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性”发展为主体性的“他者女性”

肖绍明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1)

“他者”是女性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具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意义，是女性的性别认知、体验、认同过程中绕不过的重要范畴。其与女性的合称“他者女性”(1)“他者女性”(the other woman)是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西·伊瑞格瑞(Lucy Irigaray)提出的概念，指作为“他者”的女性，其意义经历了女性将男性意识、角色和语言内化而被纳入男性谱系的阶段，转变到把女性作为独立的、自主的社会性别，成为独立谱系的他者的阶段。(the other woman)经过“主体转向”，呈现了性别的绝对差异，以及其内涵从不平等到平等、从不自由到自由的发展历程，明晰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及其应有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权利。

一般而论，生理学意义上的女性性别(sex)是“天生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性别(gender)则是后天建构的。女性主义研究发现，女孩出生后，和男孩一样，与母亲的关系较之与父亲的关系更为亲密，并以母亲的身体和角色影响和形塑自己的体认和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孩与父亲的关系愈加亲密，逐渐凭靠父亲的身体和角色影响自己的社会化过程。根据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这不仅导致女孩逐渐纳入父性谱系，而且，与母亲一起争夺父亲之“宠”。更为悲哀的是，女孩长大后，也难逃母亲的命运，成为男性谱系中的“他者”，淹没于男性谱系之中。与此同时，从社会性别的塑造过程来看，在家庭中，女孩不仅通过衣着这个重要的社会符号，而且在命名、劳动、游戏、交往、阅读、娱乐等实践活动中，建构不同于男性角色的女性角色。例如，她们通过芭比娃娃游戏、成人婚礼游戏等角色扮演和实践，来发现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体认女性角色，形成女性意识。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女孩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的时间和过程与学校教育时间和过程基本吻合。学龄女童进入学校后，学校教育更多地通过心理、语言、交往等方式塑造人的性别差异和女性意识，例如：在中小学生理学教材有关男女性征的描述中，找到性别差异和女性含义的客观依据；
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其有关爱情和性爱的描述中，将自己设定为某种性别主体，进行不同性别主体之间的互动。根据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巴特勒(Judith Butler)、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女性主义哲学家的分析，在学前和中小学教育中以男性为主体之话语的特性表现在：一方面，男性在言语行为中的主体位置与女性的客体位置相对，并且女性让出话语优先权，并不经常提及主体的、第一人称的“我”，也不在对话情景中提及宾格的、受动的“她”；
另一方面，女孩爱说“女人话”，关注内心的情感，摒弃逻辑性，出现“去中心化”，关注人际关系，关心日常生活，纠缠于具体的时空等，而男性关注自身与客体和世界的关系，并用抽象的词汇将这些内容表达出来，其精致的符号编码与课程、教学和评价的话语文本有高度的一致性。

究其缘由，女性主义哲学认为，首先，“自然”及其与女性的“必然关系”似乎是女性意识形成的根本原因。在幼儿阶段，与男性相比，女性被视作与自然更贴近的性属，也就从生理学意义上被视为女性专属的不同于人之社会性的“性别”的特有属性，并以此来规定女性的生活与文化，限定女性的空间和时间。其次，女性角色的边缘化主要源于社会文化中形成的母女谱系对父子谱系的让位。这种传统及其背后的不对称权力结构具有极强的生产能力，吸纳、去除、生产与父子谱系异质的结构和体系。再次，即使弗洛伊德(Freud)、拉康的精神分析发现了无意识在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中具有的无限影响力，但力比多(Libido)仍以“缺乏”之名去除了女性的地位和作用。究其实质，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一元本质论及其主导下的社会权力机制孕育了男权(phallocratic)的主宰地位和影响。无论是康德(Kant)、黑格尔(Hegel)、皮亚杰(Jean Piaget)、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理性认识论、发生认识论，还是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黑格尔(Hegel)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乃至罗尔斯(John Rawls)规范伦理学中的正义理论，女性的本体地位、认识论意义和伦理学价值都在一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在历史上，尤其是传统形而上学时期，本质论的形而上学创制了生理决定论的女性观念和现实，将女性从教育生活、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中隐退，成为本质“一”之外的附属，成为被强制性地附属于男权的“他者”。波伏娃认为，起初，“他者”并不与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体”等对立，其像人的意识那样原始，甚而是人之思想的基本范畴，但在单一男性视角诠释和构建世界的父权社会，“为什么女性不向男权发动挑战？没有主体自愿变为客体，变为非必要的东西；
不是他者规定自己为他者，不是他者能够建立本质的‘一’(One)。‘一’如此摆布他者，规定自己为‘一’。但是，假如他者不能重获‘一’那样的地位，那么它必须完全臣服，接受这种异化的观念”[1]，“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小女孩必然是小大人’。小大人就是这样的人，她较之小男孩，将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和繁杂的进阶，以便成为一位正常的妇女”[2]。

