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地生态保育成效的居民感知及态度研究——以中国福建武夷山为例

许进鎔，查瑞波，周丽萍

(1.福建师范大学文化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2.智慧旅游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 350117；
3.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世界遗产地是指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的具有普遍价值、稀缺性、不可代替的文化和自然财富．所以世界遗产地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科学以及旅游经济价值，并由于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游客．但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政产学界在过分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世界遗产地的生态保育，使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针对以上问题，人们逐渐开始重视对世界遗产地的生态保育，追求人与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界遗产地生态保育过程中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的居民，其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感知状况，可以直接反映生态保育的有效性．通过研究其对环境变化的感知也有助于完善世界遗产地生态保育的科学决策．因此，在探讨世界遗产地旅游生态保育建设问题时，遗产地居民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及态度是一个重要且不可缺少的研究维度[1]．

武夷山作为一个生态旅游地及世界双遗产地，积极守护着“双世遗”的金字招牌．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武夷山政府以生态可持续的思想不断推动武夷山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响应十九大号召，力争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先行者．在此过程中，武夷山采取了诸多生态保育措施，而这些生态保育措施的最终成效和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的居民的态度紧密相关．武夷山是一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地，即武夷山不仅是自然遗产，也是文化遗产．居民也是遗产地中的一部分，如果损害到居民的利益，将影响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让人和生态环境和谐相处显得异常重要．从这一角度出发，调查了解居民对世界双遗产地武夷山的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态度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通过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武夷山管理部门进行旅游生态保育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旅游生态保育理论研究体系的完善．

1.1 居民感知及态度方面

国内外对居民感知和态度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研究了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感知和态度[2]．最初的研究更加关注居民对经济方面的感知[3]，后逐步发展到对社会、文化[4-5]、环境[6]等其他方面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展开了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感知的研究[7-8]，尤其是在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这一问题[9]．如居民感知和态度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10-11]、相关因素以及不同因素之间对旅游业的影响关系[12]．也有些学者结合实证进行分析，对乡村、城市和其他类型的旅游目的地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3-14]．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范围和视角不断扩大，产生了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分类[15-16]、居民感知和态度时空差异比较[17]、动态变化[18]和对特定节事或风景区的感知等多个角度的研究．目前，中国关于当地居民旅游感知的研究，大部分针对的仍是普通旅游地，对世界遗产地这一特殊旅游目的地的研究主要是以游客感知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居民感知的研究较少[19]．Jamie等[20]基于居民对环境变化的感知，认为社区居民的参与有助于科学认识当地旅游生态环境现状，有利于保育旅游生态环境．乔斌等[21]基于对宁夏党家岔湿地自然保护区农民的调查，认为不同背景下的农户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感知度存在明显偏差，且具有片面性，这一特性是影响保护区生态保育质量的潜在风险，并因此提出：倾听农民声音、鼓励农户参与党家岔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育治理的对策．

1.2 世界遗产地旅游及生态保育方面

18世纪晚期的欧洲，就已经出现了遗产地旅游活动，而针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献的观点各有不同．主要包括对遗产地，遗产地的政府、社区、组织，遗产旅游者，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的研究，遗产地旅游活动的管理等．Teo等[22]认为随着遗产地游客的逐渐增多，由于保护意识的缺乏，遗产地的原貌会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破坏，使其真实性降低，且游客也无法真正认识到遗产地的内涵与价值．Lowethal[23]认为，遗产旅游是一种“怀旧”，已得到升华，且发展前景十分广阔．Aworth等[24]则指出遗产地旅游与其社区居民是互相促进、共同获益的关系.遗产地在吸引旅游者的同时，使得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Cevat[25]研究了遗产旅游对地方发展的影响，为地方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颜丽丽[26]则提出世界遗产旅游开发应遵循：重视世界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科学规划当地居民收益、提高社区参与力度、依法保护与开发等原则．

