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三十年[]

　 第一个十年

　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一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肇始。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相继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的文章，标志着文学运动的正式兴起。二人的文章从理论上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很快得到了有识之士的响应。文学革命的实践也迈开了步伐，1918年初以《新青年》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化的统一战线。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创作的新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都从形式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旧貌。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社团，刊物，并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这次文学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变革，它的成功从形式上根本改变了中国文学的面貌，从此中国文学走上了崭新的道路。但是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局限性，。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味批判具有片面性。

　文学研究会（有）：

　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後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其会刊是《小说月报》。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于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後﹐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强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由于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後﹐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它在诗歌散文方面都取得较大成就，如冰心的《笑》许地山的散文集《空山灵雨》，叶圣陶的《倪焕之》《藕与莼菜》等等。

　创造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团体之一，1921年7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先后办有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另外还有田间的戏剧《南归》等，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他创造了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第一个高峰，与文研会的现实主义双峰对峙，各有千秋，共同为新文学做出了贡献，并对现代文学不同流派的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语丝社：

　现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专门的散文创作社团，于1924年11月成立于北京，因其周刊《语丝》而得名，主要撰稿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钱玄同等等。1930年3月，《语丝》停刊，语丝社也随之解散。

　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杂感、短评、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内容上任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短论和随笔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极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机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代表的幽雅的小品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两大类，对散文发展有重要影响。

　语丝体

　1924年11月语丝社成立于北平。其成员在创作上尽管思想和艺术主张不尽一致，但在针砭时弊方面形成了共同的风格：排旧促新，放纵而谈，古今并论，庄谐杂出，简洁明快，不拘一格－这就是“语丝文体”的鲜明特色。

　湖畔社：

　成立于1922年4月。主要成员是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等四位诗人。他们都受我国古典诗词及日本和歌俳句的影响，爱写小诗，但形式却保留了自由体的特点，以后又逐渐从自由体传到对格律体的探求。由于存在着共同特点，所以他们在湖畔社合出诗集《湖畔》、《春的歌集》。他们的诗作单纯质朴、坦率真挚、新鲜自然，与时代脉搏相一致，没有那种缠绵悱恻、曲折婉转的诗情。代表作有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冯雪峰的《伊在》、潘漠华的《若迦夜歌》。尤其是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在当时轰动了整个诗坛，它以热烈、直率，甚至有点天真的诗情，反映了年轻人在“五四”思潮激发下，反对封建伦理的勇气、热情以及对于个人幸福、恋爱自由的追求。1925年终止活动。

　浅草沉钟社：

　1922年在上海成立，1925年《浅草》停刊后，浅草社骨干成员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人和杨晦等在北京成立沉钟社，出版过《浅草季刊》鲁迅评价它“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的最久的团体。

　沉钟社以翻译与创作并重。译介有俄国安德烈夫、契诃夫、匈牙利裴多菲，德国莱辛、歌德、霍夫曼，奥地利里尔克，法国伏尔泰、古尔蒙、法朗士，英国吉辛，瑞典斯特林堡，美国爱伦?坡等的作品。创作方面，因他们不满于旧社会的黑暗，但又无可奈何，因此常为忧郁沉闷的气氛所笼罩。他们总是认真地将真和美歌唱给与自己一样的寂寞的人们。

　在创作上则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陈翔鹤的小说，多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

　小说界革命

　戊戌变法后，出现的文学改良活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提出小说应成为推动政治进步的手段，是为小说界革命的前奏。1902年梁又发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强调“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此后，小说类杂志以异军突起之势出现于文坛，小说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政治小说、翻译小说大量出版，小说评论和理论文章不断发表。出现了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为代表的四大谴责小说。辛亥革命前已出版小说一千五百余种，形成近代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充当了资产阶级批判旧社会的文化斗争武器。

　问题小说：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潮流，出现在1919年到1922年间，以冰心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斯人独憔悴》为标志。代表作家又冰心、王统照、庐隐、许地山、叶绍钧等。

　他们关心和探讨社会人生诸问题，但作者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不同，思想艺术倾向也有所差别。其中以冰心的问题小说最有代表性。她的小说或反映对封建制度和封建家庭的不满，或表现对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遭遇的同情，或描写下级官兵的生活，控诉军阀混战的罪恶等，具有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但问题小说的作家大都是“只开药方，不问病源”，作品题材比较狭窄，在艺术上也存在着概念化的倾向。1923年以后，这些作家逐步面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创作出不少富有现实主义特色的作品。

　代表作品有冰心《超人》王统照《生与死的一行列》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一生》）《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等。

　抒情小说

　抒情小说也是现代小说的一种新样式，其中“自叙传”抒情小说侧重于作家的自我暴露，以及个人私生活和心理的描写，这是接纳日本“私小说”和其他一些外国浪漫主义小说的影响而形成的一体小说，郁达夫是其代表作家。它把“五四小说”中的“表现自我“推向极致，其作品中多由一个抒情主人公形象，但并不着意于性格的刻画，而是以某种思想意识教化读者。

　抒情小说为浪漫主义小说开辟了道路，他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炜开始标志的。代表作家作品有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倪贻德《玄武湖之秋》废名《竹林的故事》许地山《缀网劳蛛》《春桃》凌叔华《酒后》张资平《冲积期化石》等。

　附：（郁达夫的小说特色）

　在现代文学史上大部分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都是强调客观反映生活的，浪漫主义抒情小说很少，注意抒情的，一个是郁达夫，一个是孙犁。但他们的风格却大不相同。

　　《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这篇小说典型地体现郁达夫抒情小说的基本风格：　

　　1、自叙传的写法，大胆自我暴露，坦诚、真诚、透明、亲切；

　　2、作品人物形象并不具体，重点在于通过人物抒发感情，成功在于塑造了抒情主人公形象；

　　3、结构以情绪变化安排，不以情节为线索；

　　4、语言非常浓烈、明快，大量感叹词，语言高度抒情化，感情色彩重。

　　郁达夫是浪漫主义小说的重要开拓者，他的抒情是一种放纵感情的流淌，一任感情的渲泄，小说表现内容是非常自我的，感情是内在的，但他的抒情方式是非常外在的，一点也不含蓄，不讲究节制，不注意分寸的《故事新编》

　鲁迅著。1936年出版。收入作者自1922至1935年间所作的八篇历史小说。作品取材于中国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又密切结合现实斗争，是具有独创性的新型历史小说。小说重视正面人物的创造，并对现实作了强烈的讽刺。《补天》描写了女娲这个悲剧英雄人物的遭遇，同时抨击了反对新文化的复古主义者。《奔月》歌颂了古代的英雄羿。《铸剑》赞美了黑色人向暴君清算血债的复仇精神。《出关》、《采薇》、《起死》对当时无所作为、逃避现实和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作了尖锐的讽刺。尤其是《理水》和《非攻》塑造了禹和墨子两个正面英雄形象，热情地讴歌“中国的脊梁”，表达了作者对当时脚踏实地、艰苦斗争、勇于自我牺牲的革新者的无限敬仰。这些作品不仅借古人古事以“喻今”，而且于描写古人古事中掺杂入现实生活的细节或片段，对反动势力给以辛辣的讽刺，在思想和艺术上独具一格。

　鲁迅小说特色（略）

　新月派（已有）：

　新月社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迁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

　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又创办《诗刊》周刊，《新月》月刊(1928.3.10)。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

　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体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闻一多主张新格律诗要保持整齐的外形.讲究音节和押韵,讲究诗的辞藻,建立了建筑美.音乐美,和绘画美的新格律诗理论。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徐志摩的《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等是新月派的佳作。