此外，哲学家巴特勒从女性身体的角度进行了唯物主义分析，颇为中肯。她认为，“身体的物质性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通过形态学的发展而被获取、构筑的”[3]52。性别的管制与规范物质化了身体的性别与差异，生产了可理解的有生命的身体，并且，权力话语通过二元性别体系，把出生婴儿称作“他”或“她”，最终遮蔽了这个生产过程。十八世纪以来性的知识和权力机制是“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 “儿童的性的教育学化” “生育行为的社会化” “反常快感的精神病学化”的身体战略集合，“女人被认为是贡献了物质，男人则贡献了形式”。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将女性视为容器，表示女性既是物质的本源，又是孕育生命的场所。在历史发展中，女性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逐渐臣服于男性的等级关系；
男性理性的身体试图将他的肉身去物质化，却“要求女人和奴隶、儿童和动物成为身体，履行它自己所不具备的身体功能”[3]31。

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其角色的建构，既在生理发展，尤其是与男性性征的差异性发展中出现，也在心理、社会、文化的象征和表征中出现，而且，这些象征和表征的结果造就了女性的“他者”特性的裂变。一般而论，他者与自我、主体等词相对，与非我、客体相呼应。但是，这种论断是从传统形而上学的一元论推理而出的，倘若从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看，他者女性的自身意识应具有同等重要的主体地位。

(一)自身意识裂变中绽出的他者

在现象学运动中，意识哲学对女性内在意识尤其是他者女性意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为女性主体意识和人格意识的觉醒和形成、女性身体的解放与创生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女性主义哲学对笛卡尔(Descale)和康德没有好感，认为他们是代表男权理性主义知识论的奠基者。然而，从笛卡尔和康德的自身意识发展而来的后期胡塞尔(Husserl)意识哲学，却成为女性自身意识建立的有力支持者。胡塞尔发现了自我人格的不完善性，提出了他者问题。胡塞尔认为，自我是包含自我意识和自我概念的更基础范畴，是本原和形式的统一，即“一个统一的内容总体”和“体验自身的联结统一”，是意识活动中的复合体和在内在中的超越和绝对被给予者。与之相对，以“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名义引入的“他者”，“一方面，他者的心灵生活不是本原地被给予我；
另一方面，他者又可以被我意识为‘自身在此’的，并且是以当下化的方式(以类比的共现的方式)，这种方式重又隶属于直观，因此而又是本原给予的”[4]。他者是一个自然的观点，对胡塞尔而言，也是一个需要还原和需要构建的事实。萨特(Sartre)承认，他者也是世界的存在，是世界经验地朝向“自我意识本身”的一种恒定的条件；
批评另一个自我只是一个空洞的设定而已，并不能真正建立起来。海德格尔(Heidegger)最先将他者问题引入存在领域，“此在的在世本质上就是由共在组建的”，“他者只能在一种共在中，而且只能为一种共在而不在”，“独在是共在的一种残缺的样式，独在的可能性恰恰是共在的证明”[5]148，“他者并不首先作为飘飘荡荡的主体现成地摆在其他物件之侧，而是以他们操劳于周围世界的存在方式从在世界之中上手的东西方面显现出来的”[5]52。相应地，“自己的此在正和他者的共同此在一样，首先和通常是从周围世界中所操劳的共同世界来照面的，此在在消散于所操劳的世界之际，也就是说，在同时消散于对他者的共在之际，并不是它本身”[5]154。此时，此在是以常人的名义出现的，它既是任何人(anybody)，又是无人之人(nobody)。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他者理论从意识哲学的自身悖论出发，发现他者的不可或缺性、独特性和独立性，其最大启示恰好在于：在存在论中，他者是在“我之为我”的各自性别中直接起作用的要素，成为始终不能为其他任何自我吞噬的另一个极；
在认识论中，他者的认识何以可能，就在于他者置身于自己的特殊的、具体的、关系的、“烦神”的境地，面向事情本身的自我呈现与生成。