综合分析，以上有关文献的研究结果还存在一定的不足：(1)国内关于居民旅游感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普通旅游地，对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则多为游客的感知，对当地居民感知的关注较少，因此对世界遗产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
(2)目前，关于旅游生态保育的理论多以定性描述为主，定量分析与实验、实证研究较少.但这一理论正在不断发展，其拓展将依靠更多新事实的探索与验证，只有从大量的实践中总结，才有助于丰富和深化相关理论．

2.1 案例地概况

武夷山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位于福建省北部．它包括4个保护区：东部风景名胜区、中部九曲溪生态区、西部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和闽越王城遗址保护区．1999年12月1日，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名录》，是世界人民共有的宝贵遗产．它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世界遗产地，第四个被列入世界双重遗产的单位．武夷山是世界同纬度地区最典型、最大、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它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是珍稀濒危物种的栖息地，也是生物进化的一个突出范例．多年来，环境生态保护一直是武夷山的立业之基．武夷山景区是一个集娱乐、教育于一体的世界级森林生态保育景区，其既能够满足游客休闲娱乐、亲近动物的娱乐需求，又通过教育环境建设提供生态保育的教育体验，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然而，随着武夷山知名度日益提高，居民数量的增多和游客数量的增长，旅游开发程度不断加深，景区内渐渐出现人地矛盾问题．2016年8月，福建武夷山景区被原国家旅游局予以严重警告处分，通报指出，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景区交通管理混乱，“野导游”现象严重，竹筏漂流项目存在变相强迫消费、庸俗讲解，厕所革命滞后等．近年来，武夷山市深刻意识到生态建设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排斥、不束缚，并选择通过生态的良性循环，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积极实施生态保育措施，是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多年来，在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管理上，武夷山市采取了许多生态保育措施，如：2009年，对世界遗产地的核心区域即自然保护区进行封闭式的保护，严格管理；
同年，对景区内公路进行改造，对景区实行管护式管理等，逐渐建立起了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科学发展构架．

综上所述， 以武夷山为研究案例地，有助于促进世界遗产地旅游生态保育的相关研究. 深入关注与探索世界遗产地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及态度的结果， 也值得其他世界遗产地借鉴.未来其旅游发展与旅游生态保育之间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且从其利益相关者——武夷山居民角度出发，解读武夷山景区生态保育成效， 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2.2 研究方法

2.2.1 问卷与量表设计

通过发放问卷收集数据，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和研究实践，将武夷山市居民对世界遗产地旅游生态保育的感知及态度划分为对旅游生态保育的了解程度、体验感知程度及态度3个主要维度去考量，并使用问卷星APP设计填写问卷[27-30]．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武夷山市居民的人口学基本特征和其他详细信息，调查问卷第一部分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居住时间等；
第二，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的了解程度，问卷设计的问题包括“您对旅游生态保育是否有所了解？”“近年来，您了解到的武夷山市政府采取的生态保育措施有哪些？”等；
第三，居民对武夷山市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及态度，问卷所设计的问题包括居民对景区道路状况改善、植被覆盖、正面宣传、开发管控等方面变化的感知程度，以及对武夷山市开展旅游生态保育的态度等．根据Likert五点量表，设计回答选项(1—5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5个选项)，来测量居民的感知．

本次调查中，对一些不使用智能手机的中老年人居民以访谈的形式向其发放纸质问卷(针对不识字的中老年居民，采取方言询问的方式代填)；
对使用智能手机的居民通过微信群聊等渠道发放网络问卷.为消除被调查者对回答的偏见和敏感，在问卷前言中向被调查者说明本次调查仅用于学术研究．本次问卷共对武夷山市居民随机发放140份，回收133份．共收回有效问卷129份，不包括随意填写、逻辑错误明显的问卷．

2.2.2 数据处理

利用问卷星应用直接将问卷数据导入SPSS 18.0软件，对采集到的有效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分析．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其次，对具有相关性的重要变量进行了差异性分析和均值比较分析．

