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率2%阻击战

　 不良率2%阻击战

　　回顾即将过去的2015年，与资本市场的跌宕起伏相比，银行股的表现只能用“波澜不惊”来形容。在上半年异常火爆的资本市场中，银行股虽不时也有表现，但基本上属于随波逐流的状态。众所周知，困扰银行股的核心问题是不良资产的风险及对未来风险的不确定性预期。

　中国论文网 /3/view-7184449.htm

　　2015年，随着央行多次降息降准，银行体系内部堆积了大量的流动性，而在风险偏好降低和优质资产稀缺的大背景下，银行业面对不可控的资产质量风险，大幅增加信贷的动力明显不足。相反，在银行业利润增速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各银行仍大幅计提拨备。

　　中信建投认为，当前银行业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不良贷款余额的大幅增长和银行体系内部的流动性过多。由于在上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银行体系承担了较多的信用风险，而在经济转型期的当下，其增加信贷的主观意愿相对审慎也在意料之中。因此，只有银行体系存量和增量的信用风险得到缓解，银行增加信贷的意愿才会随之提高。

　　另一方面，随着无风险利率的不断下降，目前的社会融资成本率已经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从数据上看，随着银行贷款利率的持续下降，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社会平均融资成本率基本已下降到4.65%左右。可以预计，管理层2016年仍将在政策方面继续加大力度降低银行业的信用风险，力促银行信贷资金低成本流向实体经济，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目前，管理层推出的具体对策是要打四个歼灭战，即化解产能过剩，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四个方面都将有助于直接或者间接降低银行体系的风险。从宏观层面来看，为了持续实现经济稳增长的目标，政策将逐步落地，2016年信贷资金低成本流向实体经济将成为大概率事件，如果经济增长能基本稳住，则经济基本面下行对银行业的负面影响因素则会消除，那么，银行股估值抬升的理由也将更加充分。

　　社会融资成本率下降背后

　　中信建投沿用之前的模型预测对社会平均的融资成本率进行了测算，2015年社会平均融资成本率下降1.1% ，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社会平均的融资成本率已经下降到历史低点，预计2016年下降的趋势依然存在，主要是融资结构和贷款利率的变化。除此之外，非金融机构的加权平均的贷款利率也在持续下降，截至三季度末，该利率已下降到5.7%，尤其是票据融资利率和住房按揭贷款利率的下降更为明显，票据融资利率下降到4.3%，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降到5%。

　　如果我们将社会平均融资成本率分拆为无风险利率和贷款风险溢价，可以发现，无风险利率在持续下降，目前已下降到2.47%左右，而贷款风险溢价却维持在高位，达到3.23%。2015年社会平均融资成本率的下降主要来自无风险利率的下降，而贷款风险溢价则在持续提高。

　　从2015年上市银行公布的报表来看，贷款风险溢价的提高主要是银行体系积累的不良贷款余额在持续增加，这些风险被转嫁给贷款客户。降低贷款风险溢价成为宏观政策主要的着力点。如果2016年贷款风险能明显下降，则社会平均融资成本率将继续下降。按照历史数据来分析风险溢价可知，贷款风险溢价最低为2.2%，当前贷款风险溢价存在1%左右的下行空间。

　　在经济下行趋势没有缓解的前提下，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仍然严重承压。数据显示，自2012年三季度起，银行业整体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均进入了上升通道，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银行业整体的不良贷款余额已达到1.18万亿元，不良贷款率达到1.59%，关注类贷款余额也不断攀升至三季度末的2.81万亿元，关注类贷款占比达到了3.68%。与此同时，银行业平均拨备水平却在不断下降，2015年9月末，银行业拨备覆盖率已下降到200%以下，达到190%，未来，拨备覆盖率的下行空间越来越窄。对银行业而言，化解信用风险仍是2016年市场重点关注的问题，银行核销转让不良资产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根据GDP同比增速的对应，中信建投预计，银行业不良贷款增速将在38%-43%的区间范围内，平均约为41%。2016年，不良贷款余额将继续提高，预计不良贷款余额增加4800亿-5400亿元。到2016年年底，不良贷款余额预计达到1.6万亿-1.7亿元之间。假设2016年新增9万亿元贷款，贷款余额总计85万亿元，则不良率将逼近2%。不良资产增加的压力未减，银行处置不良的渠道也将打开，如每个季度加大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加快不良资产的打包出售，增加清收的力度等。目前来看，银行能做的就是稀释不良贷款余额，首当其冲就是存量贷款的风险处置。

