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应对分析报告

　 中美贸易摩擦应对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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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要打好五张牌 ...................................................................................................... 3

　一、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 3

　（一）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必然性 ......................................... 4

　（二）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 ........................................ 10

　（三）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复杂性 ........................................ 10

　二、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应坚持四条原则 ................................ 13

　三、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要打好五张牌 .................................. 15

　（一）第一张牌，市场是王牌 .......................................... 15

　（二）第二张牌，产业链是王牌中的王牌 ................................ 17

　（三）第三张牌，金融是盾牌 .......................................... 23

　（四）第四张牌，科技是关键牌

　.......................................... 28

　（五）第五张牌，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 31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要打好五张牌

　 2018 年以来，在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贸局势趋于严峻。美国挑起中美 贸易摩擦，试图通过贸易加关税、市场搞封锁遏制中国的崛起。对 于中美经贸关系，我们既要看到它作为压舱石的重要性，又要充分 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从而做到冷静观察， 沉着应对。

　一、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中美贸易摩擦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大家在互联网上“热议”的一些因素能够左右的。

　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中美贸易摩擦是因为某位教授发表了诸如“厉害了，我的国”这一类观点，刺激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政客而发起的。这种说法显然是幼稚的、上不了台面的。即便“厉害了，我的国”在表述上存在片面、不妥当、有失偏颇的地方，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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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至于引发中美贸易摩擦这么大的动作。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绝不会因为媒体报道的几篇文章而受到影响，它是由内在的利益关系决定的。

　还有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我们要对美国友好一些、默契一些， 两国之间多一些配合，当美国人提出各种要求时，我们稍微软弱一

　些、委曲求全一些，就可以避开贸易摩擦。但这种观点同样是站不

　住脚的。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是美国在国际社会政治

　上的附属国、经济上的附庸国。即便如此，当日本经济不断发展， 与美国的竞争加剧的时候，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制裁也是毫不留情的。

　20 世纪 80 年代，负责日美贸易谈判的美国贸易副代表正是当前负责 中美贸易谈判、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的罗伯特·莱特希

　泽。莱特希泽如今已是 70 多岁高龄，负责日美贸易谈判时年仅 30 多岁，因狠辣的表现而声名鹊起。签署《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 “一蹶不振”，再也无法与美国抗衡。这段历史充分证明，无论对美 国的态度是否友好，只要两国之间的核心利益发生了冲突，美国一

　定会果断出手实施制裁，此事根本不是“示好”就可以解决的。

　（一）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必然性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在现在，具有历史必然性，我们需要从发展路径和转嫁危机两个方面分析必然性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道路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道路产生了不同的质量和效果。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 年，中国GDP 仅占全球GDP 份额的1%， 只有美国 GDP 的 4 %。

　40 年后的 2019 年，中国占全球 GDP 的份额已经上升到 16 %，大约是美国 GDP 的 66 %。如果两国都保持当前的增长速度，再过 10 年，到了 2030 年左右，中国的 GDP 规模可能会

　 再翻一倍，达到 200 万亿元，大约是 30 万亿美元。而美国即便保持 最近 10 年的最高增速 3%，到 2030 年也难以达到 30 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这意味着，如果保持当前的发展环境不变，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在 10 年后赶超美国。

　事实上，从 40 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呈现出五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理念，每一年各级政府发布的 重要文件实质上都在强调“改革开放”。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国内生产 力得到了更好的发展；通过扩大开放，中国的经济不断融入世界。可 以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最强音，是中国社会不断 进步的主要动力。反观美国，作为一强独大、统领全球化的国家，似 乎是开放的，但几十年来对于国内经济积累的各种问题鲜有体制性、机制性的改革，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致使产业结构空心 化越来越严重。

　二是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兼顾社会公平”的发展理念，这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的两极分化极易造成社会摩擦、阶层冲突。而中国政府在坚持“以市场为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十分注意讲求公平，每年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对城乡差别、贫富差距等问题进行调节。这些措施并不是修补式的，而是具有战略性的。最近几年，中国共有 7 000 万人脱贫，这就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公平性并未因为发展市场经济而丧失，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是中国历届政府的发展理念始终秉着同一张蓝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选举的领导班子呈现出“代代相传”的特点。新一届政府执政，并不会全面否定前面的政府，在执政理念上出现180 度的大转向。每一届政府都会沿着上一届政府确定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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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方向持续推进，把相关工作落实好，但每一届政府又会有新的作为，这与西方的选举制度存在重大差别。在西方国家，一届新政府上台，无论前一届政府做的工作是对是错，总是倾向于否定，很多政策甚至 180 度转向。例如，奥巴马执政 8 年的工作成绩，特朗普一上台就试图全部推翻。这种内在冲突使政府的政策执行难以呈现连续性，工作效率必然有所缺失，国家经济的发展效率也会受到影响。我国经济在过去 40 多年以来持续高速发展，政策的延续性是重要的原因。