(二)以差异为中心的他者女性

女性主义哲学认为，女性自身的意识可以通过身体意向性及其对他者的建构，把女性身体从身心二元论的隶属地位中解放出来。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Merleau-Panty)通过身体存在的含混性(非内非外)消解意识问题，去除了笛卡尔主义、理智主义，把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理论中意识间性中的他者转变为身体间性中的他者。梅洛·庞蒂的解决方式就是限制先验维度，凸显某一含混维度的首要地位。同时，其通过身体图式显现他者，例如，在儿童形成身体图式时，对他者的知觉也就同时形成了。因此，我们无须首先知觉五官之后，才能认出他者来；
他者直接通过他的“面孔”而让我们意识到其活生生地在场。例如，婴儿模仿的是他者的行为，我们也总是不由自主地模仿他者的表情。“面孔是人的表情的一个中心，是他者的姿态和欲望的透明包装，是显圣之处，是各种各样的意向的几乎非物性的支撑点。这就是我们不可能把一张脸甚或一个已经死亡的身体当作一个物对待的原因。它们是神圣的实体，而不是视觉与料。”[6]

此外，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讨论无意识和力比多在女性他者中的地位和作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无疑均反对解剖学意义上的女性定义，批评女性自身的意识源于女性发现自身不具有男性特有器官时的嫉妒，主张从无意识的无限世界中找寻女性自身意识的源头，探寻通过身体接受快乐的能力，发现性非天生而是后天习得的等。弗洛伊德和拉康认为，最初阶段男女婴儿都不能认识自我，只能体验到自己是满怀相互冲突之欲望的主人。拉康称之为婴儿经验混乱期之无法定形的蛋白(hommelette)。精神分析学派早期的研究认为，婴儿在镜中(或“他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像，以类似于笛卡尔式纯思之映射而产生“我”的方式发现自我在理想基点的分化过程中诞生。但拉康以类似于福柯之另类空间的方式，发现“镜子”只是一个隐喻，是断裂的、多个折面的、变动的“媒介”或“中介”，因此，通过镜子映照或误认的自我(主体)必然是多样的、歧异的、流变的，甚而是虚假的自我。同时，“镜子”在儿童成长中寓示语言和象征，代表着人的无意识领域。他们以父亲之名，通过禁忌、规则和限制等方式区分出性别差异。而且，由于在语言或象征的过程中诞生的主体努力填补流逝的客体，成为缺乏、替代和延缓的符号，因此，主体必然是分裂的，必然产生错误观念，以为在母亲、自我观念和语言中作为总体他者的他者将带给人们从未有过的统一性，虚幻地奉男根所象征的权力为男权的标志。换言之，作为无统一的主体，女性的权力与文化在性别差异和虚假男权中是具有自身价值的大写他者。

