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调整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交叉滞后分析的证据

董嘉慧，陆 娟，宫火良

（河南大学 心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抑郁（depression）通常指长期持续的心境低落状态，并且还可能同时会有无望感、焦虑、注意力不集中以及睡眠障碍等，这是个体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客观环境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抑郁情绪影响下的个体会更容易情绪低落，还会有难过无望的负面感受，更严重者可能会思维迟滞、出现幻觉、行动迟缓，长期以往，就会发展成为抑郁症，甚至可能自伤自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大学生中18.5%的群体具有抑郁倾向[1]，抑郁倾向已经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2]。当代大学生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高自我价值感，不但重视学习中的成绩、工作中的成功、生活中的和谐，还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其自身生理、心理活动变化较大，通常也伴随着较同辈更高的精神与生活压力，造成心理发展中的失调和不平衡[3]。

（一）认知与情绪的关系

Hammen提出，认知理论非常注重个体体验到的情绪和他们所持有的负性思维间的关系[4]。其基本假设是，个体对自己和身边环境的看法是怎样的，将会对自身的情绪和行为做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可以通过干预个体的认知方式来改变个体的情绪和行为[5]。早期研究者认为认知对情绪的影响主要在产生情绪和调节情绪两个方面。情绪产生过程为特定的情绪事件—认知评价—情绪，认知评价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Siemer和Reisenzein提出了情绪的程序化假设（the proceduralization hypothesis），包括两个分假设：（1）人们对情绪事件进行首次评估判断时，往往依赖清晰的推理步骤，需要意识的参与，所以花的时间较多；
（2）若对同一种情绪事件的情绪判断进行重复判断的次数足够多，那么它就可以变得自动化或程序化，不需要意识的涉入，从而花的时间较少[6]。认知同样对情绪调节起决定性作用，Ellis提出了著名的A-B-C理论，即人的消极情绪和行为障碍结果（C），不是由于某一激发事件（A）直接引发的，而是由于经受这一事件的个体对它不正确的认知和评价所产生的错误信念（B）所直接引起，错误信念也称为非理性信念。美国心理学家Gross认为情绪的调节过程包括情境调节、认知调节、反应调节3个方面。杜肃燕发现认知重评策略在军人的心理承受力与军人的焦虑情绪之间存在调节作用[7]。徐彦君等人发现在高知觉压力下，多使用认知重评，少使用抑制表达有利于减少抑郁情绪的产生[8]。认知风格类型对情绪信息注意偏向存在影响，场独立型对消极情绪信息存在注意偏向，场依存型对积极情绪信息存在注意偏向[9]。美国心理学家Beck提出了抑郁的认知模式，认为抑郁症的产生是由于负性认知图式所致[10]。抑郁者大多会对事物进行过滤，采用负面且不客观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事物，长时间就会形成消极的思维模式。而情绪困扰也恰恰是由不当的思维方式引起的，如夸张、过度概括、绝对化要求、非黑即白思维等。在抑郁者的思维过程中，不合理的思维方式往往是一种自动化思维，在对事物觉察、识别、解释和记忆的过程中，通常采用不良认知图式，这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加剧抑郁情绪。随后大量研究证实，由于抑郁症患者大脑内存在着负性认知图式，使他们在对外界信息进行加工时，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消极图式相一致的负性信息，出现负性认知加工偏向[11]，引起抑郁症状的产生与持续[12]。很多研究都说明抑郁者存在悲观消极的认知方式，这种消极的认知方式反过来也会引发抑郁症状[13]。

