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山区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比较

王思雨,薛凤蕊,栾晓伟,周亚鹏

(1.河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2.河北农业大学 国土资源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取得全面胜利，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脱贫地区重返贫困成为新的研究课题，尤其是脱贫山区具有经济脆弱性和贫困韧性的特点，更是使其脱贫成果巩固工作成为重中之重[1]。事实上，脱贫山区仍遗留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伴随城镇化和工业化迅速推进，脱贫山区受脆弱的自然条件、偏远的地理位置以及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限制，逐渐边缘化。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人走屋空”现象愈演愈烈[2]，加之山区宅基地呈现零星及不规则分布，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难度，使得农户居住环境难以改善[3]。为提高闲置宅基地利用效率，提升脱贫山区农户生活品质，制止乡村凋敝，大力推进脱贫山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实施必不可少的一环。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并且编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方案。宅基地制度改革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面对当前脱贫山区宅基地闲置率高的现实困境，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刻不容缓。已有文献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代际差异视角[4-5]、农户分化视角[6-7]、风险感知视角[8-10]，或者是基于四川[11]、重庆[12]、江西余江区[13]等试点地区。本文以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原深度贫困山区阜平县为研究区域，选取其传统农区和旅游开发区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调研数据，分析脱贫山区不同产业结构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的异同，为稳慎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构建宅基地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的关联机制提供参考。

有限理性理论认为行为主体无法获得完全信息以及无法做到完全理性，人们受到多方因素影响，价值追求和认知多元化，且决策者自身能力有限，风险偏好不同，在所有方案中没有能力得到“最优解”，只是选择一个基本合理的满意解。

有限理性理论认为现实中的人们均为“有限理性”决策者。基于有限理性前提，农户面对宅基地退出政策时，首先试图做出最理性决策，然而因个体因素等约束条件影响无法得到最优解。其次是农户存在认知偏差，受生存环境、经济水平、文化风俗等条件制约，农户在面对宅基地退出时存在主观性认知差异，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存在不同。最后是农户受自身能力限制或者获取信息手段不足，无法取得完全信息，虽然农户会力求得到更多有效信息，但也会因此产生极高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往往会做出最优的有限理性决策行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依据有限理性的理论基础，借鉴江涛等[14]、夏敏等[15]提出的有限理性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有限理性系数的定义为：q=q(e,r,ε)，其中e、r、ε分别代表认知因素、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因素。认知因素e包括农户的认识、智力、判断和决策能力，环境因素r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由于本文调研的农户均属于太行山区，自然环境基本相似，所以不选取自然环境这一变量。

基于实地调研和已有分析[16-18]将影响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做出不同程度响应的因素分为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宅基地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并提出如下假设，研究假设模型见图1。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H1：家庭非农收入是提升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响应程度的积极因素。

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多，其对宅基地退出政策响应越强烈。传统农区农户以种植业为主，非农收入占比低，农产品收入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农户缺少在城镇生活能力与意识，其生产生活与宅基地紧紧捆绑在一起；
旅游开发区相比于传统农区，农户更多从事非农经济活动，非农收入占比高，更大程度上具备在城镇买房的能力或者已经在城镇购房，所以更注重考虑宅基地资产功能。

H2：宅基地资源禀赋对传统农区和旅游开发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政策响应的影响具有一致性。

一般来讲，人均宅基地面积和住房结构是农户住房状况的直接体现，决定其居住满意度，农户会将宅基地退出前后的居住满意度进行对比进而做出最优决策。人均宅基地面积越小，宅基地住房结构越差，农户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越突出，所以其退出宅基地的意愿更加强烈。

H3：传统农区和旅游开发区对政策需求不同，所以不同地区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认知与响应存在差异。