如果说现象学的意识哲学给予女性本身及其身体以精神性，那么精神分析则给予女性在文化、社会、教育方面以“黑大陆”似的想象空间，寓示女性在后俄狄浦斯时代的差异性、个体性、无限性和创造性，是应当享有平等权利的主体。

在女性主义哲学看来，女性不简单是波伏娃论及的“同一中的他者”(other of the same)或 “第二性”，更应是真正的他者，他者中的他者(other of the other)，亦即，具有独立自主的女性。

(一)女性主义哲学中他者的伦理学

鉴于女性被置于“第二性”位置、历经了不公平遭遇的历史，女性主义哲学必须改造和构建全新的他者伦理学。他者伦理学的旗帜性人物无疑是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虽然他没有直接论及他者女性，但其思想是女性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列维纳斯反抗传统形而上学中总体对个体、他者的侵犯，认为“他者”具有本体地位，证明了他者不可还原为内在，从而证明了他者具有绝对外在性，以及与形而上学关系的不可消除性；
说明了他者与自我的伦理关系先于他者与自我的存在关系，他者是真正的无限。列维纳斯最为经典的论述之一，就是论证了代表他者的“面孔”之不可消逝性，亦即：“面孔”表现出来，但不能客观化。列维纳斯通过现象学方法，发现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存在差异，以及他者在显现中的多重的、不可消解的矛盾。例如，无限的观念就是典型的不相即性(inadequate)，因为意识不完全像胡塞尔现象学谈论的意识的指向性(即意向性)，也不完全是海德格尔现象学意义上的“解蔽”或“敞亮”，而是超出人的能力所及的溢出，“任何时候都打破所思内容的框架、跨越内在性的障碍”[7]8(前言)，是“被遗忘的经验对那赖之而存活的客观化的思想的溢出”[7]10(前言)。

在女性主义哲学看来，尊重他者，尊重外在性，是真理的伦理学。列维纳斯认为，“对彻底的(因此被称为形而上的)外在性的渴望，对这种首先必须‘让存在’的形而上的外在性的尊重——构成了真理”[7]10(前言)。仅此还不够，还需要在超越的意向中发现伦理的因素。但是，由于思想超越包括存在之总体的能力，以及主体性总能包含其能够包含的更多的东西，因此，伦理的本质不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行为—意向相关项”结构里面，它“就其自身来说，已经是一种‘看法’”[7]10(前言)。所谓“看法”，就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人与人之间的“视见”(vision)，人与人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
表示人的精神性看法，表示人从某个角度透视或看出去。它超越了任何总体的终结，是面对面的率真的工作。此外，他者伦理学的核心之一是面容。面容是绝对的本己性，一方面，从现象学角度理解，它是据其自身显示自身，或自行表达，是个体突破了抽象、普遍之存在，在其“形式”中呈现所有的“内容”；
另一方面，它是事件的高发之地，表现为溢出的状态，因此，面容是“他者越出他者在我之中的观念而呈现自身的样式”， “这种方式并不在于(他者)在我的目光下表现我为一个主题，也不在于(他者)将其自身展示为构成某一形象的诸性质的集合”，“他者的面容在任何时候都摧毁和溢出它留给我的可塑的形象，摧毁和溢出与我相称的、与其ideatum(所观念化者)相称的观念——相即的观念”[7]23。也就是说，自我的权能无法跨过他者的他异性所标示的距离，自我与绝对的他者无法通过占有、数的统一或概念的统一等方式连接在一起，相互转化和还原。而且，我向他者的追问，我与他者的社会关联，“向他者说”先行于任何关系，因此，它是存在中的最终关系。

他者伦理学之于他者女性构建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了女性自我的欲望伦理学和生而皆有的自由。具体而论，无论男女，都是通过欲望走向他者，倒过来讲，基于绝对的他者产生的欲望，才会有幸福降临；
在男女之间、人与人之间，只有尊重绝对的他者，才产生责任的主体，让人享有真正的自由。

