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政治安全软权力面向

　内容提要：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其内里指向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又与政治安全互为表里。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诉求犬牙交错、国内外利益主体多元，潜在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隐患暗流涌动的情势下，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要义的政治安全，更加凸显安全解读的文化软权力面向。西方军事帝国主义的显性政治退场、文化帝国主义的隐性政治登台，文化与政治合谋宰制下的政治安全非传统安全转向显明，构筑文化自信的政治安全阵地势在必行。

　关键词：文化自信；政治安全；软权力；

　2019 年 1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党中央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各项要求，确保我国政治安全。”自 2014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来，全党全社会对安全问题的非传统取向逐步明确，对“政治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系中的地位认识日益深入。2019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前往人民日报社，以“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为主题进行了调研学习，在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把这次学习提高到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来谈，再次强调“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指出“网络和青年”两个重点，指出“人心”这一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任何时候都要复杂……”①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者叠加的复杂语境下，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诉求犬牙交错、国内外利益主体多元、潜在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隐患暗流涌动的情势下，“政治安全”的传统安全面向发生急剧扭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面对经济、军事日渐强盛的中国，开始转变传统安全战略，代以“娱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为先锋的文化帝国主义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渗透。其通过线上线下“人心”的西方文化植入，动摇国人的文化价值体系、瓦解国人的政治认同，以达到文化软权力的控制目的，实现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颠覆。面对此种严峻形势，我们有必要从文化政治学的视角，以文化与政治的内生关系为逻辑起点，揭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凭借“娱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进行文化帝国主义殖民的真实面目，树立不卑不亢的文化自信理念、筑牢政治安全的文化阵地防线。

　一、文化政治：逻辑联系的可能起点

　无论“文化”亦或“政治”均是复杂的语词概念，关于“文化”亦或“政治”的界说莫衷一是。出现此种情势并非研究者的无能，恰恰证明了“文化”亦或“政治”此种大词自身内涵与外延的复杂变动性，证明了它们与社会历史变迁的同构性。“作为人类经验的核心，文化既是人类行动与思想的产物，又反过来塑造着人类行动的思想，而政治则被视为控制人类命运的一种活动。尽管古今中外都有分离文化与政治的活动与话语，但实际上它们一直在相互缠绕，难分难解，有时干脆合二为一。” ②《辞海》中解释“文化，从广义上来讲，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一解释尽管勾勒出了“文化”的整体轮廓，却容易遭受伊格尔顿“文化至上”主义的批判。关于此点葛兰西也给出了明确的话语支持，他说“我们需要使自己摆脱这样的习惯，即把文化看成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把人看作仅仅是塞满经验主义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我认为文化的意义是思想的训练、普遍观念的获得和因果关系的认知。” ③他进一步讲“对我而言，每个人都是由文化所造就出来的，因为每个人都要思考和把握因果关系……” ④ 葛兰西之所以如此强调“文化”与“人”的同构性，在于他认为“相比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革命，思想意识所产生的革命不仅不是被动的，反而还具有某种先导性。换言之，我们必须看到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 ⑤

　无独有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中，也将“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了同构性的断言“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个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很显然，和蜜蜂以及其他群居动物比较起来，人更是一种政治动物。” ⑥“人”与“文化”“政治”的同构性表述可以由马克思把“人”定义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得到证明。本质上，“文化”“政治”都是人类在历史实践过程中的产物。这种表述并非对广义“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要强调在工业革命以降带来的现代化全球铺开，世界政治格局中传统安全政治要素走势低迷，以“文化”粉墨登场的“文化政治”雏形现世，并日益强劲。正如学者指出“在前现代，儒学的发展极少遇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影响，而近现代在民族国家纷纷建立的背景下，近现代儒学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一个外来的‘他者’。在早期，这一‘他者’的形象始终是以政治、军事及相关因素表现出来的，如政治联盟、军事斗争等；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他者’的形象由显明转而为隐晦。具体到文化领域，这一隐喻的‘他者’就形成了文化政治。”⑦就中国历史而言，百年殖民血泪正是西方侵略、践踏、蹂躏中国这样落后“他者”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形象的现实表征；就目下中国而言，传统的军事帝国主义因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大而没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始通过文化帝国主义建构一个美好的“他者”形象，以实现“文化”与“政治”的共谋，通过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领导权”实现控制世界的最终目的。