　前期新月派的诗歌主张

　刊物阵地：《晨报副刊》“诗镌”

　主要诗人：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刘梦苇

　1、新诗的自觉：“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提出要写“中国的新诗”；

　把创作的重心从“非诗化”转向“诗”自身，“使新诗成为诗”。

　2、“理智节制情感”：所谓“理性”是指艺术上克制，并非一般所说的诗的哲理化，其目标是要纠正“五四”新诗中滥用的直抒胸臆和极端的感伤主义，转为将主观情愫客观对象化，追求诗的蕴藉含蓄和非个人化倾向。如《口供》。

　3、新诗格律化：和谐、均齐的审美特征。“三美”：音乐美—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 建筑美—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 绘画美—要与中国诗画的传统相通。区分新旧格律。

　纯诗：

　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穆木天所谓的"纯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早期象征派诗人提出的"纯诗"概念，在其更深层面上，意味着一种诗歌观念的转化:从强调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表达"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代表作品有李金发的《微雨》《时刻与凶年》《弃妇》，其中《弃妇》具有跳跃性的特点！

　随感录作家群：

　1918年4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如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经常在这个栏目上发表杂文，而以鲁迅的文章最具有代表性，这些作家习惯上被人称为“随感录作家群”。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而且影响所及，字《新青年》到《莽原》、《语丝》，直至30年代以后的《萌芽》、《太白》、《中流》，可以找出一条发展轨迹。

　“随感录”作家群的杂文大都是应时的急救章，论战色彩浓厚，只有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才能更好的理解其价值！代表作有李大钊的《青春》《政客》，陈独秀《偶像破坏论》刘半农的《奉答王敬轩先生》等。

　冰心体

　现当代女作家冰心在旅途和留美期间，写有散文集《寄小读者》，显示出婉约典雅、轻灵隽丽、凝炼流畅的特点，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比小说和诗歌取得更高的成就。这种独特的风格曾被时人称为“冰心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冰心的艺术风格完全可用她的《诗的女神》中的几句诗来概括：“满蕴着温柔，/ 微带着忧愁，/ 欲语又停留。”

　冰心散文的语言清丽”、“典雅”。她善于提炼口语，使之成为文学语言，她能把古典文学中的辞章、语汇吸收融化，注入到现代语言中去。远在“五四”初期，冰心就以语体白话文从事创作。在行云流水般的行文里，在引诗援典或遣词造句中时而出现某些文言词语。然而，并非文白相加，而是经过精心提炼、加工，使之相互融合，浑然一体，形成独特的语言艺术：既凝练明快 清新婉丽。或色彩鲜明，或素缟淡雅，都带有浓重的抒情性，给人以如诗似画的美感。其错落有致的长短相间的句式以及排比、对句等的切当穿插，更增强了语言的音乐性。广大读者对这种语言交口称赞，以致把后来的既表现出白话文的流畅、明晰，又有文言文的洗炼、华美的语言，统称之为“冰心体”语言。

　周作人的文学主张

　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美文。

　周作人是五四运动的巨人之一，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主张主要体现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美文》三篇文章中。

　周作人1918年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提出新文学应当是“人的文学”，反对封建的“非人的文学”。他所谓的“人的文学”，是以合乎人性的人的灵肉一致的生活为是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主张，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

　1919年初，周作人又在《平民文学》中进一步阐述"人的文学"的主张，平民文学指与文言的贵族文学相对立的、表现普通人们普遍与真挚感情的文学，强调文学须应用于人生上，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并申明"以真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学观念，这对五四时期尤其是为人生派的创作影响很大。

　无论是人的文学或是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热潮相结合，对文学革命的推进起到很大的作用。

　1921年6月，周作人又发表了《美文》，文中将那种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性的散文视作美文，摆到了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位置，实际上也就阐明了艺术性散文的文类品格，真正从理论上确认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

　田汉的剧作（考大题的可能性不大，填空题，作品及其人物要了解）

　丁西林剧作的特色（成就）

　在20年代，以至在整个中国话剧史上，丁迄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丁西林是带着机智、幽默和微笑登上剧坛的。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新喜剧，并被誉为“独幕喜剧的圣手”。

　2、丁西林剧作的特色

　（1）独特的戏剧观念。着意于对世界态人情的含有温情的微讽，追求和谐、互补和相对的合理性。

　（2）对“欺骗”、朦胧与多义的嗜爱。

　（3）别出心裁的结构。

　其戏剧的结构通常采用“二元三人”模式。他的独幕喜剧大都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没有大的矛盾，但能把握住剧中的喜剧性“种子”，形成核心情节，如《一只马蜂》写余小姐的谎言、《压迫》写房客的计谋、《三块钱国币》写吴太太的无理要求。他还很重视喜剧的结尾艺术，每每在全剧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了之后，又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进一步强化喜剧效果。

　（4）机智、简洁、幽默的戏剧语言。丁西林喜剧的语言，也以幽默俏皮为人称道，对喜剧技巧的运用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

　丁西林的剧作绝大部分都曾被搬上舞台，尤其他的独幕喜剧，堪称喜剧领域中的上乘之作，代表了中国“五四”以来话剧在喜剧创作方面的成果。

　丁西林的喜剧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一只马蜂》、《压迫》和《三块钱国币》中。

　《一只马蜂》写的是有封建思想的吉母，干涉儿子的婚姻自由，又想把一位余小姐说与侄儿为妻。岂料儿子早已与余小姐相爱，当他们接吻被吉母撞见后，就戏弄地说：“喔，一只马蜂”，以蒙混吉母。此剧发表后，许多大学曾演出。1926年由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公演，赵太侔导演。

　《压迫》反映的是大城市一些房东普遍不招单身房客的现象。剧中写一个男房客交了房钱之后，房东太太却以无家眷不租为由要赶走男房客。此时又来了一个单身女房客要租房，于是二人假称夫妻租下了房子。此剧于 1926年6月5日由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首演于北京，余上沅导演。

　《三块钱国币》的剧情发生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外省逃难来的吴太太，因女仆打破一只花瓶，强行索赔三块钱国币。此事激起流亡学生杨长雄的不平，争持不下。杨某愤而将吴的另一只花瓶掷碎，同时递上三块钱国币。

　第二个十年

　左联：（去年辅导班没涉及，今年出现，重要）

　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等，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其纲领。“左联先后创办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十字街头》等重要刊物， 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代表作家有:蒋光慈、柔石、殷夫、叶紫等。"1936年春，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新形势的需要， “左联” 自行解散。

　"左联"的成立，实际上形成了比较广泛的革命文学统一战线，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文学创作十分繁荣，左联还重视培养青年文学作者。"左联"也存在一些不足，思想倾向上存在"左"的错误，理论上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组织工作方面存在比较重的关门主义和分派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许多作品存在严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附，参考)

　第一，左联的成立，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的迅猛发展。左联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先后成立了剧联、中国诗歌会等组织。左翼文艺运动成为声势浩大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艺运动。左联对国民党文化“围剿”进行了艰苦卓绝、卓有成效的斗争。

　第二，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作为主要工作方针之一，进一步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学习和运用。左联先后开展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左联还同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自由人”等进行论争。

　第三，左联重视培养青年文学作者，吸收革命的文学青年参加左联，组成小组。新文学第二代作家的大部分，是在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培育下产生的，为新文学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

　京派：（原笔记中也有）

　海派：（原笔记中也有）

　沈从文

　沈从文的思想

　1、 沈从文把创作看成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自由表现。在小说中表现真实地自我，自由地写自己所经历的题材与所经历的磨难，以及心灵的真切感受，其作品几乎可以看成是他的“自叙传”。

