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地坐以待毙:坐以待毙

　　直面疾病的时候,有一种肉体的顽强,那是在和一种特别凶恶的癌症进行英勇搏斗时,表现出来的坚忍勇气。约翰・戴蒙德否认自己拥有这种勇气,在他看来,并非人人都要做抗癌勇士,他写的书《因为胆小鬼也会得癌症》,也同样受到人们的欢迎。
　　这位英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和播音员,伦敦传媒界的大腕,曾是《伦敦时代》专栏作家,话题无所不涉:旅游、雪茄、车、传真机在现代生活里的角色、一瓶好威士忌在男人生活里有多重要……直到有一天,他在专栏里写到,他脖子上的一个肿块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他没把自己描述成那种勇敢的英雄人物,但也绝非一个倒霉蛋、“可怜的我”。他坦白了一些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不太正面的细节,比如他在宴会上用自己的病作为武器,他经常暴发愤怒,同时又掩饰不住内心的虚弱。书中的字里行间还贯穿着他尖锐的思维。比如大家习惯的抗癌模式化思维是,似乎只有“在癌症中求生存才是唯一正确之选”,而那些死了的人只是没有尽自己所能去努力而已,对此他做出了尖刻的批评:“我很蔑视许多人给癌症强加的战争比喻。我的憎恶、我的反感,其实与和平主义没什么关系,而是憎恶它背后的道德意义:只有那些和癌症英勇斗争的人能生存下来,或者说理应生存下来,而那些不能和癌症英勇斗争的则活该失败。”
　　在他47岁死于癌症时,甚至有一些人评价:“他没有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在面对死亡时也不够勇敢。”“得了癌症后,他没有积极地治疗,所以死于癌症。”在传统意义上,在我们赋予对抗癌症的战争意义上,他不是一个“抗癌勇士”,他没去参加这场和疾病的战争。但他一直坚持着一种“智力的勇气”。在读过他临终前还在写作的书《万灵油和其他成见》后,我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就像书的序言里介绍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勇气,而约翰・戴蒙德毫无疑问是最具有这种勇气的人之一。这就是智力的勇气:坚守你的智力原则的勇气,甚至是在濒临死亡,强烈地被廉价的安慰所诱惑、似乎就要背弃的时候。”
　　约翰・戴蒙德给人们展现的其实是另外一种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坚守自己的智力原则,选择自己面对疾病的态度。面对疾病,做回自己。他没有怒斥光明的消逝,没有怒斥凶险的癌症,没有怒斥残酷的命运。他只是在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
　　他要揭穿这样一种貌似安慰的可怕炮弹:“当西医几乎要失败,甚至可能要放弃我们的时候,‘另类’奇迹治疗正以非理性的安慰面貌出现。”
　　约翰・戴蒙德想要告诉人们的是,对那些病急乱投医、迫切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病人来说,当病理学家宣读了他的咒语,当病人听到了X光、CT扫描和活组织检查的神谕,希望变得非常渺茫的时候,当医生两手一摊双肩一耸时,以上这些神奇的传说就开始盛行了,而它们多半是乘虚而入的骗局。
　　病人越绝望,它们骗到的人就越多。许多最不诚实疗法的推动者,是被“想帮助别人”这种最诚实的愿望激励的。他们固执地缠着那些重病患者,他们冒昧而急切地拿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药丸和药剂,这种行为表现出的真诚掩盖了他们所推销的骗子对金钱的贪婪。他们说:“试试吧,说不定有效呢!”
　　约翰・戴蒙德患上癌症后,听到大量这种善意的奇迹疗法的建议,这些非理性的医学迷信(或叫安慰)几乎淹没他。而这个以坚守自己的判断力为原则的人,自己用智慧去检查这些主张,寻找支持它们的证据,但没找到。不仅如此,他更看到了它们所唤起的虚假希望可能具有更大的破坏意义――他至死都抱着这种诚实和清晰的洞察力,去捍卫真正的医学。
　　[讴歌,医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学系,毕业后赴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抗结核药物课题研究一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血友病的基因治疗研究两年。2002年回国后投入抗肿瘤生物类新药的临床开发。2006年出版《医事: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2007年出版《协和医事》,两本书均引起医生强烈反响,她希望构建医生与患者的双向沟通和理解,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
　　(摘自《医事: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
　　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