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美国新女性文学研究

程心

新女性是19世纪末女权运动的主角，但为公众所熟知的新女性作家多为英国作家，如奥利弗·施赖纳(Olive Schreiner)和萨拉·格兰德(Sarah Grand)。她们直接参加到和“新女性”有关的论战中，与女性主义运动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是，一战爆发后，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兴盛和保守主义的反扑，新女性和新女性文学逐渐被遗忘，退出了历史舞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新女性文学非但未被收入经典现代主义文学，还一度被女性主义本身所忽视，甚至排斥。肖沃特(Showalter，1977：215)在《她们自己的文学》(ALiteratureoftheirOwn:BritishWomenNovelists,fromBront⊇toLessing)中这样评价新女性文学的消逝：“好像所有的女权主义者只有一个故事可以讲述，讲完这个故事她们也就精疲力竭了”。

21世纪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和多元价值观的产生，新女性研究明显升温。

新女性不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社会现象或者数量极为有限的新女性文学的主人公①，而是现代社会重要文化现象。肖沃特(1998: 408)在《这二十年：重返〈她们自己的文学〉》一文中承认新女性对美国文学的价值：“19世纪90年代在艺术上和政治上对女作家都是一个重要时期”。本文以作为社会现象的新女性为起点，重新思考美国新女性形象身上承载的文化和审美内涵。具体讨论三个话题：首先，美国文学的新女性研究有何特征？其次，美国新女性文学为什么被现代主义文学排斥？新女性文学对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最后，在后现代语境下，新女性文学对女性主义发展有何启示？

在21世纪以前，有关新女性的研究集中在英国文学领域。这不仅因为公开参与论战的格兰特、维达(Ouida)、乔治·伊格顿(George Egerton)、莫纳·凯尔德(Mona Caird)等皆为英国作家①，还因为美国文学中自称新女性作家的寥寥无几，就连最为典型的夏洛特·铂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也和女性主义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自2000年以来美国文学中的新女性研究兴起了，人们认识到，“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未像美国那样将新女性作为自己现代文化的根本性象征”(Stansell, 2000: 232)。

新女性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主体, 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小说中人物形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新女性”一词诞生于美国的一本文学杂志，但其作者却是一名英国作家。1894年，小说家萨拉·格兰德在《北美评论》(NorthAmericanReview)上发表《女性问题的新形势》(“The New Aspect of the Woman Question”)，首次创造了“新女性”一词。格兰德(Grand, 2008:29-34)写道：新女性“这些年静静地坐在一边反复思考，直到最后她解决了问题，为她自己说出所谓家即是女性领域的问题，并提供了解药”。对格拉德来说，女性运动最核心的“问题”是传统婚姻中女性的困境，而新女性所代表的并不仅是对传统婚姻的批评。紧接着，小说家维达在同一本杂志发表《新女性》(“The New Woman”)回应格兰德，指出男性同样是女性的受害者。从此，英美两国的文坛上展开了一场关于新女性的论战，新女性的问题扩展到教育、婚姻、政治、经济、公共形象、性观念等等。

研究者们从历史、文学、文化和妇女研究等方面对美国的新女性问题进行了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历史学家主要致力于新女性的历史重现，描述她们对父权社会下种种性别定则的冲击，如让·马修斯(Jean V. Matthews)所著的《新女性的兴起：美国妇女运动，1875-1930》(TheRiseoftheNewWoman:TheWomen’sMovementinAmerica,1875-1930，2003)。文化研究者将新女性研究拓展到诸如消费文化、性别研究以及大众文化研究等领域，如2004年出版的选集《新女性的杂糅性：女性气质、女性主义和跨国消费文化》(NewWomanHybridities:Feminity,FeminismandInternationalConsumerCulture)。妇女研究者主要关注新女性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关系，尤其是其对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的促进和挑战，如2001年出版的《小说和现实中的新女性：
世纪之交的各种女性主义》(TheNewWomaninFictionandinFact:Fin-de-SiècleFeminisms)。而以夏洛特·詹妮弗·瑞奇(Charlotte Jennifer Rich)和玛莎·H·帕特森(Martha H. Patterson)为代表的文学研究者则改变了美国新女性研究的边缘地位，她们透过美国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探讨社会根源、文化环境和时代精神。