3.1 武夷山市受调查居民人口属性的统计性分析

武夷山市居民的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属性是影响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和态度的主要因素．表1为被调查居民的人口学基本信息，由表1可知，本次填写问卷的居民中，男女比例保持均衡，接近1∶1；
从年龄结构来看，以18—40岁的青年居民为主(62.8%)，其次是41—65岁的中年居民，占总样本的20.9%，66岁以上的老年居民占12.4%，18岁以下的少年居民占比最少(3.9%)；
从文化程度来看，大多数为高中学历及本科学历，占比分别为26.3%与35.7%，被调查居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
从职业及收入结构来看，主要职业为公司职工(33.3%)，学生、教师、服务人员、农民占比相当(均为10%～11%之间)，还有少部分个体职业者(9.3%)、公务员(7.0%)、退休人员(4.6%)等．受调查居民大部分为中等收入群体，月平均收入在2 000～4 000元占比39.5%，大部分集中在6 000元以下(94.6%)，月收入超6 000元以上的居民仅占5.4%；
从居住时间来看，被调查居民在武夷山市居住的时间跨度较大，居住25年以上占18.6%，居住2至5年占29.4%，居住不到一年占22.5%，其中大部分为年长的居民和少部分从出生起就居住于此的年轻人．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样本结构基本合理、随机、理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符合研究需要，适用于具体分析论证．

表1 被调查居民的人口学基本信息表

3.2 武夷山市居民对当地旅游生态保育的了解程度的分析

武夷山市居民对当地旅游生态保育的了解程度主要包含：对旅游生态保育是否有所了解、对武夷山市被“亮黄牌”警告事件是否知晓、对武夷山市采取的生态保育措施都了解了哪些内容(见图1)．

3.2.1 统计性分析

由统计数据可得，在旅游生态保育的了解状况方面，被调查居民表示对这一概念有所了解的人数不足半数，占总样本的47.3%，52.7%的被调查居民表示完全不知晓；
针对“2016年8月，原国家旅游局对武夷山景区处以严重警告处分，并限期6个月整改”事件，被调查居民中仅55.8%的居民表示知道这一事件，44.2%的居民表示完全不知道．

在大量收集相关资料后，本文罗列了6项武夷山市在景区内采取的颇具代表性的生态保育措施：划定林业生态红线，加大对乱砍滥伐的惩处力度；
颁布规定，严格管控景区内的开发建设等活动；
对景区内外居民及游客进行生态保育知识的积极宣传和教育；
逐步控制进入景区的车辆和人员，控制景区环境承载力；
加强对景区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完善及健全景区规章制度．从图1可以看出，被调查居民中，对“颁布规定，严格管控景区内的开发建设等活动”“对景区内外居民及游客进行生态保育知识的积极宣传和教育”这两项生态保育措施有所了解的居民人数比例最多(分别占比67.4%和66.7%)；
其次，超半数被调查居民表示了解“划定林业生态红线，加大对乱砍滥伐的惩处力度” “逐步控制进入景区的车辆和人员，控制景区环境承载力”这两项生态保育措施(均占比58.9%)；
再则，对“加强对景区内工作人员的培训及管理”“完善及健全景区内的规章制度”这两项生态保育措施有所了解(分别占比41.1%和33.3%)．

图1 被调查居民对武夷山市采取的旅游生态保育措施的了解情况

由图1可知，武夷山市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了解程度偏低，这表明旅游生态保育的思想理念在社区居民中还没有普及，而且居民对当地旅游生态保育发展工作也不够重视．同时，从“居民了解各措施的人数占比低”这一调查结果也侧面反映出政府及相关部门所采取的措施还不够到位．

3.2.2 差异性分析

为探究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生态保育了解状况的差异影响，利用SPSS 18.0软件对被调查居民的人口学基本特征与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的了解这两方面进行差异性分析，采用单因素ANOVA分析(见表2)，分别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为因子，将“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是否了解作为”因变量，结果显示：性别的不同在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的了解上没有显著差异(F=0.005，P>0.05)；
年龄的不同在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的了解上差异较大(F=2.693，P<0.05)．当用LSD(最小显著方差法)分析时，结果表明，年龄段相差较大，对旅游生态保育的了解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年龄在18—25岁和41—65岁居民之间，在对旅游生态保育的了解状况上有显著差异(P<0.05)；
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在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的了解上存在显著差异(F=9.966，P<0.05)；
不同职业的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的了解状况具有显著差异(F=2.953，P<0.05)．

