，其立场多是“处超然的地位，不深入政治”〔26〕。但由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发动的乡建运动却遭遇了现实的障碍。一方面，“在历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中，许多代表主张组织全国乡村工作协会，却始终未能实现”(4)“主持大会的乡建领袖们，力主审慎，所以未能实现......一是，乡建运动各领导机关，如定县、邹平、无锡各团体，大有自顾不暇之势，不愿挑担子。二是，此种全国性组织，容易被政客利用”。参见徐宝谦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基础》，刊于《乡村建设》1936年第3期第2页。；
另一方面，各地举办的乡建实验区力量不够，难以发展下去。“如欲将乡建成果、经验推行下去，非籍政治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5)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10月印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二十五年度工作概览》8页。。因此，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建运动应当利用政治的力量，似乎已然成为许多人的结论。

但令人纠结的是，利用政治力，又有着极大的危险。一方面，“因为，政治是重事不重人的，一条公路要修，一种工程要做，在政治家的眼光看来，大可征集民夫，强迫去做”〔27〕。而从根本上而言，“乡村建设的对象，在人而不在事”，这与乡建运动的初衷和价值追求不符；
另一方面，利用统治阶级的力量会招致农民的反感，“民众对运用行政力量的乡村运动团体或乡村工作者不能有亲切的同类感，而会在情绪上发生迁就、畏惧、躲闪甚至憎恶与怨怼”〔28〕，进而使乡建运动陷入“政教合一”的困境。因此，社会上反对乡建运动依附于政治的言论也一直存在。

全面抗战的爆发改变了这种状况，依靠政治力量俨然成为社会各界的主流声音。四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江津实验区(6)江津实验区是1933年10月在四川省江津县(现为重庆市江津区)建立的一个乡建实验区。详见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年刘庆丰的硕士论文《抗战时期“四川平教会”的乡村建设活动及其当代启示》。创办者、乡建派代表人物高显鉴明确指出，时下“政教合一”与“建教合一”是乡建运动的方法和出路。“所谓‘政教合一’是要以政治同教育的力量合而为一，‘建教合一’同样的是要合并建设同教育的力量。政治是一个国家推动一切事物的根本力量，以政治推动教育，让教育发挥出本应有的前进性，自然就达到辅助政治的功能。具体到保甲方面，保甲制度的改良和增进，需政府出台‘归农运动’的政策文件，推动媒体宣传，并注重对保甲长人选的识字教育、政治教育和生产教育，才可既为农村带来物力，人力，又解决豪强的把持妄为问题；
而对保甲长的教育训练，又反向利于农村政令的推行，政策的贯彻与落实。”〔29〕致力于社会调查工作的社会学家，战时担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言心哲进一步强调，战争状态下“要想乡村建设办的有成效，必先修明内政，内政修明，乡建工作各方面才有推动的可能。修明内政以我来看，有起码的两种工作：维持地方治安和废除苛捐杂税。毋庸置疑，此工作的完成一方面固在政府的决心与毅力，能认真来推动，一方面须政府集各方头脑，想出完善的方法和技能，切实的去执行”〔30〕。战时担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方显廷亦认为，“农村建设应由政府负推动及实施之责，在此民智落后之我国,民众教育尚未普及，民众组织未臻健全之时尤为重要”〔31〕。此外，乔启明、刘景源等(7)“农民运动倡行之方式，则在政府、社会协力并进，共促其成。”参见乔启明《农民运动与抗战建国》，刊于《农业推广通讯》1939年第7期第10页；
“如果我们只知道乡村建设的工作，是管、教、卫、养，忽略了它的目的是在协助政府推行政令，和贯彻政府的设施，那不算是对于乡建有正确认识的。”参见刘景源《乡建与内政论辑：如何加强乡村建设的政治力量》，刊于《现代读物》1939年第6-7期第21页。皆表达了相同看法。

