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中女性的创伤与疗愈*

傅天鋆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公共教学部，安徽 合肥 230601)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是加拿大杰出的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她的作品多关注女性的社会状态、加拿大的民族生存及生态环保等。阿特伍德凭借其深厚的文学底蕴、敏锐的洞察力和理性的反思在世界文坛获得了不凡的声誉，曾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和卡夫卡文学奖等，并于2000年凭借长篇小说《盲刺客》摘得英国布克奖桂冠。《盲刺客》运用多种后现代叙事策略探索了女性的生存和身份建构，将家族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书写了一段加拿大历史。目前，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小说的叙事学，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创伤理论视角作为切入点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立足于心理学的创伤理论，分析小说中女性人物经历的创伤以及书写过程对创伤的疗愈，探索玛格丽特关于创伤和女性的独特思考。

创伤原指由于外力作用引起的人体物理性损伤。目前，创伤研究已覆盖了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领域。随着对战争、屠杀等创伤事件的研究，弗洛伊德将创伤的特质归纳为延宕性和重复性，他认为人们在遭遇巨大的创伤打击之后，会自动生成心理防御机制，而这种压抑过的创伤会在后来的生活里重复出现，持续侵扰受创者。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思(Cathy Caruth)则将创伤定义为：“对于突然的、灾难性的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验，对于这些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迟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表现。”[1]1-208小说以女主人公艾丽丝的回忆性叙述作为主线，展现了女性人物遭受的家庭创伤，婚姻创伤和死亡创伤及创伤对女性自我身份认同感的破坏。

(一)家庭创伤

家庭是人成长的重要依托，家庭的情绪氛围和父母的教养态度对人的身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作为家庭氛围的营造者，父母如果无法提供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孩子会在情感上形成难以愈合的创伤，生成冷漠、怨恨等负面情绪。在小说中，主人公艾丽丝父母的角色缺位，使艾丽丝在成长过程中几乎从未感受过母亲的陪伴和父亲的疼爱。

艾丽丝的父亲诺弗尔是一位饱受战争摧残并事业困顿的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诺弗尔和两个弟弟奔赴前线参战。作为家里唯一的幸存者，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条腿，返乡后又患上了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征。战争让诺弗尔陷入了对上帝的质疑，转而成为一名无神论者。而他的妻子莉莲娜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她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丈夫放弃信仰的事实，并将这视为对家庭的背叛。夫妻的矛盾和分歧就此产生，无休止的争吵让整个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身体的残疾和精神的创伤使得诺弗尔经常无缘无故地发火、摔东西，连续的噩梦让他在夜里呼喊，这给艾丽丝和妹妹劳拉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创伤记忆。“浅一脚、深一脚、浅一脚、深一脚，他像是一只脚踩进陷阱的野兽在行走。低吟的呻吟和含糊的呐喊，以及打碎玻璃的声音都会将我吵醒，因为塔楼的地板就在我房间的上面。”[2]81在爱丽丝的眼中，父亲甚至不是温暖的亲人，而是像一只悲伤的独眼怪兽，让人畏惧。当艾丽丝在照相馆拍照，微笑中不自觉地藏着害怕，“孩子必须听话和微笑时都是如此，似乎听话和微笑是一回事。我们的微笑是在不满意的威胁下挤出来的。这种威胁和不满来自父亲。”[2]167艾丽丝的母亲在战时忙于打理家族的工厂，对于两个女儿并未尽到一位母亲对孩子应有的照顾和教育。面对丈夫的反复无常，她选择了沉默和隐忍，让本就紧张的家庭氛围变得更加压抑。精神分析学理论认为，童年对于人的主体意识成长具有关键作用，孩子的安全感和爱的能力需要父母不断增强亲子之间的亲密感来实现。而经受战争创伤的父亲和婚姻不幸的母亲无法为艾丽丝提供一个和谐、亲密的家庭环境。失职的父母和失和的家庭关系在艾丽丝和劳拉心里埋下了深深的创伤烙印。

