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孙玉阳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中国是最大的矿产资源生产和消费国，矿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和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关键阶段，资源需求刚性上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仍将维持高位。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不仅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地资源造成严重的影响，也造成了地貌景观及植被破坏、地质灾害等问题，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2007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矿业大会上，中国提出“发展绿色矿业”的倡议，要求转变传统矿业粗放型的开发利用方式，实现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绿色发展方式，从此拉开中国矿业绿色发展的序幕。单靠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过程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往往会出现市场失灵，环境规制能较好地弥补和解决市场机制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缺陷。通过一系列环境规制工具能够将矿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成本内部化，增加矿业企业生产运行成本，促进矿业绿色发展从被动参与向主动求变转型。

近些年来，随着对生态环境关注日益增多，有关矿业绿色发展方面的研究也在逐渐增加。国内外学者早期研究集中在对矿业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寿嘉华[1]认为绿色矿业是指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最大化，环境损坏最小化，将矿山环境扰动量控制在区域环境容量范围之内。柳晓娟等[2]认为，绿色矿业是采用先进的技术方法实现矿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进而实现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开发模式。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构建矿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对矿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AZAPAGIC[3]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构建矿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矿业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王永卿等[4]从废石当年处理率、尾矿当年处理率、单位矿石矿山工业产值，以及矿山环境治理投资额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绿色矿山建设效果进行评价。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矿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杨俊鹏等[5]提出制定相应的财税政策以及完善绿色矿山标准体系来加快绿色矿山的建设。ZHOU等[6]研究发现，扩大矿业企业的规模，有助于促进矿业绿色发展。伴随对环境保护关注度日益增加，中国的环境规制体系不断完善，强度不断提升，部分学者聚焦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作用机制研究。COSTELLO等[7]认为，较强的个人产权不但提升矿业资源开发使用效率，也能提升周边环境保护效果。高苇等[8]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矿业绿色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直接效应。于立宏等[9]研究发现，政府的部分政策不利于采矿业整体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矿业绿色发展开展的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时限性，留下深入研究的空间：第一，对矿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构建指标体系对矿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此方法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本文采用EBM-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矿业绿色发展状况进行准确衡量，能更准确反映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第二，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现有研究多探讨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鲜有学者揭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作用路径。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角度探寻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

2.1 直接机制分析

环境规制能够将矿业企业在开发利用矿产资源过程中的负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影响矿业绿色发展。一方面，环境规制能够提升矿业企业的准入门槛，有助于资本雄厚、技术先进企业进入，提升矿业开采效率，减少环境破坏。同时，环境规制增加了矿业企业生产成本，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加快了经济效益低、环境污染和破坏大的矿业企业退出。此外，环境规制通过关停并转的方式，利用行政命令淘汰落后的矿业企业，从而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过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将大幅度提升矿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将会改变矿产能源消费者偏好，引起矿业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增加以及相应产品价格上涨的预期，开采路径会向前移动，导致矿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加快矿业资源的开发，产生“黑色预期效应”，不利于矿业企业转型发展。

2.2 传导机制分析

（1）技术进步机制

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面对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矿业企业为了避免受到环境处罚而影响声誉和生产，矿业企业通过挪用研发资金，购置治污设备以满足环境标准，产生“挤出效应”，并不利于矿业绿色转型。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提升，原有购置治污设备的方式难以满足越来越严苛的环境标准。在此背景下，矿业企业会加大对技术创新方面的支持力度，通过促进矿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不断提升矿业企业的绿色发展水平。

（2）技术效率机制

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影响矿业绿色发展。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一些矿业企业将会改变以往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实行精细化管理，充分发掘现有技术优势，提高矿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水平，降低由于环境规制增加的企业生产成本。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升，企业通过扩大规模的方式降低环境规制增加的成本，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会造成企业机构臃肿，组织运行效率低下，抑制技术效率的提升，进而增加矿业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要素使用量，不利于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3.1 模型构建

在借鉴郭家堂等[10]对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研究思路基础上，考虑到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及其分解指数技术进步TC和技术效率EC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并且当期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技术进步TC和技术效率EC可能会受到前一期的影响，同时，还考虑包括产业结构状况、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市场化程度等在内的控制变量的影响，构建研究模型为

式中，Yit为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
Yit-1为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一阶滞后项；
ERit为环境规制强度；
Xit为控制变量；
εit为随机误差。

3.2 指标选取

（1）被解释变量：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用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表示。主要采用考虑径向与非径向的EBM模型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的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矿业绿色发展水平。参考高苇等[8]的研究，将矿业年平均从业人数、资本存量和采矿许可证批准登记面积作为投入变量，将采矿业工业销售产值作为期望产出变量，将采用矿业开采累计占用损坏土地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其中，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以2001年为基期进行测算，而矿业工业销售产值以2001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将测算出的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表示矿业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将测算结果分解为技术进步TC和技术效率EC两部分，L. GTFP、L. TC和L. EC分别表示矿业绿色发展水平、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滞后一阶。

（2）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强度ER。主要采用矿山环境治理投入金额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比重和采矿许可证批准登记发证数的倒数作为矿业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相对传统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等环境规制指标，其能准确衡量矿业环境规制水平，进而对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的关系作出更科学判断。

