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城隍》看蒲松龄的救世情结

宋金民 朱秀敏

（1.滨州学院 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山东 滨州 256603；
2.滨州学院 人文学院，山东 滨州 256603）

在《聊斋志异》的不同版本中，《考城隍》一直都处在第一篇的位置。但明伦说,“立言之旨，首揭于此”“一部大文章，以此开宗明义”①注：本文《聊斋志异》原文皆引自蒲松龄著，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年版。，认为《考城隍》在宗旨上首领全书，蒲松龄把《考城隍》置于篇首是有特定用意的。对于其用意，强调“仁孝”几乎是研究者（但明伦、何守奇、岳巍等）的共识，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只是陈述了世俗的平庸观念”[1]186，“有所寄托，纪念叔父”“假借冥司，批判科举”[2]42等。以上观点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常以“吾儒家”[3]1036自居的蒲松龄来讲，《考城隍》真正体现的还是儒家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与担当，这是士人救世情结的自然流露，“盖以振厉斯文，事关名教；
表彰盛迹，责在儒生”[3]1103。蒲松龄以文载道，以道济世、救世，通过自己的创作来挽救世道人心，充满了一个传统士人批判与建设的双重热情。

科举是选官制度的代称，在古代几乎是士人步入仕途的唯一道路，自然也就成了古代的读书人实现拯时救世、匡扶正义等理想的唯一途径，但是，科举这条道路在蒲松龄的时代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以满腔的悲愤刻画了当时科场的暗无天日，本应该是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却成了考官招财进宝的门路，成了一次次选拔庸才的表演。《叶生》中，“文章词赋，冠绝当时”的叶生，却屡战屡败，久“困于名场”；
《司文郎》中，朴实忠厚、文章被前朝名家称许的王平子竟然落榜，而言行浅薄、文章庸陋不堪的余杭生居然高中。科举考试选出来的不再是人才，而是庸才，作为未来的执政者，这些庸才显然承担不起治国理政的重任。如此，科举考试不仅实现不了选贤任能的功能，而且毒害了读书人的心灵，败坏了社会风气，蒲松龄认为选官制度的程序一定存在某种欠缺，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于是，《考城隍》中，蒲松龄“又加上‘考’的情节，并用‘考城隍’作文眼，引人注目”[4]87。对于考的原因，蒲松龄在《于去恶》篇解释道：“此上帝慎重之意，无论鸟吏鳖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内帘用，不通者不得与焉。盖阴之有诸神，犹阳之有守、令也。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
再司簿书十数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字耶！阳世所以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在蒲松龄看来，科举只是让读书人步入仕途成为一种可能，但究竟是否有真才实学，能否担当起治国理政这份重任，还是需要再进行一次考试，由考试的成绩来断定。

但是，阳世“陋劣幸进”“英雄失志”的原因，还不是因为考官见识浅陋，黑白颠倒，良莠不分，这才使科举考试才成了一场自欺欺人、侮辱大家智商的游戏。《于去恶》篇，学子们哀叹考官胸无点墨，“数十年游神耗鬼，杂入衡文，吾辈宁有望耶！”《三生》篇中，秀才向阎王告状，要求将考官“抉其双睛，以为不识文之报”。这样的考官，不识才却爱财，于是，考场贿赂公行，以“财”取“才”。《考弊司》中的司主虚肚鬼王，公然纳贿，把索贿当成惯例，逾期不交则例割髀肉。《僧术》篇中黄生，认为“十千可惜”，只向井中投下一千来收买“冥中主者”，结果本可以考中进士的黄生只能“以明经终”。阴间与阳间的道理并无不同，在蒲松龄看来，阳间考试初衷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考试的具体执行者（主考官），如果要真正实现科举制度的功能，那就必须清除科场中的蠹虫，起用公平正直的考官。所以，蒲松龄“并不否定科举制度，而是批判无知、无能、无耻的考官，描述其给考生带来的伤害，和对公平、公正、识才、赏才、爱才的考官的赞赏、祈望”[5]39。蒲松龄呼唤的正是《司文郎》中的阎罗、《于去恶》中的张巡环一般的人物，表达了建立起考风清廉、公平清正的取贤制度，实现作者选贤任能的治国构想。

阳间考官浊眼不识英才，阴间却不缺公平、公正的考官，蒲松龄的理想只能寄托于另一个世界的神鬼天帝来实现。于是，《考城隍》中蒲松龄以关公作为本次城隍考试的主考官，就是从考官层面上以关公的忠义、刚毅等性格来确保科举的公平、公正，从而实现科举选贤任贤的功能。阴间不缺公平公正的考官，缺的是城隍，宋焘不是因德行或功业有功于人世而被直接任命为城隍，而是天帝主动设置考场，并让阳世的宋焘、张生来考。既便如此，城隍的产生还是需要经过选拔，用考试作为评判的手段，并以道德题目“有心无心”作为考试内容，可见，阴间的选拔考试注重的是应试者的德才，体现的是以德考德。答卷中因为“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一句话，宋焘得到了关公在内的诸神的认可，被录用为河南某地的城隍，体现了考生宋焘的德行之厚、意境之高，说明阴间的考试是完全以对儒家道德理论的理解作为主要评判标准。

