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女性群体媒介实践的自我想象与规训——基于社交媒体自拍整饰行为的考察

周雨欣

中商情报网发布的《2022年中国移动社交网络行业市场规模及发展前景分析》显示，移动社交网络已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拥有9.77亿名用户，预计2022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可达到10.30亿人。①自拍照作为2013年年度热词被收录于牛津词典中。它通常指个人使用手机、相机等拍摄设备为自己或与他人一起拍摄的照片。②自拍照作为社交媒体中自我展示与分享的视觉表现形式，在年轻一代的社交内容中占据较大比重，并且社交媒体作为当代年轻人表达自我与形象管理的重要渠道，在传播与扩散用户生产内容（包括图片与视频）方面地位显著，为人们自我呈现与披露提供了更多机会。③自拍整饰是一种对自拍照进行后期处理的特殊手段，指对要发布到社交媒体中的自拍照使用美颜类应用进行美化，其中包括外貌美化、尺寸裁剪和滤镜修饰等。④艾瑞咨询发布的《2022年中国美颜拍摄类App用户营销价值洞察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美颜拍摄行业用户规模已达3.5亿。截至2021年12月，美颜拍摄行业渗透率达22.7%。美颜拍摄类App功能细化，使用场景日趋丰富，并与众多颜值经济行业相关，具有突出的营销价值。⑤

当下的美颜自拍行为已经与社交紧密相关。随着美颜类应用软件程序的发展以及美颜功能的不断完善，技术的进步为用户更理想化的自我呈现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但在美颜技术的使用泛滥背后，隐含着广泛的焦虑和控制。有学者从女权主义角度对美颜技术提出了批判，认为美颜技术是一种性别技术，它造成了更加广泛的自我跟踪和自我监控，最终会导致“自我量化”（QS）。该学者还认为美颜技术是一种美的自我监控，其特点是不断强化、扩展和心理化的监视。⑥相关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在女性的自我认知方面有较大影响，社交媒体通常更多地关注于女性的魅力和外貌，而不是她们自身的能力和个人价值。

结合自我客体化理论，性物化会导致众多消极影响，例如身材羞辱、身材焦虑甚至抑郁、性功能障碍和进食障碍等。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越会导致女性自我客体化行为加深。⑦根据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森（Fredrickson,B.L.）和罗伯茨（Roberts,T.A.）的客体化理论，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容易在性客体化环境中产生自我客体化现象，即女性更多关注于外在形象，而非内在健康和身体功能，更容易以他人视角对自己的外貌进行观察、审视和评价，更加追求主流化审美和理想身材。个体的身体外在形象是自我客体化的中心，对身体的“持续性”监视或者“对身体外貌的习惯性监视”是自我客体化的表现形式。⑧其中，年轻女性作为拥有较大自我呈现和社交需求的群体，在使用美颜应用软件进行形象整饰，以及在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表现和建立社会关系方面越来越普遍化。但目前有研究表明，越多接触社交媒体，越会造成该群体消极的自我认知与焦虑情绪，即使用社交媒体越频繁，年轻女性对于自身外貌的焦虑越严重，而自我客体化水平更高的个体会更容易因为接触社交媒体而产生外貌焦虑情绪。⑨

以往研究更多使用量化方法对自拍行为、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进行研究，较少讨论自拍整饰对于个体自我认知与态度的影响。本文通过质性深度访谈研究，分析自拍整饰对年轻女性群体相关行为和心理的影响，并将算法技术与媒介环境纳入研究内容，通过参与式观察，分析年轻女性群体的媒介实践行为与当下媒介环境对该群体自我认知产生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分析等质化研究方法，对14位习惯自拍整饰的年轻女性（19～26岁）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她们对自拍照进行整饰的动机和影响，并结合参与式观察，对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中年轻女性群体的媒介实践行为进行考察，分析媒介实践与她们外貌焦虑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取目标抽样方式进行采访，抽样中尽量涵盖职业、个人特征、喜好与网络圈层存异的年轻女性。访谈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时间从2021年11月到2022年4月，每位受访者的平均访谈时间为1.5小时。根据学术规范对受访者进行化名处理，分别编码为A至N。受访女性的年龄为19岁至26岁。（如表1）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本文设计了三个核心议题：一是通过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分析年轻女性群体进行自拍整饰的动机和习惯，并通过窥探她们的美颜技术使用程度来分析其美颜依赖的原因和影响；
二是通过文献研究，分析社交媒体引发社会性美颜依赖的背后逻辑与不良影响；
三是结合前两者以及观察结果，分析使用社交媒体对研究对象自我认知产生的消极影响。