情绪对认知过程也存在着显著影响，其作用主要通过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对注意转换功能来表现[14]。近年来一系列更加严格的实验结果表明，情绪能影响包括知觉、注意、记忆、思维、态度、决策、语言，甚至内隐加工等几乎所有的认知层面。神经重用观点假设，加工各种情绪信息刺激（如情绪面孔、情绪图片等）的大脑区域，可能也负责词汇的情绪信息加工[15]。在感知觉内容方面，已有研究表明，正性情绪下的被试更容易感知正性刺激[16]，负性情绪下的被试更容易感知负性刺激[17]。来自ERP的证据表明，人们对愤怒情绪的感知速度更快[18]。与抑郁的信息相比，被试对焦虑的信息更敏感，这说明与抑郁的情绪信息相比，人们对焦虑的情绪信息更容易觉察[19]。目前的研究似乎表明，情绪的强度与感知觉在时间上也许成正比关系，即情绪强度越强，人们越容易感知[20]。事件相关电位的证据表明，机体对环境中的负性情绪信息具有某种特殊的敏感性，称为情绪的负性偏向现象[21]。情绪影响认知过程的记忆方面，研究者提出了心境一致性记忆效应（mood congruency memory，简称MCM），指正常被试更倾向于记住正性效价词，而抑郁被试正好相反，容易回忆和自己心境一致的负性内容。积极的情绪体验能够提高学生的记忆效率，而消极的情绪体验会降低学生的记忆效率。情绪对认知表现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影响工作记忆完成的。已有研究表明，与中性材料相比，情绪材料更能有效提高人们的长时记忆[22]。在错误记忆方面，积极情绪会独特地增加老年人的虚假回想，进而增加错误“记得”的发生概率[23]。情绪对认知过程的思维方面也存在显著影响，Forgeard通过元分析研究指出，与消极情绪或中性情绪相比，积极情绪更能有效提高人们的创造性思维[24]。从实证的角度看，当前情绪对思维的影响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情绪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二是情绪对思维功能的影响[20]。

由此人们提出了认知和情绪交互模型，Piaget把情绪和认知描绘成不可分割的连结体。其实，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情绪既包括来自意识和无意识的评价所产生的暂时体验，也包括更为持久的情绪形式。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把情绪和认知看作是独立的还是一体的取决于对认知定义的宽泛程度。而且，情绪和认知都是发展的，二者关系的性质也在不断地发展着。

现有观点认为情绪和认知存在交互作用，情绪和认知是相互影响的。情绪影响着认知，对认知给予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Fredrickson提出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解释了积极情绪体验不但反映个体的幸福，而且有利于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长期的适应价值[25]。积极情绪具有两大核心功能：瞬时的拓展功能，可以拓展个体即时的思维—行动范畴；
长期的建构功能，可建构个体长久的身体、认知、社会等资源。通过两大功能，积极情绪促使个体产生螺旋式上升并增进个体幸福。同时，认知也影响着情绪，对情绪起着调节作用。更为准确地说，认知与情绪是一个既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相继发生的连续的动态流程。情绪与认知两者之间是高度互动且一体的，在大脑中是一个深度整合的过程。在脑机制方面，目前也发现了认知与情绪调节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时的生理机制。如有研究者在对情绪干扰的认知调控研究中发现，加工基本情绪的脑区杏仁核与认知调控的脑区前额皮层（prefrontal cortex）之间发生了交互作用[26]。

早期的情绪认知交互模型大都聚焦于效价维度上，认为积极情绪扩展了认知加工过程，而消极情绪窄化了认知加工过程。在认知负荷高的情况下，积极情绪对工作记忆有显著促进作用[27]。但是，另一个重要的却被忽略的情绪维度是动机维度。情绪的动机维度区别于效价维度与唤醒维度，它主要指情绪本身是否与趋近或避免刺激的动机相关以及它的相关程度。动机维度又有方向和强度两个下属维度。动机方向可以分为趋近和回避，趋近动机是指对于目标有争取、靠近的驱力，而回避动机是指对于目标的一种逃避、远离的驱力。抑郁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抑郁情绪对认知加工环节中的目标设定环节有一定影响。Taylor等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指出对负性刺激上的认知注意偏向，使个体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28]。