《考城隍》中，蒲松龄关注了城隍这一主宰力量产生的具体过程，从考官、考试过程、考试内容、评判标准等每一个步骤上，都体现了蒲松龄对当下科举考试的思考。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蒲松龄作为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的道义良心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使然，《考城隍》写的虽然是阴间的考试，表达的却是对阳间科举考试选贤任能、经邦济世等功能的期许，这正是古代士人救世思想的重要表现。

另外，在文学或民俗中，城隍一般承担着道德监察、赏善罚恶的职能。因此，《考城隍》中，之所以要考“城隍”，本身也就寄寓着蒲松龄积极参与政治，选贤任能、“修齐治平”的构想与愿望。

《考城隍》中的主人公宋焘在病中做了一梦，梦到自己被差役唤去参加考试，因为答卷中“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句话，赢得了包括关公在内的“诸神传赞不已”，得到了考官的一致赞扬，被录用为河南某地的城隍。“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很自然地受到了研究者较多的关注，赵伯陶认为：“《聊斋》推本仁孝，以《考城隍》为首篇，开宗明义，或有深意，而一篇宗旨，尤在‘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十六字中。”[6]44

“有心为善，虽善不赏”，强调的是善行必须自然而然地发自内心，只有在不经过任何考量，无意识地，也就是“无心”的情况下表现出的善才是真正的善，而有意识、“有心”的情况下去做的善行，即使做了也不应该得到奖赏；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强调的是当人们本能地，也就是“无心”的情况下做了恶事，即使主观的善意带来的却是客观的恶果，但因为是“无心”为之，恶果不是源于人的本心，所以也没必要惩罚。宋焘因为这句话，得到了考官的一致赞扬而被录用为城隍，从中可以看出，阴间的主考官看重的不是考生道德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道德的选择与评价，或者说看重的不是结果，而是动机。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蒲松龄所选择的德乃上“上德”，所追求的善乃是“至善”，是纯真之善，是最高标准的善。《大学》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至善”，只能是“无心”，物我两忘的状况下，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善。

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善与恶界线明晰，难以混淆，也不容混淆，但善恶往往就在一念之间，俗话说“一念之差，善恶两途”。“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强调的是至德、至善，无目的，无心情况下的德与善，有心深寓机巧，无心则纯任自然。《刘姓》篇中的乡间恶霸，死后本应托生为畜，但就因荒年救助过一夫妇，积有阴德，被阎罗放还。但明伦评：“此所谓无心为善，才是真善。”《翩翩》中的罗子浮，面对花城娘子，只要心生邪念，衣服瞬间变成了树叶，这让罗子浮无地自容，但当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邪念，树叶又立即变成了衣服。《聊斋志异》写了许多的“痴”人，“蒲松龄定义‘痴’，乃着重于其为一天生的、来自内在的执着特质，因此痴性之人，其行事取舍，多顺其本我而为，鲜少或根本不考虑社会价值或超我标准。也因此，其行为状态必是出于直觉、率性为之”[7]161，“痴”人最终都有好的结局，体现了蒲松龄对“无心”之善的肯定。

要达到此至善的境界，只能如《礼记·大学》所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所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体现的是蒲松龄对“正心诚意”理想人格的期许。

“诚者，天之道也”，诚是天道规律，做到真正的诚意，心才能不乱而正。所以,“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强调意诚为心正的前提，“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通过意诚去坚定本心，时刻保持心正。天真烂漫的少女婴宁、花姑子，一旦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便生死不渝；
怪癖名士郎玉柱、邢云飞，或爱书或爱石，无不视之重逾自己的生命。《聊斋志异》中，这些正面的主人公或人、或鬼、或狐、或妖，各不相同，但他们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都有一颗没有被世俗污染的纯朴的心，一个纯真的灵魂。

