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硬脱欧、全球化及逆全球化

　 话说硬脱欧、全球化及逆全球化

　仅将注意力聚焦到英国，全球化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足以让人汗颜，更不用提及疑团密布的欧洲形势乃至纷繁复杂的整个国际生态。一直以来，英国的脱欧路线图饱受关注。英国将会选择以何种方式脱欧，对于欧盟的一体化事业甚至对于欧盟个体国家的政治生态，都具有“震荡效应”。近日，铁娘子特雷莎“硬脱欧”演说，不仅没有使诸多经历长期等待一直悬着的心放下，反而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硬脱欧之“得与失”

　 英国的硬脱欧主要指的是，英国不同意适度放松边界主权、以有条件允许欧盟移民入境为筹码，换取其留在共同市场的特权。硬脱欧较之软脱欧、不脱欧，表现了特雷莎民入境，欧盟自然不会同意让英国拿了好处却不肯让渡部分主权与利益

　 硬脱欧使英国丧失了单一市场的所能享受的区域性特权，丧失欧盟的某些支持项目，甚至可能带来某些地区的“离心力”、危及其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或是导致大部分外来投资大公司流失，然而，也可能给英国带来新的、摆脱区域辖制、独立面向世界的某些利好

　 之所以强调是某些利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的确具有中短期内可视性的利好，例如，摆脱欧盟单一市场的“绳索”，英国可以跟世界上更广阔的国家签订自贸协定（FTA），这些国家可能是在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体，如经济逐步显示复苏迹象的发达国家美国；还有具有广阔市场和增长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和印度。启动和外部世界的FTA谈判，不仅有可能弥补硬脱欧的损伤，还可能与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形成联动效应，而非长期陷入欧盟经济持续低迷的“沼泽地”。原因之二，说是某些利好，还可能存在一些我们短期内看不到的潜在领域，值得发掘。有些领域，需要在欧盟边境外的广大世界里寻找未知机遇；有些领域，则可能是即使不处于欧盟单一市场内、仍可以与欧洲保持深入合作的核心技术创新领域。通过成本―收益核算，欧盟在这些领域无法拒绝与英国合作

　 在这里强调脱欧将会具有一定的潜在利好，是希望给外部世界增添一定的信心，避免区域或相关外部世界市场步入“自我实现悲剧预言”的漩涡。然而，英国本身也好，外部世界也罢，还是得客观全面地看待硬脱欧将会带来的不确定性，做好风险预警与管控。此外，特雷莎12条计划虽然已有了脱欧方案的基本轮廓，但依然需要足够的细节支撑。不仅仅是与欧盟，英国还需要与外部世界重新一点点地、细致地“搓规则”，其间的复杂可想而知。例如，脱欧后的英国需要跟世贸组织就成员资格重新谈判。今后需要面临的诸多繁杂的谈判少不了足够的细节和政策支撑。英国需要准备好足够的心理和智力支撑，具备一定的政策依据和灵活度，这是因为谈判的交易成本将是相当高的 发生在2017年的硬脱欧不仅仅对英国、更将对欧盟带来震荡作用。2017年作为欧洲选举年，整个欧洲的政治风向暂且存在诸多变动性。德国、法国的政治生态具有的变动性最为引人关注。一旦作为区域一体化坚定支持者的默克尔下台，很难保证德国政坛能再出现一位这样的领导者，因此，也就很难保证目前已经步履蹒跚的欧盟能坚持前行，不分家。没有了德国的大量投入，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成员国或许早就离开了。没有了欧盟，欧洲的政治生态将走向何方尚属未知，对世界带来震荡，也将使世界走势更加扑朔迷离。加之特朗普表现出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姿态，让 “全球化事业”步入空前艰难和未知的领域

　 从硬脱欧到“全球化vs逆全球化”

　 与特朗普表现出来明显的反感全球化、建立贸易壁垒不同，特雷莎后于其他人群与地区，紧接着她转了话锋，指出之所以英国采取硬脱欧，恰恰是为了打造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英国”。

　这让以往将英国脱欧视为逆全球化现象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脱欧与全球化、逆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英国脱欧的是是非非似乎更加难以辨明。脱欧是对区域一体化、全球化相伴而生的负面效应（如区域或人群收入分化等）产生的个体反应，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脱欧是英国对以往全球化不适宜方面进行调试的一种尝试，讨论的是“全球化该如何的问题”，而非“全球化是与非的问题”

　 既然谈到全球化，我们的确需要明确一下这个概念的内涵。在完备界定全球化概念的基础之上，我们或许能够更加客观审慎地回顾2016年发生的诸多“黑天鹅事件”，进而理性地展望扑朔迷离的2017年。全球化本身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潮流。它给地理的联通、经济的发展乃至历史的进步做出了并仍在做出着巨大的贡献。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全球化的获益点包括：获得剪刀差、资本全球流动获益、利用主导国际规则打开其他国家的金融与服务市场、利用全球高端人力资本。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使它们利用全球资本成为可能，也使其获得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机遇，同时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经验。当然，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经受了工资上涨速度减缓和收入差距扩大等负面效应；也使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产业遭到冲击。可见，对于任何群体的国家来说，全球化都具备两面性

　 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歇。在历史上每个经济周期的过渡点，我们都能听到质疑全球化的声音。然而，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往往是对全球化的短期震荡，是对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诸多问题挑战的现实反应。面对诸多伴随全球化而出现的题，需要予以诟病的并非全球化本身。例如，导致失业的核心因素可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对简单人力资本的需求减少。应对这一问题并非要诟病全球化，而是要借助创新驱动，发掘新的就业机会，进行人力资本的高级培训。再如，产生全球性金融风险的根源也并非全球化。全球化只是一个工具载体，使全球性金融成为可能。真正导致金融风险的是缺乏监管的金融套利行为等

　 总之，全球化具有工具属性。在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之前，需要认识到，全球化本无好坏之分，而是不同群体在利用全球化这一工具载体的过程中，产生了“是是非非”的外部与内部效应。正如特雷莎的全球化观是否自我矛盾、互相打架，为什么一方面坚持脱欧、寻求独立、自我封闭保护，一方面又说要大力融入全球化，塑造更为全球化的英国。如果从上面的角度去理解，她反对的并非全球化本身，而是在应对诸多全球化伴生问题不利的前提下，探索规避问题的手段；她不是反对全球化，而是质疑究竟“什么样的全球化”才对维护英国利益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她一方面决绝地坚持脱离欧盟，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和其他国家建立FTA、谋求某种其他形式的经济一体化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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