（二）目标调整和抑郁的关系

目标调整是指为了避免目标不当对个体的不良影响，可以尝试从无法实现的目标中脱离出来，撤回努力和承诺，并重新参与其他有意义的目标。自我调节理论指出，人们为实现个人目标而奋斗，目标会增强人们的生命意义感，因此目标对心理健康非常重要[29]。当人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障碍时，幸福感就会降低。目标调整与更高的幸福感水平、更少的抑郁感和更强的人生目标感相关[30]。目标的实现在个人自我发展、个人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1]。跨生命周期的发展调节理论表明，当人们面临难以实现的目标时，他们可能会继续追求目标并更加努力，或者减少对目标的投入并开始追求其他新的目标。因此，个人能够通过两个过程灵活地调整他们的目标：目标参与和目标脱离。然而，由于任务难度过高或目标可行性过低，追求目标继续投入的努力可能是无效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放弃该目标或者将目标重新调整到可行的范围，并根据已有的条件调整期望水平，最终可以消除目标差异。当改善个人状况或改变相关条件的活动没有产生预期结果时，目标调整变得尤为重要。面对目标障碍，个人调整目标也是一种适应性的自我调节策略，因为它避免了朝难以实现的目标继续努力所带来的消极情绪，并且也能让个体把有效资源转移到可实现的目标上[32]。目标调整能力包含两种不同的能力：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这两种能力的不足都是抑郁症患者的特征[33]。目标脱离是指对完成目标的承诺和努力的减少，不再致力于完成该任务，而是撤回精力，不再关注此任务。目标再参与是指设定、承诺并追求一个替代目标，参与有价值的替代活动可能会减轻与追求目标失败相关的负面影响。目标调整能力是一种性格特征和对一个特定的目标难以实现时作出的反应。

抑郁的认知理论认为认知评估过程在抑郁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Beck指出抑郁者更可能为自己设定难以实现的高目标，且当高目标不能实现时，会产生挫败感，又会加剧抑郁情绪，如此形成不良循环。有研究已经表明了抑郁者存在负性的认知偏差[34]。目标设定是目标调整的基础，动机强度理论说明任务的难易程度在个体的目标设定、目标追求和目标调整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当任务比较困难时，被试更可能出现放弃目标、脱离目标的行为；
当任务比较简单时，被试更可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完成目标[35]。

目标调整对抑郁存在影响，目标调整能力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很多学者也指出，心理不适是受不能灵活调整目标影响的[36]。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都是个体面对无法实现的目标时的一般反应。因此，目标脱离和目标参与能力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相对稳定的性格特征[37]。目标脱离是通过减少对无法实现的目标的承诺和放弃努力来缓解心理压力，避免过大的压力。当一个重要的目标被放弃时，目标再参与可以引导个体转向其他有价值的目标，并增加主观幸福感[38]。面对无法实现的目标，可以说最具适应性的反应是放弃努力和承诺，而继续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可能会降低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增加抑郁风险[39]。但目标调整能力存在个体差异，有些人更能摆脱无法实现的目标并积极追求新的替代目标，这些目标调整能力强的人一般拥有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
但有的个体会一直坚持不可实现的目标，难以适应调整，陷入焦虑抑郁的情绪中。在几项以青少年、大学生或健康成年人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中，也确实发现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水平高的个体无论当下还是以后都有更好的心理健康水平[37]。

回顾已有文献可知，抑郁和目标调整密切相关、相互影响。Beck指出抑郁者为自己设定下不切实际的高标准是这些负性评价的来源之一；
并且，个体无法实现自己设定的高目标，这反过来也会导致抑郁情绪出现[10]。抑郁症患者中目标过程的改变，其特征是接近目标的动机迟钝、悲观的目标预期，在面对目标困难时，增加目标脱离和减少目标再参与[39]。抑郁症个体的负面评估过程可能与他们给自我设定不适当的高目标和他们自己的执行能力之间产生棘手冲突的倾向有关[40]。研究人员使用纵向研究方法发现，目标调整能力在身体疼痛和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目标调整能力越强，身体疼痛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就越弱[41]。

抑郁认知模型认为抑郁者通常会为自己设定较高的目标，但目标过高无法实现时，任务结果不能满足个体的期望，这反过来又会加重个体的抑郁情绪。自我监控是为了完成预期的任务目标，个体不断对正在进行的任务活动进行计划、监督、测评、反思和调整的过程。自我调节理论认为当目标难以实现时，及时进行调整有利于增强幸福感，减少不良情绪体验。因此，我们作出以下假设：目标调整和抑郁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

抑郁情绪影响目标特征，而目标特征也影响抑郁情绪。在考察目标调整时，国外的很多研究采用了目标调整量表（Goal Adjustment Scale，GAS），此量表适用于大部分的人群，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水平。但目前国内研究中缺乏考察目标调整能力的量表，因此有必要对量表进行翻译和修订，使其适用于我国。抑郁与目标调整密切相关，且目标调整能力包括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因此可使用修订的问卷进一步探讨抑郁和目标调整两维度之间的具体关系。在以往研究中，抑郁与目标调整的因果关系并未涉及，我们在修订GAS的基础上，以交叉滞后研究分析的方法对目标调整和抑郁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探究。