　二、政治安全：情绪策划的群氓鼓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将“政治安全”放在首要的位置；在新年伊始人民日报社的调研学习中指出“政治安全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政治安全”的“两个重点”“一个核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因之传统安全的非传统安全转向，一直在绞尽脑汁地企图通过“文化政治”的软权力争夺，掌握中国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进而攻破中国社会的“政治安全”阵地。

　（一）文化植入的政治认同野心 “文化的从属带来政治上的胁迫，正如华生（Watson，1997:5）援引《纽约时报》上的一篇言论，‘真正的革命来自于美国，而不是苏联……我们提供一种以大众娱乐和大众满足为基础的文化……我们透过好莱坞与麦当劳，将文化讯息传递到全世界，借此掌握并瓦解别的社会……与传统入侵者不同的是，我们不满足于仅是统治对方，我们还要强迫他们和我们一样’。”⑧伴随西方军事殖民体系的崩溃，他们开始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先发优势进行文化扩张，其文化霸权与文化倾销开始代替以往的显性政治，其通过“娱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普世价值观倡导，企图通过国人对西方文化猎奇喜好形成大众“外国的月亮圆”的普遍认知心理，进而，矮化、丑化中国文化以达到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文化软权力控制。约瑟夫•奈指出“软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⑨这种“吸引力”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视角考察，无疑表现在“生产力的先进与否”，西方工业革命以降，日本的脱亚入欧、中国的洋务运动再到新文化运动等渐次展开的现代化历史进程都在佐证着这种认识。外山滋比古在《语言的力量》一书中指出两种不同文化互相影响时存在着以下三种情况“首先，对象国的文化优越于自身；其次，对象国与自身文化对等；第三，自身文化优越于对象国。”⑩从“西方”与“东方”的比照可以看出，“西方”与“东方”本在空间互举，无涉其它。然而，伴随西方现代化的日新月异，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不再仅限单一向度的指涉。“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 ⑪现代化夯实的现代性重置了“西方”的语义建构，也抹写了“东方”的语义始解，“先进”与“落后”的现象所指代替了简单的空间对应。至少从晚清以降“西方”在一切方面都成了“东方”追赶的目标，一切“洋首是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

　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⑫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而“站起来”，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而“富起来”，在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而“强起来”，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无论在军事、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成为了一个大国，但我们在这些方面与一个强国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尤其，在文化方面我们可能还是一个现代侏儒。审视中国当下社会大众生活不难发现，我们的商贸广场、卖家店铺充斥着诸如“美特斯邦威、迪卡侬、卡玛、麦当劳、肯德基、飘柔、雪佛兰”等等几乎涵盖了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音译洋牌；我们的一些年轻人聊起天来更是“今晚，我们去 party 吧。”之类的洋中混杂，朋友圈里的年轻人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却少有探寻访学祖国河山的身影。尼克松在《1999 不战而胜》一书中明确指出：“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信他们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的时候，就是我们美国人不战而胜的时候！战争可以打败一个民族，文化可以征服人心。” ⑬“好莱坞”的温情浪漫、“麦当劳”的美味大餐，在追求资本利润的深处，正在通过文化政治的时空错置，给世界人民熬治着一杯“美国文化”的“可卡因”。

