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探析——基于77,367个青少年的实证调查

张峰峰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7)

公德与私德作为人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需要遵循的伦理规范，成为人际关系的调节剂。通常来说，当人在私人领域中时，血缘造就的亲情关系会不由自主地帮助人缓解利益冲突。但当人在公共领域中时，由社会互动建立的一般人际关系则会在面对利益冲突时遭到强有力的挑战。公共道德强调的是道德主体需要超越个别化的“我”并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人”，使个人与“他者”平等共处、相互尊重。尤其是当下这个时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公共领域逐渐成为人的主要生活场域，并呈现出日常化、复杂化的态势。对于青少年来说，道德自觉性、敏感性较低，多数时候需要依靠他律来实现个人道德的发展，并以此作为一种善的力量促使青少年更好地由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过渡。公共道德行为作为公共道德观念、情感、理性的外在综合体现，直接反映了青少年公共道德的发展状况。

目前关于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2000—2013年间。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社会公德整体呈现积极向上的良好状态，但其发展呈现出偏离与吸纳的亚稳定状态，“知行不一”的局面短期内无法消失。同时，青少年道德行为随着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延伸而趋弱[1]，且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及区域差异，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低年段女性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为表现得更好[2-3]。然而，道德行为不是既定的，是随着时间的延展及青少年道德生活经历的累积而不断生成和发展的[4]。受价值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新时代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为发展现状如何，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是否存在其他层面的差异，影响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对于以上问题的探究将有助于德育工作者更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少年道德教育，也有利于青少年公共道德观念的形成、公共道德情感的激发以及公共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

本研究采用了孙彩平教授团队编纂的《中国青少年道德发展状况问卷(9—18岁)》。该问卷的信效度较高，具体指标数据为KMO=0.878,Bartlett<0.001,每道题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4,拟合指数CFI=0.958>0.9,TLI=0.944>0.9,CMIN/DF=4.488<5,RMSEA=0.048<0.06，问卷的总信度及各个维度信度均大于0.7。该问卷将“守规则行为”“制止欺负行为”作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的调查内容，并设计了生理(年龄、性别)、心理(生活满意度、最了解和关心自己的人)、家庭(生活方式、父母受教育程度)、教育(学段、学业)、空间(城乡、区域)共计12个自然变量。本次调查样本总量涵盖辽宁、河南等7大省份、21个区(县)、189所学校，对象为9—18岁的青少年。共收集到77,367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约占51.3%，女性约占48.7%；
小学生约占45.5%，初中生约占36.9%，高中生约占17.6%；
汉族约占87.0%，少数民族约占13.0%；
城市样本约占59.3%，乡村样本约占40.7%。根据研究问题，该研究利用SPSS19.0统计软件工具对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对具有显著性相关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针对方差不齐的差异分析，则使用Welch检验、塔姆黑尼多重检验。考虑到大样本量对差异检验结果的影响，该研究针对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变量，再辅以效应量做进一步的差异说明(效应量可以规避大样本量引起的显著性差异)，以p值、d值作为变量之间差异的显著性指标，只有当p<0.05且d>0.2时，变量之间才具备统计学意义的差异，相关数据均值大小才可以进行比较。

(一)发展现状：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面临困境，守规则行为水平有待提升

人们总是期待着道德可以朝着更高水平发展，然而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的发展正面临着困境。一方面，七大省份的青少年的守规则行为水平不仅均低于青少年道德行为的整体性水平(M=2.57/3)，且七大省份青少年的守规则行为水平均排在五种调查行为中最末的位置。另外，七大省份中除宁夏、湖北以外的五大省份的青少年的制止欺负行为水平均低于青少年道德行为的整体性水平(M=2.57/3)(见图1)。另一方面，青少年守规则行为与制止欺负行为水平均会随着青少年年龄的增长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处于小学高年级阶段(9—12岁)的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为表现明显优于处于中学阶段的青少年(13—18岁)，尤其是处于高中阶段的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为发展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与挑战(见图2)。除此之外，调查结果还显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整体性水平在2016—2019年两次调查中并未表现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M2019=2.44、M2016=2.31、t=37.350、p<0.001、d<0.2)，即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为水平在三年的时间里并未取得实质性发展。

图1 2019年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在不同省份的均值图

图2 2019年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水平在“年龄”层面的变化趋势图

(二)发展差异：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在生理、家庭以及空间层面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差异，但在心理、教育层面存在统计学意义差异