（3）其他控制变量。产业结构升级CY，主要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金融发展水平FAR，选取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人力资本水平EDU，选取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指标。市场化程度MAR，采用王小鲁等[11]测算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

3.3 数据来源

由于采矿许可证批准登记发证数、矿业开采累计占用损坏土地、矿业工业销售产值等核心指标只更新到2016年，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为了保证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主要选取了数据完整的30个省级行政单位2004-2016年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矿业年鉴》等，市场化指数主要来源于王小鲁等[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补全。

4.1 数据检验

研究模型是一个多变量回归模型，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影响模型的解释力，要对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2.46，小于10，可以判断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时间序列数据具有非平稳性的特征，为验证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避免出现虚假回归，基于ADF方法检验变量。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为平稳序列。

表1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Tab.1 results of multicollinearity test

表2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Tab.2 results of ADF unit root test

为了检验主要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采用Kao、Pedroni和Westerlund协整检验方法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4.2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直接效应分析

由于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并且由于部分数据难以获取，导致不可能将所有影响变量都纳入到控制变量之中，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互为因果关系以及遗漏变量是产生内生性问题的重要原因，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DIF-GMM和SYS-GMM统计分析方法能够有效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使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能够有效弥补DIF-GMM的不足，分析结果更为精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见表3，其中，AR（1）、AR（2）和Sargan均通过检验，表明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并且模型设定合理，工具变量有效。

表3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Tab.3 direct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try

（1）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升，逐渐从促进转向抑制。主要原因是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矿业企业从成本最小化角度出发，一般采取通过强化管理，改进工艺等方式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促进矿业绿色发展。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提升，矿业企业的成本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研发资金，技术研发具有长期性、风险性以及各种不确定性等特点，降低矿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意愿，特别是中小矿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难以通过技术进步方式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抑制了矿业绿色发展。

（2）矿业绿色发展的滞后一阶与矿业绿色发展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当期矿业绿色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上一期的影响，存在时序性。

（3）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升级对矿业绿色发展呈现不显著正向关系，说明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对矿业绿色发展并没有产生影响。金融发展水平与矿业绿色发展在5%水平上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金融发展水平不利于矿业绿色发展。主要原因是现阶段对矿业绿色发展投资回报率较低、风险性较高，导致金融机构的投资或支持意愿不强，进而抑制了矿业绿色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与矿业绿色发展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人力资本不利于矿业绿色发展，主要原因是现阶段的人力资本供给与矿业绿色发展需求存在结构不匹配，进而不利于矿业绿色发展。市场化程度与矿业绿色发展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说明现阶段市场化程度并未对矿业绿色发展产生影响。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需要对以上结论进行稳健性分析。主要采用采矿许可证批准登记发证数的倒数作为环境规制的替换变量，代入到DIF-GMM和SYS-GMM之中，稳健性检验见表4，无论是DIF-GMM，还是SYS-GMM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的一次项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二次项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负相关，即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依然呈倒“U”型关系，与前文测算结果基本一致，表明研究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Tab.4 robustness test

4.4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传导效应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传导效应分析见表5，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主要源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具有研发周期长、成本较高、风险较大等特点，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矿业企业生产经营增加的成本要远低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本，此时环境规制不利于技术进步，抑制了矿业绿色发展。当环境规制强度不断上升时，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断提升，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意愿不断增强，有助于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表5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传导效应Tab.5 transmission effect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try

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面对环境规制对矿业企业增加的成本，特别是中小矿业企业更多采用强化管理水平，充分利用现有技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加产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进而实现矿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升时，矿业企业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如果矿业企业的管理水平没有随着企业规模同步提升，将会降低技术效率水平，抑制矿业绿色发展。

4.5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地区差异分析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分析见表6，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关系不显著。说明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并没有对矿业绿色发展产生影响。主要原因是东南沿海矿产资源相对比较匮乏，并且原有大部分矿产资源接近枯竭，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不显著。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矿业企业通过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水平，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和破坏，进而促进矿业绿色发展。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升，矿业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不断提升，同时技术创新面临较大风险，很多中小矿业企业不具备技术研发的能力，难以化解由于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增加的成本，进而不利于矿业绿色发展。

表6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分析Tab.6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try

5.1 结论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总体上呈倒“U”型关系，并且呈现出区域的异质性，其中，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矿业绿色发展产生影响，其中，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之间呈“U”型关系；
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

5.2 建议

第一，完善环境规制体系，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不断丰富包括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在内环境规制工具和手段，使矿业企业在开发利用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成本内部化，强化矿业企业对环境的治理。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条件较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技术研发能力强、资金充裕，可以适当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使环境规制的压力变成矿业企业绿色发展的动力，进而为中西部矿业企业绿色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相对不足，可将环境规制控制在适度范围之内，防止过高的环境规制强度反而抑制矿业绿色发展。

第二，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采用科学管理方式，不断进行矿业企业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强化人员的培训，提升员工的技术水平，充分利用现有设备，不断提升矿业企业的技术效率水平，实现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

第三，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政府通过搭建产学研平台，加强高校、科技机构与矿业企业的合作，充分利用高校、科技机构的智库优势解决矿业企业在绿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并通过财税政策或设立技术创新专项基金来支持和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此外，也应鼓励技术先进的外商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进入矿业开采领域，强化市场竞争，增强市场活动，从而增强矿业企业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