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记解析

于素敏

（保定市博物馆，河北 保定 071000）

2003年8月，保定市旧城改造期间，对古城区民房（当时是平房和四合院）进行拆迁，在东大街路北、北大街路东现中华小区片区民房拆迁时，发现碑刻一通，后运送到保定市文物保护所保存。碑刻名为“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由吴汝纶撰文，汪瑞高书，立碑时间为清光绪十九年（1893）。碑身长240 cm，宽82 cm，厚25 cm，碑座无存，碑阴无字，碑阳有损伤，上有碑文20行，满行50字。该碑刻现收藏在保定市博物馆。

因施工时碑面损毁，碑阳部分文字不能辨认，通过《吴汝纶全集》中收录《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记》[1]91-93一文与出土的“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的碑文相互印证，抄录如下（括号中的文字为文献补遗）：

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 桐城吴汝纶谨撰 盱台汪瑞高敬书

上之元年，保定荐绅之士四十有九人聚谋曰：“曾文正公来镇兹邦遗德在人，今天下皆立公祠，保定独无有，无以寄吾民□□（之思）。请立祠，以永大惠。”语闻，上可。既而阅十有一年工不克兴。大学士、总督李公，乃以白金二千畀今正定知府陈君庆滋，使庀材营构，思公者颇□□□（以赀继）。□□（于是）成前堂正室以妥灵荐诚，方续规其后隙宇为燕飨之堂，中作而辍。后□□（六年），□（署）津海关道李君兴锐，又以白金二千属□□□□（记名提督）独石口协副将陈君飞熊卒成前功，思公者又以赀继。于是后堂既□（成），□□（材用）有余，则又新其前所成堂室，更易挠折，饬治□□（陊剥），□（犹）有余财，又别为屋若干间，收其屋食以给岁事。是年冬十月，功竣。□□（已竣），行事祠□（下），文武吏士在位列者，耆老大夫之退休于居□（者），□（宾）校□□（之逮）事公而客兹土者，咸会于庭，相揖并进，皆曰：“昔公膺受□□（疆寄），南则江□（南），北则畿辅。公于江南亲揃灭蛇豕，荡涤巢窟，再造土壤，□（还）之太平，与民更始，功亦伟矣，而前无因袭，恣公自为，譬之犹操□（利）刃□（割）濡涂也。至于畿辅则不然，密迩京辇，事取中制，宪度久□（故），□（甚）设而□（窳），民吏惰偷，敝极不还，公又为政日浅，敛抑勇智，投□□（合故）迹，□（凡）所经画，率疆吏常职，无奇绩异状。独其精诚累积，贯洪□□（洞纤），□（事）往□□（神在），卒用回易听视，旷然大变，扫因循之习，开□□□□（维新之化），当□（时）观法颂治，身殁数十年，余教不沬。中材已下，不知所以致□（之）。其□（视）江□（南），□□（难易）悬远。而江南自公即世，首□（诏）建□（祠），□（以）慰塞民望，名都大城，勤率祠祀。畿□□□□□□（辅独天津有祠），保定首善，公故治所，而物力艰绌，屡为屡辍，被泽宏大，□（答）不副施。然且穷岁累年，不怠逾奋，距公薨二十有一载，□□□□（卒讫功役）。□□（由公）功德湛渐，弥久益著，思公之心，人不自已，是用卒底于□（有）成，不可以□□（不记）也。”于是众以命汝纶。汝纶则原本邦人思□□□（公之旨），□□（谨识）其作之始末，使之石，以流示后之君子。已，又为之诗曰：

严严邦畿，四方是仪。四方奚仪？曾公实来。

昔公未来，吏颓不兴。公既涖止，厥治蒸蒸。

昔公未来，兵尫而孱。公既涖止，劲旅如云。

昔公未来，士不知学。公既涖止，乃磨乃濯。

昔公未来，民无复襦。公既涖止，妇机子书。

维民维士，维兵维吏。譬病且痿，得公□□（并起）。

□（凡）公之施，人亦□（貌）为。□（畴）则陶铸，一世之才。

才之既□（成），□□（其施）逾远。八区一风，自我而转。

风则转矣，施则蒇矣。归公行南，旗翩反矣。

公行去汝，嗟汝无苦。□□（公归）于南，饥公汝哺，

公南尚可，□□□□（死谁恤我）！死今二纪，公惠犹始。

虽则犹始，公身往矣，我思竭已，百世其祀。

光绪十有九年岁在癸巳夏六月□

通过《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记》与碑文比对，发现存在一处不一致，即碑文记录：“昔公未来，士不知学。公既涖止，乃磨乃濯。昔公未来，民无复襦。公既涖止，妇机子书。”文集记录：“士昔失学，民亦不泽，有娭有朴，有襦不复。孰师孰父，孰觉以煦？公既涖止，乃塾乃庾。”这一处的文字虽有差异，但总体意思相差不大。文字不一致的原因应与李鸿章有关。在《吴汝纶全集》尺牍卷一中的《上李相国》中记载吴汝纶上书李鸿章说：“保定曾文正公祠堂遂已落成，众以碑文见属，义无可辞，撰成一稿，未识可用否？”[2]263-64这是吴汝纶将他撰写的《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记》一稿呈交李鸿章审阅。李鸿章审阅时，应是提出了修改意见，即碑刻文字。

