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创造与世界意义

林伯海 兰 奎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科学论断，顺应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大势，发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宣言。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创造对世界究竟有何意义？考察分析这些理论问题，对我们进一步理解、领悟和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新论断，无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认为，人类要进入一个文明状态，必须有一定积累积淀和基础，即“人类必须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3〕。从人类文明最初出现之日算起，至今还不足6000年，这与人类已有30万年的漫长生涯相比，不到五十分之一，但人类却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形成了多样化的文明形态理论。

(一)依据文明发展阶段划分，有黑格尔的四种文明形态论、傅立叶的文明制度运动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文明理论等。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世界文明划分为幼年时代、青年时代、壮年时代、老年时代等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及东方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日耳曼文明等四种不同的文明形态。黑格尔指出：“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4〕他将从东方、希腊、罗马到日耳曼的四个文明分别对应于专制、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四种政体形式，以君主制为最高的形态，从中反映出他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蒙昧阶段、宗法阶段、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再细分为三十二个时期，并绘制出了文明制度运动的发展表。〔5〕在他看来，文明阶段就是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起始。雅斯贝尔斯将人类迄今的发展史划分为史前时代、古代文明、轴心期文明、科技时代四个阶段，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地球上各地区发生了精神运动，是轴心期文明诞生的标志。他指出：“这个轴心要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6〕由此可见，“轴心期”成为他衡量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文明形态的一把标尺。

(二)依据文化形态标准，有斯宾格勒八大文化形态和汤因比的21种文明论。斯宾格勒依据文化比较形态学的方法，提出了八大文化形态论：古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印度文化、古代中国文化、欧洲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代西方文化和墨西哥文化。〔7〕在他看来，除西方近代文化以外，其余的七种都已凝固成“文明”，丧失了进一步自我完善、发展的活力，而西方近代文化也正在变成一种文明，表明了其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汤因比承袭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他认为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种(或26、28种甚至是37种)文明，第一代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拜占庭等。另外还有5种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8〕在他看来，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从而克服了以往历史研究侧重于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的缺陷。

(三)按照宗教信仰划分，有亨廷顿的八大文明形态论。亨廷顿认为，区分各种文明的首要标准是宗教，“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可能是激励和调动人民的核心力量”〔9〕。他据此列举了八种文明，他说：鉴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的目的，除这五个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之外，或许还应加上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等等。他同时宣称，文明间必定会发生冲突，因为他们自身包含了政治实体间更为深刻持久的价值冲突，而非一般差异。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特别是宗教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并断言，未来对于西方文明最大的挑战将来自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联合。〔10〕福山指出：“亨廷顿显然是对的，从现在起文化的差异将日益突出，所有的社会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都将不得不过多地关注文化问题。”〔11〕在他们看来，在每一种情况下，文化或文明，均被理解为从前资本主义的过去遗传而来的信念或习惯的复合物，其独特的黏合剂是先验的信仰。在此，这两位理论家再度与斯宾格勒达成共识，后者也秉持“每一文化的本质都是宗教”〔12〕的观点。

(四)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划分，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三大社会文明形态论和奈斯比特的三种社会文明类型论。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或“三大社会形态”，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3〕他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4〕在马克思看来，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客观矛盾自我运动和积极扬弃的结果，同时又为后一阶段的到来准备条件。马克思所说的这三大社会文明形态或三大社会阶段，第一阶段古已有之，第二阶段是当下状况，第三阶段则是未来可能。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代表传统生产方式的农业社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业社会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信息社会三个发展阶段，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15〕这三种社会实际上代表着三种技术形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而呈现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种文明形态。习近平也有这方面的重要论述，他说：“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16〕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等等。实际上，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核心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从而催生出一种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

(五)依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划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五种社会文明形态论。首先，马克思提出了“五种所有制形式”的构想，恩格斯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时就已经有了五种所有制形式的构想。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提出：“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加上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五种所有制形式。”〔17〕恩格斯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说”。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提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以下五个阶段——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18〕其次，列宁也主张“五种社会形态说”。1897年列宁在为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写的书评中提出：“政治经济学应该这样来叙述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即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资本主义时期。”〔19〕1919年，列宁在《论国家》的演讲中主张“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历史上有五种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20〕他同时分别对五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五大社会形态说”，亦即今天我们所指的原始文明、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五种社会文明形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正道，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创造出具有新发展价值取向、新发展导向、新发展模式、新发展目标蕴含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全面彰显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宏大叙事。