1.心理层面发展差异：对生活满意、有人关心、有人了解的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表现得更好。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与心理层面的“生活满意度”(r=0.157、p<0.001)、“最关心我的人”(r=0.015、p<0.001)、“最了解我的人”(r=0.008、p<0.001)三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且“生活满意度”与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的相关性最大。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差异检验结果显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在“生活满意度”方面表现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p<0.05、d>0.2)。从均值大小比较可以了解到，对生活状态越满意的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表现得越好(见表1)。在“关心我的人”及“了解我的人”方面，差异检验结果显示，“有人关心”的青少年与“无人关心”的青少年之间、“有人了解”的青少年与“无人了解”的青少年之间均表现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p<0.05、d>0.2)。但不同群体对青少年表示关心或表示了解并不会造成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的表现差异(p<0.05、d<0.2)。均值大小比较显示，有人关心、有人了解的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为表现优于无人关心、无人了解的青少年(见表2)。

表1 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差异分析及效应量

表2 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在“最关心我的人”“最了解我的人”方面的差异分析及效应量

2.教育层面发展差异：处于小学高年级阶段且学业表现优异的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为表现得更好。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与教育层面的“年段”(r=0.085、p<0.001)、“学业表现”(r=0.084、p<0.001)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且“年段”与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为的相关性最大。在“年段”方面，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小学生和高中生之间表现出统计学意义差异(p<0.05、d>0.2)，但小学生与初中生、初中生与高中生之间未表现出统计学意义差异(p<0.05、d<0.2)。均值大小比较显示，小学生公共道德行为表现(M=2.4724/3)优于高中生(M=2.3416/3)。在“学业表现”方面，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学业表现较好”与“学业成绩表现稍差”(p<0.05、d>0.2)、“学业成绩表现中等”与“学业成绩表现稍差”(p<0.05、0.4>d>0.2)的青少年之间表现出了统计学意义差异，但“学业成绩表现中等”与“学业成绩表现较好”的青少年之间未表现出统计学差异(p<0.05、d<0.2)。均值大小比较显示，“学业成绩表现较好”及“学业成绩表现中等”的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为表现(M1=2.4803/3、M2=2.4432/3)好于“学业成绩表现稍差”的青少年(M3=2.3025/3)(见表3)。

表3 中小学生公共道德行为在“教育变量”方面的差异分析及效应量

(三)发展影响因素：道德情感是影响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的内在结构性因素，其中集体责任感、关爱情感对其影响较大

为了探究影响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的内在结构性因素有哪些，笔者以“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作为因变量，以“道德情感”作为自变量，对相关数据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R2=0.243>0.2、p<0.001，回归模型的各变量的显著性均小于0.05，且各变量共线性检验结果VIF值均小于2，即该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换言之，青少年的道德情感会影响其公共道德行为的发展，其线性回归方程式可以表示为：Y公德行为=0.159X集体责任感+0.145X同情感+0.088X自尊感+0.079X爱国情感+0.045X羞耻感+0.638。该线性回归方程显示，青少年的五种道德情感均会对其公共道德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集体责任感”“同情感”对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水平发展的影响较大，但“羞耻感”对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水平发展的影响较微弱(见表4)。

表4 回归模型拟合系数

(一)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困境的原因

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面临困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观念较为混乱。公德的实质就是公德观念调控下的一种社会规范行为[5]。然而在由南京师范大学孙彩平教授团队开展的2019年青少年道德发展状况的调查(下称调查)中发现，传统的义理观念与西方的公共精神均未能占据中国青少年的价值高地，青少年在公共道德观念上的表现与传统美德、个人修养存在较大的结构性差异。孝(55.6%)成为传统美德的主流，勤奋(41.9%)成为个人修养的主流，而公共道德则没有形成主流价值，廉洁奉公、公正、按规则办事三个选项的人数比均在25%—30%，不分伯仲。青少年缺少稳定的公共道德价值追求导致其公共道德行为发展面临困境。学者邹秀春[6]、洪明[7]、林琼斌[8]、张大勇[9]的研究结果均指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弱化的原因在于其公共道德意识淡薄、公共道德观念混乱等问题。另一方面，青少年功利性的价值判断理念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凸显。在调查中发现，青少年在面对“规则—生命”层面的道德冲突时，主要以被冲突的生命与执行者之间关系的亲疏为前提做出道德选择，而且青少年忽视规则本身的价值但在意行为结果对自己是否有利的价值判断理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凸显。如选择“偷粮食可以救家人的命”的青少年的比例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分别是35.0%、37.7%、49.1%，而选择“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偷粮食”的青少年的比例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分别是12.4%、6.9%、4.2%。学者孙彩平在2018年的研究也指出，中学阶段是青少年从道德观念到道德行为发生内在变化的时期，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出现了关注自我和个体功利的价值理性凸显的状况，青少年对他人的关怀、集体责任感出现削弱，明哲保身行为则呈现出增长趋势[10]。