(二)女性主义哲学中他者女性的伦理学

他者女性伦理的基础是性别差异，核心是性别平等。在女性主义哲学看来，女性的美是自然的呈现，符合人的审美意识的纯粹性、目的性和主观性；
它是来自人之纯粹意识或精神目光的看与观照。但在男权主宰的传统形而上学看来，女性成为看的客体，透露了人之物质化目光的功利目的，从而使女性之美客体化和物化。如果基于主奴辩证法，通过纯粹意识的分裂、对立和统一，实现男女之间的和解，也就是继续沿用二元论看待女性的命运，将其与男性的差异与对立视作解决女性解放的唯一障碍，那么，女性的平等就无法实现，甚至会给女性权利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直到我们把(不同的)类(genre)当作性属的(sexué)，把各个不同的性之各自权利和责任写进社会权利和责任，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平等才能实现”[8]24-25。

当女性主义哲学家们把女性不平等归结于劳动分工与阶级对立时，法国哲学家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则从他者伦理学的角度指出，男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家庭关系，以及再生产关系是社会与文化建构的结果，因此，男女之间的平等不是以一种性别代替另一种性别，而是明确男女之间的差异，认识到男女是相互作为同一的他者，“一个不满足于同一性的自我定义的女人，其他者性和差异性将被赋予社会的和符号的表征。每一种性都会是另一种性的‘他者’”[8]33。也就是说，没有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区分，只有两种不同的、具有同等地位和权利的性别；
女性不是同一性统治下的他者，而是承认性别差异与多元价值观念、相互不可归约的、独立自主的他者。

伊瑞格瑞反对波伏娃意义上的“他者的女性”，认为她把女性限制到了一种男性的抽象理论系统中，主张：没有衡量女性的共同标准，也不能将女性归约为特定的标准，从而使女性内化到男性系统里面；
反对定义女性的需求为弗洛伊德式的“缺乏”或拉康式的“空穴”；
只有在母女、母子、父子、父女谱系中恢复母女谱系，维护代表自身的女性欲望，才能在男女之间保证两个主体、 两种欲望、两种快乐都得到承认。如果说，波伏娃将“第二性”和他者视作女性的代名词，是隶属于男性、处于社会边缘的角色，那么伊瑞格瑞通过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的本体论，而从他者伦理学发现了多元的主体，发现了女性的独特性和自主性。

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他者女性、“作为他者的女性”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命题；
在具体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意义上，她们不再具有唯一的、抽象的、孤立的意义，尤其在区分“性”(sex)、“性别”(gender)和“性属”(sexuality)三个层次之后，“他者女性”的社会文化主体建构及其含义才见端倪。

(一)他者女性之无主体的主体性

他者女性之主体的确立建基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综观西方形而上学史，他者真正成为主体，是以主体自身的悖论性存在之破产为前提的。例如，在笛卡尔那里，自我首先以人的意识形式出现，此后，它遭遇到无法通过人的纯粹意识、语言等来完全理解和把握那个陌生的、同样作为主体的他者之困境。进而，他者的观念与形式出现了，并逐渐发展成社会主体和伦理主体。拉康提出一种由两难困境组成的“分裂的主体”。他认为，主体被割裂为自我和一个被符号化的社会意象，自我建构的结果只是一个幻象。齐泽克(Slavoj Žižek)把现代西方哲学形成以来的主体“拉康化”，强调主体的否定性之“割裂”，认为“主体”不仅是一种否定，并且是对这种否定的事先预设与对这种预设的担当，是生成于实在界与象征界间隔之上的“消隐的中介”，而且，主体是现实的个体或共同体得以形塑自身的前提，因此，在形式上其位置必为空，是无主体的主体性[9]。