人们认识到，从1885年到1920年这35年间，美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反映新女性追求、关注新女性现象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以新女性为主题或者以新女性作为主人公，表现形式上体现着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过渡的特点。美国文学批评者将具有不同种族身份的作家——如波林·霍普金斯(Pauline Hopkins)和水仙花(Sui Sin Far)与经典的女性作家——如伊迪斯·华顿(Edith Wharton)和薇拉·凯瑟(Willa Cather)引入新女性研究, 探讨具有不同身份和立场的作家作品中反映出的现代社会性别、种族、民族、科学和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刷新了我们对美国新女性的认识：她们不光存在于世纪之交，还活跃于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和文学作品中，直到被“新潮女郎”(flapper)所代替；
新女性之中还有来自不同阶级和地区的非裔、亚裔、西裔移民，她们并不信奉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价值观；
新女性不光代表一个性别运动的成就(女性选举权、教育平等、同工同酬)，还是和当时很多社会问题紧密相连：禁酒运动、社会进化运动、废奴运动。

20世纪前后短短20年，新女性先后获得了高等教育权、平等职业权和最终的选举权。新的社会权力分配机制自然会促使(甚至要求)女性在新的领域去扮演新的角色，更为积极地投身广阔天地中(Matthews，2003：4)。新女性的“新”体现在精神、经济、感情上的独立性，帮助她们跨越家庭生活观念所规定的性别藩篱。通过从家庭到社会的转变，新女性开始在与男性同样的领域中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而最终得以打破公共-私人领域分离所造成的脆弱张力。现实中的新女性本身依据婚姻理想、性爱观念和女性气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第一代新女性(1880-1910年)和第二代新女性(1910-1920年)。第二代新女性在19世纪90年代接受教育，深受一战影响。通常两代新女性不是简单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存在不少革新和分歧。第一代新女性关注的重点在于婚姻改革、社会道德净化和重组；
而第二代新女性被消费文化吸引，倾向时尚、现代化和自我发展等问题。用史密斯-罗森博格的话说，第二代新女性“和第一代新女性一样重视政治，但她们对自我实现的关注更多，较第一代少重视社会服务，同时非常看中张扬的个人表现”(Smith-Rosenberg, 1985: 177)。如果说第一代新女性改变社会的武器依然是女性美德，那么第二代新女性只信仰两性平等。

可以看出，和强调政治权利和独立第一代女性主义者相比，美国新女性形象多样，其社会理想也更趋于动态。她们的多元形象突破了传统的新女性概念。

她们不再只是受过教育、经济独立、摆脱了婚姻禁锢的女性，而是 “现代美国实力和衰落的一个焦急不安又自相矛盾的象征” (Paterson, 2005: 3)，或者是 “美国进步时代的承诺和陷阱的化身” (Rich, 2009: 199)。简而言之，无论她的阶级、地域和种族，新女性是传统的反抗者，这一特质恰恰体现着她的现代性。

和现实中的新女性密切联系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新女性。和同时期英国的新女性文学相比，美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的新女性更具多维性和开放性，不仅没有单一的文体特点，作家对新女性也抱有更强烈的批评精神。

美国作家往往并非新女性或者新女性的代言人，但却通过作品中的新女性人物和女性主义思想对话，勾勒出女性主义在发展之初在女性气质、两性平等的理想主义、女性同盟的传统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创作于反女性主义失势背景下的《波士顿人》(TheBostonians, 1885-1886)中，作者在对新女性追求独立的努力表示同情之余，对过于政治化的女性主义运动持批评态度，尤其是对女性气质“男性化”和女同性恋表示担忧。小说结尾，作为女性运动代言人的奥利弗失去了亲密朋友维瑞拉，正是预示着詹姆斯对新女性目标的失望。再比如，《觉醒》(TheAwakening, 1899)中的新女性虽然走出婚姻，但自杀情节显示出凯特·肖邦(Kate Chopin)对解决女性问题的悲观和焦虑。归根结底，现在的美国新女性研究并非对新女性和新女性文学的简单回顾和再归纳，而是在后现代、后女性主义的视角下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考察。

