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农户绿色转型生产影响研究

兰 宇，苏向辉，马 瑛，何小方

（新疆农业大学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52）

自古以来，农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基础，在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目前农业污染已不亚于工业成为中国最大面源污染产业之一，粗放生产的传统模式导致农业负外部性愈发明显，已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推动农业绿色转型不仅是缓解环境资源的双重约束，更是实现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层次革命。基于中国国情决定了普通农户在未来长时期仍是农业生产的基本面［1］。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户作为行为主体，是生产决策和行为关键，其生产方式、生产行为绿色化程度是促进乡村振兴及绿色农业发展核心要义。面对中国农业绿色转型的大趋势，如何促进农户绿色转型生产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国内外学者在农户绿色转型影响因素方面开展大量的研究。Huttunen等［2］研究发现农户受教育程度、政府补贴政策有助于农户生产绿色转型。Isin等［3］在有机农业推广过程中发现，农户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耕种习惯会影响普及率。Christiaans等［4］表述作为“经济人”的农户，对农产品的价格变化极其敏感，预期收益对农户向有机农耕转变有重大影响。Toma等［5］认为，除经济因素外，许多社会因素如政策、社会交往、道德准则等也对农户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赵晓阳［6］、高昕［7］发现市场需求、生产技术、种植时长都会影响农户绿色种植意愿。陈卫平等［8］、王笑丛等［9］研究发现，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性3种压力制约了农户生产的绿色转型。范清文［10］、张娣［11］、李明月等［12］研究发现，种植规模、合作组织、劳动力数量、政府激励、财政支出等正向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张丽金等［13］、石志恒等［14］研究表明，风险喜好型农户与风险规避农户相比更愿意采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李艳丽［15］、杜运伟等［16］认为绿色生产认知、环保意识等主观因素对农户绿色转型决策起关键性作用。

虽然国内外学者在绿色农业领域取得了丰厚成果，但研究视角相对宏观，从微观农户层面研究其绿色转型行为却很少。新疆作为西北边陲干旱区的典型农业种植大省，关于农业绿色转型方面研究相比内地来说较少，而针对微观农户角度绿色转型行为研究则少之又少。奇台县作为全国优质大麦、小麦之乡，全国绿色农业发展先行区，在农业绿色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经验和成就。因此，本研究以奇台县农户绿色转型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厘清农户绿色转型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提高农户绿色转型效率，为中国绿色农业发展和推动中国农业绿色化转型提供具体方向。

1.1 区位与自然环境条件

奇台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北麓东段，准格尔盆地东南段，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确定的全区18个绿洲中心城市之一。奇台县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年日照时数2 280～3 230 h，年平均降水量269.4 mm，光热资源丰富，日照充足，利于作物生长和营养物质积累。奇台县县域总面积1.93 km2，现有宜农土地16.67万hm2，种植业优势突出，农业资源丰富。形成“上山地区稳粮强经、中部平原发展特色产业、北部地区种植耐旱作物”，粮经草比为1.00∶0.33∶0.03。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气候条件为农业绿色发展奠定坚实自然基础。

1.2 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2020年末，奇台县全县辖9镇6乡，县域总人口30.05万人，有汉、维、回、哈等2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25.55%。有14个农牧业乡镇，68个中心村，农业人口17.7万人。2020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8.6亿元，增长6%。2019年昌吉回族自治州三次产业比为17∶42∶4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 678元，增长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 515元，增加802元。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三农”课题组2021年1月对新疆奇台县开展的实地调研。在征询相关专家和领导意见，充分考虑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基础上选择奇台县种植规模较大、作物种类丰富的半截沟镇、吉布库镇、西地镇、西北湾乡、坎儿孜乡5个乡镇进行入户调研。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和预调研访谈情况，设计本研究调查问卷。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基本特征、生产经营特征、环保意识情况、绿色生产认知情况、政府支持情况。本次调研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18个村庄发放252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240份，有效率95.24%。具体数量详见表1。

表1 调研区域及样本数量

2.2 样本特征描述

表2为受访农户基本特征的描述统计分析。数据表明，男性占比明显高于女性，达80%，表明该地区男女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差距较大。受访农户年龄集中在41～60岁，占比73.33%，可以判断当前农业生产呈老龄化趋势，这与现实情况相符。受访农户教育水平以初中及以下居多，占比80.83%，可见该地区农户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新疆地域广阔，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受访农户中种植规模6.67 hm2以上占比52.08%。加入合作社比例为被访农户的55.83%，可见当地由分散、孤立的传统农户经营向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转变程度较好。