表2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较为年长的居民、学历较低的居民以及务农劳作等工作的居民普遍较少了解与政府紧密相关的工作与政策．

3.3 武夷山市居民对当地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及态度分析

武夷山市居民对当地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及态度主要包含体验感知程度及态度两个方面的内容．对当地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主要包括：对道路状况、植被覆盖、水源水质、动植物保护、景点开发等方面是否感到有所改善与提升等；
对居民态度的调查主要包括：武夷山市是否需要采取旅游生态保育措施、居民是否支持武夷山市进行旅游生态保育、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否对其观念产生影响等．

在本次研究中，对生态保育成效的体验感知按5个感知等级(完全不同意、基本不同意、一般、基本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予1分、2分、3分、4分和5分的分值．根据式(1)计算出每个评价指标的体验感知平均分值Ki．

Ki=[(1×Ai)+(2×Bi)+(3×Ci)+(4+Di)+(5×Ei)]÷N,

(1)

式中，Ki为第i个指标的体验感知平均分值；
Ai、Bi、Ci、Di、Ei分别为选择第i个指标为“完全不同意”、“基本不同意”、“一般”、“基本同意”、“完全同意”的人数；
1到5分别代表1分到5分的分值；
N为有效调查问卷数，本次研究中，N=129．Ki值最低为0分，最高为5分．

3.3.1 统计性分析

表3列出了被调查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体验感知程度，以及每个评价指标的体验感知平均分值．绝大部分被调查居民对“景区内道路状况得到一定改善”的观点表示同意，也有少部分居民表示不同意；
对于“景区内植被覆盖有所保持与提升”这一观点，大部分被调查居民表示同意；
针对“景区内水源与水质安全得到保证”的观点，在129人的总样本中，有51人持中立态度，73人表示同意这一观点；
对于“景区内野生动植物景观受到更多保护”及“景区内旅游景点开发乱象有所限制”的观点仍是大部分居民表示赞同，只有极少数被调查居民回应不同意该观点．道路状况评价指标的体验感知平均分值为3.91分，在5个评价指标中分数最高，这表明居民在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中对道路改善的感知程度是最深切的；
其次是对景区内开发乱象有所整顿与限制的感知较为深刻(开发乱象有所限制评价指标的体验感知平均分值为3.75分)；
而水源评价指标的体验感知平均分值为3.62分，分值较高但落于其他4项评价指标之后，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水源与水质”这一评价指标的体验感知不及其他指标的感知深刻．

表3 被调查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体验感知状况表

表4为被调查居民对武夷山市实施旅游生态保育的态度，针对居民对武夷山市实行旅游生态保育的态度调查，本文从3个维度进行调查分析：武夷山景区是否需要进行旅游生态保育、对武夷山景区中实行生态保育措施支持与否、进行生态保育是否对居民行为产生影响等．在询问居民是否需要进行武夷山景区的生态保育时，绝大部分被调查居民认为武夷山景区比较需要进行旅游生态保育(占比87.6%)，1.5%的居民则认为不太需要进行旅游生态保育；
在调查武夷山市进行生态保育是否对居民的行为产生影响时，39.5%的被调查居民表示自愿接受这一理念，并做出相应行为，29.5%的居民则看重这一理念，表示这已内化为其自身的价值观念，21.7%的居民表达他们能够服从政府及相关部门下达的指令并遵守，9.3%的被调查居民表示武夷山市进行旅游生态保育并没有对其行为产生影响．

综合表3数据结果，可以看出武夷山的绝大部分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状况良好，对各评价指标的感知平均分值均在3.6分以上，但仍有极少数被调查居民表示对此完全不认可．表4的数据结果反映出武夷山市居民对实行旅游生态保育的态度主要是积极支持的，并且生态保育措施对大多数居民的行为、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

