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老舍与老舍伦敦

　 伦敦的老舍与老舍的伦敦

　1924年9月14日，一艘来自远东的客轮慢慢驶入泰晤士河，停泊在蒂尔伯里码头。疲劳的旅客们忙于收拾行李上岸。在这些旅客中，就有时年25岁的老舍。他受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邀请，独自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将要在异国他乡进行为期5年的任教生涯。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京派”作家之一，老舍以其作品中的“京味儿”受到大众认可。老舍出生于北京，后辗转天津、上海、济南、青岛等多个城市工作、生活。抗战爆发后，老舍逃出北平沦陷区，来到重庆北碚，并曾赴美讲学。1949年以后，老舍定居北京。然而，老舍生命中的一段异国工作与生活经历，却鲜有提及。这段经历，不仅使老舍感受到一个老牌欧洲工业强国的傲慢与偏见，对老舍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老舍是一位出生于清末民初的满族人。晚清以降，大多数满族人已经从先前的权贵阶层迅速沦落至最低生存线。许多人不得不靠沿街乞讨、捡垃圾或者充当人力车夫度日。在汉族人口占有压倒优势地位的中国，“种族革命”成为推翻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最便捷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民众往往被旨在鼓动种族革命的前八个字感染，而把更重要的民主制度建设意味的后八个字置于脑后。

　　辛亥以降，许多满人因成为“排满”口号的牺牲品而惨遭杀戮。留下来的满人，尽管做好迎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心理准备，但他们缺乏必要的谋生技能。靠一技之长残喘度日的满人发现，要克服社会普遍认为的他们不属于中华民族的意识偏见，融入到时代氛围中，只有在生活习惯方面尽量“去满族化”，淡化民族色彩。

　　老舍幼年感受到的社会对满人的歧视，一方面塑造了老舍敏感的民族心理和长期的精神压抑，使老舍在前半生坚持不在公众面前谈及自己的满族身份；另一方面，也使老舍始终关注车夫、巡警、艺人、工匠、妓女、小商贩这一类带有民族及历史特殊性的弱势群体的凄苦遭遇。

　 1926年，老舍在伦敦寓所。1924-1929年，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教师。

　　老舍属于现代中国的第二代知识分子。这代人目睹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政治革命以及社会与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彼时的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儒教帝国，转变为一个被现代政治理念武装的新国家。而京城满人在民国初年的不佳状况，使他们对纷至沓来的种种激进浪潮，都保持距离，更愿意以旁观者的身份冷眼相看。

　　1918年，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被任命为京城一所小学的校长，后升任为劝学所劝学员，负责一个区里的小学教育。尽管老舍一直没有离开教育界，但他的心理与“五四”时期激进的青年学生有相当的距离。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有置身事外之感，也给老舍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使他日后面对异域文化时有着深切的体验和独到的感悟。

　　感受英国式傲慢

　　1924年夏天，老舍得到燕京大学英国籍教授艾温士的推荐，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华语讲师。当老舍刚刚到达伦敦时，得知他的住处和已经来到英国并且正在牛津攻读学位的好友许地山在一起，他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开始缓和下来。尽管狄更斯笔下的伦敦还是以混乱、肮脏的集市和浓重的雾霾著称，但初到伦敦时，伦敦周边地区的荒凉景色与城市的清洁、秩序，给老舍留下深刻印象。

　　老舍也感受到英国人身上的傲慢与偏见。一个周末，公寓同住的人全部外出了，中午吃饭时只有老舍一人。饭厅的女佣为侍候单独的客人而无法放假心生懊恼。老舍深知此情，便告诉女佣说晚饭不来吃了，女佣轻蔑地冷笑说“太好了”。此事给老舍留下很深的印象。老舍在伦敦时期三易其居，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崩溃与罪恶的一面，以及被这种制度逼迫出的个体的冷漠与独立的精神。

　　义和团事件之后，英国开始加强对华利益侵夺。正当士兵、使馆官员、企业家各色人等纷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扩大他们的在华利益时，在大英帝国的首都，华人街逐渐发展了起来。受到“黄祸论”思潮的影响，一战时期，欧洲社会对于大量廉价华工劳动力涌入的恐惧体现在小说创作中，他们将华人街描绘成集赌博、吸毒、卖淫等各种罪恶行为于一体的聚居地。