表2 受访农户基本特征描述

2.3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2.3.1 分析方法 参考现有文献多采用Probit或Logit模型，单层面分析独立解释变量的重要性程度。而本研究另一个关注点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时间段问题，生存分析法利用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某特定事件的持续时间的相关问题（即从某一原始状态转换到另一状态花费时间及分布规律），最先应用于医学领域、经济财务、社会学等方面，目前生存分析法已被成功运用到农业生产意愿的研究领域，且有较好的适应性。

2.3.2 模型构建 COX比例风险模型又称CPH回归模型，由英国统计学家D.R.Cox于1972年提出，是一种以生存结局和生存时间为因变量，可同时分析众多因素对生存期产生影响的半参数回归模型。就本研究而言，此模型设定如下：设有n个样本农户｛i=1，2，3，…，n｝，在观测范围内，第i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做出转型决策，从事绿色生产的时间为ti，同时存在一组协变量｛x1，x2，x3，…，xm｝。

因此，可将COX比例风险模型设定为：

式中，h(t)为风险函数，表示协变量x的个体在观测时点t的风险率。β为回归系数向量，h0(t)表示协变量取0时的基准风险函数，exp(βx)反映协变量影响程度，函数形式无任何限定。本研究中，转型农户生存时间是从从事农业生产到绿色转型认证发生的时间，对未转型的农户生存时间是从从事农业生产到调研结束的时间。其中将采用绿色转型生产且通过“三品一标”认证的农户（即为绿色农户）状态赋值为1，其他未转型以及正处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农户（即为常规农户）状态赋值为0，其他解释变量是基于成本收益与农户行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综合考量后选取，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模拟变量统计描述

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模型中选取自变量过多，变量间容易产生相关性，导致结果偏差。因此运用方差膨胀因子来检验自变量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检验标准为：当VIF≥10时，说明该变量越冗余。由表4检验结果显示，本研究所选取的各自变量之间均未发现多重共线性（VIF＜10），予以保留。

表4 自变量多重共线性检验

3.2 模型的拟合优度

首先构建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农户绿色转型生产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利用Newton-Raphson极大似然函数迭代方法得到β的估计值。从表5模型系数的Omnibus检验回归结果看，该模型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表5 模型系数的Omnibus检验

3.3 回归结果

本研究选用SPSS26.0软件，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估计结果与具体参数详见表6。

表6 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本研究在排除其他不显著影响因素后，将农户绿色转型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归纳如下。

1）农户特征对绿色转型生产的影响。在农户基本特征和经营特征中，文化程度、是否加入合作社分别通过5%和1%显著性检验，且呈正相关。文化程度越高，思想越开放，社会责任感越强，转换时间、接受新鲜事物的速度也就越快。在进行生产决策时会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生态等效益，更容易贯彻实施“双控双减”政策，从而实现农业绿色化转型生产。农户组织化程度越高，抵御绿色转型风险的能力越强，对于绿色生产模式了解程度越高，为提高农产品质量，更愿意进行绿色生产改革。农民专业合作社统购统销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形成农户抱团闯市场，利于规避各种风险，获得规模效益。在保证农产品质量标准化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

2）农户所获得的政府支持对绿色转型生产的影响。政府支持和补贴力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产生1%的正向显著影响。政府支持利于强化社会对绿色生产转型的思想认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将绿色转型的内在意识转化为绿色生产实践。政府补贴可以约束农户过度耕种，是实现绿色农业生产非市场化部分内部化的必要手段，有助于减少绿色生产边际成本，降低转型行为风险。政府采取的补贴促进措施越多，对绿色农业推广作用越强，农户绿色生产转型速度越快。奇台县是依托政府全面推广的绿色农业发展先行区，在调研中可以发现，政府每季度开展绿色生产培训、技术指导、宣传推广、开拓绿色农产品市场解决销路问题，切实提高了农户绿色转型生产的参与性。

3）农户内部意识对绿色转型生产的影响。农户环境关注程度、绿色生产交流以及风险偏好的内部意识对绿色生产转型均产生5%正向显著影响。意识是行为的先导，农户对环境认识水平和保护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自身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选择，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生态和社会效益。农户的绿色环保意识、绿色生产交流越强，越容易激发主观能动性将农业绿色生产转型落到实处。农业属于高风险生产型产业，容易遭受自然或市场不可抗力不确定事件的影响。例如受本年的气候状况、灌溉条件和各类生产资料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任何环节发生变动都将影响农业收益。在调研过程发现，风险规避型农户对于绿色转型生产带来的溢出价值持观望态度，而风险偏好型农户愿意为高收益而承担绿色转型生产带来的未知风险。因此，农户自身的风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绿色转型行为的速度和质量。