随着“新女性”的命名，相比于现实中的新女性，小说和杂志中的新女性形象越来越成为争议的焦点(Ardis, 1990: 12)。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新女性文学的价值一直都被现代主义文学忽略。新女性文学之所以被轻视，和它对流行文化的依赖和明确的政治诉求有关。自新女性诞生，杂志和报纸就是其传播的重要阵地，代表美国新女性的吉布森女郎(Gibson Girl)就是由艺术家吉布森(Charles Dana Gibson)在19世纪90年代发表在《生活》(Life)杂志上的③。在批评家眼中，以吉布森女郎为代表的新女性形象虽然流行但无疑是短命的， “被迅速称赞的新女性文学同样迅速地被遗忘了”(Gosse, 1895：118)。与此同时，新女性和刚刚出现的女性主义思想(“feminism”一词几乎和新女性同时出现)密切联系在一起。新女性文学“现在是女性在她个人生活有限的范围外发表意见、得到权利唯一被承认的工具”(Heilmann, 2000: 5)。而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女性作家之所以选择杂志、报纸作为传播渠道，也是为了获得最大范围的受众，传播改变社会现状的思想。不过，流行文学和政治诉求让新女性文学不得好评，归根到底是跟正统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审美价值观有关。正统现代主义不仅将流行文化和女性视为他者(the Other)，还否定一切政治活动的正确性。也就是说，“新女性文学没能达到高雅艺术的美学标准” (Ardis, 1990: 54)。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性别问题很少受到现代主义批评家关注。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对象很大程度上限于男性作家和作品。不仅众多现代主义男作家罹患“厌女症”，不少在当时进行文学创作的女作家也主动和现代主义保持距离。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现代主义研究”呼吁全面考察现代主义的定义、地理和创作者。西方学术界也开始讨论新女性受到的双重排斥：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④。《新女性、新小说：女性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就提出了新女性小说的文学地位的关键性问题：“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写作的现代主义文学史中还有新女性和新女性小说家的一席之地，但是在之后写作的文学史中却完全没有呢？”(Ardis, 1990: 172)批评家们注意到“现代性”的多重意义和流动特征，开始打破现代主义文学的男性性别属性，指出现代主义文学对高雅艺术的青睐体现着美学价值的性别差异性。现在，对现代性的讨论不光是形而上的各种理论、思想的合集，还观照具有各种身份性别的个体意识的苏醒。因此，新女性文学的复兴与现代主义文学在后现代时期的价值重估密切相连。

从时间上看，新女性运动和现代主义运动在美国是有重合的。用瑞塔·菲尔斯基的话来说，它们是“并列”而不“等同”的运动，因为这两个运动都“致力于打破理所当然的假想和教条主义的自满”(Felski, 1995: 14)。美国新女性文学应当被纳入现代文学经典中，一方面因为寻求性别解放的新女性是现代性的重要象征，新女性对平等基础和独立人格的强调是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自我塑形”。另一方面，如果从女性审美批评的角度研究美国新女性文学，便会发现女性主义打破性别传统的激进姿态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艺术诉求不谋而合。换句话说，美国现代作家运用新女性形象传递出他们对传统女性角色和性别关系的异议， 而新女性文学的流行也对现代文学的男性属性提出挑战。新的现代主义研究表明，新女性作家对家庭生活、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刻画是现代主义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女性作家的身份让她们将社会批评和对语言、叙事的形式批评联系起来，在挑战传统性别观念的同时，对现代主义美学构成挑战和反思。这些作品不仅以批判的视角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文明冲突和思想论争，更以诗性的视角透视了女性作家的艺术追求以及文学经典的政治属性，影响并改变着当代读者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认知和审美倾向。

美国新女性文学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独特的贡献，不少女性作家试图影响、修正或超越男性主宰的美国现代主义审美模式。

