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评价研究

李东兵，尹晓彤

(1.大连理工大学 城市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2.大连海事大学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现代产业体系的概念，各地开始对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展开积极的探索。继而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着眼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个战略目标而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性举措。[1]现代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内涵和战略重点之一，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成熟程度直接影响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成熟程度。因此，有效测算中国城市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耦合协调程度变化情况，并对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分析各个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现状及差异，对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中国现代产业体系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内涵特征、形成机制、体系构建和实现路径等四个方面。在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特征的研究中，张明哲[2]、赵曦等[3]提出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先进制造业、高质量服务业和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良性系统。在此基础上，刘文勇[4]、徐剑锋[5]将创新性作为现代产业最典型的特征加入到现代产业体系内涵特征的研究中。关于现代产业体系形成机制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要想更快更好地建设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必须深入分析其形成机理，借鉴国外的建设思路并不断优化。郭瑞东[6]分别从产业结构优化、企业竞争力培育、产品高端化三个维度分析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产业体系的特征，归纳了创新驱动型、产业政策主导型两种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模式。斯劲[7]提出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各种动力机制有机衔接和相互协调的结果，自主创新起核心作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内在要求,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其外部动力。詹懿等[8]根据发达国家经济史的基础，归纳了企业主体带动型、军民融合推进型、政府推动型、关键技术推进型、核心产业推进型五种产业体系发展模式，并提出适合中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建议。在体系构建方面，学者们一般是通过研究不同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体系构建。吴泗[9]认为湛江市应该从循环产业、低碳产业和绿色产业等方面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王得新[10]提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形成上下游联动、价值链不断迈向中高端且产业空间布局日趋合理的发展格局。赵儒煜等[11]从产业技术体系和产业空间体系两方面来构建东北地区的现代产业体系。成婷等[12]则采用指标比较，对西藏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得出西藏应当基于自身的条件，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对于现代产业体系实现路径方面的研究，唐德淼[13]、陈肇雄[14]、郭富华[15]等通过分析各个地区的具体问题，从人才配置、资源环境、政府政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实现路径。

综合目前关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部分学者研究了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但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且在十九大之后鲜见有学者对多个城市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其次，多数学者采用定性方法进行研究，少部分学者采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但所使用的评价方法大多未能解决模糊性以及因素间相关性的问题。多维正态云模型可以更好地消除评价的模糊性以及多因素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因此，根据十九大报告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出的要求，本文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子系统，并根据建设绿色城市的理念，加入生态效益子系统，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多维正态云模型，研究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耦合协调程度变化趋势，进一步对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分析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现状以及存在差距的原因，为提高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适用于分析事物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16]来测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生态效益五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情况。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见表1。

(二)多维正态云模型

多维正态云模型能够在单一价值分类的基础上实现多重价值分类和排序，同时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各属性值对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基于曾德彪等[17]采用的多维正态云模型数字特征的确定方法来确定数字特征，设U是一个m维论域，U={x1,x2, …,xm}，T是U上的定性概念，U中的元素(x1,x2,…,xm)对于T的隶属度μ是一个具有稳定倾向的随机数，即μ：U→[0, 1]。设论域各维互不相关，则m维正态云可由3m个数字特征量来描述：(Ex1,En1,He1,Ex2,En2,He2, …,Exm,Enm,Hem)。其中：Ex为期望，它表示定性概念T在论域U中的中心值，即“云”的中心；
En为熵，它表示定性概念T在论域U中可被接受的数值的取值范围，即“云”的跨度；
He为超熵，它表示熵的不确定性度量，即“云”的厚度。多维正态云模型的数字特征见表2。表中：a～e代表评价指标所对应的不同等级的边界值；
k为常数，根据各个评价指标的最大范围取合适的k值。

多维正态云模型的隶属度μi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ωj表示对各评价指标赋予的权重。对于同一城市来说，μi数值最大的等级就是该城市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水平所在的等级。

(三)改进CRITIC法

CRITIC方法是由Diakoulaki提出的一种客观权重赋权法，CRITIC法确定指标权重是以对比强度和冲突性来综合衡量的。对比强度表示同一指标各个评价方案取值差距的大小，用标准差的形式来表现，标准差越大则取值差异越大；
指标之间的冲突性则是以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为基础，若两个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则两个指标之间的冲突性较低[18]。CRITIC方法同时考虑了指标的信息量以及相关性，是一种较为优越的赋权方法。

考虑到指标间的量纲、数量级往往不同，过江等[19]提出利用变异系数改进CRITIC法，基于改进CRITIC法来确定指标权重。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客观性、可行性的原则，结合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要求以及曾冰[20]的研究，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生态效益五个角度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3。

(二)数据来源

从4个一线城市以及《第一财经周刊》评选出来的15个新一线城市中，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数据的完整性，选取北京、上海等16个城市2008—2020年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2021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城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耦合协调度分析

将2008—2020年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相关数据代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中，计算不同年份各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以及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得到2008—2020年间各个城市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以及整体的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计算结果见表4。

由表4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整体上来看，2008—2020年期间，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由最初的0.351提高到0.626，耦合协调水平由最初的轻度失调提高到初级协调。由此可见，在国家政策以及各地政府的扶持下，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向着较高程度的协调演化，且效果较为明显。

