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思考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普遍探讨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中， 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绝对对立的，因而要实现现代化，就只有走“全盘西化”的道路。那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呢？我认为要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传统文化中凡有利于走向现代化者，我们就要加以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是实现传统文化的自身价值与建设中国现代特色文化的较好方法。

　一 、传统文化是经过历史淘汰与演进的民族文化。相对于外来文化而言，传统文化是母文化或本土文化；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传统文化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而成的，其主 干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内容丰富且庞杂， 其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有各民族文化的融和，也有外国文化的渗入。就历史阶段而论，古代、近代、现代都有文化内容掺杂 在传统文化之中。这就使得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 特别是在构建一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的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更多的则是指思想意识、观念形态的冲突，是传统心理、现代心理承受力之间的冲突，故人们又把它称为“深层型文化”的冲突。

　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本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即使像美国这样被誉为现代化模式的国家，仍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保留了许多美国传统文 化的痕迹。任何现代化的东西， 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传统的某些方面，或者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新，或者是把传统的某些特征纳人新的体系之中。因此，现代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的，它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构筑一种全新的完全非中国化的现代化。所以，它仍需要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它的土壤根基，并在这一土壤上构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二 、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扬弃、 改造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我们应该深入探讨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既保持其主体性，又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超越国家和地区局限，使其成为世界性、全球化的文化思想。

　（一）继承传统，超越传统。一个民族的演进史，实际上就是继承、发展和丰富传统的过程。传统不仅保存在各种经典传世之作中，而且积淀于当代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是现实的构成因素和前提。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固然根源于现实的实践，但同时又与历史传统有着不可拆解的关系，如果离开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革新、求变化，那么这种革新和变化将是缺乏根据和理性的，其结果必然走向荒谬。一种文化只有和时代相适应，不断地创新与发展，同时又带有自身传统的特色，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没有历史的支撑，就没有现实的文明，就没有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很显然，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在封建小农经济、宗法血缘、专制政治土壤中孕育、 成熟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体结构上与现代化所要求的民主、科学、法制大相径庭。在传统的土壤里，不可能自动生长出民主和科学的花朵，更不可能产生出市场经济。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如果不在认识上廓清封建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质的分野，那么，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换就根本无从谈起。但是，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中也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作为我们继承与发展的源泉，成为新的文化系统和新的价值体系创建、生长的重要资源。任何一种文化系统内部，都包含着相互作用的各种文化要素，这些要素之间，往往既存在分离性，又有相容性，其中有些要素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保留于后世文化系统之中。这种特性，既是不同时代的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根据，也是它们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根据。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发展绝不是消灭传统，而只能是改变传统原有模式，将其中有生命力的因素加以改造和重新组合，使之与现代社会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文化的进步固然需要开放的态度、开放的环境，需要积极地汲取世界文化的先进成果，但是，一种文化如果缺乏奋发向上的内在动力，没有积极前进的内在要求，那么文化的进步也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奋发向上的动力和积极前进的要求，只能孕育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因此，传统不能抛弃，而必须继承，传统是前提，是起点，也是资源。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必须以传统为先声、 以历史为支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的起点，是不可超越的，它必然会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然而，以传统为起点，人的视野势必要受到传统的局限，文化的创新之所以困难，原因就在于此。若要使文化的发展真正有所突破，非打破传统、超越传统不可。传统之所以是历史的，就在于它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作为起点，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要被超越，要进一步发展和延伸。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即：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与价值观的转型，必须从传统出发，又必须超越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体系的内部，其核心内容和基本价值指向，是为旧的社会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服务的，因而，在当代意义上，它自然地会对现实产生种种限制。要想打破这种局限，只能通过超越传统来实现。

　这就是说，文化的转型一方面要以传统为资源和根据，要寻求传统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不能停留在传统价值观上，而是要突破、超越传统。