　四是中国经济总是能在危机中实现自我修复，避免大起大落， 避免出现颠覆性的经济危机。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凡是选择资本 主义经济模式的国家，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 总是免不了每隔 7~10 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的命运。反观中国过去 40 多年的发展，始终较为稳定。年复一年，经济发展的矛盾在需求端 总能通过逆周期政策得以调节。在供给端，中国政府总能主动出击， 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要素优化配置，提 升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发展的潜在问题总会得到及时的、有针对性 的解决，绝不拖延矛盾造成风险的长期积累，以至于酿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

　五是我国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具有明显的优势。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相连，如果政府执政的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这就是其合法性来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的民主和自由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协同性，有助于增强我们作为14 亿人口大国的凝聚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明显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体制优势，这也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正是这种道路优势、制度优势、体制优势，使中国强势崛起，

　已经稳稳占据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美国担心中国会取代其世界老大的地位，因此处心积虑采用各种方式强力打压中国。许多美国政客认为，当前是美国打压中国最后的窗口期，此时不作为，以后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制约中国的发展。

　第二，美国正处在潜在经济危机可能爆发的前夕，需要主动挑起经贸争端以转嫁风险。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在 近 10 年的时间里似乎“蒸蒸日上”。但表面光鲜的背后，潜伏着非常 沉重的包袱，这便是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截至 2018 年底，美国政府债务水平高达 22 万亿美元，而当年的 GDP 水平只有 20 万亿美元， 政府债务水平是美国 GDP 的 110%，这还仅是计算了联邦政府债务。美国 50 个州，包括下属诸郡县，还有 6 万亿美元的债务。两项加起来足足有 28 万亿美元之多，是美国 GDP 的 140%，这其中隐含着巨大的风险。

　众所周知，美元之所以“称霸天下”，有五个原因：一是历史因 素，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已有 70 年历史；二是物资存载，20 世纪30

　年代，美元开始称霸世界时，GDP

　占全球 50%，工业产值占全球 45%，黄金储备占全球 80%；三是贸易结算，利用 SWIFT 掌握着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贸易清算网络；四是维护美元地位的军事力量；五是信用支撑，70 年中的最初 30 年是以黄金为锚发行美元货币，近30

　年是以美国主权信用、以美国的经济和税收作为支撑。但是最近 十年来，情况发生变化，为了缓解 2008 年的次贷危机，美国政府印发基础货币，实施 QE。美元发行的货币之锚，泡沫不断增加，信用 开始下降。美国政府国债余额在 2018 年已达 22 万亿美元。而美联 储则通过发行基础货币购买美债，并将货币超发的泡沫转移给全球。

　一般而言，美国 GDP 的 30 % 左右是税收，美国 20 万亿美元的 GDP 大体上对应着 6 万亿美元的税收，其中 40 %是 50 个州及郡县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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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是联邦政府税，约 3.6 万亿美元。税收作为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对应着政府债务，或者说对应着美联储基础货币发行的信用基 础。因此，对于债务和基础货币的发行，美国国会大体上要遵循三 个原则。一是政府债务余额不能超过美国 GDP 的 70 %，这也是国民经济的安全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的 70 多年时间里，一直可以倒推至 1930 年，美国政府的债务水平从未超过 GDP 的 70 %， 安全线守得很稳。但金融危机以后，美联储为了救市印发了大量美元，可谓“直升机撒钞票”，债务占

　GDP 的比重从

　2007 年的

　69 %，直升到 2008 年的 80 %， 2009 年快速突破了 90 %， 2012 年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当年更是超过了 100 %。

　二是政府债务余额一旦超过 GDP 的 100%，国会就要严格限制发债，因为这是发生重大金融危机的警戒线。然而在 2013 年，预算方案未能通过导致政府面临资金紧张，联邦政府部分机构被迫停摆近 3 周，约 80 万政府职员强制休假。时间久了，国会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连议员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于是不得不又批准发行国债。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经历过政府停摆，主要原因都与政府债务规模过高有关。

　三是联邦政府债务余额如果超过美国 GDP 的 150 %，美债发行就会陷入困境，美元就会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假设美国一年的税收占 GDP 的 30 %，按分税制，约 40 % 由美国州郡县分走，联邦政府可以拿到的税收只能占 GDP 的 18%。这种情况下，美元必将面临崩盘的可能。由于政府债务平均分 10 年来偿还，则每年需要偿还 GDP 的 15 %，而全部债务余额每年的利息哪怕只有 2 %，总量亦会达到GDP 的 3 % 左右，加起来就超过了 GDP 的 18 %。这意味着，仅偿还债务的本息就将覆盖整个税收，而政府开支、军费开支以及社会保障经费都没有来源，国家信用将濒临崩盘，只能被迫发行更多的政

　府债，但整个世界都会预期到美国没有能力偿还本息，不愿意再来购买美债，这样一来美元就将濒临崩盘，届时将会出现一场巨大的危机。

　近期，美国许多大型企业家、金融人士、前政要都在不同场合强调，美国将要迎来一场新的经济危机，暴风雨要到来了。这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对美国经济潜在危机的客观看法。要缓解债务危机，无非有三种办法。