（一）奏请恩准建祠

曾文正公指晚清重臣曾国藩，故此碑是清末保定府修建曾国藩祠堂时所立之碑刻。曾国藩（1811—1872年），汉族，原名子城，字涤生，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考中进士后改名国藩，湖南湘乡人，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3]。同治七年七月（1868年8月），他调任直隶总督，同治八年二月初二（1869年3月14日），他在保定正式任职。同治九年八月三日（1870年8月29日）因办理天津教案不善，清廷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改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3]。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因病去世。曾国藩死后，朝廷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同时入祀京师昭忠祠和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4]。保定曾文正公祠堂也是在此背景下建造。

碑文开篇，“上之元年”指光绪元年（1875）。碑文记录了为曾国藩建祠立碑的缘由。保定府的士绅认为曾国藩品德高尚，在全国多地都建有专祠，而保定为直隶畿辅的首善之地，且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功绩卓著，但保定却没有曾公专祠。因此，保定士绅通过李鸿章上奏朝廷，请立曾文正公祠堂。李鸿章随即将此事进行上奏，在《李文忠公全集》的《曾国藩请建省城专祠折》[5]中可以看到奏折原文如下：

奏为已故督臣遗爱在民，据情奏恳恩准建立专祠，崇祀名宦，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据藩司孙观、臬司范梁、清河道叶伯英会详，据保定府绅士贺锡福等禀称，原任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自同治七年调任直隶，时值捻氛甫靖，该督臣苦心经理，澄叙官方，礼贤清讼，选将练兵，兴举水利，赈恤灾荒，善政班班，不可殚述。前津郡禀请建祠，业蒙奏准。省城为首善之区，士民爱戴尤深，吁恳捐建专祠，春秋致祭，臣查该故督臣调任畿辅两年，举贤任能，吏治为之肃清，他如治河练兵，次第筹办，皆有成效，于地方利弊切实讲求，纲纪渐立，废坠具修，其在任时清理通省讼狱积案数万件，去任后筹助天河水灾赈银二十万两，尤为人所难能，功德在民久而弗替。既据合词环请，出于至诚，相应据情吁恳天恩，准于保定省城由该绅士等捐建前督臣曾国藩专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并准附祀省城名宦祠，以顺舆情而彰忠荩。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李鸿章在奏折中总结了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的业绩。其一是举贤任能，吏治为之肃清；
其二是治河；
其三是练兵卓有成效；
其四是在地方纲纪渐立，废坠具修，清理通省讼狱积案数万件；
其五是去任后筹助天河水灾赈银二十万两，尤为人所难能，功德在民久而弗替。最后，李鸿章提到经保定府士绅的推荐，经过藩司孙观、臬司范梁、清河道叶伯英会详，在保定府捐建曾国藩专祠，由地方官带领士绅每年春秋举行祭祀活动，以追思先者，表彰功德。奏折奏请时间是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九日，皇帝批复时间是光绪元年五月初二日，碑文中有“上可”的字样，表明得到了皇帝的批准，由此保定府士绅开始筹备建设曾文正公祠堂。

（二）建造过程

碑文还记录了祠堂的建造过程。从中可以了解到，祠堂的建设历经十七年之久，且经历几次修建。

1.启动艰难

光绪元年，皇帝恩准建设专祠。然而经过了十一年，到光绪十二年（1886），依然“工不克兴”。其主要原因是这期间地方士绅没有筹集到足够的经费，祠堂建造遇到很大困难。到光绪十二年时，李鸿章出资白金2 000两；
六年后，津海关道李兴锐出资白金2 000两，再加上其他人的一些捐赠，修建祠堂的资金问题才得以解决。

2.逐次建造

光绪十二年，李鸿章出资请正定知府陈庆滋主持修建，完成了前堂正室，摆放了祭祀灵位，规划中的“燕飨之堂”，由于资金短缺，修建中途停工了。光绪十八年（1892）李兴锐出资委托独石口副将陈飞熊完成了“燕飨之堂”的建造，同时，又对前堂进行了维修。这些建设完成后，还有余下的钱款，于是又建造了若干间房屋。这些房子的租金，用来维持祠堂的日常维护。同年十月，前后历时十七年的工程终于全部竣工，曾文正公祠堂至此完成。《吴汝纶全集》的《上李相国》的书信中记述说“曾文正公祠堂遂已落成”。根据上述碑文记载，可知保定曾文正公祠堂主体建筑主要有前堂、后堂和若干房屋。