(二)婚姻创伤

婚姻关系是家庭形成的基础。婚姻的伦理规范推崇双方平等、相互尊重的夫妻关系，而家庭暴力、精神控制等违反婚姻伦理性的行为会给夫妻双方和整个家庭带来难以弥补的创伤。

在《盲刺客》中，不和谐的婚姻关系使女主人公艾丽丝遭受着身体和精神双重创伤。为了挽救家族企业，艾丽丝的父亲把十八岁的艾丽丝嫁给了三十五岁的中年企业家理查德·格里芬。在家族利益和长女责任感的驱使下，艾丽丝默默接受了父亲对她命运的安排。违背了平等自愿原则的婚姻从一开始就让艾丽丝产生了恐惧和压抑。面对理查德的求婚，艾丽丝没有一丝愉悦，“我的房间里没有地板，我高高地悬在空中，即将掉下来。我会一直往下掉——掉进无底深渊。”[2]243婚礼中，艾丽丝的自我意识开始出现偏离，“她的头纱垂在两边，有一段盖住了眉毛，在双眼之间投下一道很深的阴影。”“我之所以称‘她’，因为我不记得自己在场；
我的心并不在场，在场的只是我的躯体。我和照片上的那个女孩不再是同一个人。”创伤患者的慢性焦虑和抑郁症状会发展成人格解体、现实解体和感觉麻木。[3]72-120艾丽丝并不愿意接受这场婚姻，但是对于家族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又使她无力拒绝，对婚礼的抗拒和妥协使压抑的自我意识出现解体，产生了自我分裂的创伤精神症候。

婚后，理查德表面上与艾丽丝相敬如宾，实际上对艾丽丝实施家庭暴力。“我受的皮肉之苦越来越多——有时身上出现轻肿，先是紫，后变蓝，再变黄。”“他喜欢拧我的大腿，那个部位外人是看不到的，任何事只要让外人知道了，都可能影响他的仕途。”[2]395对于理查德来说，艾丽丝只是他的玩偶和泄欲的工具，是自己资本阴谋的附属品。在生活中，理查德表现出极强的控制欲，按照自己的喜好全面操控着艾丽丝的出行和衣着打扮。艾丽丝的头发不能烫剪，因为“理查德不希望我剪头发或烫头发”，指甲需要修剪，身上的毛发需要拔掉或者剃掉，因为“别人摸上去的感觉该是滑溜溜的。”“我自己在按他的期望被塑造成型。”[2]321童年时养成的隐忍性格使得艾丽丝的自我意识在创伤中逐渐瓦解，默默忍受着丈夫的压迫，显现出麻木、抑郁的症状。

(三)死亡创伤

创伤症状往往伴随着剧烈的刺激而产生，包括目击死亡和受伤的瞬间，获悉关系亲密的家人、朋友的死亡讯息。[4]1-2死亡的目击者和幸存者都会遭受严重的心理创伤。小说中，劳拉经历了父母双亡，爱人战死后选择了自杀，而艾丽丝则背负着死亡的重负幸存下来。

当母亲死于难产，艾丽丝和劳拉还是年幼的孩子，直面母亲的死亡给姐妹俩的心理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当艾丽丝闭上双眼回忆，母亲死亡的细节已经模糊了，只剩下无尽的悲伤，“我记不太清了。当时她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她突然消失后，她的床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看上去空荡荡的。”[2]146艾丽丝支离破碎的记忆是遭受创伤后开启的心理防御机制，刻意规避了造成创伤的事件所带来的痛苦。妹妹劳拉则成天穿着母亲的裘皮大衣，“在衣服下面爬来爬去”“祈祷，或者是召唤——召唤母亲回来。”[2]140天真的劳拉通过各种方式创造母亲存在的景象，拒绝接受母亲死亡的事实。三年后，在听了“荣军纪念日”的哀曲后，劳拉故意跳入卢韦托河中想用自己的性命和上帝交换母亲的性命。母亲的离世是姐妹俩创伤的根源，而父亲的死亡则加重了她们的创伤体验。