　一是不负责任地发行 100 年期的债券，并通过负利率政策缓解利 息支付压力。发行 100 年期的债券，实际上是把眼前的危机推向未来，但核心的问题是“谁来买单”。100 年后，我们的子孙后辈可能依然收不到美国的还款。这类方案一经提出，就是“要出事”的前奏。事实必将证明，100 年期的国债是发不出去的，大范围地实施负利率政策是行不通的。

　二是以邻为壑，通过制造贸易争端“抢夺资源”。但如果只是“抢”一些非洲小国，只有几十亿美元的规模，对美国而言毫无意义。而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美国认为几年内可以“抢夺”上万亿 美元的资金，这个体量是值得一做的。更为过分的是，美国一些政 客想钱想疯了，甚至想着拿清朝发行的铁路债务，例如当时武汉为 修铁路发行的几十万两白银的铁路债券，向中国现任政府讨要 100 多 年算下来的连本带利 1 万多亿美元，这是极其可笑的。当前的贸易摩擦属于这种逻辑在执行层面的具体体现。

　三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目 前，美国每年有动辄上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维持其“世界警察” 的霸权地位。通过结构性改革，如果一年能够节省 5 000 亿美元的军费，才能切中财政开支的要害。美国国民经济供给侧有许多不合理 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性改革。现任政要应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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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里根总统、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的魄力，真正地去实施结构性改革。然而，伤筋动骨式的改革措施在美国两党制政治体制下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这种改革措施势必会伤及国内部分阶层的利 益，导致“丢失选票”，这一成本是巨大的。

　总而言之，回顾中美两国乃至全球各国的发展历史，中美贸易 摩擦的爆发，或许是忌惮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所产生的冲击 力而实施的限制性措施；或许是自身处于危机边缘，又不想“伤筋动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制造经贸摩擦“抢夺”资源、转嫁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简单的妥协就能解决当前的问题。

　美国此举既是要中国的“钱”，更是要限制中国的长期发展，希望中 国永远停留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无法超越。但在舆论上，美 国则是大肆渲染，站在道德高地上冠冕堂皇地给出各种各样的说辞。从本质上看，脱离不了国家利益的考量。

　（二）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 我们既要看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必然性，也要看到它的长期性。即便中美两国在某一阶段谈判达成了共识，签署了合约，也仅仅是 度过了短暂的危机。即便此刻贸易争端的“硝烟”消失了，但几年 后或许会“卷土重来”，美国又会以别的理由对中国展开新的制约。今天是“关税战”，明天可能是“汇率战”甚至“金融战”，各种各 样的冲突都会接踵而至。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不言自明。

　（三）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复杂性 除必然性、长期性以外，中美贸易关系还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那便是它的复杂性。中美贸易关系不仅简单地表现为尖锐性、敌对 性，还表现为中美两国在经济和社会上广泛的、战略性的互补关系。

　从分工的角度来看，美国所擅长的领域往往是中国的短板领域，反 之亦然。两国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两败，这是产生复杂性的根源。我们不能光看到两国之间由于制度体制、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差异 而产生的尖锐性、敌对性，更要看到利益格局上“合则两利”的基础性、内在性。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有时我们看到两国关系紧张 了，但过段时间又会有所缓和，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制约意图早就存在，早在 2000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前，美国就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拦中国。然而，美国在2001 年爆发了互联网金融危机，再加上“9·11”事件使美国国内局 势“雪上加霜”，股市在年内暴跌了

　40 %

　多，经济遭受重创，极度需要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开展更好的合作，需要依靠中国力量来支持本国发展，无暇再与中国展开新一轮冲突。在那一阶段，中美之间合作多于摩擦。

　到了 2006—2007 年，美国互联网危机已经度过，经济恢复到了比较好的状态，于是美国又站出来多次指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问题，时至今日还在讨论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市场经济国家”等概念，其实都是在那一时期提出的。美国强调，如果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在 WTO 中就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WTO 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组织。美国试图从基本定义出发，推翻中国在 WTO 中的地位。随即，该问题也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辩论。偏偏到了

　2007 年美国又爆发了“次贷危机”，在

　2008 年发展成一场全球

　性“金融海啸”，论影响力要比

　2000 年的互联网危机大上十几倍，直接摧毁了全球十几万亿美元的资产。此时，美国已然无力再对中国实施打击，因此两国又度过了“平稳的十年”，直到

　2018 年，美国经 济从危机中有所恢复，便再次挑起了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

　所以中美关系不仅有尖锐性、针对性一面，更有复杂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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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一面。2009 年，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发表了一篇文章，提 出了一个概念，即“中美共同体”（ Chimerica ）的概念。基于中美之 间在六个方面的互补，他提出，未来几十年时间里，世界将不再是G20（二十国集团）、G7（七国集团）的时代，而是 G2（两国集团）

　的时代。

　他认为中美两国之间有六个结构上的互补。第一，美国的金融资本和中国的市场规模是互补的。美国资本丰富，中国市场广阔， 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相结合，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第二，美国