其次，乡建运动应注重人员建设。平时，乡建工作者重在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希冀以组织和教育的方式凝聚社会力量、传播科学知识、提高民众素养。而全面抗战的爆发对乡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毕业于河北定县实验区专科学校、战时在江津实验区担任要职的乡建派人物刘醒侬认为，“在平时的乡建工作者犹可以文质彬彬，可在战时，非有很大胆量决不能深入战区去训导乡民，激励起一般乡民同仇敌忾的觉悟与团结力的；
抗战中的时事，转变的非常迅速，乡建工作者要把国际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和纵横捭阖的利害关系结合起来，观测战局动态，好去教导一般民众；
在抗战期间，后方的治安防护和防空防毒工作十分要紧，乡建工作者们必须具备能力处理这两方面的实际问题”。因此，“至我教育界人士，尤其是乡建人员们，在长期抗战中唤醒民众，激发抗战情绪的工作更多，训导乡民，动员后方武力的责任更大，我们自己应先具备懂政治、有胆量、有见识、有军事常识、有医药常识、不怕牺牲等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才说得上够格”〔32〕。曾任福建省晋江乡村师范教导主任、浙江省民众教育馆馆长的乡村教育家郭人全也谈到，“人选上，乡建实验各区区长应遴选熟谙政治、军事的人员充任，各股指导员应由具有政治认识、不怕牺牲、热心乡建事业的青年充任”〔33〕。

与此同时，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博通文史、教育、财经等多门学科的著名学者姜书阁，针对农村中一直存在的乡建人员(多是外乡人)与农民隔阂太深和农村知识青年流失的状况，提出多用同乡人从事乡建工作的建议。他强调，同乡人“不但对于生活习惯可以与民众同化，对于风俗人情可以彻底了解，而且对于当地的人都有亲族或邻里的关系，办起事来自然减少不少阻碍”，“要对农村知识不太高的青年进行训练，使其成为乡建工作积极的力量，训练他们如何与士绅融洽，如何打破与老年人的代沟，如何把工作落实到农民的身上，增强农民对乡建工作的认同感”〔11〕。

最后，乡建运动要注重组织建设。一方面，如前所述，曹钟瑜认为，乡建运动缺乏实效是由缺乏严密组织所致。天天喊着组织民众的人而自身无组织。为此，他主张，当务之急要建立“有固定一个主张、有共同遵守的纲领条目、有一个具体的规练”〔25〕的乡建组织。它能对各地方性组织工作进行总体上的规划、指导，有效推动乡建事业的整体发展，又能在“抗战建国”时代中形成一股强大力量，在时代浪潮中作出应有的贡献。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的教育家马秋帆则明确提出，现如今，“只有大家同心协力把各地乡建者的地方性组织发展成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的整体性组织……如是各种工作循一定计划进行；
如是抗战建国行程得以缩短；
如是社会逐渐繁荣”〔34〕。另一方面，乔启明认为，“乡村建设”应有农民组织为推动之核心，此核心则以农会为最宜。至于原因，他强调：“以农会为推动之核心，其利有四。其一，农会为依农会法及农会施行法而组织的社团，以此推行一切乡村建设事业，自有其法律地位，便能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其二，农会以农民自有自治自享为组织原则，故不假重外力……此不独足以训练并开发农民潜伏之天才，造就农村优秀领袖，且可免以往乡村建设处于被动地位。其三，农会以农民大众为组织之细胞，以改造整个社会为对象，训导农民组织化、纪律化、合作化。农民深知与农会共休戚，因此关怀倍切，爱护有加。其四，以往，中央有农业技术与推广机构，而农民无接受的组织，至上下脱节。今若组织乡农会，既能为农业推广的下级机构，又能代表本地农民，就农业发展与改良问题向政府机构提出建议”〔12〕。

应该说，各界人士将依靠政治力量、注重人员建设、注重组织建设作为抗战爆发后乡建运动自身建设的基本内容，这一认识和把握还是比较中肯的。如果照此进行乡村建设，必能使乡建运动转危为安，从而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以及国家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2.抗战总动员下的“三大建设”