分析对研究对象的访谈内容后发现，年轻女性进行习惯性自拍整饰的动机不止有自我形象期待，还有社交与自我呈现的需要，甚至还有算法与资本的凝视和规训。个体的行为与习惯反映的是其背后的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环境，视觉化传播让身体沦为一种资本符号，算法与资本介入社交媒体，极大地推动了以身体为媒介的景观的形成，个体的审美也在此环境中被不断重塑与规训。在算法的规训下，社交媒体的使用也在不断冲击着年轻女性对自我外貌的态度：年轻女性越沉浸于社交媒体中，就越会加深自我客体化的程度，最终会加重外貌焦虑。

（一）理想自我的构建、维持与幻灭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曾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身体定义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关系的中介，特定的身体形式被赋予的社会意义往往会被内化，深刻影响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受。⑩研究发现，研究对象习惯性使用美颜技术的动机通常出于对理想自我形象的构建。这不仅能满足个体对自我形象的期待，还能在社交表演中拥有更多的自信，能在自我呈现中带来更多的认同和满足。“P图就是为了P出理想的外貌，能快速修饰我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经常P完图我自己都会觉得特别自豪。”（访谈对象D）

美国学者玛莉琳·布鲁尔等人提出了自我建构的三个维度：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个体自我通过对自拍照进行美化整饰，达到让个体满意的理想效果，但在修饰过程中不断地自我欣赏，可能会表现出自恋的倾向。而自我的建构是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三重维度的相互影响，所以个体对自我的认识还要依赖于“他人眼中的自我”。⑪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所表达的观点：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而自我是没有“内在的”，自我对自己的发现是在“他者”的陪伴下发生的。⑫个体不仅想构建完美的自我，还想在“他者”眼中塑造完美的人设。所以，在自我呈现中获得他人的认可也是研究对象进行美颜整饰的原因之一。“我通常分享自拍照点赞人数会多，分享其他内容就没人点赞，所以我更愿意分享自拍照。如果自拍照的点赞人数多就会很开心，然后会更有动力去更加细致地编辑图片，想被别人觉得自己很精致。”（访谈对象N）

在实际层面，个体想在短期内对自己的外貌进行改造是很难完成的任务，但是美颜软件的即时修饰能让个体在短时间内对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通过技术来塑造理想的自我形象，以提高自我认同感，获得他人的认同。在问到自拍整饰行为是否会提高自我认同感和他人对自己的认同时，有9位访谈对象表示肯定。“精修的地方就代表我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所以修过的照片更有勇气分享，如果被称赞了还会增加我的愉悦感和自信。”（访谈对象D）由此可见，自拍整饰行为已经成为年轻女性进行自我理想形象构建的重要手段，成为现在社交生活中的一种视觉化表达途径。（如表2）

表2 研究对象自拍整饰行为一览表

美颜技术带来的社交资本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个体的使用与满足感，以及短期内美颜幻象带来的愉悦感。然而，要想对虚幻的理想自我形象进行维持，就存在对美颜技术依赖的隐患。据统计，大部分研究对象使用美颜应用超过5年，美颜整饰一张自拍照平均花费5分钟，并且她们都表示美颜类应用对自己而言具有不可或缺性。长期对自拍照进行美颜的过程也是持续性对自己容貌关注的过程，这会不断加深个体对自身缺陷部位的关注，最终会加重对自我物化和外貌焦虑。长此以往，个体不再对自身进行全面的评价，而是将自身拆分成零散的部位进行审视，长期的自我凝视最终会引发理想与现实的失衡。“每次发完朋友圈，我都会反复看，看哪里不满意，对每个部位进行检查，反复看成片也说明我很想变成照片上的那样。但现在我对自己的素颜和身材越来越不满意，因为P习惯之后就会更关注自己的缺陷。”（访谈对象C）根据以往的研究，依赖美颜技术对自身形象进行改善的行为与女性自我物化相关。⑬女性在过度关注自身外貌的同时会加重对自己的物化，此时她们已不被当作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她们忽视了自身具备的其他价值和能力，而对自己的身体进行长久的监视。