　的高科技成果和中国的规模化制造业是互补的。美国掌握高科技技

　术，但高科技必须有大规模的制造基础才能形成生产力，否则高

　科技的作用近乎为零；而大规模的制造业如果没有技术支持也如同

　“丧失灵魂”。中美两国的科技优势和制造业基础相结合，能够打造 全球最强的制造体系。第三，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和中国人口大国、 土地资源不足是互补的。第四，美国人精于企业管理、营销和金融， 中国人则擅长工程设计和制造。第五，美国的货币储蓄少和中国人

　生活节约、储蓄量大是互补的。美国的储蓄率是 GDP

　的 1.8%，而中国的储蓄率是 GDP

　的 40%。第六，美国人乐于消费，他们消费大量中国的商品，热衷于房地产抵押透支；中国人则热爱储蓄，购买房

　子。一个流传已久的案例是中美两国居民对购房的态度，中国人习

　惯于少贷款或者尽量早点还掉贷款，留给子孙后代没有债务负担的

　房产；美国人则倾向于透支消费，甚至祖辈留给他们的房产都可以

　抵押贷款拿来消费。两国消费和储蓄习惯的差异形成一种互补。

　这篇文章的观点是非常客观的，说尽了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两国之间谁也离不开对方，也难以战胜对方。两国之间长期互补，谁也没有吃谁的亏，这是一种基础性、结构互 补性的利益格局。因此，无论某一个时期多么敌对，长期来看中美

　关系为了共同利益会趋于缓和。我们常说，贸易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之间的深度合作不仅对两国经济十分重要，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既要理解中美经贸冲突客观上的斗争性，也要理解战略上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中美经贸摩擦具有必然性、长期性、复杂性三大特征，我们应当从上述三个角度来深刻理解中美关系。

　二、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应坚持四条原则 时至今日，我们的媒体将中美两国的这次经贸冲突叫作“贸易摩擦”，并没有向“贸易战”去延展。我的理解是，在截至

　2019 年年 末的近一年半时间里，美国所宣布的对中国实施的各种关税壁垒并未完全操作到位。中美两国的贸易冲突还留有余地，更多还是停留在声明谈判阶段，美国并没有把 5 500 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一次性加征 到位。无论宣布加征关税的税率是 25 % 还是 30 %，在全部征税行为付诸实现之前都只是“贸易摩擦”的范畴。

　而一旦全部关税加征到位，必将是“贸易战”真正的开打之时。“贸易战”一旦全面开打，可能会衍生出五种打法。一是我们比较熟 悉的“关税战”，两国继续相互竞争性地加征关税，这也是最常规的 形式。二是“非传统壁垒战”，除了上面提到的传统关税壁垒，两国 之间还有可能设置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甚至实施贸易脱钩，相互 之间不再进行买卖，断绝贸易往来。近两年来，这种行为也时有发

　生，例如美国对华为公司芯片断供、停止其使用操作系统等。三是 “汇率战”。四是“金融战”，这也是“贸易战”的升级形式。五是 “长臂管辖战”，即美国将国内法国际化，扩大管辖范围。

　一旦中美“贸易战”全面开打，上述五种打法或许会同时并举。中国必须对中美经贸冲突的各种可能性前景做好充分的准备，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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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征收关税，我们对贸易封锁、汇率指控、金融冲击、长臂管辖都要做好预案，形成充分的对策。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要坚持好四条原则。

　其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句话是借用毛主席的表述，既然中美经贸摩擦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我们就要果断地“丢掉幻 想”，为长期应对贸易争端做好充足的准备。

　其二，保持定力，增强信心。很多国人认为，中国若与美国长期 争斗，我们会吃很大的亏，因此“未战先怯”。还没打仗，先偃旗息 鼓、“软骨病”发了。我们一定要充分理解国家的制度优势、体制优势， 充分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潜力和优势，对我们国家遇上困难时候的韧 劲、回旋余地要有充分的信心。总的意思就是保持定力，增强信心。

　其三，坚守底线，灵活应对。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中，事关国家核心利益、民族尊严和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坚决不退让、坚决 不妥协，这是我们需要守住的底线。灵活性就是应对中美关系复杂 性，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为对方有两党之间的角逐，政治家或企业 家有跟中国友好的，也有跟中国敌对的，有务实的、经济的，也有 纯搞政治的政客。纵观最近几次美国总统竞选，不同阵营的执政理 念无不表现出上述复杂性，这本身也是中美关系最根本的一面，即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互相之间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替代不了谁”。这个意义上会产生复杂性，这个复杂性就要灵活应对，有时候 就要利用这种矛盾的多样性把我们的问题化解掉。

　其四，聚焦关键，补齐短板。我国的科技水平相对于美国而言尚存差距，要聚焦科技领域中的关键环节，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办大事，尽快将这些薄弱环节、瓶颈环节自我修补。应对中美两国的冲突、争斗、较量，最关键的事情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尽快补好 短板。只有将我们的科技短板、体制短板、金融短板等全部补完，

　才能形成更为强大的发展动力。

　上述四条原则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时最为重要的、关键的指导性原则。

　三、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要打好五张牌 根据以上四条原则，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时，中国应当着力打好“五张牌”——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牌中的王牌，金融是盾牌，科技是关键牌，开放是底牌。