建档立卡户生计来源略单一，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宅基地对于其作用除了居住以外，还有生产资料、农产品的放置或者仓储，农户对宅基地依附性强，对宅基地退出响应较弱。旅游开发区相比传统农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高，对建档立卡这一政策需求度低，非建档立卡户相较于建档立卡户来讲，生计来源多元化并且发展资源丰富，退出宅基地的积极性较高。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于课题组2020年7—8月对河北省阜平县平阳镇、龙泉关镇的实地摸底调研。阜平县曾是深度贫困县，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到阜平考察扶贫工作后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2015—2016年期间阜平县曾尝试引导农户有偿退出宅基地，但当时并未细化区域，因此本研究选取以白家峪村、黑崖沟村为代表的传统农区和旅游开发区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其不同产业结构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平阳镇白家峪村位于阜平县深山区，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山多路少交通设施落后导致村庄闭塞，发展缓慢，村民世代在山间平地耕作，农业人口占比多，以种植业为主，农产品是主要收入来源，是典型的农区。龙泉关镇黑崖沟村位于太行山中北段东麓的冀西山区，土质优良，昼夜温差大，村内大力发展包括樱桃园在内的生态采摘产业；
此外，黑崖沟村地处晋冀交界，与山西省接壤，西邻五台县，距五台山25公里，山清水秀，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条件和优势，是典型的旅游开发区。

此次调研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等形式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59份，有效率93.17%。其中，传统农区304份，旅游开发区255份。

(二)研究方法

1.变量选择。结合现有文献和实际调查，将农户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退出宅基地作为因变量，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不确定=3，同意=4，非常同意=5。以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宅基地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4个方面12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定量分析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各个变量的含义、赋值见表1。

表1 变量选取及说明

首先，通过Stata15.0对以上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3，因此变量间不存在相关性。

表2 相关性分析

其次，对以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值(VIF值)均小于10，因此解释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表3 变量方差膨胀因子

2．模型设定。从选择的因变量特征来看，农户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退出宅基地是多元有序离散变量，意愿选择依次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Y=1,2,3,4,5)。因有序Probit模型是处理多元有序离散变量数据的有效工具，故选取此模型进行分析。

有序Probit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Yi=∝Xi+ε

式中，Yi为潜变量，自变量Xi为农户退出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因素，∝为参数，ε为随机干扰项，i为样本观测值的个数。

基于上文设定的模型和农户调研数据，运用Stata15.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从模型结果看，传统农区和旅游开发区LR统计量的值分别为128.89、195.04，作用类似于线性回归模型中的F检验，P值非常小近似于零，表明模型系数整体显著(表4)。

表4 有序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

(一)传统农区结果分析

在显著的影响因素中，年龄、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家庭农业劳动力占比、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家庭纯收入、住房结构、是否为建档立卡户均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显著，除了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和家庭纯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外，与其他变量均呈显著的负相关。

在不显著的影响因素中，农户的性别、文化程度、人均宅基地面积、闲置宅基地数量、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均不显著影响其宅基地退出意愿。

1.显著影响因素分析。

在个人特征方面：(1)农户年龄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负相关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户的精力、体力呈下降趋势，工作适应能力不如年轻人，只能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工作，宅基地对其提供的生存保障功能呈上升趋势；
并且农户年龄越大，冒险意识越淡，乡土情结越重，越不愿意退出宅基地。(2)农户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意愿与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在传统农区，打算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受到农业生产生活的限制，对土地依赖程度高，退出意愿较小。

在家庭特征方面：(1)家庭农业劳动力占比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占比越高，越有利于从事规模农业经营，并且此类农户转变就业类型困难，因此不愿退出宅基地。(2)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正相关关系，非农劳动力占比高说明家庭就业方式呈非农化，可能以城镇为工作居住地点，退出宅基地后的生活不会受到较大影响，并且宅基地退出后的赔偿款会在一定程度缓解农户在城镇的生活压力。(3)家庭纯收入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家庭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户有能力追求更高品质的居住环境，因此这部分农户退出意愿较高。