对于妹妹劳拉来说，爱人亚历克斯的死亡是无法承受的伤痛，只能用死亡来面对死亡。劳拉将亚历克斯视作自己的精神伴侣，即使在他奔赴前线杳无音讯的时候也满心期待地等着他归来。理查德利用劳拉对亚历克斯的感情，以亚历克斯的安危威胁劳拉迫使她接受了肮脏的交易。为了拯救爱人，劳拉被理查德玷污，怀孕后又被迫堕胎，她将这些归结为自己的牺牲“我必须自己承受苦难。我就是这样向上帝保证的。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就可以救亚历克斯。”[2]516而当艾丽丝将亚历克斯死亡的信息和自己与亚历克斯的情人关系告知劳拉，她所有的幻想都在瞬间破碎，所有对爱情和奉献的信仰都在瞬间崩塌。崩溃的劳拉选择了自杀，以死亡来逃离自己失去爱人的伤痛。

劳拉的死是伴随艾丽丝一生的创伤。作为姐姐，艾丽丝对劳拉的态度始终是矛盾而复杂的。一方面，艾丽丝在母亲逝世后一直与劳拉相依为命，认为劳拉是她的“左手”，自己也是劳拉的“左手”；
另一方面，艾丽丝对劳拉又怀有嫉妒和怨恨。在艾丽丝心里，母亲对劳拉偏爱有加，对自己却疏于关心；
劳拉有追求爱情的勇气和自由精神，自己却只能沉默冷静地接受家族安排。在矛盾心理的驱使下，艾丽丝告诉劳拉亚历克斯死亡的消息和与自己的地下情，直接导致劳拉坠桥自尽。劳拉的死让艾丽丝陷入弑妹的自责和愧疚，常常被失眠和噩梦所困扰。

“我难受的夜晚开始了。我无法入眠。”“我看见一名年轻女子往自己身上点火……身穿易燃的薄纱长袍。她以这种方式来抗议某种不公平。”[2]460创伤的重复性和延宕性使得受创伤打击之后的人会在梦境中重新体验创伤，创伤患者由于丧失了躲避创伤事件的能力而不得不经历过去的闪回[5]145-150。劳拉死亡的意象总会在梦境中不断浮现，挑起艾丽丝压抑的负罪感的内心的苦痛。

凯西·卡鲁思认为创伤的症状会在潜伏期之后不断出现，因此受创者不得不经历创伤记忆的回归并忍受持续的精神压抑。而创伤的疗愈则需要受创者在安全的氛围中接纳创伤，将片段化的记忆融入到整体记忆中，获取生活的意义，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盲刺客》中，不同的女性人物采用了不同的方式面对创伤。艾丽丝的母亲选择了包容和沉默，将痛苦封存在内心；
劳拉则选择了激烈的反抗，以死亡来摆脱创伤的折磨；
艾丽丝选择了书写创伤，在叙述过程中对过去进行反思，对创伤事件重新评估审视，完成了创伤的疗愈。艾丽丝的创伤疗愈经历了两个阶段，确立安全感和创伤书写。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确立安全感

安全感的建立是创伤疗愈的基础，只有当受创者处在安全的氛围下才能有意识地主动修复创伤。而一场从一开始就裹挟着阴谋的婚姻注定无法给艾丽丝提供安全感。理查德在蜜月中向艾丽丝隐瞒了父亲的死讯，并以“来不及赶回去参加葬礼”“想把你完全留给我自己”[2]327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让艾丽丝在痛苦中觉察到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虽然艾丽丝为了体面的生活选择妥协和顺从理查德的控制，但心里始终无法靠近理查德，“我无法真实地描绘他，他的形象模糊不清。”[2]394艾丽丝一直麻木消极地面对自己在婚姻中的创伤，直到读到劳拉死后留下的日记本才彻底觉醒，决定摆脱婚姻，向理查德进行反击。朱迪斯·赫尔曼指出，心理创伤主要体现在自身自主权的丧失和与他人感情联系的中断，因此创伤复原必须以重建受创者的自主权和创造新的联系为基础。[3]200-245艾丽丝选择带着女儿逃离理查德，并留下威胁到理查德政治仕途的信件，返回了家乡提康德罗加港。从女儿到妻子的角色中，艾丽丝一直如提线木偶一般被他人安排和操控。而选择逃离婚姻，摆脱丈夫的控制正是艾丽丝重新建立自己女性自主权的象征，代表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家乡是艾丽丝心灵的依托，承载着她儿时的美好回忆，给她的内心带来了安宁与平静。艾丽丝在这里尝试旧工艺品的买卖和自食其力的生活，为恢复生活的自主权和创伤疗愈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二)女性的自愈——创伤书写

