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故事的规训策略：革命青年如何成长——方纪《山城纪事》《意识以外》的批判反思

袁洪权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当代中国文学史最大程度记住方纪，是因《挥手之间》。作为一九六〇年代以来中学语文重要的课文，《挥手之间》曾对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和八〇后的人文精神塑形产生过影响。《挥手之间》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10月号，因它写的是特定历史中领袖的生活细节与中国命运之走向追叙，不管在政治还是文学上都是重大的社会主题。1963年9月作家出版社推出散文集《挥手之间》时，这篇经典散文作为书名广泛流传。不过，《挥手之间》遮蔽了方纪丰富的经历，以及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发展脉络中的烙印，“他毕生都被视为边缘人物”[1]。在当下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中，方纪显得并不重要，很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不会提他。

但据王树人透露，从1936年以风季在《今日文学》上发表《游击战》算起[2]，至1998年4月29日去世，方纪的文学生涯有六十二年。这样的作家，其文学生涯、甚至某些文学细节值得研究与关注。更何况方纪在北平文化圈生活过，与京派文学有关联，而他之后的解放区（延安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作家身份，又涉及他的变异过程，这本身是个有趣的学术话题，牵扯京派文学在解放区文学的流变①方纪在个人自述中，讲到他当年怎么受《益世报》《平报》影响，进而对写作产生兴趣。《益世报》《平报》当年是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原本丰富的方纪被冷遇，本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与教学的过失。那么，方纪是怎么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冷落的？

此前的方纪介绍文字有编造痕迹，可信度不高，2003年出版的《晋察冀革命文化艺术人物志》对方纪的生平介绍相对平实：

方纪（1919-1998），原名冯骥，河北束鹿人。中学毕业后到北平求学，对文学发生浓烈的兴趣，并参加“左联”。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受组织委派回束鹿县发动群众抗日。1937年抗战爆发后，曾组织一支游击队随军南下，后到武汉，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9年离开重庆到延安，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协会、文艺界抗敌会和《解放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和写作，曾写过一些散文、小说、诗歌和评论文章。抗战胜利后，离开延安，到承德任热河省文联主席，创办了文化艺术业余学校和文艺刊物《热潮》，发表了《山城纪事》、《张老太太》等短篇小说。解放战争中，先在前线当随军记者，后在冀中党委宣传部、冀中文联、《冀中导报》社工作。在参加土改中写了长篇小说《老桑树底下的故事》、中篇小说《不连续的故事》。1949年到天津，先后任《天津日报》文艺部主任、市中苏友协总干事、市文化局局长、市文联党组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等职。曾为培养工人业余作者和组织工厂史的写作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到西南写下散文特写集《长江行》。1958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提名，参加了长江水文勘察队，体验生活，写成了长诗《不尽长江滚滚来》和《大江东去》。同年还发表了短篇小说《来访者》和描述毛泽东同志1945年赴重庆谈判的散文特写集《挥手之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造成严重病残。1979年全国四次文代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作协理事。1985年出版《方纪文集》五卷。[3]

要指出的是，这种介绍只是给研究者提供线索，真正要加以研究，得花费功夫查找与整理原始文献。这则生平文字，对研究共和国初期的方纪还是很模糊。他这时到底写过什么作品、遇到怎样的挫折，是无人知晓的，包括下面要讨论的《阿洛夫医生》，在介绍中根本不予提及。