(一)以人民为中心，创造了新发展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一切发展成果由人民创造、为人民共享。它把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有机统一起来，全面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是具有新发展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

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以资本为中心，遵循“资本至上”的逻辑，暴露了其诸多严重弊端和致命缺陷。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1〕与此同时，“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2〕。资本造成了“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对立，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分裂，生产与生态的冲突”〔23〕。这种以资本为中心、资本至上的发展价值取向所建立起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显然已经偏离了文明的发展旨趣，造成了人的异化，使人沦为了资本的附庸和奴隶，成为资本的牺牲品，进而导致主体价值的失落，社会凝聚力削弱。尽管资本主义文明为人类摆脱“物的依赖性”创造了历史条件，但是资本逻辑无法超越自身，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无法引领人类文明的未来，只能在历史演进中让位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因而它被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超越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人民至上的发展价值取向既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一刻起，就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4〕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下，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充分依靠人民的主体力量，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凝聚起气势磅礴的中国力量，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和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取得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二)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创造了新发展导向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提供了中国方案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而发展理念的正确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社会发展的规模、速度、水平和质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对未来发展道路以什么样的理念为引领进行的顶层设计。

创新发展注重解决发展的动力。“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为首位，表明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的重要作用。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创新的历史。“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25〕人类通过创新而激发出强大驱动力，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球范围大规模配置和跨国流动，离不开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协同配合，从而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发挥各自优势。在民族国家内部，充分协调好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局部与整体、个人与集体、当前与长远的矛盾和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意义重大。绿色发展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26〕我们坚持绿色发展，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节约优先、保护修复为主，坚持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7〕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开放史，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拥抱全球，以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接纳世界，迎接挑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大踏步赶上时代。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习近平指出：“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28〕树立共享发展的理念，要把“共享”体现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贯穿到各个环节，使人人享有、各得其所，推动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通过精准扶贫，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性胜利，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向共同富裕迈出了关键一步。我们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设立亚投行，与世界有关国家和地区共建合作平台，让中国发展成果惠及和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

(三)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正道，创造了新发展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愿望。20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各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渴望和平、向往发展成为普遍共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依靠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广大市场、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通过转嫁矛盾危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的方式来积累其文明成果，维系其繁荣稳定，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重大判断，指引我们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四十多年来，我们积极营造和平发展环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GDP总量跃居为世界第二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始终坚持和平对话，和平发展；
始终致力于建设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29〕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开放包容、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共同繁荣的理念，坚持合作共赢，摒弃“零和博弈”思维，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权威，破解了西方国家“国强必霸”，以发动战争来劫掠资源赢得发展的旧发展模式的困境，走上了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正道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创造了新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彰显了中国价值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0〕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马克思在其划分三种社会形态时就曾指出，人类经历过“人对人的依赖”最初的社会形态、“人对物的依赖”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将进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1〕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出了设想，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人类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充分尊重人的需要，发展生产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它“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34〕进入新时代，我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包含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精神需求，也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方面面。“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3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坚持和协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多维文明的整体协同、共生发展，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展示出多姿多彩的现代文明特质，呈现出了人类文明多样化的新样态、新特征，具有无比广阔的光明前景。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蕴含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兼具独立自主与胸怀天下的品格情怀，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有全新的世界意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科学回答了世界发展之力量源泉，破解了全球面临“四大赤字”的发展困境，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和发展现代文明提供了借鉴和全新选择。

(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科学回答了世界发展之力量源泉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36〕，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科学回答好“发展之问”，才能走好发展之路。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资本至上的基础之上，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是其发展目的。因此，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成了其发展旨趣。依靠技术变革，依靠革新生产工具，忽视了发展最重要依靠力量是来自于人民，从而导致发展的异化，不得不承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后果。今天，资本主义国家仍未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其根源在于所出台的措施都是有利于资本和权贵，是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显然，这种发展模式是病态的，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现代化的道路是无益于人类进步和文明发展的。反之，中国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发展源泉充分涌流，发展活力竞相迸发，中国在经济保持稳步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中国发展并没有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让发展更有动力，更可持续，这是中国式现代道路发展目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密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7〕。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人民在发展中创造的，也必然引领着人类文明在发展中继续前进。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破解全球发展所面临的“四大赤字”提供了新思路