　（一）第一张牌，市场是王牌 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占据了全球 70 亿人口的大约 1/5。当前，我国的人均 GDP 已经突破 1 万美元大关，在向着 2 万 ~3 万美元方向发展。假如十几年以后，我国的人均 GDP 水平翻番，正式达到 2 万美元，那么就会发展成为一个 28 万亿美元经济体量的大国，无疑也将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消费占 GDP 的比例已经从十年前的 35 % 提升到现在的50 %，再过十年，其占 GDP 的比例将达到 70 % 左右。这背后是四亿中产群体的崛起。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正逐步蜕变成“世界 市场”。

　目前，在我国每年 4 万多亿美元的货物贸易中，有 2 万多亿美元是进口，15 年累积起来就是大约 30 万亿美元的进口量。而服务贸易每年的贸易总量是 7 500 亿美元，其中大约 5 000 亿美元是进口，15 年积累起来也有 7.5

　万亿美元，考虑到正常的增长惯性，或许会积累 到 10 万亿美元的服务贸易。这样一来，未来 15 年我国对全球其他 国家而言，就是一个 40 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张王牌。哪个国家若与中国进行贸易脱钩，或许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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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更主要的还是会影响到该国自身的出口。

　可以说，当今世界，一家企业如果不深入参与中国市场，是谈不上拥有全球竞争力的。进入并占有中国市场，正是跨国公司梦寐以求的。

　以芯片为例，2018 年，全球主要国家，包括美国、欧洲诸国、日本、韩国在内，共生产了 5 000 亿美元的芯片，其中有 3 000 亿 美元卖给了中国，中国在全球芯片市场中占据了 60% 的份额。然而，中国自己用掉的芯片，即芯片进口后装在本国消费终端产品中的份额是 800 亿美元，其余 2 000 多亿美元的芯片，中国在进口深

　加工以后，会再度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形成 1

　万多亿美元的出口 额。进口 3 000 亿美元芯片，出口 1 万亿美元的加工产品，当然会 表现为我国高额的贸易顺差，但 1

　万亿美元出口的背后，也包含了 3 000 亿美元芯片的进口加工，实际上是给芯片生产国提供了市场。

　如果断绝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很多国家等于把芯片销售 60% 的市 场给“丢掉了”。

　可想而知，这些国家的芯片厂如果突然减少 60% 的销售，利润可能就会全部丢失，甚至变为亏损。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20 年 3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芯片行业的报告做了一个重要而确切的分析：

　73% 的中国芯片需求可以被美国以外的供应商替代。如果中美贸易争端持续或者演变成为科技脱钩，则美国芯片行业的全球份额将从 目前的接近五成下降至三成，进而引发行业螺旋式衰退。

　事实上，美国试图提出脱钩威胁与中国形成决裂，并希望欧盟 国家、日本、韩国都不再跟中国开展贸易往来。但如果上述威胁真 的实现了，则对于上述国家而言，中国每年 4

　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 15 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累积的40 万亿美元的进口市场就会“丢掉” 一大块，因此脱钩是很难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就是王牌，

　中美贸易摩擦并不是北约、华约两个军事组织进行代理人战争，也 不是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统领的两大阵营的对抗，而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摩擦与合作关系。美国扬言要脱钩，粉碎脱 钩威胁最好的武器就是市场这张王牌，中国一定要利用好这张王牌， 合纵连横，形成利益平衡。

　当前，世界经济共有五大板块。美国独立成为一个板块，GDP 规模超过 20 万亿美元；欧洲诸国形成一个板块，GDP 达到 17 万亿 美元；日本、韩国、东南亚 10 国再加上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多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形成了一个板块，GDP 规模大概接近 20 万亿美元；中国也单独成为一个板块，拥有

　16 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发展中国家、非洲 诸国、阿拉伯世界国家等形成一个板块。在五大板块中，中国、美国都是独立形成一个板块，其他三个板块的国家选边站，既不会都 跟着美国“走”，也不会都跟着中国“走”，市场在维系中国与其他 国家经贸关系时会成为重要的筹码与纽带。

　（二）第二张牌，产业链是王牌中的王牌 近 40 年以来，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是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出现了根本性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 全球贸易总额的 70 % 左右是工业制成品。到了 2010 年，全球贸易

　总额的 60% 是中间品，包括零部件、原材料等，工业制成品只占到 40 % 的份额。截至 2019 年，全球贸易的 70 % 是中间品贸易。

　数据的背后伴随着一个现象，即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不再由单一国家、单一地区的企业负责生产。一件产品往往是由几十个国家、几百家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而成的。唯有在这样的过程中，才会产生巨额的中间品贸易，并会带动生产性物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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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性服务业、产业链金融，以及包括各种各样科研开发和研究设计在内的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40 多年前，在全球贸易中，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比例大概是 1∶19。而现在，两者的比例关系大概是 3∶7。