若难以弥合理想和现实的鸿沟，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可避免的消极情绪及行为。虚实对比下的外貌落差还会导致个体焦虑、抑郁甚至患上心理疾病。而这些心理方面的消极情绪会反映在现实极端身体实践中，比如有的人会通过节食减肥来达到对外貌的理想预期⑭，甚至有的人会产生通过整形来缩短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形象差距的意愿⑮。在被问到是否有节食减肥的经历，或者是否有整形的意愿时，有一半以上的采访对象表示曾有节食减肥的经历，有5位采访对象有整形的想法。“我晚上不怎么吃晚餐已经有几年了，而且已经习惯性健身，就害怕体重反弹，吃多就会有负罪感。我其实特别想隆鼻，觉得自己鼻子太塌。”（访谈对象H）但节食减肥对于个体的身体具有不可逆的伤害，而医美整形也存在技术风险，效果因人而异。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是个体因美颜依赖而产生的自我不满与焦虑。

（二）美颜景观中的算法凝视与规训

个体行为的背后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作用和规制，曾风靡社交媒体的“与素颜和解”的话题背后也隐含了算法以及社会关系的影响。在当下的社交媒体环境中，身体已然成为一种符号。

根据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的景观理论，景观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独特形式，我们每个人的表层理性认知到深层的隐性欲望都跌进了五光十色的景观秀中。此外，景观通过对人们生产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来达到对现代人的全面控制，而景观的逻辑——“出现的就是好东西，好东西就会出现”，让人们看似在技术赋权之下拥有更多主动性，实际上仍处于被动接受之中。⑯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中，图片、视频不断刺激我们的感官，我们在影像之流中被不断异化，个体的身体被当作传播与消费的符号。在这种媒介实践中，我们的身体和技术进行不断融合，具身传播已成为网络社交的重点。⑰“现在有句话很出名，就是三观跟着五官走，颜值也能成为一种生产力和资本。好像长得丑成了一种原罪，其实很多时候我修图、化妆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环境就是这样。”（访谈对象A）美颜景观的堆砌不断影响人们对外貌的态度，而这种无意识的心理文化控制产生了更多有“颜值即正义”“美貌即生产力”和“素颜羞耻”等畸形心态的个体。⑱

“与素颜和解”的话题一度引发广泛讨论。视频中，博主已用较为隐蔽的手段进行外貌修饰，比如佩戴与瞳色相近的美瞳、进行简单化妆等，却在视频中传递与素颜和解的信息，强化了社会中对外貌的焦虑情绪以及“素颜羞耻”的态度。在这背后也蕴含着算法逻辑和资本控制：在算法构筑的美颜景观空间中，个体看似拥有主动权，社交媒体环境中表面上个性多元、审美多样，但实际上在算法的推波助澜下用户局限于更加同质化的大众审美标准之中。“使用小红书和抖音就能感觉到，美女帅哥长相类似，而且认可度和热度高的博主都是小脸、大眼睛且很瘦的，有时候虽然能发现一个长相独特的博主，但化完妆又差不多了。”（访谈对象M）

笔者在观察小红书年轻女性群体实践行为时发现，“我的美妆分享”“封丑男走”等博主通过展现素颜和妆后强烈反差的内容获得较高热度，这些景观堆砌的背后其实反映了算法与资本的凝视与规训。而有关“大数据请把我推给美女”“掌握了流量密码”等评论也表明，在看似简单的视觉呈现背后，代表着算法推广与消费。“现在小红书P图分享、美妆分享特别火，尤其是反差越大越好，似乎传递一种你会化妆、会P图就是一种能力的价值观，但这加剧了我的素颜羞耻和对美颜软件的依赖，我现在P图的时间越来越长。”（访谈对象A）