　　目前来看，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中涉及的可供质押的信贷资产是优质资产而非不良贷款，此举与解决银行坏账问题关系不大。不同于美国版QE的初衷，QE是美联储直接购买商业银行表内的次贷相关资产即所谓有毒资产，从而缓解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压力。如果管理层将信贷资产质押标的进行扩容，即将不良贷款作为抵押品，则银行业在存量不良贷款处置方面至少又多了一条新路径。

　　不过，美国版QE的实质是以美联储为主导的购买资产的行为，而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则不同，它始终都是银行机构依照自身的信贷需求所做的决定。通过纳入不良贷款作为抵押品，为银行提供了处置不良贷款的渠道，尤其是针对具有有效信贷需求的银行机构，受制于拨备和流动性压力，可以降低不良余额，在释放拨备的同时，将不良贷款转换成现时的现金流，适应信贷投放。该方式更适用于在经济已出现拐点，而不良压力缓解滞后于经济两三个季度的这样一个窗口期间，银行机构的信贷需求已经复苏，但不良贷款的压力仍备受束缚，因此，通过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的方式可以为银行获取流动性提供一个新的渠道。

　　此外，存量贷款风险的化解还可考虑地方性资产管理层公司的扩容，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目前的资产管理公司都是中央直属的公司，资产处置权主要集中在银行总部，未来如果试点区域能继续放开，从目前阶段的15个区域扩充到全国范围，则会加大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如果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进一步引入民资，包括前述的互联网处置平台等，则会进一步加大银行业处置不良的动力。目前，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处置资产的方式主要被限制在债务重组的方式上，未来如果能像传统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一样更多样化地进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则会更容易实现扩容和规模的扩大，也能够接手更大量的不良资产的处置。

　总之，设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利于盘活存量、化解风险，当前中国金融不良资产转让市场，由长城、信达、华融和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经营。随着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获批，未来有望打破“四大”的垄断格局，有利于打破不透明的资产管理市场，使各家公司在处理不良资产时形成市场化定价。对于银行体系而言，通常打包出售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折扣率约为30%左右，而市场化的定价有利于提升银行打包出售不良资产的折扣率水平，即提升不良资产的售价。

　　国际经验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美国在处理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过程中，采用的存款保险制度是事前监管模式，颇为成功。在事前监管模式下，存款保险机构除了拥有对危机银行的综合处置权外，还将得到足够授权对承保的存款机构风险进行评价和监测，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下，还可以在危机银行倒闭前采取行动，对其进行接管或使其关闭。由此可见，在事前监管模式下，存款保险机构具有极大的权限。

　　若粗略估算，假定费率预期在万分之二到万分之三左右，按100万亿元存款算，需缴纳200亿元到300亿元给存款保险基金。由于仍在初始阶段，单纯来自于保费方面的积累规模较为有限，起始设立中可能是由中央财政出资，据原本的计划显示，将会从本年度四季度开始执行收费，目前可能考虑到银行业绩压力，可能会像金融机构“营改增”一样，时间点向后延迟。目前可以预期的是，财政对于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初始设置中，包括进行出资，并且明确该机构在不良管理、预警和处置等领域的责任，参与银行体系监管，加强对金融系统风险监管，对于化解资产质量风险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增加信贷投放意愿是关键

　　随着经济增长于2015年不断下行，名义GDP增速已接近2009年的低点水平。从增长动力结构上看，消费、服务业仍保持较高的增速，增长压力主要来自出口与投资。从稳增长政策的角度来看，出口增长与国际经济环境、国内成本上升、汇率贸易条件相关，改善需逐步稳步推进。无论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还是从房地产投资来看，下行趋势都非常明显，如何对冲将成为当前宏观政策的直接发力点。

　　回顾2015年主要的稳增长政策，可以看到管理层发力的主要领域在基建，其思路是通过加快项目审核、加杠杆、开放特许经营等方式在基建领域进行直接刺激。但基建产业链较短，除了对冲传统相关过剩建材行业产能外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2015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房地产相关政策陆续出台，管理层主要从信贷、税收、户籍等制度上促进销售的回升，但从实践上看效果较为一般。截至10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86亿平方米，比9月末增加2122万平方米，房地产业去库存压力仍然较大，对银行业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近期，管理层首次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房地产去库存成为市场关注的核心政策取向，个税抵扣个贷利息等较为激进的方案也开始渐行渐近。