　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当前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在统计上被严重低估， 实际上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总量的接近一半。由此可见，过去几十年 里，全球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了两大变化，中间品贸易比重大幅上升， 服务贸易比重明显提高。这既是全球制造业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不断 演变的结果，也是全球服务贸易加速发展的结果。整个生产力体系的 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二是生产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一件产成品的生产过程可能涉及几千个零部件，由数千家企业在几十个国家、几百座城市形成一个产业链条。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哪家企业成为灵魂、成为牵头者，哪家企业在负责管理，把产业链中成百上千家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哪家企业就是世界制造的领导、产业链群体的核心。因此，现在看全球制造业，不再像几十年以前只关注单个企业规模的大小，当前重点要看产业链的集群、供应链的纽带、价值链的枢纽在哪里。谁控制了这个集群，谁就成为纽带的核心。谁作为价值链的枢纽，谁就是制造业的龙头。

　例如，生产一部苹果手机共涉及 1 000 多个零部件。全球有几百家企业为苹果公司进行零部件加工，涵盖几十个国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苹果公司不可能掌握全部手机零部件的发明专利，并将各项专利交给相应的零部件厂、中间厂商等配套企业，让它们为苹果公司进行零部件加工。事实上，这条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各有各的专利，各有各的所长。这些专利、长处往往都不是苹果公司所掌握的。但苹果公司制定了零部件标准，这就产生了纽带，它自然就

　成为整个产业链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今世界产业链的竞争不仅是核心技术和资本的竞争，更是产业链控制能力的竞争。谁能提供行业标准，谁就能更好地控制产业链，成为行业龙头。

　产业链的行业标准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专利发明都离不开标准，只有符合标准的专利才会被市场采纳。标 准制定的基础取决于产品的整体设计，包含产品的性能、结构、形 体外观、生产工艺等诸多方面。因此，能够提出行业标准、产品标 准的企业往往是产品整体设计环节中最大的技术发明者。能够控制 供应链的企业实际上就是整个供应链的纽带，这类企业在组织整个 供应链体系时，会有成百上千家企业跟随，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交付什么样的产品，一天的时间间隙都不差。在几乎没有零部件库 存的情况下，几百个加工厂能够协调、高效地在世界各地形成组合， 这是非常难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供应链的纽带非常重要。

　与产业链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价值链。当全世界成百上千家工厂生产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在组合加工的过程中时，就产生了国际贸易。在如此复杂的过程中，几十个国家（地区）、数百座城市的成百上千家企业是否会在每单交易时都会进行企业之间的相互结账呢？答案是否定的。现实中，诸多企业之间会通过互联网通信系统在某个自由港形成一个结算点。例如，苹果公司的所有零部件加工厂都与苹果的结算中心有着网络化联系，苹果一年上万亿美元的销售总额会通过结算中心与各厂家进行结算，结算选择地往往是某个自由港。

　跨国公司之所以会选择在自由港进行结算，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方便外汇交易。跨国公司的结算对象分布在全球不同国家， 使用的结算货币各不相同，外汇交易往往采用离岸交易，很多离岸 中心恰好设置在自由港。其次，降低交易成本。自由港的税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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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 15%，甚至低到 12.5%，能够明显降低结算税费。最后，发挥人才优势。自由港往往聚集着高层次的金融、会计和精算人才，能够更好地提供结算服务。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并不是与数百家企业在不同的活动点上单独进行结算，而是利用现代通信系统汇总在某一个结算点进行结算。这就意味着，结算产生的税收，包括所得税、专利税、版税，以及结算产生的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都不会发生在零售加工商所在国 境内。综上所述，当今世界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在于产业链的竞争，还在于价值链的竞争。谁拥有了价值链的阶段枢纽，谁就 将拥有整个产业链的财富中心。

　还有一个与产业链相关的重要概念是供应链。过去几十年时间里，数十个国家、上百家企业共同生产一件产成品，由此形成了上中下游的产业链集群。集群中的企业相互之间要提供零部件、原材 料和金融服务，整个服务贸易将会通过供应链展开。供应链的纽带 同样会对产品生产起到关键性的枢纽作用。谁掌握了供应链枢纽， 谁就更容易掌控产业链集群，成为全球贸易中的产业巨头。企业一 旦掌握了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之后，各种私募基金、产业资本 都会涌来，因为有市场前景，有利益可图，有技术人才进行优质的服务。整个产业链条中，有些核心的部件可以由企业自己生产，也可以由供应商提供。例如，苹果公司从不生产芯片和液晶面板，这 些零部件都是由各国公司提供的。

　由此可见，产业链是在全球分工中产生，并在世界贸易互动中 形成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新的贸易格局又促进了跨国企业新的生 产方式的形成，控制产业链的核心凝聚在三个要素中——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即产业链的集群、价值链的枢纽和供应链的纽带。这正是跨国公司在适应世界贸易新格局的基础上，产生的组织形式

　和管理方式的新模式。每个国家都在关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全球布局，深刻影响了中间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变化。不同国 家之间的制造业、服务业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反而倒行逆施，通过加征关税、设置壁垒等手段试图搞贸易脱钩、产品断供、经济封锁，实际上就是在跟全球化过不去，跟已经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分工格局过不去。这种做法既伤害了中国，也伤害了美国自己，更损害了全球利益，可 谓“损人不利己”，是非常幼稚的行为。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 最大的工业制造国，拥有世界上配套最为齐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正是应对贸易摩擦王牌中的王牌。在全球化的产业链面前，任何 贸易摩擦举措，往往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就如同金庸小说 里的“七伤拳”。