　2、 对人性的讴歌与表现，是沈从文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审美思想。这种创造思想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思潮的积极影响。沈从文把表现人性看成是美的至极，把它当作文学表现的终极的理想。他笔下的各种劳动者都表现出真、善、美的人性。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的统一，构成了“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

　沈从文《边城》特色

　首先，沈从文擅长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尤其对翠翠的描写，作者静观默察、敏感揣摩少女在青春发育期性心理所表现的各种情态，通过粗线条的外部刻画与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从而把羞涩、娴静、温柔的个性维妙维肖地突现出来。其次，小说结构寓严谨于疏放，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人钟情于翠翠作为经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作为纬线，生出变化的波澜，推动故事有节 奏地向前发展。同时，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作明线，以王团总想傩送当自家女婿而生出事端作暗线，这样经纬交织、明暗结合，将情节 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地结合起来。第三，作者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陪嫁、丧葬、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构成一道鲜亮的风景线，使《边城》具有独异的乡土文学色彩。关于端午节 等民风民俗的描写，对于作为大自然女儿的翠翠，其思想性格的生成与发展，既是“边城”乡土性的诗意揭示，又是扑朔迷离的诗意烘托。

　沈从文的创作思想

　①沈从文的很多短篇倾注了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并予以追问。作为一位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沈从文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写湘西父老乡亲的血与泪、悲与欢、情与欲，表现他们屈辱的人格、卑下的地位、不幸的遭遇，以及与自己命运抗争的痛苦和不甘屈服的精神。在《丈夫》、《牛》、《菜园》等以下层劳动者为描写对象的短篇中，作者与他笔下的人物脉息相通、感同身受，充溢着善良的同情心和发自内衷的人道主义精神。

　②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与批判，是其短篇思想上的一个显著特色。《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王谢子弟》等作品为都市社会的达官与新贵、绅士与太太、教授与大学生、宦途钻营的职员等“上等人”制造一面“哈哈镜”，以照出他们丑恶的嘴脸与灵魂。在《八骏图》这类小说中，沈从文批判中国文化的“阉寺性”等问题。对传统文化及现代文明的“阉寺性”的嘲讽与批判，是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光彩的一笔。

　③关于湘西完美人性的思考与表现。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的小说里有两个并存的世界：湘西人性世界与都市文明世界，他用湘西人性世界反观并批判都市文明世界，而统一于完美人性的思考与表现中。这类作品主要有《萧萧》、《柏子》、《月下小景》等，这些作品集中、反复地表现作家在《边城》里所表现的那种“优美、自然”的人性思想。为表现完美人性的理想，作者以表现青年男女的性爱作为切入视角与中心话题。《神巫之爱》、《龙朱》等作品近似民间传说或宗教故事，有的甚至是受其影响改造、制作而成，作者的用意仍然是基于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复归原始人之本性的思考，使其笔下对性爱的描写与表现，达到“神性”的境界与永恒的美。

　沈从文文体特色

　沈从文被称为“文体”小说家的沈从文创造了三种基本文体形态。

　一是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这类小说所采用的是温情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表现纯粹的人性，有时融会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显示出含蓄沉静的风格。

　二是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以及根据佛经故事进行改造制作的《月下小景》等。这类小说采用浪漫主义的奇想与荒诞，创造神化与主观理想化的故事及其氛围，表现出奇幻优美的风格。

　三是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讽刺小说是用批判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抓住被揭露的对象的精神病态以及由精神病态而生成的悖理行径，辛辣地进行冷嘲热讽。

　三种形态是三种创作方法、三种风格的美。

　沈从文的艺术特色

　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的小说有三种基本文体形态（详见上题）。

　其次，在文体创造上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每一篇是每一篇的个性形态，互不雷同。他的全部短篇中几乎找不到两篇结构相同的作品来，堪称难能可贵。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体结构与文体解放的极大自由。有的基本以人物对话铺就成篇，是断面叙述结构（《雨后》），有的是在共时共空背景下，以一个中心人物作为叙述人，同时描述八个人的生活片断，是橘瓣绽开式结构……他所追求的是水的不拘常形与水的一任其性的流动，表现在结构上是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

　老舍的京味（有）

　【老舍作品“京味”形成的主要因素，一是语言，二是地域风情，三是人物性情，四是文化格调，即作品整体透露出来的文化价值取向。】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把“京味”与幽默作为一种风格来理解与体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 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充分表现北京地域文化特色，包括风俗的描写。老舍对北京的风俗民情、地理风貌、自然景物的描写详尽备至。如《骆驼祥子》对祥子拉车路线的叙述，对婚礼筹办的民俗文化的交代，等等，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风俗画卷。

　2、 其次体现在作者对北京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如“官样”的体面、排场、气派和礼仪，追求懒散、谦和、温厚的生活，等等。老舍在《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对“北京文化”的批判表现出了的情感上的矛盾：对文化高雅舒展含蓄的欣赏陶醉，同时也时时为“文化过熟”导致的软弱、无用而感叹不已。祁瑞宣的矛盾性格就是因为衰老的民族文化

　3、 创造性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老舍提炼了北京口语，简洁朴实、自然明快。人物语言个性化，都是原汁原味的北平口语，其语言不仅体现着作者的体味与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老舍堪称语言大师，他在现代白话语言的创造与发展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4、 带有北京市民文化烙印的幽默和趣味。老舍作品的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深深的打上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老舍的幽默带有北京市民特有的“打哈哈”性质，既有对现实不满的一种以“笑”代“愤”的发泄，有时对自身不满的一种自我解嘲。

　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又十分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一起构成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老舍作品的“京味”、幽默风，以及独特的语言艺术，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标志着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个性化方面已经取得重要突破。

　茅盾的作品（有，了解作品，人物）（关于他的社会剖析小说）

　艺术成就

　颇具匠心的结构：《子夜》场面广阔、人物众多、故事纷繁、矛盾错杂，但作者将情节集中于公债斗争、工人罢工、农民运动三条线索；又以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线；主线中又以吴荪甫为重点。全书内容庞大却井然有序：吴荪甫是所有矛盾斗争的连接点和中心点。吴老太爷到上海投奔儿子，是先展示社会背景和自然环境，揭开序幕。而老太爷的丧仪，则引出各色人物，并设下吴、赵斗争的伏线。之后，便展开吴、赵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工人、农民与吴荪甫的矛盾冲突，则穿插在其中。

　2、成功的人物塑造艺术。《子夜》巧妙而准确地设置了典型环境：30年代初的上海，可以使吴荪甫的悲剧充分表演.《子夜》的人物描写很见功力。有肖像描写（吴荪甫、赵伯韬尤为突出）、心理描写（吴荪甫、吴少奶奶等细腻而真实）语言描写（人物语言呈个性化）、细节描写（吴老太爷和《太上感应篇》、吴少奶奶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为成功刻画人物起了重要作用。

　3、流畅明快、充满感情色彩的叙述语言。无论叙事、状物，《子夜》运用的都是流畅明快的语言，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如描写大上海的夜景时，既形象、简练的写出了腐败堕落的资本主义大都市生活，又饱含愤恨厌恶之情。写工人运动场面时，则着力表现雄壮的气势，语调激越而高昂。

　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子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伟大实绩。

　1、真实地再现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历史面貌，描绘了当时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

　2、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社会背景最广阔、思想内容极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巨著，它以丰满的典型形象、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将永载新文学的光辉史册。