全球发展正面临“四大赤字”，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如何破解“四大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有效破解“四大赤字”提出了中国方案。一是破解“和平赤字”，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也是每一个国家和人民安居乐业的保障。中国一贯主张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秉持以和为贵理念，与国际社会一道共谋和平、共护和平，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促进世界和平注入强大动力。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坚持走自己的路，依靠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二是破解“发展赤字”，坚持创新驱动、协同联动、公平包容，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中国发展既不走西方的侵略、扩张、掠夺的“霸权模式”，也不搞赢者通吃、以大吃小的“单边模式”，而是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建设，联通亚欧，辐射世界，覆盖不同的民族、国家，绘出了发展同心圆，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果，实现了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三是破解“治理赤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世界问题多得很、大得很，全球性挑战日益上升，应该也只能通过对话合作解决。”〔38〕世界问题之多、之大、之繁琐，需要长远的战略思维，需要站在人类命运的制高点上来思考问题，贡献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树立全球观，关注全人类的和平、和睦、和谐。国家治理、全球治理，需要精心谋划、共商共建共享，摒弃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把人类文明发展放在全球视域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四是破解“信任赤字”，坚持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39〕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以义为先。面对世纪疫情这一全球性大考，我们用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守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之大义。我们以严格的防控举措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为世界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在发展中增进信任，筑牢信任体系，“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40〕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破解人类共同挑战开启了新思路，探索了新路径，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丰富世界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作出了新贡献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41〕尊重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的多样化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价值取向，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文明的形态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彩的；
文明的发展也从来不是单线的，而是多样的。”〔42〕不同时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多元文明相互促进中形成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形态，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都应得到尊重”〔43〕。多元多样的文明形态对推进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起到了丰富和促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五大文明”整体和协调发展，使各个文明在竞相发展的同时，又能关照和促进其他文明的发展，从而走出西方文明发展的“囚徒困境”。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我们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人民为中心，不仅发展物质文明，还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坚持协同推进。精神文明的发展规范了物质文明发展的伦理性，有利于提供规范社会和个人的道德准则，避免物质至上、金钱至上，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社会体系的健全及有效运行需要社会文明的驱动和引领，国家制度在治国理政中能否做到公平、公开、公正，能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政治文明的发展。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则需要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习近平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4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以强大包容性，统筹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了文明的共存共生融合发展，超越了传统文明的发展滞后性、相斥性，克服了束缚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文明病”，为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主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实现现代化是每一个国家发展的目标和向往，究竟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走向现代化，却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不同的选择。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自主探索，没有照抄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通过自身的力量推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现代化的，“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45〕。独具中国特色，全面彰显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创性。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激发社会的创造力，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兼顾效率和公平，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在发展的同时，坚持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好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生态文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的发展既注重内生动力，又主动对外开放，倡导互利共赢，与世界共享发展成果。坚持胸怀天下，以为人类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大国担当，让中国在发展中独立而不独赢，开放而不扩张，经济上既不“依附”也不“脱钩”，既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又没有落入西方发展的窠臼，既大胆学习借鉴西方文明成果，又保持自身的自主性、独立性。这些现代化发展的理念和实践，从根本上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46〕它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人类在漫长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47〕，世界因人类文明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绚丽多彩。文明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而多彩。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包容心态和博大胸怀的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创造过辉煌文明又唯一不曾中断这一文明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多样性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这种唯一性使中国重回世界文明中心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了历史必然性。

“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48〕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正道，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创造出了蕴含着新发展价值取向、新发展导向、新发展模式、新发展目标的丰富意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彰显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宏大叙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科学回答了世界发展之力量源泉问题，破解了全球面临“四大赤字”的发展困境，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新的贡献，谱写出了世界文明新的精彩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