　（二）群氓情绪的政治鼓动利用 法国著名汉学家让-路易·罗卡说：“他们（中国各阶层精英）毫不理解西方统治阶层以人民的合法名义控制人民的那些民主政体运作技巧。” ⑭这里的“他们”就是所谓的“群氓”，是因为集体无意识导致了个体有意识的“群盲”。他的本质在于“群体品质的叠加源于愚蠢的叠加，毕竟真正的智慧早被集体无意识给淹没了。我们惯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来强调大众在智力上的优势，事实说明，任何独立的个体都会比‘群体’更聪明，而最不靠谱的也往往是大众的智慧。”⑮勒庞的表述尽管有些刻薄，却直击要害。“他们”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成为了西方世界文化帝国主义的可资途径。在中国社会进入历史转型期、时下价值观多元、底层民众情绪累积的语境下，文化帝国主义便是利用这种“不满情绪”鼓动国人的文化消费心理滋生政治冷漠、政治不认同到最后的政治颠覆。“不满情绪并不一定会让人产生改变现状的渴望。要让不满加深为愤愤不平，还需要加入另一些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拥有权力感。”⑯“权力”因其内涵“控制一切能力”的政治语义而让人痴迷。并且，“权力”伊始便是稀缺性资源，从来都是人类争夺的主要对象之一。获取“权力”的直接手段便是“革命”，无论是古代社会的王朝更替还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革命”从来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因之，“任何一场革命都源于民族思想的变化，这就是大众时代来临的本质。”⑰加之，民族国家追求主权在民的政权合法性理据，传统的暴力革命已经难有它的孕育温床。同时，“群氓”并非指向中国社会的所有“底层”，那个“他们”正是一些“吃共产党饭、砸共产党锅”的“群氓”们。正是“他们”不加鉴别地或者有意为之地“意见领袖”示范，成为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瓦解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政治认同的先锋军。西方世界正是看到这种态势，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快车把“娱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输入国人日常生活领域，尤其是年轻一代心里。进一个世纪的西方文化植入与近代中国百年现代性的扭曲寻觅，使得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呈现出一些问题，“从崇拜权威到解构权威、从政治神秘感到政治戏谑、从政治狂热到政治冷漠、从政治迷信到政治不信任、从现实政治参与到虚拟政治参与” ⑱充分体现出后现代主义“不满、躁动、反抗”的解构情绪。“一切都在追求娱乐、一切都可以消费、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从积极的政治认同急速转向消极的政治认同，“海洛因、荷尔蒙、夜店”成了“青春文化”的代言，理想主义的“青年文化”褪去底色、无视底线，借助网络媒体的虚拟真实，全民都在上演着一场“字由（语言文字自由）主义”的狂欢。“周立波、黄海波、吴秀波，一波三折；刘强东、柯震东、何盛东，东窗事发”的八卦主义遍布全网，主流媒体话语权失声。从“奥特曼”到“大黄蜂”、从“毒液”到“海王”……，刺激着国人的感官、涂抹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记忆，“一项调查显示，中国青少年最喜爱的 20 个动漫形象中，19 个来自海外，本土动漫形象只有一个‘孙悟空’”。凡此种种，正在重构着国人的政治文化认同、敲响了中国政治安全的警钟。我们必须记住“阶级意识就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 ⑲

　三、文化自信：寻根鉴外的底线清醒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⑳文化自信的内里指向政治认同，政治认同通过文化的政治记忆得到复苏与强化，进而稳固政治安全的意识形态根基。美国学者凯文•马尔卡希指出“文化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文化界定国民的身份认同和个人价值。”他进一步讲“文化与国民认同有清楚的关联。因此，电影、图书、音乐和视听材料的生产都是一个政治问题。”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政治方面，安全主体是国家。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的宗旨体现在“人民安全”是否得到保障。“人民的安全感”需要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构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节点，在国际国内安全局势日益凸显非传统安全转向的形势下，“人民安全感”的获得更加需要从对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党红色文化的认同角度加以强调。

　（一）文化借鉴中的慧眼审慎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 谈及“信仰”，不得不让人有些心情凝重，因为“近几年来一个令国人十分纠结的话题就是：中国社会缺少宗教信仰，因此中国人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仅西方人这么说，许多国人也颔首称是，并以此为中国社会近年来价值失范、道德旁落、乱象频生 的根据。” 显然，这种诟病“信仰”的言辞，正在于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盲目崇洋媚外所致。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碎了天朝上国千年小农经济的太平，也打掉了国人自诩为泱泱大国的文化傲慢。晚清的统治者开始大兴洋务运动，有识之士高举维新变法大旗。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引来“德先生”“赛先生”，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之余毒，即便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依旧阴魂不散。遇到问题便说“中国人不行，国人没有信仰，看看人家美国西方”，似乎“西方”成了包治“东方”百病的神药，让人欲罢不能。“信仰”本质上就是一个民族国家个人与群体的价值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元哲学观，使得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没有形成西方的“宗教信仰”，也正是基于此点中国人常常被诟病或者彼此诟病为“没有信仰”。可见，“信仰”的有无完全是建立在西方“他者”的比照视角。这种“比照”并非中国人信仰缺失的铁证，只是百年“殖民性”所带来的文化“断根”效应。“殖民性是强权宰制附属国时形成的重要影响。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外部治理或经济依附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宰制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构成‘真正的’文化，它又如何影响民族认同的内容，这就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社会关切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认同，“信仰”因其源于现实生活而又高于现实生活的精神性，在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之中位于“顶层”。其正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指向的“自我实现”的最高需要。审视这种“需要”又必须是建立在底层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之上，伴随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精神需要”远远高于过往，这也恰恰解释了何以在中国社会物质生产极大丰盈的前提下，“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话题却被一再提及。因为“就其理想性而言，信仰来源于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意、不认可，源于对现实自我或现实自我境遇的否定，源于现实社会状况的否定，希望或认为会有更美好的所在。” 对“所在”的不满意、不认可，导致对“所在”曾经辉煌的集体失忆与对“彼在”乌托邦的向往。“历史延续是一种存在于广大国民心目中的当下有效感觉。中国的历史虽然长，但人们当下感觉的只不过是从 1949 年以后的六十多年，这之前的政府权威和责任延续性已经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很短。” 尽管话语刻薄，但也并非无的放矢之言。改革开放 40 年，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越发感觉到我们“文化”的历史厚重感日益稀薄，一旦谈及“文化”“素养”“道德”便会招来莫名的嘲讽，如果不去关注一下“跑男”“快乐大本营”“爸爸去哪里”“欢乐喜剧人”等等“娱乐主义”的综艺消费，年轻人聚在一起便无话可说。“自由”“开放”这些从西方引介的语词，早已经成了一代国人的“欢乐药方”。只是，我们忽略了“药方”的真实样貌，“假药方则是推销给墙那边的中国人的，凡是自己具备而对手也有便对自己不利的美德，比如忠诚、团结，他们都藏而不露，再设法把对方的解掉；凡是对己只是嘴上贴金而给对手则起拉痢人吃泻药作用的美德，如自由、开放，他们就会张扬到全世界无一角落拒绝，文荐不成就武荐。”