方纪属于延安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成长起来的作家。1952年7月10日，《文艺报》批判“十月文艺丛书”，他被点名，这牵涉到共和国初期文艺界的内部清理。方纪的短篇旧作《山城纪事》被重点提到，它收录在《阿洛夫医生》内。《阿洛夫医生》初版于1950年9月，印数两千册，1951年3月再版，印数三千册，定价三千三百元，收短篇三篇、报告文学一篇：《魏妈妈》（短篇小说，1944年12月）、《阿洛夫医生》（报告文学，1944年12月）、《张老太太》（短篇小说，1946年5月21日）、《山城纪事》（短篇小说，1938年8月末创作于重庆，1946年5月改写于承德）。尽管方纪把《山城纪事》置于集子的最后，它还是被批评家发现。从创作时间上说，《山城纪事》确实特殊，它是1942年5月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前的作品，属于文艺界划定的旧作范围。《文艺报》的批判如下[4]：“方纪同志的《山城纪事》，也是一篇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旧作，收在《阿洛夫医生》短篇小说集内。这篇小说没有表现出青年知识分子在反动统治下走向革命的真实过程。也没有表现出革命工作者在蒋管区所进行的艰苦的斗争。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革命事业与爱情看成互相对立的思想，把个人爱情的破灭看成是走向革命的动力。无疑的，这样的作品是不能教育我们青年正确地认识革命的。”很明显，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间成为衡量作家文艺创作的重要分界线①这一点，也可看当时建构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新文学选集”在作品选辑的时间上，有着严格分工。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凡例》，1951年3月。。周扬在1949年7月文代会上就说到，“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5]这就是说，《山城纪事》属于典型的旧作，它与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之后的文艺实践有着本质差别。受《文艺报》批评后，1980年1月出版《方纪小说集》②此书和1979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方纪散文选》，标志方纪在文学界平反。时，《山城纪事》仍不收录。这说明在七十年代末编选小说集时，作家内心深处仍有顾虑。1985年出版《方纪文集》时，《山城纪事》才重新与读者见面，它在共和国文学出版史消失了三十四年。小说到底触犯了什么样的规范？

要真正了解《山城纪事》受批评的原因，还得回到文本上。《山城纪事》的结尾落款写作时间，“一九三九年八月末写于重庆，一九四六年五月改于承德”，最初发表于《热潮》第1卷第2期（1946年6月16日出版[2]。可惜的是，研究者无法看到1938年八月末的“手稿本”，无从了解方纪的修改程度，但据小说结尾的落款仍能让人肯定：《山城纪事》有修改。经历延安整风运动，方纪的文学创作思想发生变化，他说到，“我明确了文学创作的方向和指导思想，增添了创作的力量，要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要加速改造世界观的步伐”[6]，这使他必然按照“文艺讲话”精神的要求，对小说情节进行“修改”。初刊本与文集版（1985年）进行校读，可看到小说有一处明显修改：

初刊本：我默默的在床边坐下，帽子仍旧拿在手里，表示我不预备坐得太久，会妨碍了他们的什么事情。但H递过一支烟来，我燃着吸了。烟雾使室内的空气变得活泼起来，我也感到我当时的处境，是应该为他们来做一点什么的，于是便提议说：//“这样的天气，做点什么玩玩不好吗？”我说着，看了看他们。L正低着头玩弄她蓝毛衣上垂在胸前的两个小绒球。“去看电影吧，L小姐？”

文集本：我默默的在床边坐下，帽子仍旧拿在手里，表示我不预备坐得太久，会妨碍了他们的什么事情。但H递过一支烟来，我燃着吸了。//L正低着头玩弄她蓝毛衣上垂在胸前的两个小绒球。“去看电影吧，L小姐？”

若不认真校读，可能这一修改永远埋没在历史中。①至于手稿和初刊本之间的修改力度，因目前没看到原初的手稿，学界并不清楚。尽管方纪有修改，但它并没有达到所谓的伤筋动骨②“不连续的故事”系列之五《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初刊《人民文学》第3期（1950年1月1日），受到《人民日报》批评后，方纪在小说集出版前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这应看作是小说文饰方面的修改（毕竟新时期文学语境发生变化）。这种修改把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简单化，真正清理了人物心理的复杂。