此外，身体的功利性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得以凸显，例如网红经济、身体消费。目前，社交媒体中网红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已不亚于明星。例如拥有微博粉丝379.4万粉丝、703.1万转评赞的易梦玲，有关她的穿搭和风格模仿已扩散到多个社交平台。网红将自己的身体转换为资本，通过自我形象的建构和审美取向的展演影响社交媒体用户，而广告也借网红这一新媒体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得到宣传和推广。在此过程中，影像作为中介，构成了推销与消费的渠道。小红书在启动新一轮“虚假种草”治理中下架营销引流的14.2万篇笔记也表明算法逻辑下身体消费与营销蕴含的丰富红利以及隐患。

（三）视觉媒介中的自我客体化与焦虑

社交媒体中的审美趋同是资本、技术和消费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算法导致的审美趋同最终会规训社交媒体中资深年轻女性用户的自我审美，她们通过美颜技术对虚拟世界的身体进行整饰，但年轻女性若长期浸润其中，就会对自我认知产生消极影响。

以往的研究表明，女性群体使用社交媒体的程度越深，越会引发自我客体化，并且较高的自我客体化还会加重外貌焦虑。⑲因为社交媒体会将用户暴露于理想自我的环境中，用户将自拍照作为获取反馈如评论和点赞的分享手段，而在此过程中会加深个体的自我物化。⑳处于社交媒体中的个体不仅是观察主体，同样也是观察客体，人们在将自我与理想形象进行比较的同时，也会将自我与“他者”进行比较。美国社会学家利昂·费斯廷格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在缺乏客观准则的情况下，个体会将他人作为自我评价的尺度。上行的社会比较会以比自己更好的人为标准，下行的社会比较会与比自己情况更差的人作比较，而平行比较则是以与自己类似的人为参照。此次研究的访谈对象都倾向于和身边的朋友或网红作比较。“有时候朋友圈有美女更新了，就会下意识跟自己的外貌对比，我通常对别人第一眼关注的部位都是我对自己不满意的部位。”（访谈对象F）在社交媒体充斥着“他者”的环境中，自我比较和“他者”比较都难以避免。

从女性视角来看，社交媒体本身会加重女性的自我凝视，而社交媒体对女性的性物化也会加重女性的自我客体化和外貌焦虑。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中一半以上有外貌焦虑，其中K、H、G有较严重的外貌焦虑，她们曾在访谈中表示使用社交媒体如微信朋友圈、小红书会恶化这种消极情绪。“我会阶段性关闭朋友圈或卸载小红书，因为人均都是美女，而且夏天一来就开始渲染减肥氛围，让我很焦虑。我很欣赏精致的美女，但是我看得多了就会很难过，因为我变不成她们那样。”（访谈对象K）

此外，算法进行内容推送导致的信息茧房，消费主义营造的外貌焦虑环境，视觉化媒体不断冲击着用户感官，这些都在对焦虑情绪推波助澜。例如，在小红书中有关“P图技巧”的视频热度较高，点赞量都在1万以上，而直接搜索“P图”就显示有超过207万篇的内容。“我现在一刷小红书或者抖音，就会给我推微瘦穿搭或者P成氛围感美女的内容，其实她们自己本身就又美又瘦，只会让普通女生更焦虑。而且点一次就会给我一直推相同内容，好像平台知道我长得丑一样。”（访谈对象B）

本研究在考察过程中发现，年轻女性群体对于自拍整饰行为持较为矛盾的态度，虽然有对P图行为赞成的态度，但大多数个体会质疑分享者自拍照中形象的真实性，例如有人会给出“墙都P歪了”“门框都是歪的”等评论。近乎全部研究对象都表示担心自己自拍整饰过重或者失误。“有时候我P完就会害怕太过了不像我，或者会刻意调整P歪了的地方，担心别人看出来。”（访谈对象K）其实，质疑他人自拍照真实性的行为逻辑就是通过“揭露”他人的整饰行为来缓解自身的外貌焦虑，担心被他人“揭露”就是害怕因理想与现实自我形象差距的暴露而无法满足自我期待。由此可见，浸润在此类媒体环境中的年轻女性的实践都处在被凝视和规训之下，而自我客体化程度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形成外貌焦虑的消极情绪，从而对个体的心理、生理产生不良影响。