　社会剖析小说（这是重点）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影响较大的小说流派。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1933年矛盾小说《子夜》的问世为标志。它的倡导者和领袖是茅盾。最早直接在文学观念、艺术作品上受到茅盾影响而追随其后的有叶紫、吴组缃、沙汀，以及稍后的艾芜等等。其特点是：表现时代斗争的重大题材，在创作一开始就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分析，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尤其是塑造时代性格，在戏剧冲突强烈的情节中描述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或凸出人物性格的一瞬。在艺术表现上，该派成员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对现代小说在典型创造和结构艺术等方面的突破有重大贡献。

　代表作品有叶紫的小说集《山村一夜》，吴组缃的《箓竹山房》，沙汀的三记，艾芜的《南行记》。

　巴金《寒夜》现实主义的高峰（巴金的转变）从主题到艺术两方面

　巴金早期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作品中充满了激情。而革命的现使巴金有了更多的思考，作品的风格也有了变化，总体风格由热变冷。《寒夜》的出现标志着巴金的现实主义的最高峰。这种高峰不仅仅指思想上，也指艺术上的高峰。

　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在思想上表现在：

　一、通过小人物的平凡琐事来解释重大主题，“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社会内容”，这是《寒夜》的一个现实主义成就。汪文宣、曾树生的悲剧是知识分子的悲剧，这固然跟他们固有的性格弱点有关，但归根到底带式社会悲剧。物质上，日本侵华，国民党横征暴敛，精神上汪文宣不仅承受着上司的压迫，也也承受着来自妻子家庭的压力。

　巴金在这个小公务员的悲剧中总体揭露了那个黑暗冷酷的社会的罪恶，从而使作品具有极大的批判力量。

　二、《寒夜》虽未给人们明确的出路，但却不是一本“悲观绝望的书”，而是”一本燃烧着希望的书”。

　作品通过对现实和社会关系的如实描写，让人“感到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把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人们从迷梦中唤醒，引起他们对现存旧制度、旧秩序的怀疑，从而引起社会的变革革命。这就是以暴露黑暗为内容的现实主义作品的价值所在。

　三、《寒夜》成功的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三个丰满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是作家的又一杰出贡献，也是作品最为突出的现实主义成就。

　恩格斯提出现实主义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寒夜》的践行了这一点。曾树生是其中最丰满的人物。她在家庭中感到压抑，试图逃离，最终受不住生活希望的诱惑而离弃了丈夫和家庭。在这个人物身上产生出一种反道德、重自我的新型现代女性的道德特征。

　在艺术上，《寒夜》达到了巴金所追求的无技巧的境界，风格朴素自然，是巴金最优秀、成熟的现实主义杰作。

　1、 抗战时重庆的典型环境和这环境中产生的最普通的小人物悲剧性格和命运，揭示出人物命运的社会根源。

　2、 情节发展在日常生活琐事中推进；结构布局，一切象现实生活本身一样流动。

　3、 人物平凡，具有复杂性格和复杂感情。

　4. 大量的客观生活细节和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支撑了小说的框架，这使得作品逼近生活，表现出一种与现实生活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附：巴金艺术风格的变化，原笔记中有，可以看一看）

　中国诗歌会（不像是名词解释，应该是填空题，作家作品要了解）

　现代诗派：（原有）

　现代诗派是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激荡下，自觉追求“纯诗”艺术美的一个诗歌流派，得名于1932年5月施蛰存创办的《现代》杂志。这一诗派既受益于法国象征诗“纯粹诗歌”观念的影响，又与20年代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诗派的诗美追求一脉相承。

　从诗歌内在审美机制的衍化角度来看，现代诗派的诗美建构是对初期象征诗派象征品格的继承与超越。他们善于借助感性对应物，用暗示象征的方式，在主客融会、双向同化的过程中超越客体的表象世界，传达内心各种幽微难明的个人化情意。

　从内容上看，现代派诗人追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向内转的创作风格，力图充分展现诗人的内在情感而不是表现现实世界，诗歌的主题来自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彷徨和失落。这个主题在戴望舒诗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在诗歌技巧上，现代派继承了初期象征派对“纯诗”的强调，对“契合”与“暗示”的强调，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借鉴。但是，现代诗派排除了对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意象的盲目照搬，将西方的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融合在一起，不仅是诗歌意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更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意象单元和主体的人生感悟有机地融纳整合，形成诗歌的整体意象之美。

　代表诗人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何其芳、废名、林庚等。

　汉园三诗人：（原有）

　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中三位风格独异的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1936年出版了合集《汉园集》（商务印书馆），内收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因此而得名。他们注重以诗歌传达独特的气质：何其芳主要表现青年人朦胧的理想和淡淡的忧伤；李广田的诗歌，风格质朴，蕴藉深沉；卞之琳善于在不露声色中深含着情感与哲理，对现代诗歌的客观化、非个人化等艺术手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字奇巧。

　戴望舒的诗歌特色：

　戴望舒早期诗篇的特点：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多是情诗和愁诗，多抒写对现实生活的迷惘、失望、厌弃情绪，而且受新月派唯美主义影响，大部分作品诗形整饬，注重音乐性，但从《雨巷》已经显示了由新月派向现代派过度的趋向。

　第二部诗集《望舒草》，表现了作者诗艺的趋于成熟。《望舒草》确立了以散文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诗体，在这部诗集中，情绪的节奏已完全代替了字句的节奏，其律动表现于诗中现代人的情绪的自由而又有法度的跃动上。戴望舒的诗大多是象征和浪漫抒情相结合而非单一的象征，因而仍是至情的而非主知的。

　在前期的诗作中，戴望舒受现代主义影响较大，他的诗作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晦的手法，委婉地展现诗人的主观情绪，把情绪客观化。语言具有奇幻的美。具有独特的韵律。戴望舒诗作不但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而且深深地浸染着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的素养。《雨巷》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它运用了中国传统意象，用象征的手法来曲折表达作者的苦闷。

　抗战爆发后戴望舒诗风发生了变化：《狱中题壁》表达了诗人“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中对于阳光与清风的向往，诗的用语也洗净了前期的铅华而归于朴素质实。《我用残损的手掌》在颓废的意象中灌注了苍劲的民族情绪和自我的期待，则表现了诗人对“永恒的中国”的讴歌。这类诗，从内容到创作方法，已属于现实主义，表明戴望舒从现代主义向着现实主义的皈依。

　（关于戴望舒的一些素材，可以参考一下）：象征派形式与古典派内容的结合 与传统诗歌主流的深刻联系。

　《我的记忆》 “有节制的潇洒”，残酷的主观记忆外化为友。日常生活化的意象。

　《印象》 听觉视觉意象的叠加，具象的直观与抽象的暗示融合。

　《寻梦者》 大时代里个人命运的忧伤，奋斗者心灵的历史，“华美而有法度”。

　这首诗是戴望舒现代派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具体表现为：（1）运用象征进行抒情。（2）这首诗具有音乐美。（3）诗作意象具有中国古典的美又具有西方现代派的情韵。在这首诗中，戴望舒受法国象征派和中国古代诗词的影响很深，从而刻意追求诗歌意象的朦胧。

　前期的戴望舒是个感伤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我底记忆》中第一辑中的12首诗，明显受到当时流行的新月诗派新格律诗的影响，注重音乐性，句式大体匀称，每节 行数相等，诗形整饬，押韵且韵位固定。第二辑《雨巷》六首，可看做一个过渡，诗形多半整齐，注重音乐性。第三辑《我底记忆》八首，已从过分追求音律中解脱出来，多用句式、调式灵活自由的散文化手法传达内在的节 奏——诗情。