读《山城纪事》可发现，方纪写的是女青年L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其梗概为：曾经为重庆大学学生的男青年H，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以思想罪开除学籍，他转而在重庆一家书店编辑，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同学的妹妹L正和他谈恋爱，但此时L的哥哥（也是H的同学）却成为三青团要人，L经常打听H友人的情况，导致H内心很痛苦。H很爱恋L，但在革命理想信念和浪漫爱情面前，他不得不痛苦地忧郁。“我”刚好在雾季下雨的一天去看H，碰巧遇见L，看到两个年青人在痛苦中相互煎熬。H告诉了“我”关于L的纯洁与革命追求，但他仍旧害怕L的哥哥对她的政治影响力。在观看电影后陪送H回寓所的路上，“我”在他的寓所门口看到了一个晃动的黑影（指暗探）。一周后，L来找“我”谈了她的哥哥将抓捕H的消息，她冒险来救H，但这行为并没有救起H，最终H被捕。一个月后L给“我”来了一封信，告知H已经牺牲，她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前往“阳光普照的西北高原”（暗指延安）。小说刻画的真正立足点，显然在女主人公L的身上，故事的结局是还算光明：女主人公L最终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被组织认可后，派往革命圣地（延安）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按照中国当代小说类型来说，《山城纪事》属于革命历史小说的范畴，但它不是新政权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质素的革命历史小说。

尽管小说写的是革命发展过程中的故事，方纪在文集版中还有修改，它并没有真正切合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要求，因为小说创作时间受限。它是1942年5月之前的作品，被批评家判定为旧作，并不是共和国以来革命历史小说的内涵，“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归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7]2。新的革命历史小说，必然以“文艺讲话”为指导，特别讲求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个标准上来衡量，《山城纪事》至少还停留在旧作水平上，某种程度上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服务的。

《山城纪事》描写的是抗战期间陪都重庆革命青年如何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女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这里面，必然包含爱情和革命，它又属于“革命+恋爱”小说。“革命+恋爱”小说的始作俑者是蒋光慈曾创作过大量的小说，风靡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期，那时的作家们更注重于革命与爱情的纠葛，但最终主人公们都走上了革命道路（特别是男主人公的成长）。方纪的《山城纪事》中革命与恋爱，却是以牺牲男主人公H为基础的。他的写作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相比有很大差异，但也有其潜在影子。尽管有“革命+恋爱”小说的基本模式，方纪并没严格按照三十年代的小说理念进行建构。比如，决裂作为革命者成长的必然环节，其革命过程的描写是作家们着笔最为丰富之处①我曾留意到这类小说写作，决裂场景对小说的建构有着重要影响。袁洪权，袁高远：《“决裂”：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的悲壮场景》，《西昌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在《山城纪事》中是看不到的，包括对女青年L的成长的悲壮场景描写，都显得非常平淡，并没有三十年代之前的悲壮场景，更没有那种让人震撼的决裂场面。其次是共产党的领导者形象，《山城纪事》是缺失的，至少我们看到女青年L的成长，并没有依托于共产党领导，更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她对爱情的忠贞。或许，方纪根本就没考虑那么多，而是简单地传达出革命者的成长经历。但这样的叙述方式，很容易导致它被批评家反驳，因为它遮蔽了革命的悲壮与神圣，和共产党对革命青年成长的领导作用，对教育当代中国的青年会产生负面影响。《文艺报》的这种点名批评背后，可以看出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存在（这更呈现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

《山城纪事》小说的结尾，女主人公L最后去了战时的红色革命摇篮——延安。那么，她接下来的命运是如何安排的呢？方纪有没有自己的文学构思，甚至是后续的文学创作？读方纪的回忆文章《新的起点——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我的〈意识以外〉》《长江自有浪花在》，可惊异地发现：他当年确实是想建构系列小说，与《山城纪事》形成某种对应。这篇小说就是《意识以外》，初刊于《文艺月报》第14期（1942年4月15日）。也就是说，《意识以外》才是真正的旧作，而且深藏在作家内心深处，他一直守口如瓶。1985年6月《方纪文集》出版时没有收录，说法是“这篇小说现在我手头没有存稿，有关资料恐怕已经很难再查到了”[6]，显然这是托辞。