表4 被调查居民对武夷山市实行旅游生态保育的态度情况表

3.3.2 差异性分析

从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的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和态度有一定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居民的人口学基本特征差异、居住此地的时间长短差异、居住在景区内外的差异、是否以景区内旅游业为生计的差异等，都会作用于居民，造成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及态度的不同．为探究以上因素在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及态度上是否产生显著差异影响，利用SPSS 18.0软件中的“转换-计算变量”将数据中的5个评价指标的简单算术平均分值命名为“成效感知综合分值”，来整体反映被调查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综合感知情况，并采用单因素ANOVA分析，分别将居民的人口学基本特征、居住时间、经济来源是否依赖景区内旅游业(即是否以景区内旅游业为生计)等作为因子，将居民的“成效感知综合分值”“对武夷山市是否需要进行旅游生态保育”“对武夷山市进行旅游生态保育是否支持”等作为因变量.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居民感知方面，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基本特征的不同在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的感知上均无显著差异(显著性均大于0.05)；
居民居住在武夷山市的时间长短则在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的感知上存在显著差异(F=2.755，P<0.05)，尤其是在对道路状况改善、动植物景观保护提升、景区内开发乱象有所限制这3个维度的体验感知上的差异显著(分别为F=4.951，P<0.05；
F=2.676，P<0.05；
F=2.921，P<0.05)，图2更加直观地体现出这一特点.LSD(最小显著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本科或大专”学历的居民与 “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居民之间，在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状况上有显著差异，尤其是在道路状况改善这一度量指标上(P<0.05)．居民态度方面，武夷山市居住的时间长短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武夷山景区中实行生态保育措施的态度具有显著差异(F=2.492，P<0.05)；
而本次调查问卷数据显示“是否以景区内旅游业发展为生计”在居民对武夷山市进行旅游生态保育的态度问题上并没有产生显著差异(F=0.052，P>0.05)．

图2 不同居住时间居民各指标成效感知折线图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居住在武夷山市时间较长的居民对当地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正面感知程度相对较高，表明在当地定居时间较短的居民往往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崭新的状态，产生的可能是一种短期内的体验；
相比之下，在当地居住时间较长的居民则会从一个整体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和感受．居民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也客观导致其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感知的差异，这表明学历较低的居民，也许受其教育背景、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感知强度偏低．此外，从“居民的经济来源是否依赖景区内旅游业发展并未导致其对进行旅游生态保育的态度产生显著差异”这一调查结果来看，武夷山市居民普遍支持当地进行旅游生态保育事业的发展．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可能是因为在发展旅游生态保育事业的过程中，除了产生经济效益外，它还将带来社会、环境、城市文明与文化效益，因而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普遍支持．

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是主体对客体的理解．本研究中，主体是武夷山市居民，客体是中国福建武夷山世界双遗产地.居民是武夷山世界双遗产地最基本的生活、生产单位，是当地社区发展的基本细胞，其对旅游生态环境的感知一定会影响武夷山旅游生态保育事业的发展．

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武夷山市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情况了解不充分，旅游生态保育的思想理念在社区居民中还没有普及，且政府及其居民对当地旅游生态保育宣传工作也不够重视;(2)年龄、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导致其对生态保育的了解程度有着较大差距，中青年、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生态保育情况越了解;(3)武夷山的绝大部分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状况良好，且对实行旅游生态保育的态度主要是支持的;(4)居民居住时长使其对旅游生态保育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

总体来说，福建武夷山从1999年被评为世界双遗产地后至今进行的旅游生态保育工作值得肯定，但从调查得到的结果来看，措施的针对性及实施力度还有提高与改进的空间．本文通过以上调查结果，提出了如下相关建议.