情绪适应不良，尤其是抑郁情绪是大学生群体中比较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会对大学生的情绪、学习、人际关系等产生影响。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了解目标调整和抑郁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了解抑郁的形成机制，也有助于拓展抑郁干预的路径，如通过设定恰当的目标，对目标进行调整，包括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从目标的角度为抑郁情绪的干预提供新的视角。

（一）研究对象

在GAS的翻译修订中，包括预测验和正式测验。预测验中，在河南省某综合性高校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270名大学生为被试，剔除不完整作答或规律性作答等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254份，有效率为94.1%。其中男生116人（45.7%），女生138人（54.3%）；
被试平均年龄为20.47±1.83岁；
生源地为农村的有153人（60.2%），为城镇的有101人（39.8%）。

正式测验中，抽取430名大学生为被试，剔除不完整作答或规律性作答等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420份，有效率为97.7%。其中男生202人（48.1%），女生218人（51.9%）；
被试平均年龄为（20.16±1.11）岁；
生源地为农村的有285人（67.9%），为城镇的有135人（32.1%）。另外，从中抽取200名大学生在两周后重测，剔除不完整作答或规律性作答等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189份，有效率为94.5%。其中男生87人（46.0%），女生102人（54.0%）；
被试平均年龄为（20.16±1.18）岁；
生源地为农村的有121人（64.0%），为城镇的有68人（36.0%）。

对目标调整和抑郁的关系进行分析，以班级为单位对500名学生进行间隔两个月的集体测查。2020年10月（T1）进行第一次测查，得到有效问卷486份；
2020年12月（T2）进行第二次测查，因课堂未出勤、请假等原因获得有效问卷392份，纵向流失率为19.3%。有效被试中，男生157人（40.1%），女生235人（59.9%），被试平均年龄为20.16岁（标准差为1.71），生源地为农村的有261人（66.6%），为城镇的有131人（33.4%）。

（二）研究材料和工具

（1）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Ⅱ，BDI-Ⅱ），一共有21组陈述句，每组陈述句下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0～3级评分。21个题目的得分之和即为总分，总分越高说明测量对象的抑郁水平越高。以往研究测得此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4，本研究数据中，BDI-Ⅱ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02。

（2）GAS，此量表由Wrosch等编制，共有10个项目，测量个体面对不能实现的目标时的反应，其中4个项目用来测量个体的目标脱离能力，6个项目用来测量个体的目标再参与能力。每个项目都采用5点等级评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对他们无法实现重要目标时的各种行为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越有能力从无法达到的目标中脱离出来，并重新投入到新的目标中。该方法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31]，本研究数据中，GAS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47。

（三）研究步骤和程序

第一，对GAS进行翻译修订。在Wrosch等编制的英文版基础上，由一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将GAS的英文版翻译成中文，仍然包括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两个维度，每个题目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5级计分，分数越高说明个体越有能力从无法达到的目标中脱离出来，并重新投入到其他新的目标。之后听取五位心理学研究生的意见进行修改；
由一名英语专业的教师将翻译的中文版回译为英文，并比较回译量表和原始量表的差异，再进行修改润色；
最后，由一名心理学教授审阅，听取其建议，记录相关意见，形成GAS的中文版。在此基础上，以某高校270名大学生为对象，使用翻译的中文版GAS进行预测验，并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修订量表。之后，选取420名大学生进行GAS的正式测验，并从中抽取200名大学生在两周后重测，通过分析得出信效度较高的可使用的中文量表。

第二，将BDI-Ⅱ和GAS排版打印，以班为单位对500名学生集体测查，在教室统一发放问卷，待学生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所有问卷统一指导语，且填写过程中辅导员和任课老师都回避，避免影响学生填写。在两个月后，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和问卷对本批被试进行二次测量。之后，录入数据并分析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对抑郁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再作交叉滞后相关分析，得出目标调整和抑郁的关系。

（四）数据处理和分析

采用SPSS21.0进行数据录入和信度分析、临界比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方差分析等，采用AMOS22.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交叉滞后分析。