在上述哲学背景下，女性主义哲学主张，女人、女性不仅是权力建立性别等级结构的“司法”过程，也是权力“生产”的结果；
女性主体存在的可能性存在于差异的、多元的、独特的后结构关系中，是一种承认性别差异基础之上的主体交互性。巴特勒批判伊瑞格瑞，认为她虽然通过维护女性的特殊权利来实现女性主体地位，但她没有深入到语言和文化的权力建构机制，探析女性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建构和身体之主体性的显现。对此，巴特勒不无感慨地说，性别应当“是开放性的一个集合，容许多元的交集和分歧，而不服从于一个定义封闭的规范性终结目的”[10]22，“性别总是一种行动，虽然它不是所谓可能先于存在的主体所行使的一个行动”[10]33。

(二)他者女性之文化主体的操演

在社会、教育和文化中，他者女性之性别(gender)的塑造离不开语言文化的贡献。伊瑞格瑞很早就注意到，一定的社会文化将性别差异减缩为一个纯粹的自然和超语言；
性别差异需要借助语言进行性别区分，但同时，语言自身的语法及其背后不对等的权力又会重塑不一样的性别差异。概言之，语言、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能够决定性别差异；
性别表现在代词、所有格形容词、名词等语法形式中，也存在于有生命的/无生命的、自然/文化、阳性/阴性等语法范畴构成的系统里。巴特勒显然不满足于静态的、抽象的语言分析，而是深入到言语行动中，解决法国女性主义哲学的性别差异研究与美国女性主义哲学的性别平等之间的歧见，在语言游戏所展现的后结构主义语境披露的性、性别、性属(sexuality)的三角关系中，揭示它们都是话语操演(performance)的过程与结果，是特定的角色或身份。

巴特勒借用奥斯丁(J. L. Austin)、塞尔(John Searle)的言语行动理论，探析了女人、女性等话语背后的权力如何将身份范畴之多元的、分散的原因或起源被生产为女人/男人、女性/男性等二元论背后一元的、单一的原因或起源，去除“阳具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强制异性恋等背后的一元本质主义及其制度，“首先，性别的操演围绕着这样一个转喻(metalepsis)运作，其中，对某个性别化本质的期待，产生了它假定为外在于它本身之物。其次，操演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而是一种重复、一种仪式，通过它在身体语境中的自然化产生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文化所支持的时间性持续存在”[10]xv。换言之，“作为一个女人是一种‘自然事实’还是一种‘文化表演’？或者，‘自然性’是由哪些通过性别范畴、在性别范畴内生产身体，并受到话语限制的操演性行为所建构的？”[10]2

具体而论，巴特勒认为，性属主要指在话语中建构的性别属性，而非性别角色；
我们的个人性别角色或身份是通过社会文化中永恒不断的重复获得和维持的，而且日复一日的身份维持逐渐变成无意识的和似乎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事实上，性别和性属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显现，因此，性别角色及其确认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同性恋男”“认作妇女的男同”等；
也可能是多种身份的，例如“跨性男”“超男”“无性人”等。巴特勒努力告诉大家，性别/性属远非纯粹的选择那么简单，也不是社会的和文化的限制使然，而是在具体的、受限定的文化中，我们所有人不得不协商：我们可能变成希望的样子还是我们如何被他者定性。也就是说，我们的性别/性属选择和操演受限于选择的背景和条件，具有“引述性”(citationality)。更为激进地讲，在巴特勒的操演理论中，性别和性属的所有操演性本质表现在性别角色的显性和隐性的文本中，因此，人的生理性别在文化的和社会的性别、性属中只是生理性基础；
即使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许多人还是愿意继续趋向于建构固定的和永恒的性别角色，但是，以前在反抗男权统治中生存的女性，在操演理论中也必须通过在特定社会与文化中的竞争来获得。男性同样如此。总之，“在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性别身份；
身份是由被认为是它的结果的那些‘表达’通过操演所建构的”[10]33。