随着美颜自拍与社交的不断交融，图像社交不断深入，颜值似乎成为自我呈现的通行证。人们在美颜身体景观中狂欢，依赖性自拍整饰行为的背后是无数个被性物化导致自我客体化和外貌焦虑加深的年轻女性。本研究发现，身体作为中介，连接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身体具有社会意义。在自拍整饰身体时，女性能进行理想自我形象的构建，以提升自我认同，在社交表演中能通过“他者”的关注与欣赏实现社会认同。要想维持理想形象的幻象，就存在依赖性自拍整饰的行为，一旦现实与幻象的差距难以弥合，就会造成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针对身体做出极端实践。个体行为背后是社会层面技术与资本的规训。鱼龙混杂的影像之流中存在着凝视与控制的逻辑，算法的马太效应最终只会构建同质化的审美标准。这会让更多个体陷入“自拍整饰—幻想破灭—极端身体实践—算法规训—自我客体化和外貌焦虑—依赖自拍整饰”的恶性循环中。社交媒体的使用程度与年轻女性群体自我客体化和外貌焦虑有正向关系。同时，身为观察主体和观察客体的年轻女性群体浸润于算法和不断比较的媒体环境中，只会加重自我客体化，最终加重外貌焦虑。

审美标准是环境的规制，一味迎合同质化审美标准，只会加重个体对自身的不满与苛待。首先，应引导年轻女性群体进行多元化的自我呈现，不必将身体呈现作为唯一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方式；
其次，年轻女性群体应适度使用美颜类应用，减少对自拍整饰行为的依赖，要用全面和深层次的眼光审视自我；
最后，年轻女性群体应减少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减少身体景观化现象对自己的影响，并有意识地减少以“他者”视角审视自己的行为，减少外貌比较，要意识到思想、眼界对自身的重要性。

注释：

①2022年中国移动社交网络行业市场规模及发展前景分析[EB/OL].网易号,2022-07-12.https://www.163.com/dy/article/HC3AC7FC051481OF.html.

②Oxford Dictionaries(2013).Word of the Year 2013[EB/OL].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3.

③Selfie Expectancies Among Adolescents: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n Instrument to Assess Expectancies Toward Selfies Among Boys and Girls[J].Boursier Valentina,Manna Valentina.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8(9):839.

④⑬The Dark Triad and trait self-objectification as predictors of men"s use and self-presentation behaviors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J].Jesse Fox,Margaret C.Rooney.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5(76):161-165.

⑤2022年中国美颜拍摄类App用户营销价值洞察报告[EB/OL].艾瑞咨询,2022-05-17.https://www.iresearch.com.cn/Detail/report?id=3994&isfree=0.

⑥Elias,A.S.,&Gill,R.(2018).Beauty surveillance:The digital self-monitoring cultures ofneoliberalism.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1(1):59-77.

⑦The Mediating Role of Appearance Comparison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Usage and Self-Objectification in Young Women [J].Jasmine Fardouly,PhillippaC.Diedrichs,LennyR.Vartanian,Emma Halliwell.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2015(4):110-121.

⑧Fredrickson,B.L,& Roberts,T.A."Objectification theory:Toward understanding women"slived expeniences and mental health risks".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21(1997):173-206.

⑨⑲陈雯,陶林钰.女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与外貌焦虑的关系研究[J].科技传播,2021(22):119-122.

⑩[英]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M].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9.

⑪Looking hot in selfies:Narcissistic beginnings,aggressive outcomes?[J].Jaimee Stuart,Anna Kurek.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2019(6):500-506.

⑫[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417-421.

⑭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the u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on body image and disordered eating outcomes[J].Grace Holland,Marika Tiggemann.Body Image.2016(17):100-110.

⑮Jargon Watch:Snapchat Dysmorphia[J].JONATHAN KEATS.Wired.2018(11):55-65.

⑯[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23.

⑰王蕾,江潞潞.共享、修补与隔阂：青年女性数字美颜中的身体传播实践[J].当代传播,2022(01):82-86.

⑱冉华,刘瑀钒.理想建构抑或算法规训——年轻女性习惯性自拍编辑行为的质性考察[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6):154-160.

⑳Uploading your best self:Selfie editing and body dissatisfaction [J].Marika Tiggemann,Isabella Anderberg,Zoe Brown.Body Image.2020(C):175-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