《意识以外》的故事梗概曾被王昌定概括为：“一个热爱文艺，希望从事文艺工作的青年女共产党员，被组织上分配到当时极为需要的护士岗位上，她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工作，但思想上却有痛苦、有矛盾，因而对整个医院的环境（‘黑石门’上的‘白字’，‘秃了顶的老柳树’在院中映出的‘黑影’等）以及周围的人，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情绪。”[8]其实，小说主人公不仅仅是产生了“不愉快的情绪”，而是“生病”了，她患上了歇斯底里症。同时还要注意的是，小说的主人公K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革命青年。在《意识以外》中，只出现过革命组织（或革命政党），但没有出现真正的共产党员，更不是周良沛在《近思方纪》中描述的“早在延安，方纪为他的短篇《意识以外》的‘轰动效应’还是风光了一番的作家。小说写到一位党员女医生为自己的政治条件而择偶的苦恼，也是坐着写自己和夫人的初恋，却被批判为‘宣扬人性’、‘诬党性束缚人性’。”[9]

值得注意的是，《意识以外》一直埋藏在方纪内心深处，始终没有在共和国初期岁月中被他主动提及。从故事梗概来看，《意识以外》接续的是《山城纪事》中女主人公L的后续故事，不过主人公变成了K。L成为故事的隐形主人公，去延安后因其有美术特长进入了延安鲁艺美术系。而K也是具有艺术特长（爱拉小提琴）的革命青年，本想从事文艺工作，却被革命组织安排到“××疗养院”做护理。不管是L还是K，在延安这个地方曾患过精神病。这前后两个女青年的成长故事显得特别有意义，至少表达了方纪某种关联性的文学思考：《山城纪事》和《意识以外》作为姊妹篇小说的文学价值。

这里就产生疑问：为什么方纪一直隐藏《意识以外》这篇小说呢？直到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他才回顾《意识以外》的创作情况，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四十周年（1982年），他写作了《新的起点——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对小说的内容有所交待，“我的小说《意识以外》，写于一九四一年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小说写的是一个刚刚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参加革命不久的女青年，她对革命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因为她会拉小提琴，所以一心想搞文艺工作。但组织上却分配她到医院当护士。于是就产生了个人利益与革命需要的矛盾，在她的内心形成了强烈的苦闷，尽管如此，她每天还是积极的工作，努力完成自己的本质任务，以最大的毅力压抑自己内心的苦闷。但由于长期忧郁，最后患了精神分裂症。”[6]为了迎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纪念，方纪的发言中规中矩。第二次，是为《书讯报》写专题文章“我的第一本书”（1985年），专门谈及他的《意识以外》：“我的创作道路是不平坦的，经历过多次的坎坷和挫折，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想谈谈自己四十年代初在延安写《意识以外》这篇短篇小说的创作思想，以供一些爱好文学者之鉴戒。这是我青年时代一篇不成熟的作品，现在已经找不到原稿了”[10]。若真要查阅原稿，还是能够找到，只是他不愿意再提及，这才是方纪的真正想法。第三次是方纪最后一次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文章《长江自有浪花在》（1995年），他提到小说《意识以外》，“《意识之外》，是我创作并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在《文艺月报》上刚一发表，有些同志向我道贺，也有些同志提出了批评，说我主张个性解放，宣传小资产阶级情调”。[11]11-12显然，《意识以外》在方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有重要地位，他把它看作是创作史上的坎坷和挫折。这让人不禁要问，经历四十多年，为什么越到晚年岁月，方纪对《意识以外》的牵挂越重？他对小说内容的记忆又是那样清晰，是不是因为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的缘故？