3.具体位置

在《保定地名资料汇编》中记述东大街曾驻有湖广会馆、曾国藩祠等。保定陈伯涛在《保定古城街巷史话图说》中记述，“湖广会馆临街为一窄门，门额悬‘湖广会馆’匾，进门一胡同，东侧有一大门楼，内为一大院，曾国藩死后，此院为其建祠堂”。“曾文正公祠，地址东大街湖广会馆，祀曾国藩，建于光绪年间，20世纪40年代尚存，1999年拆建中华小区，其址在东大街201号至211号之间”。

（三）竣工典礼

光绪十八年十月，“行事祠下”，在祠堂举办了竣工庆典。参加的人员有在位的文武吏士，退休在保定居住的耆老大夫，出于公务客居在保定的人士等。大家都会于庭，相揖并进，肯定了建造祠堂的重要意义，赞扬了曾国藩一生功绩。

（四）曾国藩功绩

碑文后半部分内容主要是借诸人之口叙述了曾国藩的生平事迹以及其在直隶总督任上的主要功绩。曾国藩曾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在江南和直隶做了很多事情，所以赞他“南则江南，北则畿辅”。在江南，曾国藩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一路向北，攻占南京，改名天京，正式建立太平天国政权。面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清政府多次“进剿”不力，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曾国藩借此机会，在家乡湖南一带，建立了湘军，历经磨难，数年征战，于同治三年（1864）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在直隶，“维民维士，维兵维吏”都得到了改善。曾国藩到来之前，直隶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及捻军战争破坏多年，呈现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吏颓不兴”“兵尫而孱”“士不知学”“民无复襦”；
曾国藩到来时，战争结束，百废待兴。直隶经过曾国藩的治理，吏“厥治蒸蒸”，兵“劲旅如云”，士“乃磨乃濯”，民“妇机子书”，出现百废俱举的局面。

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之前，曾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6]，他在整顿吏治、清理诉讼、整顿营伍、治理河道、赈济灾荒等方面均有所作为。

1.吏：整顿吏治、清理诉讼，社会风气好转

曾国藩亲自撰写《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令按察使张树声制定《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拟定奖惩措施[6]。曾国藩“清理通省讼狱积案数万件”，解决了大量案件长期积压的问题，使社会风气有所好转，官场作风也明显改观。

2.兵：整顿营伍

曾国藩在刘长佑所办练军的基础上，采用湘军编练成法，提出整顿练军的方案。直隶总督刘长佑奉命编练六军，略采淮军之长，然未尽袭其成法。至同治八年，又有曾国藩接办练军之事。同治九年四月十六日（1870年5月16日）曾国藩拟定了练军营制，几乎完全推翻了同治八年前的成规，从而更彻底地符合勇营规制。他的做法较刘长佑前进了一大步，练军取得一定成效[7]。

3.士：重视莲池书院士子教育

鉴于“莲池书院为通省士子聚会之所”[3]，他要求此“山长一席，必经淹贯经史，兼攻时文、诗、赋”，“勤于接纳，善于讲解”，最好做到“经师、人师名实相符”[3]。同治八年七月曾国藩写《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文中表达了他对治学方法的见解，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唯义理为治学根本；
他鼓励直隶士子们要“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者为之表”[3]，通过正面引导来激励人才，培育良风。

4.民：治理河道、赈济灾荒，为民造福

同治八年二月，曾国藩在巡视永定河时发现“南北两堤高于堤外之农田一丈二丈不等，高于堤内之河身不过二三尺”[3]，他提出挑挖河身、加固南北两堤及遥堤的治理措施。维修后永定河“工料坚实”“毫无阻滞”[3]，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水害发生。同治八年，直隶大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旱灾，南部的大名、顺德、广平旱灾尤甚。曾国藩对大、顺、广三府的灾情非常重视，函嘱升任直隶按察使的原大名道钱鼎铭遍历三府26州县，查实灾情，上奏清廷，提出“寓赈于贷”的救济措施，派钱鼎铭、陈兰彬、李兴锐等办理此事，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灾区的社会秩序，帮助灾区民众度过难关[3]。曾国藩在去任后，仍筹助天河水灾赈银20万两，尤其难能可贵，“功德在民久而弗替”。