　（二）坚持民族特色的独立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针对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文化遗产的问题提出了“洋为中用”的方针。所谓“洋为中用”，就是要求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并加以消化，使之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曾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三）包容并蓄，实现文化创新与整合文化的再生与转换，需要一种开放的心灵、开放的环境， 需要思想的大解放。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具有封闭性 和排他性，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历史事实表明，只有文化的撞击才能带来文化的觉醒和文化的真正繁荣，一个自我封闭的文化系统是很难发展的。在文化多元化趋势成为潮流，文化交流日益广泛的当今时代，文化的封闭更容易限制和窒息传统文化的生命，限制其发展。历史上，中国文化曾经成功地吸收和融合过外来文化，还曾有效地整合过许多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而清代以后，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仅导致了中国经济和科技与世界的阻隔，也使文化的发展蒙受了沉重灾难，给后世留下惨痛的教训。历史使我们认识到：要使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就必须使它形成一种开放的态势，对自己开放、 对外开放，迎接各种外来文化的挑战，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对比、互补中进行自我调节、自我转换，求得丰富和发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过程。要使文化具有时代性，就要把它放到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背景当中去，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不断发展自己，这样，才能既有民族特点，又具时代精神。

　在当代社会实践基础上对传统进行新的整合，创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对传统的超越，一方面是一个自然过程———随着经济形态的发展和社会政治运行体制的变化，人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必然发生相应变化，经历一个逐步的发生和发育过程；但同时，文化的创新与超越又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它离不开主体的主动把握、选择和取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对于一种新文化的形成及其走向，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就要求主体在文化创新与实践中，既要顺应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又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理性地、自觉地选择新的文化生长点，确保文化按照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发展和延伸。

　我们要把当代人类文化精神作为现代化设计的基本参照系，在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和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对西方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进行创造性的借鉴与吸收，并对两种文化形态的缺陷与不足进行自觉的反思与批判。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创建起来的新文化，才是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同时又高于本民族原有文化传统，才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系统 中积极因素的主动选择。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新文化都是具有生命活力的新鲜的血液，是能够引导人们进行积极创造活动的能动的东西。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吸取和借鉴，有利于文化的发展。

　史家唐德刚氏有言，今日中国正经历着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第一次大转型是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的改革，实现了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型；第二次则始于清末鸦片战争时期，这次是受西方文明挑战激发的，并预言可望在21世纪40年代完成。应当说，这个史实大致不差。从文化层面而言，第二次转型可以说始于晚清知识分子做的“百日禁烟”的“维新旧梦”，“夷学”登堂入室而成“西学”，“中体西用”渐成文化转型一大纲领。“五四”时期，一边科学和民主凸现，一边高喊“打倒孔家店”口号。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尤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转型进入快车道，驶向最后胜利。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层面上，“所谓传统文化现代化，西方文化本土化”的动向初露端倪。

　百多年的文化转型实为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现代文化，即同西方文化的“现代性”相遭遇，发生冲撞，继而力图融合之的过程。

　在文化转型的问题上，“全盘西化”行不通，“全盘传统化”不可行，这已成共识。而如“中体西用”、“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类宏大纲领不妨大胆提出。不过，文化转型是一长期的复杂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大原则尽可以从长计议。吃紧的倒是做些不弃细流，不辞杯土的劳作，或许可以计日程功，亦为可知。本书正是取此进路。具体说来，本书致力于从文化视角，从哲学、社会和文化的观点审查科学与技术，把它们的本质还原到一个个特定的原则和观念里。于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即对现代性融合转换成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出可用以接应这些原则和观念的思想资源。

　社会转型的目标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技术。只有从文化层面去接纳，科学与技术才能真正扎下根来。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本来缺乏对科学与技术的关怀。因此，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作为培育科学与技术的生长点的思想资源的工作，能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伦理文化的认识。同时，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发掘，既拨开所谓“西学中源”的迷雾，又弄清楚这些原本是伦理性质的文化遗珠所深藏着的科学与技术智慧。如此说来，在某种意义上本书的半部不妨充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与技术哲学思想”。这里，“哲学”取其最广意义，包含社会和文化的向度。

　旧邦新命：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时间：2013-10-31 作者：葛剑雄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旧邦新命”，前面两个字应该是用不到多解释了。我们中国，是个旧邦。当然，所谓旧，就是说她历史悠久。上溯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国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尽管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历史比我们长得多，如埃及、巴比伦。但是，我们从夏、商、周开始到现在，历史基本上是延续的。现在阿拉伯文化，从人到文化，到观念，完全都改变掉了，而且今天埃及也不能说把古埃及历史传下来。中国可以说是文明古国当中唯一一个从古到今一以贯之，基本延续的国家。