　第二部诗集《望舒草》确立了以散文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诗体。在这部诗集中，情绪的节奏已完全代替了字句的节奏，其律动表现于诗中现代人的情绪的自由而又有法度的跃动上。《望舒草》表现了作者诗艺的趋于成熟。

　戴望舒的诗作：

　作为现代诗派的代表诗人，戴望舒的诗歌艺术历程大体可分为二个阶段，可以概括为“雨巷”与“记忆”时期、 “残损”时期，分别对应着诗人诗艺的变化历程，即探求、成熟和变异二个阶段。这二个阶段中，诗人的诗歌艺术特质并不相同，大体上，前一阶段的诗绪较为低沉，境界较狭小，第二阶段的诗风则趋向明朗，诗境较阔大。

　戴早年的诗作，多写爱情的苦闷和个人的忧愁（如《残花的泪》、《流浪人之歌》、《林下的小语》、《单恋者》、《我的素描》等），同时也有抑愤之音（如《忧郁》、《古神祠前》等）；并塑造了两类抒情形象：苦闷的孤独者；飘忽愁怨的少女。

　戴成熟期的《我底记忆》、《断指》、《寻梦者》、《乐园鸟》等，是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作品，并显示出了作者个人的特点：

　（1）脱尽了格律体的外壳。摆脱了“新月派”诗歌韵律、节奏的外在束缚，通过近似日常对话的形式和大量口语的运用，表现明快的接近生活的情绪节奏。同时，充分考虑到中国一般读者的思维特点与欣赏要求，避免了西方现代派诗歌常见的大幅度意象跳跃，以及由此带来的晦涩与神秘感。

　（2）在日常生活中寻觅抒情意象。

　（3）表达方式介于隐藏自己与表达自己之间。

　抗战爆发后，戴的诗风发生了深刻变化： 内容上，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在民族的苦难中审视个人的不幸。思想上，回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表现方法上，写实与象征结合。形式上，以半格律的自由体为主。

　商籁体：

　又名十四行诗，为意大利文sonetto，英文Sonnet、法文sonnet的音译。欧洲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最初流行于意大利，彼特拉克的创作使其臻于完美，又称“彼特拉克体”，后传到欧洲各国。由两节四行诗和两节三行诗组成，每行11个音节，韵式为ABBA，ABBA，CDE，CDE或ABBA，ABBA，CDC，CDC。另一种类型称为“莎士比亚体”（Shakespearean）或“伊丽莎白体”，由三节四行诗和两行对句组成，每行10个音节，韵式为ABAB，CDCD，EFEF，GG。冯至，闻一多都曾借鉴并推广过何种体裁但没广泛推广。冯至的《十四行诗》就是其代表作。

　鲁迅风：

　左翼作家在早国民的的文化围剿的压迫中，看到了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杂文的重要意义，因此30年代又出现了一个杂文创作的繁荣期。此时涌现了一些师法鲁迅的青年作家，如唐弢，徐懋庸，等等。唐弢的杂文简明而有文采是政论与艺术散文笔调的结合。他往往借显示与历史的一点因由，生发开来加以剖析，学到一些鲁迅的风格，但自然达不到鲁迅的深刻与广博，主要的杂文集有《推背集》《海天集》。徐懋庸的《打杂集》曾由鲁迅作序，鲁迅说他的散文贴切、泼辣，能移人情，是有益的。其他杂文作家还有巴人、柯灵、曹聚仁等。

　1939年1月由唐弢、王任叔、孔另境、柯灵等还创办了《鲁迅风》杂志。在合格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富有影响的杂文,继承并发扬了鲁迅的战斗传统,使杂文这一形式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色戏剧

　所谓红色戏剧，开始是红军中的宣传队，带有官兵自娱自乐的和教育的性质，以后成立了专业性的八一剧团，又扩建为工农剧社，开办了高尔基戏剧学校。出带有较强的娱乐性外，着重于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于现场鼓动。在演出形式上常与歌舞结合，强调现场的即兴发挥，并重视群众的参与，演出地点、布置都以简便灵活为原则，具有鲜明的“广场戏剧”特色。代表剧作有四幕话剧《庐山之雪》，剧本《我——红军》（沙可夫等）、《战斗的夏天》（李伯钊）、松鼠（胡底）。

　国防戏剧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适应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又有“国防戏剧”运动的倡导与发动。所谓“国防戏剧”，除了强调“反帝抗日反汉奸，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的主题外，也还有充分发挥戏剧的宣传功能的要求，在艺术形式上则“提倡通俗化大众化和方言戏剧” 。这同样是想着广场戏剧的方向发展。代表作有《走私》《咸鱼主义》（洪琛执笔）、《汉奸的子孙》（于伶执笔）、《我们的故乡》（章泯执笔）、《放下你的鞭子》（崔嵬等改编）。

　农民戏剧运动：

　1932－1936，河北定县，熊佛西主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领导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最直接，最具体，最有力的社会式的教育”手段。

　 剧本改编，农民演剧，露天剧场，观众参与。（广场戏剧的完备和发展。）

　曹禺

　1.主要作品，作品人物

　《雷雨》 周朴园、鲁侍萍，繁漪，周萍、四凤、周冲、鲁大海

　《日出》 陈白露、小东西、潘月亭、

　《原野》 仇虎、花金子、焦大星、焦阎王、焦母

　《北京人》 愫芳、曾文清

　《家》 觉新，瑞珏

　2.为什么说曹禺的剧作是高峰（08年已经考过，再考可能性不大）

　原笔记中有

　3.为什么对《雷雨》有误读（这是重点）

　李健吾（刘西谓） 《这不过是春天》（知道作品即可）

　李健吾的剧作虽然也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其创作的重心不在于描写是什么客观条件、社会环境促使人物行动，而是从人物内心的矛盾来分析人物行动的原因；不追求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而醉心于对人性的剖析。同时，更着重于对戏剧艺术的探索。

　特点：

　（1）时代性不强，但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有自己特殊的风格。

　（2）重人性分析，重人物内心矛盾冲突的揭示，重艺术技巧和形式的探索。

　（3）对话俏皮利落，结构严密紧凑，趣味性较强。

　贡献： 在戏剧史上，率先创造了“善恶共存者”的形象系列。

　第三个十年

　孤岛文学：

　指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文艺工作者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进行抗日文学活动，称"孤岛文学"。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一是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等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爱憎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关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二是戏剧活动特别活跃，于伶和《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5月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根本上阐述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即文艺的方向）和“如何为”（即实现文艺方向的途径）的问题。《讲话》从生活，思想，艺术三个方面论述了创造人民文艺的必须途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深刻总结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造成了自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新文学发展进程中有一次深刻的变动。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艺出现了新的面貌：新秧歌运动出现；大批作家深人生活；出现了一批主题和题材新、人物新的作品。

　东北作家群:

　是指"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正是他们，开了抗日文学的先声，第一次把作家的心血，与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搅成一团，以一种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和粗犷的地方风格，他们的创作，表现了强烈的抗日救亡意识，描写东北人民对敌伪统治的仇恨与反抗。抒写对对光复国土的期盼和难以割舍的乡愁．作品风格刚健，粗犷。

　"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代表作有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等。东北作家群里，还有《憎恨》集的作者端木蕻良（生于1912年）。其中，《紫鹭湖的忧郁》一向为人称道，这是用诗情的笔法写出难以想像的人民贫穷，悲愤郁怒之情回荡在平静的叙述中，传达出遭受压抑的凄厉感。

　萧红的作品

　在东北作家群中，最具艺术才情的作家是萧红。萧的中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人民在沉滞闭塞生活中的挣扎，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他们的苦难与走向斗争。