4）外部市场环境对绿色生产转型生产的影响。市场需求、收入预期和生产成本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速度分别产生了5%、5%、10%的显著影响，其中市场需求、收入预期对农户转型时间呈正相关。作为理性小农，绿色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是农户绿色转型生产的重要驱动力，市场需求量越大，合作关系越稳健，经济效益越可观，农户绿色转型积极性越高，转型时间越短。农户本身具有经济学特征，收入预期影响农户生产决策和行为选择，绿色农产品盈利性越高，其转型速度越快。生产成本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时间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对绿色转型生产所获得的农业感知效益与感知成本之间的差值越大，农户越愿意尝试绿色转型生产，反之亦然。

在综合考虑调研区实际情况和农业绿色生产外部环境的条件下，结合农户绿色转型认知及内在特征，实证分析影响农户绿色转型生产的因素。综合来看，政府宣传引导、规避风险的组织形式、预期收入以及主观因素等对农户做出转换决策影响较大。根据以上结论，为提高农户绿色转型生产的积极性，提出以下建议。

1）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农户整体素质。农业绿色化转型需要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为前提。因此，大量吸引高学历、年轻人务农，加快构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是农业绿色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当地政府应积极鼓励有志青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通过较好待遇留住和吸引农业人才。定点开展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加快推进绿色技术下乡、绿色观念下乡，转变农户的传统种植观念和行为方式，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绿色转型意识，培育新时代创新型职业农民。最后，积极发挥职业农民优势，通过“先富带后富”方式，帮助逊色农户解决绿色生产中的技术难点和疑点，形成以点带面、以面带全的良性循环，从而提高当地农户整体素质，促进农户绿色转型生产。

2）完善农业合作组织，逐步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协作。农业合作组织能够有效转变传统单一分散式农业家庭经营，是连接农户、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农业部门、销售市场的桥梁与纽带。完善的农业合作组织可以帮助农户规避潜在市场风险，避免农户单打独斗形成的恶性竞争，合作社的统购统销，利于控制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发展农业合作社能够为绿色农业推广工作提供支持，帮助社员农户掌握绿色技术，解决绿色生产中的难题。另外，合作社能够对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产生约束和监督作用，打造出标准化、专属化的绿色品牌，实现农户利益最大化。创新经营组织形式，完善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有效多元协作衔接关系，形成统一的绿色生产标准，拓宽绿色农产品的市场，实现增收目标，从而激励农户农业绿色转型生产行为。

3）市场强化监管规范秩序，逐步拓宽绿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在农业绿色化转型发展过程中，市场是转型成果的检验者。政府在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规范市场秩序，让市场通过自我调节来控制和引导农户绿色化转型生产。市场应强化监管力度，从农产品各环节严格监督定期抽检，提高市场流入的农产品质量，规范化的农产品市场利于保障消费者权益，打破消费者固化无差异理念，维护可持续绿色市场，保障农户持续增收。拓宽绿色农产品销售市场，创新销售渠道势在必行，如开辟合法的“马路市场、地摊经济”保障基层绿色消费。积极鼓励龙头企业展开合作，通过博览会、展销会等活动，努力打造绿色农产品营销的新格局。政府建立惠农网络销售平台，打破偏远地域限制，开拓内地市场，及时获得大量销售信息，实现绿色转型农户增收致富，进而促进农户向绿色生产行为转变。

4）政府加强绿色理念宣传，完善绿色补贴保障机制。政府的绿色宣传教育对农户和消费者的绿色农产品认知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政府通过定期夜校开班，让农户走进教室，普及国家绿色政策及绿色生产基础知识，使其运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通过对不同人群的绿色宣传教育，提高整个社会对绿色农产品的新认知。国家与地方要增加对“三品一标”农产品发展的扶持和资金投入，积极鼓励农户将农产品进行绿色认证，强化认证品牌意识。有关政府部门应简政放权，简化“三品一标”认证程序，优化绿色认证制度体系，并给予农户相应的认证补贴。政府应鼓励闲置撂荒农地土地流转、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加强信贷优惠支持、完善税收减免政策，为保障农户绿色转型生产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