其实不然。《意识以外》发表后，很快受到批评。1942年6月15日，署名刘荒的批评者在《解放日报》发表《“意识以外”——评方纪〈意识以外〉》，对小说的主题、思想进行否定性评价。刘荒认为，小说的主题“很模糊”，缺乏“积极性”，对医院的描写尽管真实，不过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是否仅仅客观地形象地反映了这个事实就够了呢？”他认为，“《意识以外》所显示的那位看护同志的苦痛是党给予她而被方纪同志同情着呢？抑或是由于这苦痛是这看护同志的脆弱所招致，使方纪同志的同情变成袒护？读者——我，很不容易看得清楚。”进而对小说进行了否定性的判断，“《意识之外》的主题的积极性应该是赞扬在艰辛里克服自己的‘意识以外’的或者意念的人，或者否定这个在克服自己的‘意识以外’的意念时显得脆弱以致歇斯底里的人。”[12]

刘荒的这篇文章，和五天前（6月10日）燎荧批评丁玲的《在医院中时》时的语气、思路有着惊人的一致。燎荧文章的题目为《“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时〉》，他对丁玲的现实主义文学写作提出了严厉批评，“这篇小说的主要缺点是在于主题的不明确上，是在于对主人公的周围环境的静止描写上，是在于对于主人公的性格的无批判上，而这结果，是在思想上不自觉的宣传了个人主义，在实际上使同志间隔膜”[13]。文艺整风运动期间，丁玲为这篇小说写过检讨①此检讨书文稿有丁玲秘书王增如整理，冠名为《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可以想见当年的批判文字对她心灵的伤害。1950年，开明书店拟出版《丁玲选集》，但丁玲在对延安的文学作品进行选辑时，却把《在医院中时》进行遮蔽，原因在于当年延安文艺界对小说的批判。细读丁玲《在医院中时》可发现：它涉及了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组织的描写，甚至还涉及对共产党员形象的描述。这些都是敏感问题，最容易遭人批评，而当年的批评文字中确实有这样的批评指向。[14]像丁玲都对延安被批评的作品都有内心的恐惧与担忧，方纪不提《意识以外》也是在可理解范围内。更何况，方纪当年熟悉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的内幕，甚至还知道丁玲为《在医院中时》写过检讨，以及当年丁玲在整风与审干运动期间的人生处境。黎辛在回忆延安岁月时提及《意识以外》发表后方纪的举动作为印证：“祖春说方纪胆小，可能与他的《意识以外》受到批评有关系。祖春看的作品多，他还记得几个月以前方纪的小说《意识以外》受到批评，在报上作了自我批评与说明。”[15]可惜，这份自我批评与说明至今仍没找到，内容到底如何亦很难猜测，但既然是和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类似，我们也可猜出大致的内容。

因小说《来访者》在《收获》的发表，1959年底，天津文艺界展开对方纪的批判（主要阵地在《新港》），《意识以外》成了陪绑作品，康濯有这样的批判：“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的年代，作者的《意识以外》据说就把革命工作描写得阴森森的，把一个女干部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当中的生活，描写得痛苦而又可怕。倘若情况果然如此，那末，很明显，作者当时思想上跟党和人民的距离，自应看作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性的分歧。”[16]他把《意识以外》看成是方纪“从事短篇小说写作的各个时期，在政治思想方面几乎跟党和人民的要求有着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还有着敌对性的分歧”的代表作品。尽管《意识以外》对共和国的普通读者而言是不常见的，甚至在1960年批判方纪时很多人（包括方纪）都无法看到，但他们却对它有约定俗成的看法：“有着严重错误的短篇《意识以外》”[16]。着意于批判思路建构的批判者认为，《意识以外》把革命工作描写得“冷酷可怕”：“革命竟逼得女主人翁的人格分裂，不得不伪装积极，应付革命工作，而内心受着个人理想和革命工作相矛盾的痛苦的煎熬，竟到了绝望的地步，从而作者把革命和个人的理想对立起来，把党性和人性对立起来，认为革命工作必然要‘摧残’或‘扼杀’个人的理想和幸福，而女主人公只能怀着理想和幸福将要破灭的痛苦，用‘倔强的笑影掩盖着深深的悒郁’，不敢表露内心的矛盾。只有女主人翁周围那些被‘扼杀’了理想和人性的‘呆滞、平板’得‘像是用一个模型翻印出来的塑像’似的人们，才感觉不到革命和个人理想、党性和人性的矛盾的痛苦，而机械地工作着。”[17]《意识以外》不仅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前期被当作人性论的代表作，而且被认为是方纪“从创作实践上，有力地配合了修正主义者向党和革命的进攻”[17]，甚至在1959年仍是批判者可抓的辫子。这使方纪的内心深处对它的触碰显然要刻意回避，对《意识以外》的缄口不语是有深层原因的。