　基于产业链视角，具体分析美国对中国 5 50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 征 25 % 关税这一举措的影响，可以观察到如下特征。

　首先，这接近 1 400 亿美元的关税绝大多数都会由美国消费者自己承担。表面上看，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会导致中国出口商品 销量下降，中国只能被迫降价。但发生这种事情要有一个前提，那 便是中国的出口商品在美国存在替代品，美国大可不必从中国进口。如此一来，中国便没有太好的办法，为了保护市场只能被迫降价。然而，这些商品如果在美国并没有替代品，本身的需求又十分旺盛， 那么中国就无须大幅降价。

　其次，在美国征税的 5 500 亿美元商品中，有大约 3 000 亿美元 商品的生产涉及近 20 年美国企业在中国布局的网点，这些产品的生产实际上只是为了返销美国。这个商品结构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也就是说，在 5 500 亿美元的加税商品中，只有 2 000 多亿美元是我们需要重点跟美国谈判的，两国之间你来我往、相互抬价，最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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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美国市场，卖到别国市场。但有 3 000 多亿美元的商品涉及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美国如果不买了，本国公司也会受到巨大冲击，甚至面临倒闭的风险，虽然中国的劳动力就业也会受到影响，但资本受到更大影响的还是美国。

　美国在中国多年布局跨国公司生产该类商品再返销美国，本身就说明该类商品无可替代。除非美国把在中国的这几千家企业全都搬到 亚洲其他国家，再生产出 3 000 亿美元的商品，但上述过程没有三年五载是实现不了的，并且要寻找到硬件配套体系、基础设施环境、劳 动力素质、制度成本跟中国差不多的国家并不容易。一旦上述内容都 需要重建，可能需要 5~10 年的时间。这样一来，市场或许早已丧失， 美国企业也会被他国企业替代，这将是巨大的“内伤”。因此，美国对 中国 5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或者是美国消费者自己买单，或者会导致一大批在华跨国企业倒闭，得不偿失。

　再次，中国也会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你加，我也加”。很多人认为，中国只有 1 500 亿美元的加税空间，美国有 5 500 亿美元 的空间，中国在体量上就输了一筹。但应当看到的是，美国 5 500 亿美元商品中有很多商品通过产业链的传导会影响到本国企业，相反 中国的 1 500 亿美元征税商品并没有产业链，主要涉及农产品、飞机、原油、天然气等，征税行为只会影响到美国企业，不会伤及中 国企业。

　2019 年 5 月，美国对中国商品在加征 25 % 关税的基础上再增加 5 %，关税税率提高到 30 %。作为反击，中国也拉出了一张涉及750 亿美元的征税清单，其中包含大豆、猪肉、牛肉和各种原材料产品等，美国也颇为忌惮。由此可见，评估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的影 响，不能简单地通过观察征税商品的规模，就认定中国要吃大亏了。

　站在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中国 1 500 亿美元征税的反击力度甚至可能

　大于美国 5 500 亿美元征税的打击力度。

　最后，在贸易冲突中，一旦产业链被打破，受影响最大的还是运营产业链的龙头企业。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手机每年的销售额高达 1 万亿美元，在苹果的全球产业链布局中，中国有几百家零部件工厂在进行生产，亚洲其他国家（地区）还分布着几百个工厂。一旦美国未来加征关税封锁这条产业链以后，中国几百家配套零部件企业可能会停产，工人可能会下岗，的确会令中国损失掉 2 000 亿 ~3 000 亿美元的出口，世界其他国家的配套企业同样也会停产。但受到冲击最大的还是苹果公司，作为手机产业链的世界龙头老大，苹果每年上千亿美元的利益体系就泡汤了，还找不到替代方案，市场份额可能立刻会被华为、三星等竞争对手吞噬。因此， 一旦经贸冲突伤及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受损最大的还是龙头 企业，而这些企业大多分布在美国。

　站在产业链的视角来看，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试图发起“关税战”，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特 朗普的这套打击思路或许在 50 年前是有效的，那个时候贸易国的任何一个产品都是独立生产的，一加关税成本就提高了，产品就卖不 动了，可谓“一打一个准”。然而，在当前这种分工格局下，关税打击就有些不合时宜了。在一个相互合作的时代，合则两利、分则两 败。产业链优势是我们打赢“贸易战”王牌中的王牌，是应对中美 贸易摩擦的撒手锏。

　（三）第三张牌，金融是盾牌 中国并不畏惧“关税战”，我们不仅守得住，更有反击能力和进 攻性。但在金融市场方面，我们目前在全球的地位还不够高、不够 强，并不具备攻击性。尽管中国有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批银行， 但服务对象还是立足于本土市场。中国的金融体制还是国内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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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具备全球范围的活动能力。美国如果对我国金融体系实施打击， 基本上我们只能处于守势。金融体系在一国经济体系中处于重要地 位。金融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一着棋坏，全盘皆坏。因此，金融 是盾牌。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的工作需要我们重点做好。