华顿正面探讨现代主义的最后两部小说《哈德逊画派》(HudsonRiverBracketed, 1929)和《神来了》(TheGodsArrive, 1932)就是明证。通过主人公维斯顿的文学创作，华顿表达了对现代主义形式实验的批评。华顿认为，现代主义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和抽象变形的手法无法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
而“真正重要的东西在很深的地方，不在表面”(Wharton, 1929: 320)。小说最重要的是表达人物和自我，而对艺术家真正重要的是传统的形式和历史的主题。此外，通过小说中的新女性哈洛，华顿表达了对美国社会性别关系的深层忧虑：传统婚姻模式通过女性生来被动、需要依靠于男性的假说，创造女性自我牺牲的话语，强化性别等级差别。新女性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她们对婚姻制度的批评上，传统婚姻被视为女性独立之路上的最大障碍。哈洛不仅是维斯顿的缪斯，更是他坦率的批评者和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部小说又符合“内容上的现代主义”(modernism of content)，因为哈洛和维斯顿的婚姻实验挑战了“奠定社会组织、道德、自我观念基础的确定无疑的元素”(Miller, 1997: 8)。归根结底，新女性文学通过揭露现代主义中存在的男权中心思想和女性主义运动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针对正统现代主义艺术的批判性文本。而新女性文学中看似传统的主题和技巧并非源于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不舍，而是来自女性对现代生活的独特经验。

与此同时，当代批评家们发现，新女性文学中已经出现有别于现实主义的创作主题和技巧，在小说形式、人物形象、社会背景、主题等方面对传统小说有所超越。作为具有强烈政治意图的女性主义文本，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也受到变化了的审美语境的影响,无论是其“意识形态的自觉性” “互文性” “对传统流行文化和高雅艺术界限的打破”(Ardis, 1990: 3)，还是“对主体性和时间顺序的破坏”(Pykett, 2009: 9)， 或是她们对“梦、寓言和乌托邦的青睐”(Ledger, 1997: 198)，新女性对文学的女性主义构思、对性别和性关系的重构都拓展着传统现代主义文学的边界。但新女性文学不只是对社会现实和变迁的回应，其本身就是政治变迁的催化剂。之所以说新女性文学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现代主义，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一种不同于重视艺术本身的现代主义的“政治行动的美学”(Ardis, 1990: 170)。

比如，吉尔曼《她乡》(Herland, 1915)的乌托邦叙事就不光回答了女性主义想要什么(“女儿国”)，还揭示着女性主义者如何建构她们的政治期待和诉求。这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文本审视在女性争取选举权运动高潮中作家构筑的高度符号、意象化的想象叙事，植根于现代艺术改造现实社会的冲动，恰恰展示了文学审美体验的价值。

新女性文学被现代主义文学忽视，继而在后现代主义兴盛期被重新纳入文学史的过程本身并非偶然。新女性所处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社会经历着意识形态的激烈变化。对比这两个世纪末，便会发现，“如果说新女性的时代是由进取精神和新兴特征(现代性)界定的话，那么我们所处的时代就特别重视后代的观念(后现代性)”(Heilmann, 2000: 10)。同时，正如刘岩(2011:10)在《后现代视野中的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所说，“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主张有着深刻的相似性”。新女性的超前性可被概括为：“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说着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话语”(Smith-Rosenberg, 2013: 117)。关注身份和主体性的新女性身上有着与后现代时期女性相似的文化困境和社会期望。如果说新女性文学的再现体现了后现代打破中心、打破高雅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恢复边缘和弱势声音的主张，那么后现代理论对所谓绝对真理的怀疑和对当代文化中他者的检视就有利于复兴新女性研究。