《文艺报》以《山城纪事》不仅“没有表现出青年知识分子在反动统治下走向革命的真实过程”、而且“也没有表现出革命工作者在蒋管区所进行的艰苦的斗争”为理由，对它彻底否定，进而对小说中侧重的“把个人爱情的破灭看成是走向革命的动力”的观点做出批评[4]。在批判者看来，这种小说不可能具有教育新中国青年的作用。那要反问的是，知识分子在反动统治环境下走向革命的真实过程到底如何刻写？依据周扬1949年7月的文代会报告，我们看到描述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革命历程，原来有规定：“‘五四’以来，描写觉醒的知识分子，描写他们对光明的追求、渴望，以至当先驱者的理想与广大群众的行动还没有结合时孤独的寂寞的心境的作品，无疑地是曾经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的。但现在，当中国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奋斗了二十多年，他们在政治上已有了高度的觉悟性、组织性，正在从事于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行动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尽一切努力去接近他们，描写他们，而仍停留在知识分子所习惯的比较狭小的圈子，那么，我们就将不但严重地脱离群众，而且也将严重地违背历史的真实，违背现实主义的原则。”[5]“新”的东西，周扬说得很清楚，不能停留在知识分子所习惯的“比较狭小的圈子”。

《文艺报》对《山城纪事》批判，理由在于它是旧作。旧作在共和国初期的出版是很正常的，但旧作出版过程中，确实有不谨慎的书籍出现：“有些作品是不够令人满意的，特别是有些为群众较熟悉的作者们在近年出版的旧作和‘少作’。这些作品有的单独成册，有的和其他作品集合成书”。[18]《文艺报》公开点名的旧作，包括冀汸的诗集《有翅膀的》（泥土社，1951年1月）、王采的诗集《开花的土地》（文化工作社，1951年4月）、周而复的《夜行集》（群益出版社，1950年3月）。如果以《文艺报》1951年的批判来衡量，《山城纪事》确属旧作，《阿洛夫医生》带有“作家自选集”的性质，是方纪对文学创作生涯的总结。在《山城纪事》出版前，尽管方纪出版过《阿洛夫医生》①只收录《阿洛夫医生》，书前有李富春对阿洛夫医生的题词“阿洛夫同志在医学上的功绩，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医务工作者的新方向”，书后有《附记》。（报告文学，冀中新华书店，1947年7月）、《人民的儿子》②收录的作品有：《纺车的力量》《副排长谢永清》《人民的儿子》和《秋收时节》。（小说，天下图书公司，1949年10月），但作为个人自选集的选本并没有呈现过。此时出版一部个人自选集，进而奠定其共和国初期文艺界的地位，对作家来说也分内之事。选择革命文学作品做展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革命”的故事到底要怎样叙写呢？笔者相信，《山城纪事》《意识以外》是有本事的。也就是说，这两篇小说有真实的故事，因为方纪本身是一位革命作家。联系方纪的生平情况可知，他曾经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也在山城重庆工作过，“1939年6月，我随同八路军办事处转移到重庆，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1939年12月到达延安”。[11]8-9而《山城纪事》中透露的，正是陪都重庆的革命青年生活，与方纪的现实观察是有着密切联系和对应。《山城纪事》与方纪的回忆录形成互文，可进行对读：“我们到达重庆时，蒋介石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的背景下，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投降路线，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措施，制造了冀中深县、湖南平江等地的多次惨案，还将大批爱国青年送进集中营‘甄别受训’。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进步青年，一批批地送往抗日根据地和延安，我记得当年有许多青年是经重庆去的，看着一批批青年去了延安，我也提出申请要去延安。”[11]8而《意识以外》直接来源于对现实故事的提炼，方纪说到：“这篇小说塑造的典型性格，是我亲眼所见的一段往事的艺术再现，1940年春，有位名叫林兰的16岁女学生告别双亲，背着一把小提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她对革命事业有着无比的热情，可又对参加革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她酷爱提琴艺术，亦颇有天分，希望能在音乐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可组织上却安排她在医院里当护士。她理智上认识到这是战争环境下的革命需要，可一时又难以改变自己的追求，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人变得忧郁苦恼，最终导致精神失常。”[11]12两个本事的处置方式，方纪采用现实主义的眼光，但批判者认为方纪用的是旧现实主义，而不是在共和国初期追求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茅盾曾专门回答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概念，认为它“是区别于旧现实主义而言的，高尔基把俄国革命前的旧现实主义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因为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虽然批判了世界的罪恶，却没有指示出前进的道路。十九世纪的西欧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复如此。批判的现实主义在当时也有其进步的意义，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文学的现实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简短说，‘表现苏维埃人民底新的崇高的品质，不但表现我们人民底今天，而且还展望他底明天，用探照灯帮助照亮前进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19]说得直白一点，革命的现实主义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如果按这个内涵来看这两篇旧作，它们肯定没有达到那样的艺术高度。