　第一，要做好金融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去坏账、刺泡沫，这些工作一定要做好。各类工商企业，包括工业制造业企 业、房地产公司、商业性服务性公司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过高的债务率和坏账率必须尽快降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一旦面 临金融市场冲击，中国高负债、高坏账企业将极易陷入困境。要补足金融市场短板，消除自身的薄弱环节。唯有做好自己的事情，才 能把盾牌筑牢。

　第二，要深入研究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发动的历次金融战的目的、手段和效果，未雨绸缪，做好防范预案，制定反制措施。前文提及， “贸易战”一旦全面展开并且进一步升级，可能会有五种具体的衍生 形式，其中“汇率战”“金融战”“长臂管辖战”实质上都是广义的 “金融战”，可以统称为“金融战”。

　2019 年 8 月初，美国财政部突然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尽 管过去 10 年间，中国是“汇率操纵国”这样的声音时常出现，但还从来没有被财政部长级别官员公开指责过。实际上，美国民间智库专家甚至是美联储人员来指责中国操纵汇率都不必过分在意，因为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汇率操纵国”的正式判定必须由美国财政部 来宣布。过去 10 年间，美国财政部从未表态过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然而，2019 年 8 月的这次声明预示着事态的严重性。

　美国在 2015 年出台了一个法案，专门制定了对世界范围内“汇率操纵国”的惩罚条款，一旦某个国家被认定为操纵国，美国政府将可以采取十条惩戒性措施。其一，美国所有的银行、保险公司不

　得为“汇率操纵国”企业提供融资和保险，无论这些企业在本国经 营还是在其他国家经营，都不能向美国的金融机构借钱。其二，美 国的资本市场对“汇率操纵国”企业关闭。包括申请 IPO 上市的企业暂停上市，已经上市的企业强制其退出。其三，通过征信系统的强制干预，把“汇率操纵国”的国家信用或“汇率操纵国”重要金融机构的信用降级，例如，从 AAA 级降到 AA 级、BB 级。其四， 实施贸易脱钩，美国企业不再和“汇率操纵国”企业开展货物贸易。其五，美国不再和“汇率操纵国”讨论任何贸易协定，美国和“汇 率操纵国”之间各种合作协议的谈判统统取消。其六，美国政府将 对“汇率操纵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冻 结。其七，对“汇率操纵国”企业处以巨额罚款。其八，利用比特币系统帮助和刺激“汇率操纵国”的企业和个人抽逃资金出国。其 九，倒逼“汇率操纵国”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市场开放，使“汇率操纵国”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其十，SWIFT 系统对“汇率操纵国”关闭。2015 年法案明确规定，只要美国政府宣布某国为“汇 率操纵国”，政府就有权采取上述十条处罚措施对“汇率操纵国”实 施金融制裁。

　2019 年国庆节期间，据说美国白宫研究了对中国作为“汇率操纵国”采取的几条措施，消息出来，美股立刻大跌。过了几天，美国财政部又宣布从来没有商议过任何制裁措施，也不会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股市的波动也跟着缓解了。

　总的来看，很多事情真真假假，但都有它发生的背景，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临时起意。事实上，美国法案明确规定了认定 “汇率操纵国”的三条标准：一是某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 GDP 的 3 %；二是某国最近不断买进或抛出美元，累积量达到 GDP 的 2 %；三是某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调整达到了一定的幅度，汇率明显呈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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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调高或者单向调低趋势。因此指控中国操纵汇率，根本站不住脚。前两条标准根本没有达到，第三条标准似是而非。现实的是情况是，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 2019 年六七月持续贬值，8 月 1 日跌破了“7” 的大关。汇率波动纯属市场行为，根本不是政府操控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指控根本是不成立的，也与 2015 年法案判定规则不相符合。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十条内容基本上涵盖了 “金融战”的全部内容，要么不打，要打就是这十条。我们应对“汇 率战”“金融战”“长臂管辖战”，无外乎也是上述十条。筑牢中国金 融之盾牌，需要我们不仅能应对上述十项内容，还要有反制的能力。

　第三，妥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主要包含六个要点。

　一是全面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是指，有条件的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的结算，即我们买卖他国商品都使用人民币支付。自 2009

　年首次推出以后，跨境人民币 结算在 2010 年达到了 1 000 亿元，2013 年突破了 4.63 万亿元，2015 年更是突破了 7.23 万亿元。

　二是积极开展国与国之间的本币互换。当然，两个国家能够进行货币互换，本质上需要两国相互接受对方货币的使用价值。

　三是建设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例如，在中国香港建成 1 万亿元 规模的交易市场，在英国、新加坡或其他国家再建一个 1 万亿元规模 的市场，总共建成 2 万亿元规模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四是推动人民币大宗物资清算、定价。也就是说，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不再用美元计价，而是用人民币计价。实现人民币计价，人民币就不仅是结算货币了，更成为 计价货币，这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规避人民币兑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