　　从目前各项政策的实践效果来看，政策对宏观经济托底的效果非常明显，基建投资上升迅速，一、二线城市房地产销量回暖，这些都有效缓解了经济的下行压力。但目前的问题是，固定资产及房地产投资仍处于下行通道，经济增长的形势依然严峻。中信建投据此判断，稳增长政策在2016年仍会继续加码，且改革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大，基本路径同样为当前的“基建+地产”双轮驱动，其中房地产业由于产业链较长，对耐用消费品、建材装饰等产业链的拉动效果更佳，其将被放到政策托底经济宏观调整思路中更显著的位置。因此，若2016年经济发展仍未见好转迹象，则类似2008-2010年的“基建（四万亿）+地产（房贷7折）”的强力组合的政策出台的概率较大。

　　回顾200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固定资产投资的疯狂增长带动了配套信贷资金的急剧扩张，新增人民币贷款在2008年四季度就放出了天量，2009年新增贷款余额10.5万亿元，是2008年的两倍。2010年1月，央行采取了“差额准备金率”和“限贷令”的方式对放贷过猛的银行加以限制，随后银行资产的扩张由表内转为表外，此举导致银行理财和银信合作的崛起，直接促进了银行非标资产的大发展。

　　根据中信建投的预计，管理层在本次稳增长的手段上并无太多新意，与前期相似的概率较大。由于宏观政策的目的在于托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此次政策的力度将小于2008-2010年，总体上看，社会融资仍将迎来一轮扩张，银行信贷也将会受到基建和房地产产业链融资需求的支撑。具体而言，银行信贷增量主要来自：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融资需求（含PPP类项目）、政府主导的新兴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政府以产业基金等形式撬动的高端制造等项目）、优质房企的开发贷款以及房地产按揭贷款。

　　从信贷投向上分析，除了稳增长政策影响下融资需求总量扩张之外，其他影响因素还有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投向、债券发行的提速以及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策略。

　　国家通过政策性银行引导的产业投资在2015年所起的作用日渐加大，预计2016年政策性银行仍会冲在稳增长的第一线。由于政策性银行的投资标的通常为商业银行优质贷款项目，而配套融资通常由政策性银行自行完成，商业银行仅能以银团贷款等形式少量参与其中，这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需求有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

　　由于连续降息及资产荒，2015年债券发行成本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国家鼓励发债等直接融资行为，如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了《关于简化企业债券审报程序？？加强风险防范和改革监管方式的意见》，提出简化企业债券申报程序，鼓励信用优良企业发债融资。加之债券较信贷在信息披露等方面拥有一定的优势，企业债券尤其是高信用等级政府、国企的债券融资额将会出现大幅的增长，这对信贷的需求会有所分流。

　　此外，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策略也会影响银行信贷投放意愿。银行资产质量风险仍在持续暴露，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而言，银行对信贷投放将会更为审慎。政府信用背书基建项目、大型国企、优质房企、按揭贷款、新兴产业等优质信贷资源将受到银行欢迎，但缺乏政府信用支持的社会投资，银行可能放贷意愿较低。

　总体来看，稳增长政策（基建、地产）派生的信贷需求多数为银行放贷意愿较强的项目，对2016年银行信贷增长有较强的支撑，虽然有政策性银行、债市等因素的负面影响，但2016年全年信贷较2015年仍将保持温和增长，预计全年新增信贷规模在12万亿元左右。

　　不良率上升趋势何时扭转

　　无论如何，不良资产的风险都是2016年银行也无法回避的核心因素。如上所述，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银行业不良贷款额为1.189万亿元，不良率为1.59%，拨备余额为2.26万亿元

　　数据显示，从2012年起开始，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不断攀升。截至2015年9月底，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已破万亿元，其中2015年前三季度增加不良贷款近3437亿元。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开始缓慢回升，直到现在，这种上升的趋势仍未缓解。