新女性文学研究对当代女性主义发展的意义是什么？女性主义批评家轩尼诗(Hennessy, 1993: 135)指出，“现在的女性主义者对新女性这个角色有兴趣，是因为她造就她的话语还在继续干预现代女性的思想”。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女性主义研究已不再满足于追求女性之间的“不同”，还认识到要理清造成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因此，肖沃特(Showalter, 1999: 3)将新女性称为“我们大家的母亲和祖母”不无道理。两代新女性的合作与分歧为女性主义的代系问题提供了历史案例，而新女性思潮和进步时代文化的关系也影响着女性主义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再认识⑤。因此迫切需要从女性主义运动的源头——也就是新女性的兴衰——探求女性主义的中心议题：权力的不平等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当代女性主义者要研究的，不是新女性和现在的时代是否相关，而是我们今天的性别政治和女性主义该如何被新女性这个概念的思考方法所看待。因为新女性本质上是一种处理性别问题的哲学思考范式，新女性(无论现实中还是虚构作品中的)对现在的女性主义问题和批评也有借鉴意义。

和传统意义上的新女性相比，美国文学中的新女性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其杂糅性(hybridity)和多元文化性(multiculturalism)。杂糅的概念来源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意指“中间地带”“负担着文化的意义”⑥。

具体地说，杂糅来自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模仿，而两者之间的差异质疑了殖民者的绝对权威。作为移民或者流散社区内出现的新的种族身份，其意义在于对纯粹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反抗。因此，杂糅是变化产生的创造性力量。

后女性主义者借用杂糅的概念补充性别差异的问题，用来强调文化间的关系和差异之间的领域⑦。女性主义批评者认为应该寻求差异话题和杂糅话题的动态平衡，因为光谈差异会掩盖多样性，而杂糅概念的优势就是保持文化形成过程中差异性的成分。后女性主义“并不提供处理差异和统治的唯一路线”，而是将注意力投向“差异的不同等级是如何被形成、合法和协商的”(AlSayyad, 2001: 231)。正如新女性文学所展示的那样，她们的杂糅性恰恰是一种正面的、创新性的身份。美国女作家水仙花始终关注欧亚混血女性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她的作品是体现新女性杂糅性的最好例证。水仙花原名伊迪斯·莫德·伊顿(Edith Maud Eaton)，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中国人，早年辗转于英国、加拿大、牙买加和美国。她选择终身不婚，是因为男性无法给她平等的婚姻关系，也因为她深处种族、文化的多重边缘。在自传体《一个欧亚人精神集合的片段》(LeavesfromtheMentalPortfolioofanEurasian, 1909)中，叙事者的混血身份让她寻求独立的道路比一般女性更加艰难，这是一种“全新的”“双面的”现实，既美好又孤独(Ammons, 1992: 120)。

孤独是因为水仙花的杂糅身份让她认识到新女性运动本身的局限。在《下层女子》(“The Inferior Woman”)中，春香太太(Mrs. Fragrance)通过对“上层女子”伊芙布鲁克小姐和下层女子爱丽丝的对比，明确指出：“西方的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通常是被世纪之交白种中产阶级女性所独占，而这些对一位中国妇女来说，价值和利益都是有限的”(Rich, 2009: 109)。

水仙花之所以能够发现中国妇女在女性运动中的困境，从而质疑其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和阶级优越论，正是由于她的杂糅视角。

与此同时，随着后现代时期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视，常常被人们想象为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新女性形象也受到冲击⑧。批评家发现了一大批具有不同肤色和国籍，但同样抱有新女性理想的美国新女性作家。

她们中间有印第安裔作家的奇特卡拉-萨(Zitkala-a)和爱丽丝·卡拉翰(Alice Callanhan)，也有构想“新黑人妇女”(The New Negro Woman)的非裔作家霍普金斯和马格瑞特·穆瑞·华盛顿(Margaret Murray Washington)。奇特卡拉-萨利用女性印第安恶作剧者(Trickster)，卡拉翰通过描述女性运动积极分子，共同扭转了传统的性别角色，树立起新的印第安女性形象。与此类似，萨霍普金斯和华盛顿作品中的黑人女性体现了有别于白人女性的特点：重视家庭技能、强烈的社群和种族意识，“新黑人妇女”直接修正了我们对新女性的理解⑨。同时，随着1865年到1915年的移民潮，美国社会吸纳了来自全球各地不同民族、国家的移民，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现代国家。在20世纪初的美国，“多数美国人不是非白人、就是移民、要不就父亲或母亲是移民”⑩。正是在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出现了墨西哥裔作家玛瑞亚·克里斯蒂娜·梅娜(Maria Cristina Mena)和犹太作家辛西娅·伊捷斯卡(Anzia Yezierska)。她们表现了渴望冲破天主教束缚的新女性、希望摆脱父权家庭的移民女性，同时批评了参加慈善事业的白人新女性狭隘的阶级和种族意识。显然，通过这些作家的作品，新女性的概念“获得了文化上的表现力和复杂性，同时摆脱了单一文化和阶级偏见的影响”(Birkle, 2003:75)。新女性的这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后现代主义者对第一代女性主义者的认识。