　对华夏民族来讲，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曾经遇到过许多异族入侵，比如匈奴人进来了，鲜卑人进来了，契丹人、女真人，然后蒙古人，最后是满洲人。但进来以后的结果，我们一句话总结，那就是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都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蒙古进来时，他把北方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汉人建立的南宋，还有在今天云南建立的大理，以及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应该讲全部征服了。蒙古完全是军事上的征服者，但最后，蒙古族在进入中原的过程中间，已经逐渐逐渐地被传统文化所改变。比如说它刚刚进入黄河流域的时候，曾发过很残酷的命令：围城三天不投降的，城破后统统杀光。当时有人向蒙古的统治者建议：“汉人无补于国，请悉空其地以为牧地”。但是等到忽必烈决定进攻宋朝的时候，他发布的诏书里面已经变了，提出“保护农桑”，他看到了农业的重要。所以元朝时间尽管比较短，但蒙古的统治者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讲到元朝就说破坏，可是我们今天的省哪里来的？正是从元朝开始。元朝建行省，到明朝、清朝，到现在。它非但继承了中国传统制度，而且有所发展。

　再说满族，前一阵子，阎崇年在讲满族历史，人家打他，当时记者问我的看法怎么样，我就说如果这话真是他讲的，那是不妥当的。后来我在台湾正好碰到阎崇年，他说我没讲错，网上都是瞎说。那我跟他讲，你应该辟谣。这里牵涉到什么问题呢？满人应该讲他进关之初，的确是相当残酷的。比如强制改变汉人传统的服饰，比如留辫子，这在当时，汉族普遍认为那是奇耻大辱。汉人的回答是宁可不留头，也要留发，发生了激烈的反抗。在清朝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人死了寿衣不是用满族的服饰，不是长袍马褂，而是原来的明朝服饰。挂着祖宗的像，不是穿着满族服装，服饰还是照原来的。有一个历史大家可能不知道，朝鲜是坚持原来的中国传过去的所谓汉家衣冠，坚决不肯换衣服，激烈地反抗。所以朝鲜，你们可以看韩国，他保留了传统服装，就是明朝传过去的，他从来没有剃过头发。中国文化的魅力，就像孔子讲的“礼失求诸野”，这里没有了，你到周边去找，朝鲜半岛是一个典型。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只看到少数的韩国人盛气凌人地自吹，他们本质上对自己文化是不自信的，真正信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辛亥革命以后，一批汉族的遗老遗少还有句话，叫“自古得天下，未有如本朝之仁者”，就是说自古得天下没有像我们清朝这样讲仁义的。关键就是清朝的统治者在汉族激烈的反抗中间，他们终于认识到，仅仅用军事征服是不行的，还需要文化。等到三藩之乱平息，天下平定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实际上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清朝安定下来就开始修明史，修明朝的历史。在修明朝的历史中间，充分肯定明朝原来是有天命的，是正统。凡是投降清朝的，像洪承畴这些人，统统专门立个《贰臣传》。相反地，对抵抗清朝的，像史可法这些人，全部列为忠臣，老百姓抵抗死了的统统记名，大规模地表彰。而且清朝所做的文化上的大规模工程，是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做过的。清朝把能够整理的古籍几乎全整理了。所以到了清朝末年，满族原来的特点已经不大有了，那些八旗的军官，骑马要人抬上去，拉弓拉不动要旁边人帮忙；反过来呢，他们出了很好的画家，书法家。你发现满人唱京剧，我们京剧有今天的地位，主要要感谢慈禧太后这些王公贵族，是他们大力提倡，否则今天京剧成为不了国剧。要说国剧的话，首先因为他们的提倡把地位大大提高了。我们的中国文化并不因为朝代的更替，并不因为统治者民族成分的改变而随着改变，而是基本继承的。到了清朝后期，太平天国的起义者，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照理应该支持他的汉族，并没有支持他。因为没人把他看成是一个民族之间的纷争。而且最后镇压太平天国的不是满族的绿营，八旗兵，也不是蒙古的骑兵，而是汉族的一批知识分子，带领农民组成的乡土武装，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为什么太平天国会被镇压，最主要的就是文化的力量。如果洪秀全是打着民族斗争的旗号，那么至少他可以得到大多数汉族人的支持。孙中山刚开始搞革命，曾经提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还打民族的牌，后来才打出民主共和，包括满族也在里面。洪秀全搞的是拜上帝会，把一个西方的宗教引过来，偏偏从一开始就摧毁中国文化。而且洪秀全刚刚从永安城里突围出来，就开始杀读书人，逼着读书人要么当兵，要么跟他做苦力，要么砍头，就是不许读书。最厉害的是把孔子的牌位扔在粪坑里面，到一个地方就把文庙都烧掉，正因为这样才激起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他的强烈愤慨。曾国藩起兵之时，写了一个《讨粤匪檄》，因为洪秀全是广西人，叫“粤匪”。一般老百姓叫“长毛”。这篇檄文里面有几句话讲到孔子、孟子在九泉之下痛哭，如果我们再不起来反抗，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孔子、孟子？