在宅基地资源禀赋方面：农户住房结构越好，其退出宅基地的意愿越低。这说明，农户对农村现有的居住环境较为满意，改变现有居住状况的动力不足，不愿退出宅基地。

在政策环境方面：是否为建档立卡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负相关关系。一般而言，建档立卡户应对生计脆弱性能力较低，宅基地退出后的风险要远大于其他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直接影响这部分农户的生活收入、居住保障与就业方式，所以建档立卡户不敢轻易退出宅基地。

2.不显著的影响因素分析。传统农区农户的性别、文化程度、人均宅基地面积、闲置宅基地数量、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在传统农区，不论男性女性，文化程度大多较低，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掌握非农技能较少，这部分人宅基地退出意愿不强，偶有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选择外出打工，为抵御失业风险，这部分农户也不愿退出宅基地；
除此之外，该地区无论宅基地面积大小，大多数受访农户仅有一处住宅，尽管存在一户多宅现象，也是政策原因不便过户，实际上多宅部分均有父母或子女居住，闲置较少，因此宅基地退出意愿不高。

(二)旅游开发区结果分析

在显著影响因素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非农劳动力占比、家庭纯收入、人均宅基地面积均显著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年龄为负相关关系，与其余变量均呈正相关关系。

在不显著的影响因素中，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家庭农业劳动力占比、闲置宅基地数量、宅基地住房结构、是否为建档立卡户、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不显著。

1.显著影响因素分析。

在个人特征方面：(1)性别与农户宅基退出意愿呈正相关。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愿意退出宅基地。调查发现，受访男性农户认为宅基地要世代相传，因而宅基地退出意愿低。女性则渴望进入城镇工作生活，增加收入来源，退出宅基地意愿强。(2)年龄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呈负相关。与传统农区相似，年龄限制了农户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并且此类农户“安土重迁”观念浓厚。(3)文化程度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正相关。文化程度越高，农户获取信息能力越强，对宅基地退出政策认知水平较高，更加倾向响应国家政策从而愿意退出宅基地。

在家庭特征方面：(1)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越高农户退出宅基地意愿越强。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农户生计来源越多样化，此类农户具有定居城镇的想法与能力，同时宅基地退出的货币补偿也能为其在城镇生活提供资金支持，因而此类农户愿意退出。(2)家庭纯收入越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越强。旅游开发区农户生计类型丰富，以农业生产与农家乐经营结合为主，家庭收入较高，此类农户希望借助宅基地退出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并且拥有更多土地资源发展非农产业，以此提升该地区旅游产业品质，吸引更多游客。

在宅基地资源禀赋方面：人均宅基地面积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正相关。对于宅基地退出后的高预期货币补偿是支撑此类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的重要原因。

2.不显著的影响因素分析。旅游开发区农户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意愿、家庭农业劳动力占比、闲置宅基地数量、宅基地住房结构、是否为建档立卡户、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旅游开发区农户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土地，又可以从事农家乐经营，该地区农户均希望通过宅基地退出盘活闲置宅基地，改善人居环境，满足该地区发展农家乐等一系列非农产业的需求。除此之外，建档立卡户家庭大多经济水平差，一部分希望留有宅基地作为自己的最后保障，另一部分则希望通过宅基地退出获得更高的住房补偿。农户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不显著，是因为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能够获得非农技能，倾向外出打工，希望得到宅基地退出补偿，以便定居城镇。另外没有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外出务工可能存在职业技能限制，希望通过宅基地退出发展家乡旅游产业，获得就业机会。

(三)比较分析

从有序Probit模型估计结果来看，传统农区和旅游开发区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既存在相同之处，又存在差异。

相同之处是：(1)农户年龄与其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2)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家庭纯收入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

不同之处是：(1)传统农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意愿、家庭农业劳动力占比、宅基地住房结构、是否为建档立卡户呈负相关关系，与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家庭纯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2)旅游开发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性别、文化程度、人均宅基地面积呈正相关关系。