1949年方纪三十八岁，对于一个文艺工作者而言，这正是精力旺盛的时期，其文学创作的激情随时可迸发出来。共和国初期岁月确实是方纪创作的丰产期，他的《老桑树底下的故事》和《不连续的故事》就是此时创作的：《老桑树底下的故事》，三联书店1950年9月出版，列为“文艺建设丛书”，小说采用中国通俗小说的“模式”，对冀中民众的抗战生活有细致描写，特别是他塑造了两个典型人物：“赵大山”和“周小霞”；
《不连续的故事》，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年6月出版，列为“文学丛书”，小说由五个短篇小说组成，每篇围绕一两个主人公写作，包括《一个人怎样会变得聪明起来》（郭东成）、《仇恨和解了》（赵双印与何青臣）、《懒人不是生就的》（陈二庄）、《“人心是块坏肉”吗》（赵明云）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小环）。方纪的小说写作，显示出作家坚守的文学观念与态度，但也会遭受批判者质疑。《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经《人民文学》发表后，就受到《人民日报》的批评：

这篇作品的作者，为什么把一个所谓年青美丽的姑娘在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力量，不正确地夸大到这样的地步呢？就以参军运动来说，难道我们翻身农民自动参军的政治觉悟还比不上一个漂亮姑娘所发生的作用吗？难道我们党在农村中长期对农民所进行的教育和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作用，也还不如一个漂亮姑娘所起的作用吗？作者这样地描写是合乎事实的吗？我认为这篇作品的思想是错误的，应该加以批判与纠正。[20]

《人民日报》编辑部对“读者意见”大加支持，指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主题思想的“失败”，暴露出作者“恋爱至上主义”或“或弗洛依德主义者对于人民政治生活和妇女社会作用的歪曲描写”，呼吁新中国的文艺作家，“特别是共产党员的作家们，用新的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妇女，对待包括妇女在内的社会生活，并用以教育人民”。[20]方纪顶着巨大压力以检讨收场，他在检讨中深刻检讨自己的问题，“除了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低，思想上还残留着不健康的因素外，还因为题材和主题不一致”，“题材和主题，形式和内容，艺术和政治的必然统一和前者必须服从后者。”[21]