“创伤书写是受创者与创伤记忆的一种抗争，是创伤修复的关键途径。”[6]39受创者在书写过程中将痛苦的创伤记忆重新整合才能舒缓紧张焦虑的情绪，帮助自己重新确立对创伤事件的认知，重新建立自己与他人和外界的联系。当艾丽丝发现平和而充实的生活只能在外表上维持正常的精神状态而无法缓解失眠和噩梦，她才意识到“再没有比理解死者更困难的事了。但是，也再没有比无视他们更危险的事了。”[2]541于是，艾丽丝决定书写自己的创伤，借写作的方式使自己从丧失亲人和挚爱的伤痛中获得疗愈。

对创伤事件的复述可以改变创伤记忆，并将新的记忆融入到受创者的生活故事中。[3]136艾丽丝的书写以现在的视角讲述了过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经历，对创伤历史形成了新的理解，也为自己开辟了疗愈之路。创伤书写从妹妹劳拉坠桥身亡的记忆开始，以第一人称叙述者视角描述了劳拉坠亡的现场和自己的内心变化，还原了自己内心深处不敢触碰的创伤事实的全貌。劳拉的死是艾丽丝嫉妒心作祟的结果，揭开创伤也是艾丽丝向劳拉表达愧疚和释放负罪感的过程。艾丽丝在书写中回顾了自己三重身份的挣扎，暗含着自己对创伤的态度转变。首先，艾丽丝以姐姐的身份为切入点，反复强调了自己对劳拉的厌恶和对于长姐责任的反感。艾丽丝将自己描述成“一个不公平的牺牲品”，渲染了母亲偏爱劳拉而导致她对妹妹心生妒忌，母亲对自己疏于关心，这为之后自己对劳拉的呼救不作为找到了开脱的理由。在第二阶段，艾丽丝叙述了自己作为理查德的妻子，在一场无爱的婚姻交易中逐渐失去自我的过程。她引入了第三人称叙述视角来展现自己身体和精神的分裂，并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的切换中揭露了理查德的虚伪本性，追溯了自己从沉默隐忍到精神麻木的创伤形成历程。艾丽丝在这个阶段的书写侧重于向外界揭示不能言说的事实真相，并开始反思自我，而不是盲目地为自我辩护。[7]123最后一个阶段的书写是以外祖母的身份完成的，外孙女萨布里娜被视为整个叙述的见证者。对于受创者而言，一个能够倾听的见证者的存在才能让创伤记忆的碎片逐渐还原成创伤事实的整体，实现创伤的修复。艾丽丝以客观的叙述向萨布里娜揭开了身世的谜团，渴望修复与外孙女的亲情关系，将萨布里娜看做“余留的最后一个愿望”。书写对于艾丽丝而言，是一场内心的自我救赎，让她从愧疚和悔恨中解脱出来。随着书写的深入，艾丽丝的噩梦和失眠逐渐减少，自我分裂的症状逐渐消失，重新恢复了自我身份的建构，实现了对自我创伤的疗愈。

在《盲刺客》这部小说中，阿特伍德对女性创伤和手足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以蔡斯家族的发展变迁为主线，以主人公艾丽丝的个体创伤为线索，从家庭失和、婚姻中的精神控制和家庭暴力以及亲人和挚爱的死亡三个角度展现了女性创伤的根源，并探索了书写对女性的疗愈作用。《盲刺客》既是一部主人公艾丽丝的创伤回忆录，也是一部女性从创伤到疗愈的成长小说。作者通过创伤叙事意在表明：和谐的家庭关系和平等的婚姻关系是形成女性健康心理状态的关键，而建立安全感，重建自主权和书写创伤是治疗创伤的有效手段。女性在面对多种创伤的叠加伤害下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寻找意识觉醒后自我治愈的良方。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对创伤治疗的积极探索在现代社会仍具有普遍意义，为当代女性在重压之下成功走出创伤提供了指导。阿特伍德对个体创伤和修复创伤历程的书写不仅呈现了阿特伍德对女性精神健康状态的关注和人文关怀，也揭示了她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