以上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地区差异，可以这样解释：(1)在传统农区，农户生计来源单一，具有生计脆弱性。他们掌握非农职业技能少，非农就业机会少，主要以劳动生产为主，宅基地主要承担居住和储存农具功能；
受思想观念及经济条件限制，传统农区的农户安于现状，缺乏主动改变意识及动力，他们满足于现有的住房条件，改善现有居住状况的意愿不强，除此之外，他们难以承担宅基地退出后的住房重置费用、装修费用及生活成本，无法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2)在旅游开发区，随着以农家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逐渐旺盛。相较于传统农区，该地区农户生计来源多样化，思想先进，勇于接受新政策，他们希望通过宅基地退出增加该地区建设用地面积，满足乡村旅游扩大经营需求，助力该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

(一)结论

本文结合脱贫山区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状况，论证了该地传统农区和旅游开发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两地区的异同，得出如下结论：

1.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家庭收入水平和就业结构相关。不管是传统农区还是旅游开发区，家庭纯收入和家庭非农劳动力占比越高，农户越愿意退出宅基地。无论是家庭收入水平还是就业结构，均是家庭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每户家庭面对各种风险的保障。因而，家庭纯收入越高，就业结构越多元，农户面对宅基地退出后的风险越小。

2.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与农户抵御生计脆弱性能力有关。在传统农区，农户农业生计占比高，农户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宅基地以居住功能为主，其次还承担农产品及生产资料的放置存储功能，该地区农户的日常生活与宅基地紧密相连，农户对宅基地的强烈依附性使其不愿退出宅基地；
而旅游开发区，近年来乡村旅游业的兴旺发展使得该地区对农村建设用地需求上升，加之该地区农户具有在城镇居住的能力，因此更愿意退出宅基地以增加乡村旅游业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

3.农户对宅基地资产价值的投机性估值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重要因素。传统农区的农户满意现有住房条件，无投机性的价值变动预期，从而宅基地退出意愿弱。旅游开发区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货币补偿存在过高的心理预期，致使其不愿退出宅基地。

(二)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1.因地制宜开展宅基地退出工作,满足农户差异化需求。针对传统农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特点，开展多元化、全方位的非农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可持续生计能力，避免因宅基地退出导致失地、失业，保障户有所居。除此之外，针对传统农区建档立卡户占比较多的现实状况，该地区宅基地退出制度的建设要结合当前巩固脱贫成果的要求，构建鼓励建档立卡户的宅基地退出政策。旅游开发区应立足资源优势，借助村庄规划和村规民约，以宅基地制度改革为切入点，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利用宅基地退出后的土地资源发展休闲旅游、康养娱乐等项目，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宅基地退出机制。

2.培育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市场，推进宅基地退出制度完善。对于那些受农地束缚而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农户，应根据这类农户的现实需求，积极培育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市场，为其提供全面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器具的仓储及农产品的放置能够得到专业化服务而不必依赖宅基地，有助于减少农户对宅基地生产辅助功能的依赖，从而提高其宅基地退出意愿。

3.制定合理补偿机制优化整合现有补偿标准，降低农户对宅基地投机性估值。宅基地退出补偿应以不损害农户现有生活标准为前提，以弱化农户对退出补偿的投机性估值为基准。补偿多少是农户对宅基地退出后未来预期的重要衡量标准，所以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应保障农户未来生活水平，不给家庭收入带来负向影响，同时也要使农户形成正确的价值认知，从而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

4.加强政策宣传，尊重农户意愿，保障农户切身权益。首先，通过村庄官方网络平台以及线下宣传栏对宅基地退出政策进行公示，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户对宅基地退出政策的认可度，另一方面在政策宣传过程中会增强与农户的交流频率，以便了解农户真实想法与利益诉求。其次，了解农户意愿后更要尊重农户意愿，要使“有限理性”的农户在利用政策宣传等渠道获取信息后，自主进行选择，坚决杜绝出现违背农户意愿拆建、强迫农户上楼的行为。最后，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户需求，从住房、医疗、就业等不同方面进行保障，降低宅基地退出风险， 切实保证农户权益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