进入共和国初期的政治语境，方纪的这两个小说（《山城纪事》和《意识以外》）都成了革命历史小说的系列。不过，关于革命历史小说却又有新的规范，黄子平曾指出，“‘革命历史小说’的情节发展当然一律是反败为胜、从水深火热走向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作者和读者都深深意识到自己置身于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之中，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7]26从此以后，《山城纪事》在方纪的选本中消失，而《意识以外》只能存留他的内心里。可以看出，这种粗暴批评对方纪自我审查功能这种心理阀门机制的建构有很大的助推作用。

在翻阅检录旧材料时，笔者看到一本《锄毒草批黑书资料汇编》的书，里面涉及到对《意识以外》的评价，这里不妨抄录：“方纪何许人也？原来是一个被周扬一伙包庇下来的胡风分子，周扬安插在天津的死党和心腹，一个十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在一九四二年，他就炮制了反党小说《意识以外》，和丁玲的《在医院中》一吹一唱，污蔑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革命的红色政权，当时就被《解放日报》点名批判。”[22]尽管批评文字带有文革的语言特色，但从侧面说明，当年方纪故意忽略《意识意外》还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方纪曾说，催发他创作《意识以外》除了客观原因，还有三个方面的主观因素：“首先，在我写这篇小说之前，刚刚看完了鲁迅先生翻译的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写的《苦闷的象征》一书，对于鲁迅先生，我是非常崇拜的。从在家乡上中学时我就很喜欢读他的作品，他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对我走上革命道路和文学道路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那时我不仅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而且也尽量去读他所介绍、翻译的作品，因此在我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以前，也接受了尼采、叔本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我创作是有影响的。鲁迅先生对《苦闷的象征》一书评价很高，他说：‘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并说艺术创作就得有天马行空的大无畏精神才行。鲁迅先生认为厨川白村的创作主旨就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这种创作思想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影响，我把它与自己小说中的人物的苦闷和自己求学时的一些苦闷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些《意识以外》的动机。其次，在这以前我还读了尼采的《察拉图斯特的如是说》一书，这里所宣扬的‘超人’思想对我也有一些影响。虽然我当时也认为这种思想中包含了极端个人注意的因素，是唯心主义的，但还是欣赏他所讲的超人意志。因此在小说中，我着力，描写了个人与环境的对立，以突出女护士在苦闷中所表现出来的超人的意志，突出她强烈的个性。此外，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思想活动受潜意识支配的观点，对我写这篇小说也有影响，小说中女护士在苦闷中得了精神分裂症也是由此而来。小说的命名也是从这种‘潜意识’的概念中生发出来的。这些哲学思想的影响，构成了我写《意识以外》的主观原因。”[10]99-101八十年代中期，尽管方纪仍旧以否定态度来对待《意识以外》，尽管五十年代初期共和国文学的“守护者”读出了方纪小说《山城纪事》的问题，也公开批判他的新作《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但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批判它（包括《山城纪事》、《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或者遮蔽它（《意识以外》）的重要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在于这几篇小说明显地有心理主义倾向，它们受到弗洛伊德心理主义观念的影响颇深。而对京派文学熟稔的读者应该清楚，这个文学圈正是受了西方心理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不仅周作人，还包括朱光潜、沈从文，都是共和国初期文坛的清算对象。

五十年代初期方纪的批判，是否有文艺界领导的这种考虑？八十年代方纪顾虑的背后，显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对现代主义的评价有关。至少从周扬1949年7月文代会的报告可看出，进入人民共和国初期，文艺界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保持着高度警惕，在他们看来，“我们必须学习技术。但我们又必须反对与防止一切技术至上主义（例如技术与思想分开，盲目崇拜西洋技巧等等）、形式主义，必须确立人民文艺的新的美学的标准：凡是‘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形式，就是美的，反之就是丑的。”[5]茅盾在《夜读偶记》对“现代派”的批判，都是一脉相承的文学史观察思路。不过，尽管文艺界对方纪有批评（主要是点名），他在公开场合以检讨回应，但这并没有影响其政治地位（党员）和社会地位（干部），这正好呼应了我们对他境遇的判断：对方纪的批判是清理，他的问题属于文艺界的内部问题，而不是敌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