　萧的后期代表作《呼兰河传》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描写北方小城人民愚昧不幸的生活，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

　萧红小说的特点：以抒情笔调写自我主观感受；散文化的小说结构；重文化风俗和自然景物的描写，不重人物性格的刻画；无完整的故事情节，然而韵味深长。

　胡风的理论建设

　胡风从30年代其就坚持批评文学创作中的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3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传入中国以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只重视写出生活的倾向，忽略了创作中主体性因素的发挥。为此胡风认为要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提倡重体验的现实主义。胡风的关注点始终是从生活到作品的“中介”，特别是作者的主体因素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

　胡风理论的核心命题是“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战斗精神的的内涵是：创作主体需要在客观对象的活的表现中熔铸自己的同感的肯定或反感的否定，而客观对象也会以其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上述认识。这个“相生相克”的的动态过程的结果就是新的艺术世界的诞生。而能够促成这一过程深入进行的动力则是作家认识这一世界的思想力，体验现实的感受力，投身于现实的热情，和而称之，即为“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理论的三大支柱（三个主要观点）：1、“到处都有生活”说，即主张题材自由；2、“精神奴役创伤”说，反对以“民粹主义”立场将人民理想化，也不赞同贬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3、“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强调“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对胡风理论评价：胡风理论是对新文学某种局限性的一次反思，一次还不很成熟但非常有价值的反思。不只是胡风理论本身的不成熟，而且容许这种反思的时机和条件也不成熟。胡风的理论在四十年代没有受到重视，到80年代后才得到人们应有的客观评价。

　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民族意识的高扬，如何在文化领域突出民族特色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于是，1940年以后，国统区就开战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议论的焦就是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

　论争的一方以向林冰为代表，他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等文中一再强调创新民族形式的途径就是运用民间形式，但又错误地否定五四以来新文学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

　在反对向林冰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极端派别，以葛一虹为代表，他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等文中全盘否定民间旧形式，全盘肯定五四新文学，无视新文学确实存在与人民大众脱节的弱点。

　1940年下半年，论争不再停留于“中心源泉”上，而是更深入地接触到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中外文化遗产上，郭沫若、茅盾、胡风等都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观点。

　两部长篇（周立波，丁玲）只要注意人物即可。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地主钱文贵，钱义，黑妮，李文俊。

　周立波《暴风骤雨》地主韩老六、郭全海、老孙头

　讽刺小说（张天翼，沙汀）

　关于暴露与讽刺的论争：1938年，张天翼的讽刺小说的在《文艺阵地》上发表，同年11月《华威先生》发表，由此已发了在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对抗战现实的阴暗面要不要暴露，该怎样暴露的争论。国民党控制的舆论认为暴露黑暗帮助了敌人，“于抗日有害”；进步文艺工作者则充分肯定《华威先生》的策划那个就，论证了革命的进步的暴露文学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这场论争对提高国统区文艺界的理论水平和创作水平又积极作用。

　自发表兵士小说《二十一个》以后，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在三十年代中期的讽刺潮中，逐渐走向成熟。到1938年，随着代表作《华威先生》的问世，张天翼为四十年代国统区的讽刺文学开了先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天翼曾几次率先打破左翼创作的僵化局面，使进步文学得以更加健康、成熟的发展，其功绩不可低估。

　思想上：

　1、 张天翼的小说创作始终直面人生展现世态，贯穿着反暴虐、反虚伪、反庸俗的讽刺主题。揭示了绅士淑女们的“礼仪廉耻”，鞭挞了小官僚、小政客的自私、虚伪。《善女人》中的长生奶奶平时吃素拜佛。事实上，她却用高利贷压榨自己的儿子，对儿媳也施加虐待。

　2、 鞭挞了小市民包括职员灰色人生哲学和畸零性格。《包氏父子》中老包当了一辈子的仆役，为的是让儿子将来能做大官，而他的儿子却是个不读书的草包。作者抓住“望子成龙”以向上爬这种普遍于社会的文化心态，冷然审视对象，以含泪的讽刺刻画了老包的愚妄心理。

　张天翼讽刺小说的艺术特点：（以《华威先生》为例）

　（1）俯视讽刺对象，注重在人生一瞬中透视出丰厚的人物性格史，勾勒人物线条明净而不驳杂，善于狄更斯式地提炼人物的习惯动作与用语，抓住人物的灵魂廓大其细小特点，写出大的性格。

　华威在他下车时总要把踏铃踏它一下，这一动作把他那种君临一切的心理活动活活托出。

　（2）重视叙述角度的灵活多变，以动作、情绪作为叙述结构的内在依据，淡化故事情节，依靠戏剧性细节和矛盾来结构小说，形成横向结构的片断性、速写性很强的富有戏剧张力的小说形式。《华威先生》中基本没有情节，优质的只是对华威细节的描写。

　（3）泼辣豪放的漫画式的夸张风格，意旨浮露的讽刺艺术。华威先生很忙，甚至连妇女界的“保婴会”都要参加，充分体现了他虚伪和证券的本质

　（4）新鲜流动的口语，他的讽刺语言具有明快、洗练、泼辣的特色。华威先生谈“一个领导中心”时词语干巴，可谈喝酒赴宴时幽默活泼；说客气话时雍容华贵，可一发凶时，粗话连篇……成功的讽刺语言将人物的个性活现出来了。

　张天翼的讽刺暴露小说没有简单地以革命原理去图解生活和制造反抗，或硬造自己所不熟悉的突变式的“英雄”。他要求自己脚踏实地，严格地从生活中取材，写人状事，让倾向从这些人事描写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他的创作为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沙汀的作品

　三记《淘金记》（没落绅士白酱丹，流氓头子林幺长子，地主婆何寡妇）《困兽记》《还乡记》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邢么吵吵，联保主任方**）

　《围城》特点、人物（方鸿渐，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学术骗子李梅亭）

　《围城》所揭示的是洋学衔和旧学问错综时期新儒林的众生相，是揭示他们官场化和商场化的空疏和迂腐、虚伪和鄙琐，揭示他们从国外回到国内，从家庭走向社会、又复归家庭的彷徨无主、无所归宿的灵魂。因此，在谈论这部长篇的思想、艺术价值的时候，首先应该把它置于中西文化大撞击、国难家愁相激荡的巨大智慧背景和现实背景之中来审视。

　《围城》的意蕴有三个逐步深入的层面：

　（1）高级知识分子精神病态的讽刺；（表面语义层）

　（2）随主人公的漂泊转徙而涉及到的广阔社会面和众生相；作者涉笔成趣，皆成讽刺；（连带语义层）

　（3）是形而上的层面：它由主人公的荒诞处境和无意义的人生经历而生发，拓展到对人的基本存在困境和人生的根本意义、人的基本根性和人际间的基本关系等人生的根本问题进行探询，从而将作品的意蕴提升到了人本的形而上的高度。（引申语义层）

　《围城》的艺术特色： （参见笔记）

　（1）采取大跨度的横向移动式的结构间架，以人物行踪的两点双线来布设格局。

　（2）与众不同的讽刺艺术——反仿、反讽、反论构成的机敏的讽刺。

　钱钟书的《围城》在描写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方面有什么新的特点和独到之处？为什么说《围城》具有某种深刻的反思意味和哲学意味？