　　纵观1920年代英国的小说、戏剧和电影，都充满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负面表达。在伦敦的中国移民，也由此生活在长期的人身侮辱之中。老舍在工作生活之余也偶尔与周围的华人朋友去“中国城”（华人街）喝酒谈天，在那里管窥到华人在伦敦生活的多彩面向。这些经历日后均成为《二马》的创作素材。

　　1920年代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是在菲斯波里圆形广场的一座前身为伦敦学校的大楼里。它正式成立于1917年，1938年改为亚非学院。东方学院没有入学门槛，“有的是七十岁的老夫或老太婆，有的是十几岁的小男孩或女孩。只要交上学费，便能入学。于是，一人学一样，很少有两个学生恰巧学一样东西的……教授与讲师都没法开一定的课程，而是兵来将挡，学生要学什么，他们就得教什么”。

　　在老舍眼中，最规矩的是成批的军人学生，最坏的则是中等家庭出身的银行实习生。日常授课任务十分繁重，尽管每年有五个月的假期，但只要有学生愿意上课，老师也必须教。因此，老舍在伦敦的几年内很少离开伦敦，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他每天从早上十点到晚上七点要在这里上课，假期和周末也常来这里读书和写作。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大院的幽静，为他提供了理想的写作场所，累了，他可以到下面的公园里去休息散步。

　　《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与《二马》等几部作品，均创作于此段时期。尽管前两部小说在伦敦完成，但其内容与语言形式均离不开北京的方言与传统习俗。而《二马》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在伦敦东方学院的工作与生活经验，这是一部显示中国人在一个他们诅咒了数十年的国家的首都真实生存状况的小说。

　在《二马》中，老舍塑造了几个典型人物：到中国做生意而变得粗俗不堪的商人亚历山大，到中国传教的伊牧师以及跟随他的伊太太，代表老派中国人的老马，代表新一代趋新、思想激进的年轻中国人小马，以及较为敦厚、感性的英国人温都母女。

　　老舍不仅将在伦敦感受到的民族屈辱用旁白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也批评了在他看来英国人普遍存在的傲慢、种族歧视以及狭隘的爱国主义。老舍从普通英国人的日常行为中，敏锐地洞察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思想所造成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心态，并以特有的京味语言，描述了西方文化凭借话语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体现出中国现代作家独立思考和探索创新的精神。

　　伦敦的中国文化名人

　　20世纪的最初10年，在伦敦先锋派艺术家中掀起了一股对东方的兴趣，这一兴趣源于对维多利亚时代保守、僵化的彻底失望，西方式的现代与进步的观念被普遍质疑。老舍在伦敦工作期间，正好是现代主义在英国发展的高峰时期，中国提供了一种为殖民者反思欧洲文化的角度。

　　与此同时，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在引进吸收西方先进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同时，对外努力翻译儒家经典、宣扬中国文化精神，撰写以中国为题材的学术学位论文，译介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与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传播中国绘画书法艺术，传授汉语知识，介绍中国本土宗教，构成20世纪上半期中外跨文化交流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伦敦大学每年都要举行一些定期的面向公众的学术演讲。1926年11月17日，老舍应邀在东方学院做了“唐代爱情小说”的主题演讲，讲座获得了成功。老舍开始在伦敦的华人圈子中建立名气，也开始感受到欧洲人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仰慕。

　　老舍一生中的几次出国经历使他名扬海外，他的作品在海外广泛传播。2003年，老舍1925至1928年间在伦敦居住过的圣詹姆斯花园的故居，被英国遗产委员会挂上了“蓝牌”，老舍也是唯一一位被伦敦遗产委员会挂牌的中国文化名人。旅行者对于异域文化的选择，总是偏好与本土文化最接近的部分。

　　老舍在伦敦的经历，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并且最终对中国现代性的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老舍作为现实主义作家被真正接受，源于他在193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作品。尽管老舍在伦敦期间阅读了大量19世纪以来西欧现实主义文学家的经典作品，他的小说结构也明显受到在伦敦的阅读经验的影响，但是在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对白话文的自觉运用则要追溯到唐代爱情故事、晚清的小说叙事模式等本土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