4.1 加大旅游生态保育工作宣传力度，增强居民旅游生态保育意识

居民具有一定的旅游生态保育意识是开展生态保育工作的基础，针对居民对其了解程度低，参与意识薄弱的问题．虽然武夷山市有实施宣传教育工作，如配置科普标识牌，让居民及游客更好地了解并参与到旅游生态保育工作中来，但居民仍存在对此了解不足的情况，这说明宣传及教育工作也应重视其科学合理性．因此针对居民对旅游生态保育工作了解不足的现象，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开展旅游生态保育工作的宣传及教育的力度.首先，针对不同特征居民存在不同定势思维与认知能力的情况，应系统地、循序渐进地向居民普及旅游生态保育的知识和理念，为社区居民解决疑惑.其次，可以向其普及旅游生态保育的基础知识及法律法规，引导居民正确参与当地旅游生态保育工作，共同建设更加和谐、美丽的旅游生态环境．

4.2 科学规划实施旅游生态保育方案，切实保障各方利益

武夷山市的绝大部分居民对当地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感知状况良好的这一结果，可以反映出，武夷山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展的多项旅游生态保育工作是扎实推进的，并由此产生了良好的成效.根据表3结果，按高等级标准改造公路，以改善道路状况.划定林业生态红线多级管控区，以改善植被覆盖.建立保护站及监护系统，以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措施等，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存在极少数被调查居民表示对武夷山市开展的旅游生态保育措施完全不认可的现象．反思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或许是由于政府及相关部门在照顾到大多数居民利益的时候损害到了极少数居民的个人利益．例如，景区限制车辆停放，造成交通不便和居民停车困难等．也或是因为道路改善而破坏了一些原有景观，而引起居民不满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开展旅游生态保育工作的过程中，要重视保育规划的科学布局，实施系统的保育方案.以人为本，倾听当地居民的看法和要求，在重视保障每一个居民的切身利益的同时，正确开展旅游生态保育工作.听取各方人士的意见和看法，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实现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平衡，保证旅游生态保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优化．

4.3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旅游生态保育工作力度

根据居住时长而导致的感知程度差异的这一结果，能反映出当地采取的旅游生态保育工作还未足够贴近每一个居民的生活，使得不同居民对其具有不同程度的感知体验.而能够完全充分感受到武夷山市旅游生态保育成效的居民人数仍较少，这也体现出政府在旅游生态保育方面的努力还不够．鉴于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大以上各项旅游生态保育措施的施行力度，并针对调查中居民感知较弱的指标，重点加大其相关保育工作的力度.如重点关注景区内河流水源处的水质问题，科学培育河流两岸的林木生长，以提高水源水质安全等．并且从中也可看出这些措施多为持续性较长的工作，因而对其进行长期性的监督是极其必要的．如推进茶山整治、改造茶园、管控湿地公园保育区和恢复区重建、适时加固摩崖石刻等历史原貌，以进行生态修复等，皆为长期性工作．此外，2016年，武夷山景区受到通报警告，被“亮黄牌”事件的发生，也反映出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工作做得不够，重视程度不足.因此在监督与管控方面，政府应有所加强，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加大旅游生态保育工作的开展力度，并对其加强实时监督，严惩不合规行为等．

4.4 健全旅游生态保育相关法律与地方性法规，重视工作人员的综合教育与培训

任何政府工作的进行都需要相关法律的支持．从福建武夷山被列入世界双遗名录至今，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了《福建省武夷山市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2002年)，武夷山市制定了《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2年)、《武夷山生态旅游规划》(2012年)、《武夷山市林业生态红线划定实施方案》(2015年)、《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试点实施方案》(2016年)等.这些法律条文为当地旅游生态保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与反馈．但随着当地旅游生态保育工作的进行和变化，各种相关法律、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为了提高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应当根据当地情况和地方环境及居民特点，完善地方法规及规章制度．在掌握生态变化趋势的同时，实时把控旅游生态保育工作的顺利进行，以保证取得理想的效果．而2016年的“黄牌警告”事件，清晰反映出景区内存在管理层对景区管理工作不够重视及服务人员个人素质低等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景区内管理人员应重视景区全面发展，加强景区员工的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例如，服务技能培训和旅游生态保育知识教育等，引进高层次、高水平人员助力景区发展，这不仅能够提高景区内游客的体验效果，也有助于景区开展旅游生态保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