“国难日亟，国土渐蹙，若不全民一致奋起，则亡国待日！”〔35〕如何保证战时军民的供给和维持战争的巨大物质消耗？如何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共肩救亡工作？如何增强自卫能力，抵御敌人的攻击？成为时代洪流下改变抗战面貌、扭转战争危局的三大要旨。由此，进行抗战总动员下的“三大建设”也成为战时乡建运动的当务之急。

首先，抗战总动员下的物质建设。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战大后方的物质建设尤为关键。只有前方战士和后方民众的物质必需品得到保障，才能将抗战进行到底。正如农业学家马寿徵所言，“抗战到现阶段，不单系武力决斗，且经济上斗争已成显明之事实，前方亟需充分给养，必须设法使前线将士温饱，方能希冀其为国效命，遂生产之事与抗战前途巨大”〔36〕。

如何进行物质建设？曾任河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指导主任、天津《大公报》记者(8)参见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1935年编《河北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工作状况》第37页。的王镜铭认为，物质建设尤为持久抗战的基础，物质建设应从农业改良、家庭副业、发展交通等方面入手。如农业改良方面，“农业改良方面包含生产量的增加与生产质上的改善。其办法为：设立大规模农场，试验改良农作以有效的方法；
引进新的农种，推行先进农具，指导除病去害的方法；
植树造林，开渠凿井，减免水旱灾害；
举办农品展览会，以作农产改良上的奖励”。家庭副业方面，最要紧为指导农家如何养猪鸡鸭鱼等副业，改良其饲养方法，增加数量。发展交通上，“年来农村道路破旧，各地皆然，于行旅运输障碍甚大，应当利用农闲修治道路桥梁，以求交通之便利”〔37〕。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长期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的卢文迪指出，农民的主要负担来自高额地租、各地捐税未能尽符“有钱出钱”的原则、出卖农产物或与日用工业制品交换时受到的价格损失三方面，因此，“乡建团体要以农村贷款和发展农村间的信用合作社(运销与消费合作社)来充裕农民的资力，使他们有力量来改善其生产条件和生产技能。与此同时，改革现有零细和分散的农业经营，进行大规模经营(农场)”，“愈是大规模经营，对于人力及畜力愈能作合理的使用，不至于浪费；
农业上的各项失备以及土地耕作条件的改良愈易办到；
优良种子的获得，肥料的制造与购买等等困难愈是减少；
愈能利用科学，愈能采用新式的生产技能”〔38〕。瞿菊农也强调，“战时经济建设着重以科学增进农业生产，推进各项合作组织，加强农村工艺与农业器具的提倡”〔24〕。

客观而言，在如何进行物质建设方面，乡建运动在全面抗战前和全面抗战时期“应做之事”并无二致，都是试图通过建立农场、组织合作社、发展家庭副业等方式增加物质生产。而更加契合“乡建运动在平时有平时的做法，在战时也该有战时的安排”〔35〕这一时代诉求的，主要集中在精神建设与自卫建设的内容上。

其次，抗战总动员下的精神建设。物质国防建设固然重要，而精神国防建设更为重要，所谓精神国防建设即民族爱国意识的培养。一方面，只有精神国防建设发挥效用，才能根本上改变民众抗敌心态，提高民众抗敌意愿，从而为“抗战建国”的实现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坚实厚重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精神动员(精神建设)是一切动员(物质建设和自卫建设)的根本动员，只有先进行这个总动员，才能推动其他方面的动员”〔39〕。

如何进行精神建设？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司司长、战时在四川各县设民众教育馆开展抗战救亡宣传活动的教育家陈礼江主张，要利用一切社交设施及工具，如民教馆、图书馆、体育馆以及图书、电影、无线电、播音等；
运用一切社教组织及活动，如乡村改进会、青年团、少年会、歌咏队、戏剧团、庆祝会等宣传抗战建国〔34〕。曾在山东从事平民教育工作、时任江津实验区文艺教育组组长的喻林炎则认为，“激发儿童的爱国情绪，几种措施甚有效果。在相应的环境下，通过抗战物品进行实物讲解；
在学科中讲述各国复兴运动史、中华民族光荣史和生存之路；
在集会上常讲日本人的残暴行径及中国军队的抗战英勇情形；
利用短足旅行作乡间农家访问或社会调查，使儿童明白自己乡土的可爱，与民众接近增进联络的情感”〔40〕。

