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学意义和局限

　 西方马克思学的意义和局限

　作者简介：?冯燕芳（1984- ），女，河北邢台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学、历史唯物主义及后现代历史哲学。

　　摘 要：西方马克思学是一个意义与局限的集合体。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的升温与中国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正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让它获得生命力。在学术研究上，西方马克思学也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在问题域和方法论上给予中国学者不少启示；但是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解读并非终极真理，其观点和结论是有待考察的，对此进行认真审视将促使我们重新阅读马克思。西方马克思学作为一种思想镜像与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以及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的关系。对待西方马克思学应当避免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两种极端。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学；意义；局限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1-0053-03

　西方马克思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西方马克思学可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和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起源于恩格斯、列宁，在梁赞诺夫那里发扬光大；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主要包括以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吕贝尔开创的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其中，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充满意识形态的偏见，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1］狭义上的西方马克思学是指吕贝尔开创的学院派马克思学研究，包括卡弗、胡克、费彻尔、莱文、洛克莫尔、古尔德纳、里格比等人，但是就是在这个派别当中，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存在很多争论、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比如，在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问题上，有人坚持对立论，有人坚持一致论，有人坚持差异论。目前，被“框到”西方马克思学这个范畴当中的学者并不都是吕贝尔的“学生”，并不都是追随吕贝尔的，很多是独立于、甚至反对吕贝尔的，所以我们不能不加区分地对待。狭义的西方马克思学并没有一个谱系式的发展，似乎是遍地开花，波及英国、美国、法国、波兰等国家。谁是西方马克思学者、谁不是需要我们自己判断、界定。因此，即使是狭义上的西方马克思学，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范畴。在本文中，只论及狭义上的西方马克思学。

　　西方马克思学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通过苏联学者的著作就了解到西方马克思学的有关理论，由于当时吕贝尔针锋相对地批判苏联的解读模式，以至于争论发展成为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论战。当时，由于我们跟随苏联的步伐，因此，也给西方马克思学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并进行全盘否定。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尽管陆续译介了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如莱文的《辩证法内部的对话》、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也有叶卫平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和孙伯?的《西方“马克思学”》等综述性著作和文章出现，但人们依然带着有色眼镜，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定性未曾改变。20世纪以来，随着对“以苏解马”模式的反思，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对哲学提出新要求，国内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学，对它的研究逐渐升温，从全盘否定到逐步吸收借鉴。并有学者发出为“马克思学”正名的呼声，倡导超越苏联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学，建构中国马克思学（倡导建立中国马克思学的教授主要以王东、曾枝盛、梁树发、沈其新等为代表）。主要著作有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等。鲁克俭还主编了一套《国外马克思学译丛》，吕贝尔、卡弗、洛克莫尔、莱文、费彻尔、奥尔则尔曼等西方马克思学家的著作陆续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央党校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定期举办“马克思学论坛”，至今已有大约20届。当然，北京这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态度也不尽一致，但至少能对西方马克思学持辩证的态度，同时，看到了它的意义和局限。也有南京大学的学者们对西方马克思学提出严厉批评，指责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认为他们是要解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送进历史博物馆，抹杀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西方马克思学客观中立的方法论立场也是一种方法论幻象，等等（参见张亮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兴起、演化与终结》，《福建论坛》，2006年第6期；夏娟的《方法论幻象:西方“马克思学”模式的内在意识形态陷阱》，《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周嘉昕的《激荡50年：西方“马克思学”探源》，《福建论坛》，2006年第4期；夏凡的《学园版MEGA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渗透》，《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周嘉昕的《“马克思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哲学研究》，2007年第8期等）。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似乎形成了“南北两派”，两派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态度明显不同，“南派”属于激进派，“南北论战”也已初见苗头。“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的无误的标志。”［2］争论中的西方马克思学正是富有生命力的东西。

　　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升温与当前中国的历史语境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使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获得了生命力。安启念教授指出：“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发展生产力取代阶级斗争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2003年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等一系列战略举措。这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两次重要转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能不能用或怎样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这些新的重大方针？……重新认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当今中国最紧迫的理论任务。”［3］依靠苏联教科书得来的那一套并不能解释中国的社会发展，政治上的重大变革似乎并没有带来哲学上的革命，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甚至还要滞后于中国的现实。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中国社会发展对哲学提出的要求都在召唤一种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西方马克思学作为对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研究，与中国社会、理论发展的要求合拍，西方马克思学作为“他者之镜”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被唤醒，获得了生命力，重新出场。杨耕教授强调，马克思哲学中存在着许多长期以来被搁置、被抑制乃至被遗忘的成分，而西方马克思学对这些被抑制乃至被忽视的思想或“异质成分”的研究，往往又契合着当代重大的现实问题。［2］因此，西方马克思学在中国的升温与中国的现实是密切相关的。