(二)心理、教育因素与行为

前文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在心理及教育特征层面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对生活满意、有人关心、有人了解且学业表现优异的小学高年级阶段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为表现得更好。这也论证了道德问题有心理的根源，但又不能完全归结为心理问题。对于青少年而言，提高学业成绩是其校园生活的主旋律，学业成绩优秀的青少年通常更容易受到老师的表扬，也更加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优异的学业表现成为青少年积累信心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使其可以更加积极地面对道德成长中的困难与挑战[11]，因此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在不同“学业表现”的青少年中存在差异。还有研究指出，青少年对生活越满意，其幸福感越强，而幸福感对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和正向预测效应[12]。与此同时，中小学生更注重情感需求。他人的关心及理解可以提升其学习适应力，为学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13]。因此，对生活满意、有人关心、有人了解的青少年，学业表现将更加突出。优异的学业表现会使青少年积累更多的信心，更愿意在公共领域起到榜样示范作用，其公共道德行为也就表现得更好。

(三)情感因素与行为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本不该这么做，但却做了”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情感是人类行为发生的原动力[14]，道德情感是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的中介和桥梁[15]。前文的调查结果也显示，道德情感影响着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尤其是集体责任感、同情感对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的影响较大，然后依次是自尊感、爱国情感及羞耻感。一方面，集体责任感指的是一种自觉主动地为了集体做好分内分外一切有益事情的精神状态，尤其强调个人为了集体利益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存在冲突时，要以集体利益为重。而同情他人的倾向作为人性中最为显著的品质，使自我与他人可以通达彼此的痛痒，或多或少地使他人的痛痒转变成自己的痛痒，在某种意义上分担他者的痛痒[16]。实际上，集体责任感与同情感可以促使自我与他人的感受发生某种程度的通连和转化，使人与人之间更容易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扶持。因此，集体责任感与同情感对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耻”作为儒家“八德”之一，在社会伦理秩序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羞耻感作为人的“良知动荡”，不仅对不道德行为具有否定的谴责性作用，又对道德人格的完善、自我价值的实现具有肯定的解放性的建构作用，即“知耻而后勇”[17]。对于青少年而言，羞耻感要求青少年在否定中达到自我肯定，然而，青少年暂时还无法真正理解其内涵。若青少年处理得当，羞耻感会转化为自尊感成为青少年道德成长的助力，若处理不当，羞耻感则会引起青少年的怨恨、愤怒甚至拒斥，因此“羞耻感”虽然会对青少年的公共道德行为发展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较微弱的。

(四)研究局限

虽然该研究是基于7个省、21个区(县)、189所学校的77,367个9—18岁青少年的有效样本开展的调查，但仍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从数据来源来看，样本数据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无法在各个维度上与我国青少年人口学的实际情况完全一致。二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大样本的问卷调查可以提供不同群体间的整体差异与变化，也可以描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差异，对了解新时代中国青少年道德发展的整体特征及发展趋势有着其他方法不能媲美的优势，但无法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三是从调查结果的一致性来看，该项研究使用的是2019年青少年道德发展数据，调查结果与之前2016年及之后的调查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方面，关于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的研究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意抽取样本的人口学特征要尽量与全国青少年人口学特征保持一致。二是尽量采取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形式，尤其是对相关因素影响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内在机制的探究仍然需要加强。三是注意跟踪或连续数据的搜集。道德本身就具有发展性，更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因此数据具有连续性、完整性会更加有利于准确地反映青少年道德发展的规律。

另一方面，关于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的培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注重青少年大格局人格的培养。新时代的德育目标应该是协助道德主体养成大视野、大爱、大德、大情怀的大格局人格。青少年大格局的培育就是为了使青少年拥有不断走向更广阔天下的志向与胸怀[18]，使青少年认识到集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当恪守公共道德的价值在青少年的生活世界里显现，青少年也便有了追求公共道德发展的动力。第二，德育工作者可以积极践行“心理—道德”教育理念。前文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的心理、教育特征均会对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的发展产生影响。现实生活中，人的许多道德品质(如责任感、关心)的确也是心理品质，德育工作者积极践行“心理—道德”教育理念意味着将育心育德融为一体。一旦心理教育融入了道德教育，青少年心理的发展、其他各项素质的发展都有了合乎道德的内在动力和导向。一旦道德教育融入了心理教育，则可以为青少年德性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优良的心理基础，也促使德育采用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19]。第三，德育工作者可以加强与青少年的情感投入与交流。积极的道德情感是青少年公共道德行为发展的内生动力。德育工作者只有将情感融入德育的全过程，青少年才会在德育工作者的榜样示范、爱心传递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进行道德践履，才可能真正地将公共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