　【从鲁迅到钱钟书，现代作家始终关注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而且始终把知识分子的性格与民族性格联系在一起。1、从鲁迅到钱钟书，现代作家都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变革意识，都看到了知识分子觉醒的重要性，鲁迅笔下的子君、涓生是觉醒过的，钱钟书《围城》里的方鸿渐等人也是有觉醒意识的，他们的追求对国家对民族是很重要的。2、从鲁迅到钱钟书，现代作家又看到，知识分子也具有自身局限和不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把自身与社会融为一体，所以不管子君、涓生多么觉醒过，不管钱钟书笔下的知识分子有多大的变革热情，他们的结局都将是归于失败，一事无成。

　《围城》具有反思意味、哲学意味：1、对知识分子命运带有反思意味，有一种回顾、总结的味道；2、上升到一种哲学的意味，描写的不仅仅是民族的，不仅仅是40年代知识分子的，这也是整个人类所共有的弱点；方鸿渐的一生始终不断地从这一座“围城”走进另一座“围城”，他永不安分、永不满足，因而他永远苦恼，他总想摆脱困境，然而处处有困境，他永远也摆脱不了“围城”之困—人生处处是“围城”；3、钱钟书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与鲁迅不同的是，更多地带有一种幽默、调侃的味道，以一种轻松的笔触去接触沉重的主题。】

　七月派诗歌（已经考过，应该不会再考，原资料上有）

　张爱玲（了解其作品即可）

　苏青的创作（了解其作品）《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歧途佳人》《涛》

　九叶诗派

　（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既忠于时代和斗争现实，又忠于艺术创造，吸收了西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表现艺术和手法，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在人生与时代现实，与艺术的结合上做了探索，形成了一种综合或平衡，即"不让艺术逃避现实，也不让现实扼死艺术，".

　九位诗人分别为曹辛之(杭约赫)、辛笛(王馨迪)、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袁可嘉。他们于1981年出版了《九叶集》，因此被称为九叶诗人。

　中国新诗派的理论主张（袁可嘉的）

　“综合”：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

　社会的、个人的现实，表现于暗示含蓄，追求思想的感性显现。将意象与思想凝合，传统的主观抒情变为戏剧性的客观化处理。强调“诗的思维与语言的根本改造”。

　广场剧：

　是从活报剧发展出来的适合于广场、街头演出的一种戏剧形式。特点是演出灵活、方便，不受舞台和剧场条件限制。有时演员混在观众里面，和观众打成一片。道具简单，演员不多，方式灵活多变;剧本多以群众关心的时事政治问题为题材， 能及时表现人民群众的心声与愿望，激励群众的抗日民族情绪，加之演员与观众的距离缩短，常能鼓动观众与演员溶为一体，造成热烈的气氛。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流行较广。代表作品有《放下你的鞭子》。当时的抗日大后方，出现的“茶馆剧”、“游行剧”、“灯剧”，都与街头剧相类似。解放后，在一些大的政治运动中也时有出现。

　活报剧：

　常在街头、广场演出的迅速反映时事的一种戏剧形式。它象“活的报纸”一样，对批判的对象进行漫画式的揭露。演出形式活泼多样，剧情短小简单，演出极为方便，以夸张的手法塑造漫画式的讽刺对象，达到打击敌人，教育观众的目的。往往在示威游行中或群众集会上，及时把斗争情况编演出来，用以歌颂新人新事，或揭露和讽刺现实黑暗。

　我国二十年代后期即有活报剧的演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立于中央苏区的蓝衫剧团以演活报剧著称。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学生曾演出广场戏《典型犹在》。演出时特务进行破坏，学生捉到特务公审并游行示众，还立即编出一个活报剧叫做《公审特务》，从构思到演出不过十几分钟，及时反映了当时的斗争情况，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较为著名的作品有《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等。

　大河小说：

　原是法国文学中的一种形式，意即史诗文学，特指那种多卷本连续性并带有历史意味的长篇巨著。现指李劼人创作的连续性多部的长篇历史小说。作者原准备写六部长篇小说,以反映十九世纪末起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后因故未能全部实现。三十年代中期,曾出版了小说的前三部:《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上中下三卷)。解放后修改了前两部,重写了后一部。

　李劼人的大河小说规模宏伟,气势磅礴,是清末民初的历史画卷。它以四川省为背景,展现了整个时代的生活;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想象和创造;逐层展开的结构形式,社会关系、日常生活、风俗民情的描述,反映了近代中国由“微澜”到“大波”的历史性巨变;群体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人民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伟大力量。大河小说不仅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和史料价值,而且把现代历史小说题材的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小说出版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曾被译成日文介绍到国外。曹聚仁赞誉作者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成功的作家”(《小说新语》);郭沫若则认为大河小说是“小说的近代史”,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中国左拉的期望》)。

　解放区新歌剧运动：（了解作品即可《白毛女》）

　当代文学

　十七年文学：三红一创，保林青山。（见笔记本）

　60年代，

　百花齐放时期，邵荃麟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口号”

　陈翔鹤历史题材《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嵇康），借历史反映现实和自己的心理

　茹志鹃《百合花》宗璞《红豆》表现人情人性，践行了路翎模式。

　《茶馆》特色、人物

　作者：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早年著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50年代后又创作了话剧《茶馆》、《龙须沟》和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等。

　（引言）《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舞台上首屈一指的杰作，其突出之处在于，在与时代“共名”契合的同时，作家调动了丰富的生活资源，展现出了一副旧北平社会的浮世绘，通过“茶馆”这一个小小的角落，表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在当时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中，他是将《死水微澜》式的民间叙事模式发挥的最好的一部作品。

　《茶馆》“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思想

　全剧三幕戏，分别描写了三个时代。第一幕以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为背景；第二幕以袁世凯死后的军阀混战为背景；第三幕则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加紧黑暗统治为背景；通过裕泰茶馆这个“窗口”，截取一系列生活横断面，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从侧面反映了近50年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展现出一幅幅社会历史风俗画，深刻揭露了三个时代的黑暗腐朽，从而达到了作者“葬送三个时代“的艺术目的。

　《茶馆》的艺术特色

　1．题材选择上，以小见大。通过裕泰茶馆这个“窗口”，截取一系列生活横断面，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从侧面反映了近50年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展现出一幅幅社会历史风俗画，深刻揭露了三个时代的黑暗腐朽，从而达到了作者“葬送三个时代“的艺术目的。

　2．《茶馆》的结构形式。《茶馆》全剧没有统一连贯的故事情节 ，而是采取了独特的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将众多的人物速写组成几十幅时代剪影，形成一个戏剧片断，经过作者的巧妙编织，既展现了多种多样的戏剧冲突，又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还广泛地反映了时代环境和社会心理。

　3．人物众多而又各有特色。全剧人物七十多个，有名有姓又有台词的，就有五十人。这在话剧创作中是少见的，并且他们的个性、职业、政治态度都极为鲜明，如贯穿全剧的王利发，善于经营，逆来顺受，最终也是走上了绝路；常四爷性情耿直刚强，一句“大清国要完了”便被捕入狱。

　4．作品语言简洁犀利明快，含蓄风趣生动，极富个性色彩；同时有浓厚的北京地方特色。《茶馆》人物众多，但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得力于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每个人物的语言都透露出他的身份，表现出他的性格特点，如沈处长，上场只说了几个“好”字，就活现了这位要人的装腔作势，自命不凡；同时具有浓厚的北京地方特色，“京味儿”很足，是在北京口语基础上提炼的文学语言。

　分析王利发的形象及其对表现全剧主题的意义

　在《茶馆》的众多人物中，裕泰茶馆的掌柜王利发是贯穿全剧的中心人物。为人精明、干练、勤俭、善于经营的小商人，最后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茶馆终于被霸占，自己则在绝望悲愤中上吊自杀。王利发及其茶馆在全剧中还具有结构功能，是全剧的核心人物、核心场景，起到辐射、领起其他人物和社会时代背景的结构作用。