(三)他者女性之身体主体的呈现

他者女性的身体主体研究不仅回到了身体现象学，而且分析了女性身体的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在女性主义哲学看来，无论是现象学、后结构主义，还是性别角色和操演理论，都发现了性别主体的建构性和生成性；
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性别主体是一种呈现，“性别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呈现，然后，对有关这些表现，或者基于这些表现，作一个规范性判断”[10]xxi。进而，女性主义哲学的主体理论超越奥斯丁言语行动理论的精髓，通过探寻女性身体作为绝对性存在所具有的本体论地位和文化建构能力，融合社会力量之“前有和前见”、经验世界中的欲望，以及身体的生理性需求，深入探究身体的差异和文化架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女性主义哲学看来，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虽然没有区分男性和女性的身体，但为他者女性身体的先验性、建构性地位开辟了道路。在他看来，问题不再是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如何被构建出来，而是我与他者如何在身体场中相互转换和过渡。我的身体场永远不闭合，永远是“开口”的，而他者就在这个“开口”的边缘隐含着(implied)。具体而论：一方面，他者可以被看作是从我自身中分化出的：他者与其说出现在对象那一边，不如说出现在我这一边，他者是被加到我的无限性之上的，如“发芽一般，我分身为二，我分娩，他人从我的血肉中造出，却不再是我”；

另一方面，他者悄悄地进入我的知觉，在我的知觉之初就已隐晦地形成，而且，我把控世界的经验正是使我能够知觉另一个自我或他者的能力，他者始终处于反思的边缘，不能被建构，但始终是已经构成的。概言之，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同一现象的正面与反面的关系。而且，梅洛·庞蒂重新恢复移情的原初地位及其在建构他者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移情不只是一个主体构建起另一个主体的认知方式，而且是所有主体分享着的存在方式；
存在一种普遍化的移情，也即侧面的、而非正面的移情；
交错(chiasm)、世界之“肉”正是由此生发出来。“主体间性的交错延伸到我们与我们的身体、与动物、植物的关系，一种普遍的存在论，不再是作为我们构造的本质和意义的确定，而是作为我们与他者的未知存在论的亲密关系的共在。”[11]

在巴特勒看来，可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究女性身体的主体建构。就时间的角度而论，没有先在的身体，身体与性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主奴辩证法式的相互依存关系，身体的物质性在性话语当中积淀而成；
从空间角度来看，物质性的身体和性之间是“域外”的关系。亦即：一些知识范畴在空间上并不共存于一个位置，它们互为外在但互相影响；
域外还可以成为一种思想策略，对事物的探究可以从外部进入内部，通过对可见物的考察来探寻不可见物。身体正是性的域外，是性的外部和可见的场所。

巴特勒分析了社会建构中性别与身体的“重复”，一方面，通过仪式化，使一个女人在这种大规模的、强制性的重复中创造历史和社会的现实，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对规范的被迫重复，意味着性别建构也具有限制性和约束性。总之，物质化身体表达之关键在于：将身体重塑为动态力场，以便从权力控制(regulatory)中脱离；
言语行动不是由主体执行的行动，而是由话语来重复生产规范和限制；
生理性别是文化规范作用于物质化身体的产物；
主体作为言说的我(speaking I)来参与整个过程；
异性恋规范在生理性别的形成及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最终将非异性恋的性别身份排除。

总之，在女性主义哲学看来，“他者女性”“标示一个无法标示的各种差异的领域，一个无法由描述性的身份范畴来概括的领域”，“使这个术语进入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未来天地”，“使它成为承载可能出现的未曾预期的意义的场所所在”[12]；
他者女性的主体转向和建构则意味着，他者女性之自我意识、绝对伦理和社会文化主体的解构、觉醒和构建并没有把“女性”简单地看作一个特殊身份的主体意识、道德和社会文化操演与身体呈现过程，而是，“永久地向争论开放，向新的社会和政治调用开放”[13]，为家庭、学校和社会中女性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提供持久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