　今天的讲座名字之所以叫新命，是因为文化本身是发展的。不仅今天我们讲的文化在发展，其实《诗经》里面讲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已经表达这个意思了。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我们今天讲的孔子的思想已经不是当初孔子原始的思想。儒家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间，无论是他涉及到的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其实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凡是一个有相当长历史的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地区，都有一个传统文化。比如美国，美国是世界上人均拥有枪支最多的，因为美国有这个传统。美国在开国的过程中间，它要夺取这些土地，面对着印第安人的反抗，所以美国的开拓过程形成一个带枪的传统，并且已经把它写进了法律。他们认为这是人权，你不能剥夺的一个权利，这是保卫自己。英国也有传统，打猎被看做贵族身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有一定的规格，穿一定的服装，骑马什么都有很多讲究，这是显示本人高雅文化的一种传统。环保主义者不认同，但是人家就有这套传统。这种传统形成的方式，我认为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面形成的生产生活的方式。我们古代的先民，他们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比今天艰苦，对资源的利用处于初级阶段，一般的话只能用一次资源，还不能用二次资源，所以人们跳不出地理环境的影响。我们上海，现在说有六千年的文明，就是上海的福泉山发现的文化层。同时在我们附近，有浙江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有的可以追溯到八千年以前，这些文化，大都是早期发达，然后衰落，最后突然结束。照理呢，我们挖到了六千年前的文化，五千年、四千年，应该有完整的剖面，现在呢，六千年有了，到四千年以后就没有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出很科学的解释。有的人说是发生战争，比较流行的讲法呢，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海水倒灌，人们就跑到黄河流域去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哪里？在黄河流域。但是几十年以前，就有水利专家提出了疑问，黄河流域是不可能有持续多年的洪水的。长江流域也一样。这个治水只有在海边。只有在海水倒灌的时候他才长期留在这里。然后慢慢退走。所以呢，现在有些学者大胆地推测，大禹治水本来应该是沿海的事。随着大禹的后人迁到黄河流域，才把这个故事带过去了。中国的文化，早期的文明是满天星斗，但是到了四千年、三千年这一阶段，大多数都聚集到黄河流域去了。因为从地理环境讲，当时的黄河流域，黄河中游、下游，是最容易开发的。我们的先民就在开发的过程中成为华夏诸族，慢慢形成汉族。汉族是一个农业国家，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业最依靠节气，中国根据太阳，制定了二十四个节气。中国因为农业关系，天文学非常发达。我们有着不少世界纪录，比如说中国是最早记录太阳黑子的，又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测量那个日食、月食也是很早的。这都是因为最早的史官和巫师其实是合在一起的。天文官，也是史官，他要记录天象，那么如果出现日食就表示皇帝或者国君被黑暗的势力遮住了，皇帝就是受了蒙蔽。这种天人感应，讲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到底真的假的，我们不可断言。据说汉光武帝刘秀一次碰到了没有当皇帝之前的老朋友严子陵，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一起睡觉，谈到后来睡着了，严子陵就把腿搁到刘秀的肚子上了。据说第二天早上，天文官就报告昨天晚上星象有变，客星侵入紫薇座，紫薇座是皇帝的地方。总之，农业民族要维持这样的统治，需要采取种种措施，其中一点就是借助于自然的力量，这样慢慢就形成了儒家的传统核心。