　　银行资产质量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银行资产质量的内在变化主要看贷款减值准备金的变化。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银行业资产减值损失较2015年年初新增了3000多亿元，累计达到2.26万亿元。与此同时，银行业拨备覆盖率却开始下降，从2012年末至2015年三季度末，随着不良贷款开始逐季核销拨备被用来稀释递补，不良拨备覆盖率不断下降至目前190%左右的低点。

　　假设2015年新增的3437亿不良，按照190%的标准来计提拨备，应该增加的拨备为6530亿元，但是从2015年年初到2015年三季度，银行业拨备仅增加了3082亿元，从而其中核销的不良资产达到3448亿元。在这种假设情形下，估计到2015年上半年，银行体系将会继续加大不良资产的核销力度。

　　考量银行业资产质量风险的另外一个指标是拨贷比，该指标从2011年开始实施以来，监管效果非常良好，2011年以来，银行的拨贷比始终高于2.5%的监管要求。2015年前三季度分别为2.96%、2.98%和3.04%。

　　临近岁末，2015年的信贷增量基本已尘埃落定，预计到2015年年底，银行体系的贷款余额约为76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约在1.25万亿元，不良率约为1.64%-1.65%。众所周知， 银行不良贷款会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而增加，一般而言，不良贷款往往滞后经济增速两、三个季度。2015年经济增速不断下行，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也将不断累积，而2016年不良贷款增速将大概率继续提高。

　　此外，随着2015年国家对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和转型速度的加快，这必然会导致来自这些行业的不良贷款的增加。银行基于经营压力被迫极大力度进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如2015前三季度均加大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同时加快不良资产的打包出售，增加贷款的清收的力度，这些举措无疑都将稀释不良贷款余额。

　　2015年前三季度，银行业新增不良贷款3437亿元，根据测算，核销了接近3448亿元的不良贷款，毛不良贷款新增达6530亿元。虽然不良核销力度将在2016年继续加大，但目前来看，2.26万亿元的拨备余额完全能够支持。

　　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分析，2016年不良贷款余额继续提高的概率较大，中信建投预计，2016年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增加4800亿元-5400亿元，到2016年年底，不良贷款余额将达到1.6万亿元-1.7万亿元之间。假设2016年新增贷款11万亿元，贷款余额总计87万亿元，则不良率将逼近2%，大致的不良率范围在1.84%-1.95%之间，与2015年年底相比，不良率继续上升。

　　不过，从基本面来看，2016年银行业要面对三件大事，包括混业监管框架落地，房地产去库存以及不良资产的处置。

　　混业监管是老生常谈的问题，2015年有了实质性进展，混业经营格局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未来混业监管框架的主要意义是防范系统风险和交叉风险。对银行业而言，重点的突破在于银行能否获得证券经纪业务和投行业务牌照，银行介入其他非银行业务的空间将大大拓展，改革的力度也比以往加强。

　　混业监管框架落地后，银行的受益点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低估值银行从事了高估值业务类型，按照分部估值法，中长期看，有助于提升银行业的整体估值;其次是混业监管加强后将降低混业经营带来的交叉风险和系统性风险，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对银行业而言有积极意义。

　　房地产去库存政策的主要意义在于解决增量的不良贷款，降低不良贷款生成率。房地产去库存既是稳增长的重压支柱，同时又是化解房地产行业信贷风险的主要措施。房地产投资的乘数效益显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不良新生减少对银行是重大利好。房地产去库存政策的着力点在增加住房信贷需求，如降低首付、降低税费、动用财税手段，实行按揭利息抵扣个税等。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难度，但是该政策若实施效果立竿见影。

　　不良资产处置的主要意义在于解决困扰银行业许久的存量不良贷款问题，目前1万亿元以上的不良贷款，1.59%的不良率，而且区域分布不同，部分地区更加严重等凸显对于这些不良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化解其风险。只有存量不良的风险得到化解，从而导致银行信贷意愿增加，贷款风险溢价才会下降，信贷资金才能够低成本流向实体经济。

　　如果2016年银行业加快不良贷款处置后，银行将“两端受益”，存量和增量不良贷款的减少，将抬升银行股估值，同时，此举还能降低信用成本，增厚银行业的整体业绩。2016年银行业净利润能否实现正增长，主要看信用成本的变化趋势。采取有效措施加快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后，银行像2015年这样为新增的不良贷款增加的拨备将会减少，信用成本也会得到控制，市场才会看到银行资产质量趋势变化的真正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