　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丰子恺《缘缘堂随笔》《梦楼记》

　朦胧诗派：考过，

　概念

　新时期重要的诗歌创作潮流，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而得名；代表性诗人和作品有，北岛的 《回答》 、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等；曾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侧重表达对 “文革”政治神话的抗争和反思，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风貌。

　二、关于朦胧诗的争论

　　朦胧诗这一名词首先出现在 1980年8月《诗刊》发表的章明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中。朦胧诗最早可追溯到一群插队在白洋淀及周围地区的知青诗人组成的“白洋淀诗人群落”的地下创作，有黄翔、食指、芒克、多多、根子等。“文革”结束后，一些具有相似风格和倾向的诗歌作品开始更多地出现，包括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人的诗作，遂形成一股创作潮流。

　　朦胧诗曾导致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广泛激烈的论争。论争由公刘的一篇文章《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引发，论争的意见大致有三种：

　　? 认为这批青年诗人的诗作是新诗史上的“新的崛起”，代表着诗坛的希望；对青年一代诗人进行肯定的当推“三个崛起”：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诗刊》1981年第3期发表福建师大孙绍振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3年初，当时最具前卫性的杂志，兰州的《当代文学思潮》发表徐敬亚的重头文章《崛起的诗群》。这些文章把“朦胧诗”的出现看成一次诗界的划时代变革，“朦胧诗”的崛起被理解为是中国诗人第一次以个人的声音表达思想和情感；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独特思考；它有力地冲破了那些不合理的陈规旧范，诗不再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再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 认为是一种数典忘祖、食洋不化的现象；

　　? 认为朦胧诗可以存在，对青年人的创作既要热情鼓励又要正确引导。讨论使朦胧诗的概念有了比较确定的含义，人们的诗歌观念也得到了积极反思与发展。

　三、朦胧诗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朦胧诗的内容特征：

　　① 从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价值角度对动乱年代的苦难历史、人性毁灭、理性沦丧进行反思与批判；

　　② 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和对奴性人格的否定，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对主体情感的宣泄，并表现完成这一过程的强烈愿望与 信念，体现有一定的自我反思精神。

　　③ 重建了一整套不同于十七年诗歌中的那种价值与信念。

　　朦胧诗的审美艺术特征：

　　① 打破现实主义审美模式，由写实转向写意，由具体转到抽象，由物象转到意象，由明晰转向模糊，着重于表现多变、曲折和复杂的主体世界。

　　② 打破过去诗歌线性因果或单向直抒的方式，以主体情感和情绪流动的内在曲线结构作品，情感呈散点辐射状态，主题的多义性和情感的多向性代替了过去的平面状态，在结构上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③ 多用象征、暗示、通感等，用意象的模糊性取代形象和意旨的明确性，闪烁的意念、跳跃性的转递切换、瞬间感伤的捕捉等等，是其典型特征。

　寻根文学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文化寻根意识包括三个方面：

　　? 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

　　? 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

　　? 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

　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他们希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十年动乱乃至自盛唐以来国力衰落的疑问； 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寻根的代表作还有：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王安忆的《小鲍庄》（1985），张炜的《古船》（1986），王安忆，《小鲍庄》（1986）

　 莫言作为寻根派最后一个代表，他的意义具有非同凡响。1986年，莫言发表《红高梁》等一系列作品，这是“寻根”的一个意外收获，也是它的必然结果。

　文化寻根与西方魔幻主义的关系

　当时中国文坛受到世界“寻根”潮流的巨大影响：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为代表 ,还有苏联一些民族作家对异域民风的描写 ,以及日本川端康成的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 。许多年轻作家从马尔克斯充满拉美地域色彩的作品中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这些作家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这一文学立论,他们的“寻根”,是为了与世界对话。他们认为，只有真正完成了"寻根"，才能找到自己国家的独特文学样式、风格，从而立足于世界文坛。

　改革文学

　指反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并以这一改革对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为基本主题的文学。发表于1979年的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

　改革文学在它的发展初期，侧重揭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强调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感应着时代的节奏，改革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叱咤风云、大刀阔斧的“开拓者”与保守势力的尖锐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改革文学作品的基本框架。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作家们反映改革的视野更加阔大、眼光也日益深入；在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作品更注重剖析在改革中日益显露出来的国民身上的落后的文化因袭，表现改革对人的传统价值尺度的冲击，揭示商品经济冲击下旧有生活方式的逐渐瓦解，以及所有这些在人的心灵上产生的强烈震动。这既是改革文学的深化、也是文学使自己不再附庸于政治的一种努力。

　从作品反映的地域上，我们可以将改革文学划分为'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两大部分。农村题材包括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张一弓的短篇小说《黑娃照像》、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城市题材包括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蒋子龙的《开拓者》《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新星》《三千万》

　伤痕文学

　是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提法源于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而真正的发轫之作是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同属“伤痕文学”的重要作品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作品揭露了“文革”灾难，描述了人们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及其在人们灵魂深处留下的难以弥合的内在创伤，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作为新时期发出的第一声真实的呐喊，“伤痕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伤痕文学”对“文革”进行了全面、整体彻底的否定，使人性得以复归，“人”地位得到重新确认，继承了“五四”人道主义传统，最好地诠释了“文学是人学”的 意义。

　　第二，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了久违了的悲剧精神。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恢复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先锋文学

　是指 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作家以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为主进行的文学创作潮流。所谓先锋精神，意味着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已经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和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

　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马原的《虚构》《岗底斯的诱惑》、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格非的《褐色鸟群》，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魏明伦的《潘金莲》等；这些新异乃至怪异的“先锋实验”之作，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和艺术构造，带给人们崭新的审美感受，展露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巨大艺术能量，对人们艺术观念的革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反思文学

　形成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由于这类作品以反思当代中国的历史、探索极左政治对我国人民的摧残的深层原因为特征而得名。作家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对“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甚至时间跨度更长的社会历史生活,进行深刻的反思,从中引出历史的经验教训。

　反思文学在伤痕文学之后出现，也比伤痕文学更深刻、影响更巨大和深远,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它的出现对当时正在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代表性作家作品有，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谌容的《人到中年》、张弦的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灵与肉》等；作品着重对“文革”、十七年甚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

　当代作品：

　① “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作品：刘心武《班主任》、 卢新华《伤痕》 、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郑义《枫》、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竹林《生活的路》、莫应丰《将军吟》、古华 《芙蓉镇》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② “反思文学”代表作家作品：王蒙《蝴蝶》《悠悠寸草心》 《活动变人形》 、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剪不断的红丝线》、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韩少功《西望茅草地》、李国文《月食》 《冬天里的春天》 、高晓声 《陈奂生上城》 《李顺大造屋》、陆文夫《美食家》《井》、张炜《古船》等。

　　③ “改革文学”代表作家作品：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锅碗瓢盆交响曲》、王蒙《春之声》、何立光《乡场上》、柯云路《三千万》《新星》《夜与昼》、邓刚《阵痛》、高晓声《水东流》、 贾平凹 《鸡窝洼的人家》《浮躁》、路遥 《人生》 、水运宪《祸起萧墙》、张贤亮《男人的风格》、张洁 《沉重的翅膀》 、李国文《花园街五号》等。

　　④ “寻根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 阿城 《棋王》、 韩少功 《爸爸爸》《女女女》、 张承志 《残月》、 王安忆《小鲍庄》 、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等。

　⑤ 先锋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马原《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 残雪《山上的小屋》 、洪峰《奔丧》《极地之侧》、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格非《迷舟》、孙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