(2)根据耦合协调度平均值增长速度的变化情况，可以将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8—2012年，耦合协调度平均值增长速度较快，耦合协调水平由轻度失调提高到濒临失调。党的十七大报告做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各个城市积极响应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目标，投入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以致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平均值增长速度较快。第二阶段为2013—2016年，耦合协调度平均值增长速度较缓，耦合协调水平一直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在这一阶段，政府对于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政策扶持力度减弱，部分城市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积极性下降，使得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以及生态效益的发展受阻，导致其耦合协调进程迟缓。第三阶段为2017—2020年，耦合协调度平均值再次较快增长，耦合协调水平由勉强协调提高到初级协调。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再一次强调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因此各个城市再次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作为重点，推动了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耦合协调进程。

(3)通过比较各个城市2008—2020年耦合协调度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北京、上海两个城市始终处于同时期耦合协调程度最好的水平，带动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耦合协调进程向前发展，其五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始终保持较好的联动发展，形成了一个良好发展的态势。西安的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由0.203提高到0.652，耦合协调水平由中度失调提高到初级协调，成为这几个城市中发展最快的城市。西安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实体经济，在城市战略规划中注重生态效益，并大力宣传其十三朝古都的形象，发展城市旅游业，出台大量的人才引进政策，从而使得其成为协调进程发展最快的城市。成都的子系统耦合度由0.301提高到0.677，耦合协同水平由轻度失调提高到初级失调，是除西安之外发展最快的城市。成都作为南方的都市，具有相对来说更加开放发达的政策环境以及市场，会吸引更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且更加注重生态环境，较容易形成五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态势。大连、郑州、沈阳、长沙四个城市，最初耦合协调水平较低，且2008—2020年期间耦合协调水平发展较为缓慢，成为影响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耦合协调水平的主要城市。

通过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分析，可以得知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整体耦合协调程度的变化情况。为了进一步探究中国各个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的现状及存在的差异，探究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局限所在，接下来利用多维正态云模型对2020年中国16个城市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水平进行评价。

以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在各评价等级的数字特征为例，利用MATLAB编程，得到评价指标所对应的五个评价等级的多维正态云图，如图1所示。

基于MATLAB编程，将2020年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相关数据以及运用改进CRITIC法计算得到的权重代入多维正态云模型中，重复计算隶属度10 000次，得到2020年中国16个城市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评价结果，见表5。

由表5反映的多维正态云隶属度结果和排名顺序可以得知，2020年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水平不一，存在差异性，呈现出从高等级到较低等级阶梯式不均衡发展状态。具体的建设水平及差异分析如下。

(1)北京、上海的评价等级为高，是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最高的两个城市。北京、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实体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实体企业利润高，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数较大且呈稳态增长趋势；
科技创新水平最高，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创新成果转化率高；
金融市场活动频繁，平稳有序，持续健康发展；
人力资源市场结构合理，就业率、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水平都很高；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生态效益明显。这些优势使得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高，成为引领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城市。

(2)广州、深圳、成都处于较高的评价等级，对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这三个城市的政府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了一批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发展要素，使得其发展态势良好且发展力量强劲。但是这三个城市在实体经济方面与北京、上海存在差距，使得其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与北京、上海相比要低。

(3)重庆、西安、苏州、天津、南京、武汉这六个城市的评价等级为一般，其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处于中等水平。重庆、西安、苏州在人才引进、生态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依靠优越的政策以及城市自身的区位、历史优势，吸引了大量人才流入，并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但是西安在实体经济方面的发展较弱，苏州的金融市场亟待完善。天津、武汉、南京的实体经济发展良好，但在科技创新方面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且现代金融业发展迟缓，资本市场不活跃。这六个城市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没能做到五个方面全方位发展，在今后的建设中，要重点关注前期发展落后的方面，积极采取措施促进五个方面全面发展，以提高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

(4)大连、郑州、青岛、沈阳、长沙的评价等级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大连、沈阳由于地理位置以及政策落后，人才流失较为严重，进而使得其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相对缓慢，且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证券市场流动不畅，现代金融方面发展不足。青岛位于山东半岛，濒临黄海，地理位置相对优越，但青岛缺乏核心产业集群，科技研发投入不足，且区域发展不协调。随着山东省“两区一圈一带”的提出，青岛市要抓住机遇，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郑州、长沙的固定资产投入强度不足，科研能力较弱，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低，且绿色发展效益较低，严重制约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发展。

由于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不一，各个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也不同，但是在城市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中，要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生态效益五个方面出发，根据每个城市建设的特点，借鉴北京、上海等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经验，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科技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1]；
积极发展资本市场、绿色金融、风险配资、并购投资等现代金融，发挥现代金融的媒介功能；
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培育高质量人才；
加强绿色发展理念，注重城市环境保护，大力加强绿色技术的研发，重点发展污染低且附加值高的绿色产业，提升城市产业发展的生态效益水平；
将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激发实体经济发展的活力，营造良好的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最终提升城市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

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多维正态云模型，研究2008—2020年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耦合协调程度变化情况，深入分析2020年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水平差异，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2008—2020年期间，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耦合协调水平由最初的轻度失调提高到初级协调。

第二，根据耦合协调度平均值增长速度的变化情况，可以将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进程分为三个阶段：2008—2012年为快速增长阶段，2013—2016年为缓慢增长阶段，2017—2020年为再次快速增长阶段。

第三，不同城市对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耦合协调进程产生不同的影响。北京、上海两个城市始终处于同时期耦合协调程度最好的水平，带动耦合协调进程向前发展，而大连、郑州、沈阳、长沙四个城市发展较为缓慢，成为影响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耦合协调水平的主要城市。

第四，2020年中国城市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水平存在差异性，北京、上海的评价等级为高，广州、深圳、成都的评价等级为较高，重庆、西安、苏州、天津、南京、武汉这六个城市的评价等级为一般，大连、郑州、青岛、沈阳、长沙的评价等级为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