美国新女性文学研究强调新女性矛盾、混杂和不稳定的特征，为新女性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定义。新女性是对“社会变迁的反应”，同时还是“19世纪末女性作家的自我表述”，也包括“保守媒体的恶意捏造”(Heilman, 1998: x)。事实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女性并不一定被称为“新女性”，她有许多称号，比如“野女人”(The Wild Woman)(Linton,1891), “剩女”(The Odd Women)(Gissing,1977), “男性化的同性恋”(Manish Lesbian)(Krafft-Ebin,1908)。这些称号反映着当时公众对她的看法。但从历史的眼光看，“野女人”可能是敢于打破阶级隔阂、尝试新的工作的女性；
“剩女”的选择反映了职业女性对婚姻的不满；
而“男性化的同性恋”则代表随着性学的发展和社会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感，女性友谊从被“正常化”到被异常化的结果。到今天，不论公共眼中新女性是争取选举权的积极分子、大学女生、职业妇女，还是剩女、同性恋，美国文学中的新女性都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社会提供了研究模本，因为她设想了“一个同时有多重身份、相互矛盾，而且一直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自我”(Newton, 1988: 99)。

注释：

① 总的说来，这些英国经典新女性小说中的女性兼具独立、自信的性格特征，追求社会、经济、政治上的权益，也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但她们作品并不受当时评论家的重视，不是被看作失败的男性现实主义者，就是被视为残缺的病态自然主义者。

② 内尔森这样描述新女性的典型形象：“她是在剑桥的格顿学院受的教育，骑着一辆自行车，坚持穿理智服饰(rational dress)，在公众场合吸烟；
简而言之，她拒绝传统女性角色并要求解放”。

③ 该漫画表现了吉布森女郎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上班、读报、写作、画画、游泳、骑自行车、打高尔夫、和男性谈论时事。吉布森女郎的形象改变了传统的女性气质，并指向新女性的诸多诉求：改革服饰、打破两分领域(separate spheres)、道德革命。

④ 除了肖沃特，斯塔波对新女性文学有更加严厉的批评：新女性文学中“对女性性兴趣的强调虽然新颖但是终归过多了”，所以不能被认为是小说发展中“真正的女性主义”的一步(Stubbs, 1979: xiii)。

⑤ 赫尔曼详细分析了新女性和第二代女性主义思想的关系，新女性文学“反映了许多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多元性，同时也有其不足之处”。

⑥ 杂糅原指不同物种的动物或植物的杂交，霍米巴巴用来形容文化混杂的状态。

⑦ 比如弗瑞德曼认为借用杂糅的概念有助于理解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作品中的流动性和复杂性。

⑧ 斯密斯-罗森博格将新女性描述为“受益于资产阶级的富裕”，她们“受过大学教育和职业训练”。典型的新女性都是出身小康的白人女性，包括简·亚当斯(Jane Addams)、萨拉·欧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和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等(Smith-Rosenberg, 1985: 176-178)。

⑨ 新黑人妇女一词最初由华盛顿提出，指的是“提升中产阶级理想的家庭维护、礼仪和‘衣服的整洁性’的黑人女性”。

⑩ 据统计数据，84%的纽约市民是移民，芝加哥移民占87%，而底特律和密尔沃基均为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