（一）GAS中文版的预测验分析结果

1.临界比检验

一个良好的测量问卷，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在题目上的得分应该具有显著性差异。在临界比检验中，通常把临界比值的t值标准定为3，如果高分组和低分组差异的t值大于3，就说明此题目具有较好的鉴别度，可予以保留，反之则考虑删除此题目。结果表明，GAS的10个题目在高低分组上差异的t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0.001）。这说明10个题目均具有良好的鉴别度，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GAS的项目分析结果

2.题总相关分析

通过考察各题目和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来看题总相关度，如果题目和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过低（r＜0.4），就可以考虑将此题目删除。从表1可知，10个题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0.41～0.77之间，相关度较高，且相关显著。

3.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进行因素分析之前，应该先确定题目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素分析。KMO统计量是衡量变量之间相关度的重要指标，KMO越大，说明变量之间的共同因素越多，越适合进行因素分析。KMO统计量的取值范围是0～1，当KMO值小于0.7时，说明变量之间的相关度不高，不适合继续进行因素分析。对本量表中的10个题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KMO值为0.86，Bartlett球形检验的χ2为1 051.24（p＜0.001），说明该问卷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在研究中，一般采用特征根值大于1和碎石图来保留合适的因子数。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依据以下方式选择题目：（1）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
（2）每个因子的题目数量在3个以上；
（3）剔除共同度低于0.4的题目；
（4）剔除公共因子载荷小于0.4的题目；
（5）剔除在2个及以上公共因子上具有接近因子载荷的题目。依照以上方式对题目进行判断筛选，得出的结果符合目标调整量表的原维度。最终得到10道题的2因子结构，解释率为53.503%。

以上可知，与GAS英文版保持一致，GAS中文版仍保留10个题目，也提取出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两个维度。

（二）GAS中文版的正式测验分析结果

1.信度检验

本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使用Cronbach’s Alpha系数作为指标，检验结果表明GAS的信度系数为0.86，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715和0.912，说明信度水平较高。两周后的重测结果分析中，GAS的信度系数为0.728，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611和0.853，信度分析具体结果如表2。

表2 信度分析数据摘要

2.探索性因素分析

选取正式测验中总样本量的一半，即210名大学生的问卷结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本量表中的10个题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KMO值为0.77，Bartlett球形检验的 χ2为 615.89（p＜0.001）。特征根值大于1的因子数有2个，最终得到10道题的2因子结构，解释率为60.765%。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3，碎石图见图1。

表3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3.验证性因素分析

选取正式测验中总样本量的另一半，即另外210名大学生的问卷结果，采用Amos22.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各题目和潜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极大似然估计计算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结果显示：χ2/df=2.878，RMSEA=0.067，CFI=0.97，TLI=0.958，GFI=0.955，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模型拟合度。各因子载荷如图2。

图2 因子载荷

综上可知，本研究中GAS中文版仍包括10道题，两个维度，分别是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其信效度水平都基本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GAS中文版可以作为评估我国大学生目标调整能力的一种参考工具。

（三）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对抑郁的作用分析

对目标调整与大学生抑郁得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目标调整与大学生抑郁呈显著性负相关（r=-0.147，p＜0.01），已知目标调整中包括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两个方面。为进一步明确这两个维度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我们进行下一步探索。首先将平均数加半个标准差以上的分为高目标脱离和高目标再参与被试，将平均数减半个标准差以下的分为低目标脱离和低目标再参与被试。在此研究中使用平均数上下半个标准差，而不是一个标准差，是因为使用一个标准差时每个分组里的样本量过少。之后对其进行方差分析。不同目标脱离水平被试在两种目标再参与程度上的抑郁水平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

表4 目标脱离水平被试在两种目标再参与程度上的抑郁水平（M±SD）

采用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以被试的抑郁水平为因变量，进行2（目标脱离水平：高、低）×2（目标再参与水平：高、低）方差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抑郁水平的方差分析结果

由表5可知，目标脱离的主效应不显著（F=0.20，p=0.653）。目标再参与的主效应显著（F=11.16，p=0.001），目标再参与高的个体抑郁程度低。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的交互作用显著（F=7.70，p=0.006），图3中两条折线之间存在交叉，高目标脱离且低目标再参与的大学生与抑郁关系最密切。

图3 交互作用

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继而进行简单效应分析，检验不同目标脱离水平被试在不同目标再参与水平中抑郁得分水平的差异，结果如表6和表7。