　（二）文化扬弃中的与时俱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总纲，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要求与关键路径。“四个自信”的完整表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阐释，一再提醒我们要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路，必须厘清“文化自信”的来龙去脉与当代解读，必须认清“文化自信”事关国家政治安全的关键作用。“文化自信其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统一体，文化自信既体现中华民族的底蕴底色，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耐力定力。” 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自信”必须走出曾经“文化傲慢”的目光局限与“文化自卑”的现实困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与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在扬弃中孕育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提高民族、国家的文化能力，通过牢固“文化自信”进而达到全体社会成员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认同目的。今天，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工业 4.0时代、5G 网络时代，人类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呈现出网络化的特征，就中国而言“截至去年（2018 年）6 月，我国网民超过 8 亿，其中手机网民占 98.3%。”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了时代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主题调研学习讲话中指出两个“重点”，一个“核心”，可谓与时俱进、践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观的卓越典范。“文化自信”的确立，首先需要把“文化”的吸引力传播出去，只有抓住了“人心”才能真正做到凝心聚力，获取民众的普遍认同。麦克卢汉提出“媒体即信息”的时代命题，引申而论“媒体即文化”，以文化政治学的视角审视，今天我们周遭的一切存在都因其信息输出的便捷而表征着自我的存在。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从社会到个人，任何存在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而发声。一个“我说固我在”的“全媒体”时代已经扑面而来，身处其中的“文化”因其自身的复杂性，要求“文化自信”的构建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取舍、对革命文化进行甄别，对社会主义文化进行完善。由于，“全媒体”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者叠加的复杂语境，使得“媒体”在信息输出便捷的同时，也让此间的人们身陷信息海洋的漩涡。加之，后现代主义解构情绪的高涨，媒体流量经济的催诱，让世人对过去与现在难辨真伪，进而对未来产生了虚无之感。一方面，不良媒体的蓄意解构、颠覆与个别人网红心理作祟，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正面象征被调侃、抹黑甚至颠覆；一方面，传统文化“国粹”碎片式的案例宣传、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统”刻板，导致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推陈出新乏力、高悬在上难沉接地。“文化自信”树立的目的，是增强国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进而达到国人政治认同的目的，最终实现国家政治安全文化软权力的主动把控。

　四、结论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旧在新出，安全问题史无前例地表现出它的极端复杂性。在中国经济、军事实力日渐强大并与西方能够分庭抗礼的情势下，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成为西方继军事帝国主义开始关注的殖民领域。以文化帝国主义为典型的非传统安全侵略范式，借助“娱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媒体传播，弥散全球。透过“糖衣炮弹”的内里，可见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不过是军事帝国主义全球殖民受挫的折衷之举。但因其表现出来的强烈娱乐性、消费性与个人自由主义，得到全球受众尤其是年轻人的青睐，其背后的政治意图与政治操弄讳莫如深。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试图通过讨论“文化”与“政治”的内生逻辑联系，以此论证“文化自信”对“政治认同”“政治安全”的关键作用，并揭示当今社会现实中的群氓政治鼓动把戏，提醒我们需要时刻防范“政治安全”的“文化软权力”植入，并通过“文化自信”观念的正确树立，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殖民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