此外，高显鉴还强调，国民精神建设要以最高领袖的精神为模范。“只须瞻仰最高领袖对国家、民族一贯的尊重爱护的精神，就知道这是怎样重大的责任。当看到最高领袖对于三民主义一贯的信仰，一贯的实行和奋斗，就明了每一个人必须信仰同一主义并且为实行主义而奋斗。”〔41〕同时，贯注民族意识的工作包括多方面的知识，从中华民族的本体就可以谈到一切曾经遭值的环境，不管是光荣和耻辱，都能激起民众热爱国家的意志。“光荣的，可使他们继续去学习，耻辱的，可教他们尽力去洒”〔42〕。

最后，抗战总动员下的自卫建设。自卫建设关乎抗战前方的人员补充和抗战后方的保卫力量的成败，是抗战进程中“乡村建设”需要开展的中心工作。正如郭人全所说，“抗战自卫为战时乡村建设的中心任务，全民抗战自卫的力量以地方武力至为重要”〔33〕。

如何进行自卫建设？著名法学家、教育家杜元载1938年在南渝中学对寒假在校战训学生的讲词中指出，为抵御侵略，发动民众抗战，乡村工作者要“将男女分别组织成壮丁队、妇女队。用大队的编制分为大队、中队、分队三种，并使壮丁队受军事训练，妇女队受救护训练”〔43〕。郭人全指出，乡村的自卫建设主要有三部分：第一，加紧壮丁训练。“军事训练中除制式训练外，同时要注重技术训练，特别是游击战术；
军事训练外，尤当注重政治训练与意志训练，以培养壮丁的战斗意志、服从意识和国家观念。”第二，改善征兵方法。“面对农民中长期存在的‘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以及战时征兵过程中地方上出现的利用职权以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情况，乡建工作者要做好三件事。要作兵役的扩大宣传，注重精神上的鼓励；
今后征兵入伍应该绝对遵守平等、平均、平允三大原则，采取完全公开的方法抽取壮丁；
优待出征军人家属。”第三，消除汉奸。“消除汉奸已成为抗战建国的迫切要求，要时刻防止汉奸的活动，对各类人员进行详细排查，遇见可疑人员随时注意其行动，进行上报。根据中央惩治条例严惩汉奸。”〔33〕

此外，喻林言指出，就儿童爱国情绪的培养而言，战时乡村自卫工作有三点。“其一，布置抗战环境。多做地图模型，如日本全地形、中国失地及日本进攻中国路线模型等，并制作各种国力比较图、抗战英雄图、国耻史地图。制造各种新式武器的模型，指导学生利用天然的石头、木头、砂砾及仿制的飞机、重炮、坦克车、炸弹、防毒面具等模型，在每一个模型上都写出它的用法和破坏力的简单说明。大批购买有关抗战的各类书籍、报纸、杂志及照片供学生阅览。其二、学习抗战知识。在学科方面，学习国防知识、抗战认识等；
在术科方面，注重儿童对于防空防毒用具的使用与制造、间谍侦探的辨别与模仿、简单武器的发明与利用上的学习。其三、过抗战生活。按照年龄或学龄分别编组为大、中、小队，施以军队生活训练，如在市镇上的学校作防空、防毒演习，利用节日或休假作野外演习等。只有使儿童全方位、多层次的触及、体验和懂得战争，才能为抗战队伍提供有热血、有经验、战斗力强的后备之军”〔40〕。

战时乡村建设有别于平时乡村建设，必须牢牢把握时代脉搏，为乡建运动输入新鲜“血液”，这是时代所需与现实召唤共同决定的结果。“抗日战争是落后、弱小而尚未近代化的中国，与近代化的日本之间的长期激烈战争，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44〕所以，如何对抗强敌，扭转战争危局成为全国上下孜孜以求的时代主题。因此，对乡建运动自身建设和抗战总动员“三大建设”的主张，既是各界人士救国心之浓烈、爱国情之炙热的集中体现，又是风雷激荡的时代赋予乡建运动的责任使然。