（一）李鸿章与曾国藩

李鸿章一生都以曾国藩的学生自居。李鸿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字渐甫，号少荃，谥文忠，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洋务运动的领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8]。曾国藩与李鸿章之父李文安是同年进士，所以辈分上曾国藩高李鸿章一辈。李鸿章科举以后就投到了曾国藩门下做幕僚，拜曾国藩为授业恩师，二人情同父子。曾国藩在率领湘军与太平天国斗争过程中，帮助李鸿章创建淮军。曾国藩与李鸿章不仅是师生，也是前后左右晚清历史的承前启后、举足轻重的人物。曾国藩、李鸿章曾先后任直隶总督，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大门的抱柱联上有“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河流，五州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
内修吏治，外肄戎兵，旁兼三口通商，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

（二）李兴锐与曾国藩

李兴锐是曾国藩门生，官至两江总督。李兴锐（1827—1904年），字勉林，湖南浏阳县人，出身农家，后考为诸生。早年办团练，后因办团练得到曾国藩的注意并重用。李兴锐在曾国藩坐困江西与太平军反复拉锯时期，投入到曾国藩的幕府，后十数年内追随曾国藩，成为其最为倚重的幕僚之一。在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李兴锐长期负责湘军的粮台（即后勤部），虽不亲率部队在一线作战，但供应三军粮秣，也是重要支撑[9]。同治七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带李兴锐一同前往保定。同治九年，李兴锐与陈荔秋等人办理直隶赈灾，总忙到深夜并亲赴灾区巡查[10]152。同治九年，曾国藩去处理天津教案，李兴锐也协助办理，在李兴锐的日记中记载了其与修改天津府、县的“招供与惩凶”等情况，并有“马松圃来拜，知奉札以今夜枭夷案凶犯十六人，人给恤银五百两”[10]39，参与了改供词、给恤金等事。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临死前几天，委派李兴锐前去上海管理机器制造局。后三年，李兴锐被正式任命为上海机器制造局总办。在上海，他手上不但掌握很多钱财,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洋务经验。光绪十八年，李兴锐时任津海关道，他出资修建保定曾文正公祠堂。津海关道一职专管中外交涉和新、钞两关税务，天津教案爆发后，中央裁撤三口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后添设[11]。天津形成直隶总督与津海关道共同处理对外交涉的上下两级行政体制，津海关道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办理交涉的得力臂膀。李鸿章对任用李兴锐为津海关道时，评价李兴锐：“条理精密，血性过人，前在曾国藩军中，调和将士，节慎饷糈，不避险难，不辞劳怨，其办事久著成效。若使得所展布，必不愧贤能之选。”[12]

（三）吴汝纶与曾国藩

吴汝纶是曾门四弟子之一。在曾国藩门下，有著名的“曾门四子”，指曾国藩的四位学生，即张裕钊、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他们都是曾国藩的幕僚。其中张裕钊、吴汝纶专攻古文；
而薛福成、黎庶昌两人则更偏重于洋务[13]。吴汝纶（1840—1903年），字挚甫，一字至父，安徽桐城县（今枞阳县）人，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同治四年（1865）进士。曾国藩是吴汝纶参加江南乡试时的座师，两人由此建立起的师生关系对吴汝纶一生的学术与仕途均产生了重大影响[1]。吴汝纶与曾国藩之间，既有传统社会中的师生关系，又有学术领袖与追随者的关系，还有幕主与幕僚之间的关系。吴汝纶曾担任曾国藩幕僚，据曾文正公家书，曾国藩劝吴汝纶“不必遽尔进京当差，明年可至余幕中，专心读书，多作古文”[3]，这样吴汝纶开始入曾国藩幕府。吴汝纶“同治七年十一月，从曾公到北京；
八年在直隶；
九年送文正公回江南”。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有不少奏章出自吴汝纶之手。吴汝纶“光绪元年七月，丁内艰，遂入李文忠幕府”[2]444-445。此后，吴汝纶投身于教育，曾在保定莲池书院任教长达十几年。光绪十八年十月，时任莲池书院山长的吴汝纶撰文《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记》。

综上所述，一通清代碑刻，聚焦保定，记述了发生在保定的故事，将晚清历史上三位总督和一位莲池书院山长联系在了一起。曾国藩一生“南则江南，北则畿辅”，体现了他作出重要贡献的两个地区。他到直隶总督任，直隶省正值“百废待兴”之际，经过他的治理，“维民维士，维兵维吏”几方面都得到了改善，尤其是他处理积案数万件，为直隶士子撰文《劝学篇》以正向引导他们向先贤看齐，参照湘军整顿练军，治理河道、赈济灾民，使社会风气得到好转，出现了“百事俱举”的局面。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出了许多晚清重要人物，碑文中记录的李鸿章、李兴锐两位，他们经过在保定历练，后来都成为“封疆大吏”；
吴汝纶在保定期间同样得到曾国藩的重用，后来成为莲池书院山长，引领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