　我认为儒家核心是一种理性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的维持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一种人伦道德。家庭之中，敬老开始。诸如《大学》里面讲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农业生产，单独个人的生产有困难，就要集体进行生产。等到后来情况变了，生产力到一定的程度，单独的家庭对统治者更加有利。因为统治者征收赋税，是根据家庭为单位的。而且，你一个孩子成年了以后，强制他分家，实际是迫使他提高生存的能力，所以小家庭就逐步逐步成为时尚。这些东西都揭示了农业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很多伦理是建立在一个孝的基础上，孝是有特殊内容的。孝不仅仅是包括对父母、对长辈的尊敬，而且基本维持着这样一个家庭内部的等级制度。一直到清朝，有一个法律，就是忤逆罪。如果子孙打父母，打祖父祖母，这就叫做大逆不道，非但要判死刑，甚至可以凌迟，也就是千刀万剐。匈奴人则不一样，匈奴靠打仗，年纪大的打不动了，就不再受到尊重。而且，一家人住在一个帐篷里面，男女不分。父亲死了，妈妈作为继母嫁给儿子。所以王昭君其实到了匈奴很悲惨，因为她要按照匈奴的习俗。开始嫁给一个单于，单于死了，她再嫁给单于的儿子，当然不是她生的儿子。如果等这个单于死了，她还活着，她还是要再嫁。在匈奴这个地方，为了保持人口的绵延，就必须充分利用女性的生育能力。但是汉族因为人口众多，这些都是不允许的。但是也有例外，南北朝的时候，由于人口大减，皇帝却把寡妇都组织起来送到前线，去嫁给将士，稳定军心。还有，唐太宗在贞观年间曾经发表一个文告，规定全国所有的寡妇都要限期再嫁。中国开始正式大规模地讲究守节是在宋朝。欧阳修《五代史》上记载有个寡妇因为别人拉了一下她的手臂就把自己的手给砍掉了。到了明朝、清朝，这种贞操观念更厉害，这些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在汉朝时候只有六千万，到北宋已经突破一亿。到明朝的话，人口已经有了两亿，到清朝鸦片战争的时候是四亿，这就是原因。很多的文化，因为我们以前往往总是站在汉族的立场，站在华夏的立场，都认为什么东西都是最精美，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缺点。

　一个文化，传统文化，任何文化，都有他优秀的地方，也会在另一方面不发达。例如，汉族人表演歌舞，形体语言上的表达肯定是不如少数民族，但是在文学文字上有优势。有一幅图，敦煌里有，在其他地方也有，是描绘佛祖涅盘了，他的门徒在周围分别在表达自己的悲哀。有的人在割耳朵，有的人在刮脸，有的人在痛哭，旁边有个脸比较白的像汉人样子的人，拿了一个东西，估计是在念悼词。

　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多是永远没有办法被后人或者被我们所取代的。这是他的价值。但另一方面，他要不断地发展，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汉族传统上的贞洁观念，其实就是适应人口众多的情况而产生的。汉族也有许多东西是外来的，比如凳子，孔子讲课时弟子都是席地而坐的，凳子是胡人发明的。韩国人、日本人固守着我们华夏的传统，到现在一部分人还习惯于席地而坐。再有就是以前男人下面穿的是裙子，不穿长裤的，所以到了战国时候赵武灵王的一个著名的改革叫胡服骑射，学习骑马，学习穿胡人的衣服，有利于行动和打仗。到了近代，工业化、城市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中国以前几千年来从来没碰到过的。工业化的生产下面，农业社会的许多观念都变化了。我们知道，实际上从明朝开始，传教士进来以后，中国传统观念就开始受到冲击。在变的过程中间，我们国家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是不承认外来文明，认为外国人的地方是蛮夷之地。有个湖南人叫郭嵩焘，当时派他去做驻英国大使，湖南觉得这样的人竟然到蛮夷的地方去，要开除他的省籍。后来去的人多了，特别是清朝派人考察回来，才逐渐改变了对外国的看法。发展到今天没有哪个人说不能学外国的文化，但是现在关键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他说文化有不变的，有变的。文化的根源是人性，人性是不变的。所以儒家传统文化，基本的道德人伦我认为是不变的，但是他表达方式形式要变。这个变就是要适应现在，这个就是现代化的过程。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适应工业化或者后工业化的社会，因为时间很短，而我们社会真正进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认为在中国的民间，作用最大的一种观念就是“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宗教，维持社会的就是依靠这种观念。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些观念叫做迷信，统统都破除了，那么我们拿什么来代替呢？

　今天我们讲传统的时候，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传统要不要创新？中国未来会不会产生宗教？我们未来如果仅仅靠传统的孔孟的言论，能不能使大家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信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有这样的信念，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加深，这个社会的变革，必定会逐步产生与这个变革相适应的，与我们这个社会相适应的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面，让我们充分地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来使我们这个民族内部更加和谐，对外更加亲和，在人类历史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我想讲的“ 旧邦新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