战时“乡村建设”有何意义？这是需要回答的又一问题。但就笔者目及资料来看，社会各界对这方面的考量不是很多。其内容主要涵盖两个部分。

第一，乡村建设为“抗战建国”的基础。平民教育家、乡建派代表人物晏阳初在1939年《四川建设的意义与计划》一文中说：“在抗战中需要建设农村，才能增强抵抗力，在建国中更需要建设农村，才能增强建设力”。因此，“所谓抗战，所谓建国，大家都认为应立基于村建设之上”〔1〕。王镜铭在谈到抗战建国期间乡村建设的重要性时指出：“我们遭遇的破坏力应该代以建设力与之抗衡，所以不仅消极的向农村疏散人口，尤应积极的建设农村。我们诚能推进乡村的物质与精神建设；
建设现代化的农村，以作抗战建国的基础，则敌人‘断绝我国民生，影响抗战前途’的企图必将打破，‘妨害我社会安宁，扰乱后方秩序’的阴谋必将破碎，‘威迫我抗战精神，希冀向之屈服’的幻想终归泡影。可知乡村建设与抗战建国的关系是如何密切，在抗战建国期间乡村建设是何等重要！”〔37〕

第二，乡村建设的目标是实现“抗战建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乡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认为：“乡村工作，在平时其目标为建设新社会，完成中国革命。但在今日，则应转移其目标于抗战；
于抗敌之中，进行新社会之建设。”〔45〕无疑，这里的新社会之建设便是指建国之工作。郭人全在谈到乡村建设的目标时强调：“抗战与建国是同一事实的两面，建国之首要在政治上是完成地方建设，在经济上是能发展富源，使人民生活得以自给自足，在文化上是能普及教育，每个国民都具有现代的知识技能……欲充实并发动抗战的力量，必先加紧乡村建设；
欲稳固国家基础亦惟有在此抗战过程之中建设崭新的现代化农村。故乡村建设从近处看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从远处看却是要完成建国工作。”〔33〕

综观全面抗战爆发后社会各界对乡建运动的反思情况，有几点发现。第一，在要不要依靠政治力量这一问题上，出现了“转变”。其原因在于：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国家进入战时状态，要求全民同心，同仇敌忾，而政治机构此时成为宣传抗战、组织抗战的主要助推手。在此背景下，乡建运动要想发挥作用，就避免不了导入政府抗敌行动的轨辙。因此，要不要依靠政治力量，对战时乡建运动来说就不是众口难调的选答题，而是应异口同音的必答题。第二，全面抗战的爆发使社会各界为乡村建设注入了新的内容，“抗战建国”成为乡建运动的主题。与此同时，乡建派也认为这是乡村建设的新机遇，可以通过这个机遇做以往“未竟之事”，实现其自始至终的目标(新社会之建设)。正如高显鉴所说，“抗战建国成功了，乡村建设也就成功了”〔46〕。可见战时乡建运动含有双重意涵。第三，中国抗战过程中的现实情势、战时农村蕴藏的巨大能量促使乡建派认识到乡村建设是“抗战建国”的基础，这一认识显然体现了乡建派对改变民族危机局面的殷切盼望，而乡村建设在“抗战建国”进程中是否能发挥如此强大效力，或者发挥了多大效力，则值得进一步探讨。

近年来，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到“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应运而生，再到“国家乡村振兴局”的亮相以及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这一系列的举措勾勒出新时代下实质性化解“三农问题”的路线图，标志着国家政策导向发生历史性转变——“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在新的历史潮流下，“乡村振兴战略”在某些具体方面已然实现了对乡建运动的超越，如目标上的整齐划一，政策、资金上的大力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现在或将来也可能会遇到乡建运动所遭遇的难题，比如上文提到的方法问题。在此背景下，爬梳和评析社会各界对乡建运动的反思成果，或许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历史资鉴，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