表6 高、低目标再参与水平被试在不同目标脱离水平中的抑郁水平的简单效应分析

表7 高、低目标脱离水平被试在不同目标再参与水平中的抑郁水平的简单效应分析

在低目标脱离水平上，目标再参与水平高或低的被试，其抑郁得分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
在高目标脱离水平上，目标再参与程度低的被试，其抑郁水平显著高于目标再参与程度高的被试，F（1，172）=18.57，p＜0.001，ηp2=0.097。

在高目标再参与水平上，目标脱离水平高或低的被试，其抑郁得分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
在低目标再参与水平上，目标脱离程度高的被试，其抑郁水平显著高于目标脱离程度低的被试，F（1，172）=4.71，p＜0.005，ηp2=0.027。

随后，对目标脱离两种水平和目标再参与两种水平下的抑郁得分进行配对比较，结果如表8。

表8 目标脱离两种水平和目标再参与两种水平的配对比较

本研究结果表明，目标再参与程度低的个体中，目标脱离水平高的个体，其抑郁得分显著高于目标脱离水平低的个体，p＜0.005；
目标再参与程度高的个体，在不同的目标脱离水平中，抑郁得分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即高目标脱离且低目标再参与的大学生与抑郁关系最密切。

（四）目标调整和大学生抑郁的交叉滞后关系

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可以得出T1、T2目标调整和抑郁的相关结果，如表9。T1目标调整和抑郁的相关为-0.63（p＜0.001），T2目标调整和抑郁的相关为-0.57（p＜0.001），均相关显著，这说明同步相关较为统一，符合交叉滞后设计的基本前提。且目标调整和抑郁在两次测量里都显著相关，保持有较高的稳定性。

表9 T1、T2目标调整和抑郁的相关分析

之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探索目标调整和抑郁的纵向关系，结果发现，自回归路径中，T1目标调整可以显著正向预测T2目标调整（β=0.59，p＜0.001）；
T1抑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T2抑郁（β=0.65，p＜0.001）。交叉滞后回归路径中，T1目标调整可以显著负向预测 T2抑郁（β=-0.15，p＜0.001）；
T1抑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 T2目标调整（β=-0.20，p＜0.001），说明大学生目标调整能力与抑郁水平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交叉滞后模型如图4，图中所有回归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图4 交叉滞后模型

在自我调节理论、抑郁认知模型、发展调节理论等理论基础上，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GAS进行翻译和修订，得出信效度较高的中文版GAS，为后续研究提供研究工具支持；
并进一步探讨抑郁与目标调整的关系，发现在目标调整的两个维度中，高目标脱离且低目标再参与的大学生与抑郁关系最密切；
通过先后两次测查和交叉滞后分析得出抑郁和目标调整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

（一）GAS的修订

本研究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对GAS进行翻译修订，用英译汉，再汉译英的双向翻译法对原英文量表进行翻译润色，并根据被试意见和建议对题目的表述方式进行修改优化，使量表更符合我国大学生阅读习惯，更加通俗易懂。首先在预测验中，收集数据并作临界比和题总相关分析，确认各题目都有良好的鉴别度，且与整个量表都有高度相关性，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提取出的因子符合GAS的原维度。在正式测验中得到10道题的2因子结构，解释率为60.765%，未删除题目。随后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所得到的模型拟合指数较好。翻译修订后的量表结构与原量表一致。目标调整主要是指个体在面对难以实现的目标任务时所作出的反应。其中目标脱离是对原有目标的承诺和努力都减少，不再继续关注此目标，从目标中抽离撤回；
目标再参与是关注并重新参与新的目标，并为之付出努力。通过信度检验发现，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维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715和0.912，量表的总体α系数为0.863，具有良好的信度。这表明翻译修订后的GAS可以较好地预测大学生的目标调整能力。