　　在学术领域，西方马克思学也给予中国学界不少冲击和启发，促使我们重新阅读马克思，国内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的思潮多少受到了西方马克思的影响和启发。当前，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两个马克思甚至三个马克思的探讨，并没有超出西方马克思学的问题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反思、回应、论辩甚至反驳。西方马克思学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都给予我们启发，“并不仅限于哲学领域，还涉及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国外(西方)马克思学者在诸如异化、剥削、正义、道德、意识形态、乌托邦、人性、人的需要、宗教、阶级、国家、资本主义起源、亚细亚生产方式、唯物史观、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市民社会、共同体、人的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危机、利润率下降规律、(价值向价格的)转化问题、全球化、现代性、女性问题、生态、辩证法、马克思一黑格尔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马克思的思想来源、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等问题上都有大量深入的研究”［4］西方马克思学对上述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文本依据，并且带给我们巨大的思想冲击，颠覆我们过去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这为解读马克思提供了“他者之镜”。在审慎地看待西方马克思学提出的问题、观点过程中，扩展了国内学者的理论视野，凸显了部分问题域。因此，重读马克思成为内在要求，从而构建中国马克思学也更近一步。

　西方马克思学者坚持用“客观中立”的方法论立场去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试图恢复马克思的本来面目，这个“初衷”非常令人钦佩，但是完全中立地去阅读马克思是不太可能的，没有人能作为一张白纸去面对马克思的文本。面对马克思文本的时候，我们的前见、先见、潜意识都会不由自主地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取舍，然后我们的意识和取舍到的文本会发生一种化学反应，而非物理反应，一个马克思形象就由此建构了起来。“没有哪条路是没有意识形态迷雾的,没有哪个概念是完全透明的。探索马克思文本的原初意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5］尽管张立波副教授是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谈的，但作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中存在同样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是明明白白的，但作为马克思的读者却并非“一尘不染”，因此，对马克思的阐释也就有了多种方式。“回到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成为神话，我们只能无限接近马克思，而不可能真正达到马克思，这是一个极限。读到本真的马克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甚至不太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学读到的马克思也并非本真的马克思，也并非“终极真理”，而是马克思的衍生形态。因此，西方马克思学的某些观点、结论是能够讨论的。“西方马克思学看到了某些合理的事实，但往往又进行了不合理的阐释”［2］，或把问题推向极端，如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论、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论，等等。西方马克思学中也存在一些理论陷阱，有待提高警惕，认真审视，辨别真伪，重新思考。

　　西方马克思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尽管西方马克思学的出场与中国社会发展召唤一种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很大关系，但是，西方马克思学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难以承担起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形态的历史使命，也不可能推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不要让西方马克思学背负沉重的负担，也不要对它寄予太多不切实际的厚望。西方马克思学由于它自身的局限性，作为对马克思著作、思想、版本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解读马克思的问题域、方法论，作为我们解读马克思的“他山之石”，已经有很大意义。不仅西方马克思学难以承担起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历史使命，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性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诸多外来文化思潮都难以承担这项使命，这项使命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来完成。何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形态”？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具有中国特色，其次是“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拥有100多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数以万计从事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应当把这项使命交给西方马克思学。并且，这样一个国家应当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话语主动权”，至少要同西方研究马克思的进度同步。即便建立中国马克思学，也要建立在超越的基础上。

　　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更不是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能够推动得了的，它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有人因此指责西方马克思学把马克思送进了历史博物馆，抹杀了马克思哲学最主要的革命性。这种指责没有看到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最明显的分工：文本研究和当代解读。有一部分学者从事文本研究是必须的，文本研究是当代解读的基础，当代解读要依据文本，必要的时候还要不断地回到文本，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也正蕴含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读”中。但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是有争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还有没有现实的根基？从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情况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可以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那么为何还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强调这种革命性还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西方马克思学是病毒、病菌，这当然对我们警惕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陷阱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对西方马克思学仅凭主观臆断、道听途说或追随苏联的意识形态论战，就全盘否定、拒之千里是缺少学术责任感的；固步自封、自我欣赏不是一位学者应有的学术态度，这样只能落后于同时代的异国学者；大谈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性，而无视他们提出的问题、无视他们对问题的解答方式及文本依据，也是不可取的。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否定，并不是“扭过头、背着脸嘟囔几句”，指出它的意识形态性就完结了。超越西方马克思学，所要做的是就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找到立论的文本依据，让文本说话，与他们进行学术论辩，以增进我们自身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如果西方马克思学是一种病菌，那么也是一种有益菌，能够帮助消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被抑制的问题，对于解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有一定的意义；如果西方马克思学是一种病毒，那么也能起到以毒攻毒的作用，能够打破以苏解马、以恩解马的神话，但是这种赞美也要把握一定的“度”。我们可以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对某些具体观点的阐释，但他们提出的问题、解答问题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引领我们继续深入阅读马克思的文本。正如杨耕教授所说：我们并非完全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或结论，但我们不能不敬佩这些思想家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所进行的认真探索；我们未必非常欣赏由这些材料所构成的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燃起我们继续探索马克思学说的激情。［2］

　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态度，要避免两个极端：全盘否定，看不到有益因素；全盘接受，迷失自我。所幸的是，国内大部分学者在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问题上，看到西方马克思学中的“是与非”、“意义和局限”，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与西方马克思学者展开交流，进行对话。因此，中国不会摆脱了苏联模式，又陷入了西方马克思学的膜拜当中。□

　参考文献：

　［1］吕贝尔.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

　［2］杨耕.重现马克思哲学“令人震惊的空间感”《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的出版缘起［J/OL］.http://www.省略/content/2010-01/27/content_1049414.htm.

　［3］安启念.“马克思学”在中国:从冷落到热捧［J/OL］.http://www.省略/content/2010-01/27/content_1049414.htm.

　［4］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其对中国马克思学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5］张立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局限［J］.哲学研究，2008（1）.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