心的本质是至善无恶的，但因为意念发动，一念之间就容易产生各种欲望，只能通过格物去为善去恶，从而达到诚意的境界，格物是诚意的功夫。要达到这种程度的善，需要人们保持独立的人格，以至诚之心去做。正如庄子所言：“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考城隍》中的主人公宋焘之所以能够死而复生，就是因为宋焘的仁孝之心发自至诚；
《贾奉雉》中贾奉雉意识到“竟中经魁”的文章“大非本怀”，不肯牺牲自己的独立人格，于是“遁迹山丘”；
《于去恶》中于去恶听说主考官是“乐正师旷、司库和峤”之辈时就准备罢考，方子晋得知主考官姓名后，便“裹具径出”，中途退考，不允许心中的科举沾染些许灰尘。做任何事心要端正，不存邪念，意要真诚而不自欺。只有意真诚、心纯正，心地端正诚恳，自我道德才能逐步完善，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救世理想。“那种邀买人心，哗众取宠的用心，是不应赏的，而人的善恶，全在于有没有正心、修身的素养”[1]186。

强调正心诚意的人格是蒲松龄不变的价值追求，“蒲松龄的审美理想就是纯朴天真的人性，就是真”[8]57。现实中的蒲松龄也是这样做的，其子蒲箬在《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中说：“唯是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贵显。即平素交情如饴，而苟其情乖骨肉，势逼里党，辄面折而廷争之，甚至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之难堪，而我父意气洒如。”[9]283有德必有勇，正直的人绝不胆怯，作为文弱书生，蒲松龄的侠肝义胆实乃至诚使然。

正心诚意是蒲松龄对科举制度下的文人提出的一种理想人格，他希望读书人不要被一些世俗常情所牵累，而是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这种高洁的品格。蒲松龄根据自己的人生感触，把正心诚意的人格理想寄托在《聊斋志异》中的主人公身上，劝人为善，匡正世俗人心，体现了一个士人拯时救世的情怀。

《考城隍》中，宋焘被录为城隍，同考的张秀才落榜，两人分别时，张生以诗赠别，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一句，但明伦评：“有心为善四句，自揭立言之本旨，即以明造物赏罚之大公。至‘有花有酒’二语，亦自写其胸襟尔。”也就是说，宋和张只是蒲松龄的分身，录为城隍的宋生代表着作者的理想，落榜的张生代表着作者的现实，实际上都是蒲松龄的“自揭”与“自写”，把两者合到一块，这才是真实的蒲松龄。

阴间的宋生因一句话而被录为城隍，而阳间的蒲松龄虽少负文名，19岁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从此以后，屡败屡战，始终没机会一浇胸中愤恨难平的块垒，终困场屋，这就是蒲松龄科举的理想与现实。“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代表着蒲松龄正心诚意人格的理想期许；
而“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这才代表着蒲松龄持之以恒的现实追求。

纵使生活百般滋味,人生需要笑对，尽管蒲松龄终究未能步入仕途，但他不悲观，不颓废，“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有花有酒”固然“春常在”，但“无烛无灯”又何碍，因为“夜自明”，“无烛无灯”即便有些许的无奈，又何尝不是“不过如此”的洒脱！归根结底，无论何情何景，何时何地，蒲松龄心中都“春常在”“夜自明”，这是何等的达观从容！而正是因为这种豁达乐观，才能使蒲松龄在贫困潦倒的生活中和在仕途不顺利境遇下，一直坚忍不拔、持之以恒。

在《聊斋志异》中，文人士子们的人格与黑暗的科举考试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难免孤独、困苦，但他们绝不轻易言弃。《叶生》中，叶生死后，其灵魂还要辅助丁公子考中进士，“借福泽为文章吐气”；
《司文郎》中，宋生死后，其灵魂还要帮助王平子学有所成，是为了借知己实现他生前的夙愿。面对着王平子的失望和无奈，宋曰：“凡吾辈读书人，不当尤人，但当克己。不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当前踧落，固是数之不偶；
平心而论，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经历了人生坎坷、风风雨雨，司文郎道出了饱经沧桑的蒲松龄最深沉的人生感触：吾辈读书人不应怨天尤人，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克己慎独、持之以恒，自己的修养、学问才能更进一步。一个人真正强大是内心的强大！

这就是蒲松龄的真实写照，前途的渺茫，生活的艰辛，并没有浇灭蒲松龄对生活的热情，蒲松龄一如既往地从容淡定，波澜不惊，始终坚持儒家士人积极入世的心态，利用一切有利或者可利用的条件读书、写文、劝世，尽自己所能，教化风俗，谋利乡民。正是由于持之以恒，七十六年的人生旅途虽清冷又贫寒，却著述丰厚，成就斐然，《聊斋志异》无论是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古典文言小说的最高峰，成就了一份属于蒲松龄自己的辉煌。

中国古代的士人从登上舞台的那一刻起，就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这就决定了蒲松龄创作的心态和作品思想的底色。蒲松龄以文劝世、救世，以自己的微薄之力规范现行的道德秩序与等级模式，追求人间的公正合理，社会秩序的稳定，可谓用心良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黄洽认为：“蒲氏将讲‘仁孝’的《考城隍》置于《聊斋志异》之首，则作者的劝世救世之意可谓彰矣。”[1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