（二）目标调整和抑郁的关系

已有研究表明高抑郁水平大学生目标设定较高，目标调整能力较差，为进一步明确目标调整与抑郁的关系，本研究探讨了目标调整的两个维度（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与抑郁的关系。目标调整和抑郁有显著性负相关，目标调整能力越强的个体在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能够及时从原有目标中抽离出来并积极投身于追求其他目标，可以有效避免因未完成任务带来的挫折感和自我效能感降低，继而降低不良情绪体验尤其是抑郁情绪的出现概率。当个体面对长期和强烈的压力时，目标调整能力尤其重要。与Schroevers等的研究结果一致，抑郁与目标再参与的关系比与目标脱离的关系更密切。目标脱离对抑郁的主效应不显著，目标再参与对抑郁的主效应显著，目标再参与程度高的个体抑郁程度低。在面对无法实现的任务时，脱离无法实现的目标，追求其他新的、有意义的目标对提高幸福感、降低抑郁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很难区分出目标脱离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对无法达到目标的最优解决还是个体本身面对任务的倾向性。临床抑郁症患者可能对潜在的目标失败特别敏感，当遇到困难时，会增加他们脱离的倾向。仅仅从原有目标中脱离出来，可能会失去目标和方向，出现适应性问题，并不利于减少不良情绪体验。而目标再参与可以帮助个体重新找到意义、投入新的活动，增强个体的价值感和内部动力，减少抑郁情绪的影响。也有研究表明追求新的、有意义的目标比放弃无法实现的目标对个体心理健康更重要。可以说，无论一个人是否脱离了无法实现的目标，追求其他有意义的目标对减少不良情绪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交互作用表明，高目标脱离且低目标再参与的大学生与抑郁关系最密切。抑郁个体更倾向于放弃无法实现的目标，并且难以投入追求新的目标，这表明抑郁者在面对障碍时有悲观的认知模式，遇到困难容易放弃又不能有效继续接下来的生活，这与Dickson等的研究结果一致。人们从目标中可以获得控制感和安全感，仅仅脱离无法实现的目标而不重新投入新的目标可能会导致漫无目的、空虚和孤独[40]。

通过间隔两个月的两次测查，发现无论是哪一次测查，目标调整和抑郁都呈显著性负相关，目标调整能力越强，则抑郁水平越低。通过探索纵向关系，发现大学生目标调整能力与抑郁水平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不能及时进行目标调整的人在生活中可能会经历更多的紧张和压力，而这可能会让个体形成过度关注自我、反思分析自己不足的思维方式，继而对自己产生负面评价，更容易抑郁。此外，抑郁水平高的个体通常会高估自己，定下难以实现的目标，且往往思维迟缓，意识活动低下，做事没有动力，所以当遇到难以完成的任务时，也很难作出调整和改变。抑郁的情绪状态也会影响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及时适应能力。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的实践中，对目标调整和抑郁情绪的关注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有抑郁倾向的个体，可以引导其在面对较难的任务时，换个思路，改变原有目标并思考新的问题解决方式；
而对于目标调整能力较差的个体，也可以通过改善人际关系、转移注意力、保持良好作息等方式减少抑郁情绪的干扰，以提高目标调整能力。个体有意识地对任务目标进行监控和调整，也有利于调动资源解决问题，增强自我效能感，以积极的态度处理问题，减少不良情绪的影响。学校和家庭给予的支持和温暖对个体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心理健康水平也会影响个体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因此，要注重目标调整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的双重培养，使二者相辅相成，促进个体更好地发展。

本研究在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以大学生群体作为被试，对已有GAS进行翻译修订，并且采用翻译修订后的GAS、BDI-Ⅱ来探究抑郁和目标调整及其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翻译修订后的GAS仍然有两个维度，分别是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且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各项指标拟合度良好，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63，目标脱离和目标再参与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715和0.912，表明结果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可以接受的标准，可以作为评估我国大学生目标调整能力的一种参考工具。

第二，在目标调整的两个维度中，目标脱离不是影响抑郁水平的关键因素，但目标再参与对个体的抑郁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目标脱离水平上，目标再参与对抑郁水平的影响也会不同，高目标脱离且低目标再参与的大学生与抑郁关系最密切。另外，大学生的目标调整能力与抑郁倾向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

在本研究中，虽然研究假设基本上都得到了验证，但从整个研究设计和实施过程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改进：（1）本研究的被试样本均来自同一高校，被试的组成较为单一，样本可能缺乏一定的代表性和多样性，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的选取范围和被试总量，使研究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提升外部效度。（2）研究中使用的测量工具都是自陈问卷，被试答题可能会因社会赞许效应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结果失真。未来研究中可以选择纵向追踪等方法使研究结果更全面客观，并增加相应的干预辅导方案，使得研究成果能更好地服务于心理健康的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