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周族的迁徙路径与文学书写

郑晓峰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25）

先周族的迁徙史杂糅着传说与历史，史事中有缘饰，传说中有史实素地。这种神圣化叙事的书写逻辑、话语方式、结构框架，在“史实素地”的基础上不断叠加神性、传奇色彩，在非逻辑的合目的性的叙事方法上，重构了先周族史诗迁徙的路径与文化记忆。

周族起源地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说法：关中说、晋南说、山东说、河套—宁夏说。周族起源地研究大都指向“邰”地望的探寻，进而扩展到对先周族迁徙路线与活动范围的研究。

（一）关中说

此说代表的学者有齐思和、石璋如、徐锡台、张光直、宋镇豪、尹盛平、杨宽①齐思和《西周地理考·周民族之发祥地》，载《燕京学报》1946年第30期，70－73页。石璋如《周都遗迹与彩陶遗存》，载《大陆杂志特刊》第1辑下册，1952年，357－380页。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载《文物》1979年第10期。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3页。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尹盛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载《文物》1984年第7期。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这些学者皆有充分论证，当然还有很多学者书中稍有提及，在此不赘述。等。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诗经·大雅·生民》“即有邰家室”中“邰”的地望问题。《汉书·地理志》右扶风下：“斄，周后稷所封。”颜师古注：“斄，读曰邰，今武功故城是也。”［1］1547－1643斄、漦、、邰、骀、胎音同通用，周人作邰，秦人作犛，汉人作斄，古今字异，重在记音而已。《水经·渭水注》：“渭水又东过武功县北。……渭水又东迳斄县故城南，旧邰城也。后稷之封邑矣。”［2］唐李泰《括地志》、南宋罗泌《路史·国名纪》、明康海《武功县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陕西通志》等皆沿袭此说。

斄既然是周后稷的封地，那么，又由何人何时所封？

《毛传》云：“邰，姜嫄之国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后稷于邰，命使事天以显神，顺天命耳。”［3］1143《史记·周本纪》也记述“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4］146《尚书·舜典》也有近似的表述“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3］274通过传世文献溯源，邰，似乎既是周族的起源地，也是舜封后稷之地。“邰”的地望，据汉人说约在今陕西武功、扶风间。

但是，这里还涉及到初封与后封的问题。《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正义》云：“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余里耳。岐在骀之西北，无百里也。《诗》称后稷封邰，与岐、毕相近，为之长可矣。计魏在邰东六百余里，而令邰国与魏为长，道路太遥。”［3］4466魏与邰相隔遥远，怎能管辖两地为长？雷学淇对此作了辨析，“考《传》云：‘下接武王克商云云。’是此五地皆文王以前国土，受于唐虞夏商者，绝非夏后之世并建此五国也。魏乃后稷之采地，芮乃豳国之异名，亦绝非周时之魏国、芮国也。郑康成《诗笺》谓：‘邰为后稷之改封。’可知封邰以前已有食邑。《传》云：魏骀是稷之初封，即魏是已。《诗谱》谓：‘周之魏国，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水经·河水注》谓：‘商时芮国，周之魏国，皆近河。’《汾水注》谓：‘汾之南岸有稷山，相传后稷播谷于此，即《左传》晋侯治兵于稷者。’”［5］后稷初封在魏，即山西闻喜西南。后封于邰。从文献看，对于“邰”的地望，似乎也并不影响，但给晋南说留下了空间。

（二）晋南说

钱穆、陈梦家、邹衡、许倬云、江林昌①钱穆《古史地理论丛·周初地理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82页。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2－293页。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342页。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51－91页。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308页。等主张周族起源于山西晋南闻喜、绛县、稷山一带。钱穆认为骀即金天氏之裔台骀，在今山西之闻喜。“后稷始穑，固在此万泉、闻喜一带之山，为汾洮之原地，故闻喜有稷山”，“台骀氏所处太原，兼带汾洮，在河东，障大泽，实相当于今之闻喜，即姜嫄之有邰，而后稷之所生也。”［6］对此，陈槃作了辩证，“今案玄冥，水师。其子台骀能守其官，帝封之汾川；
至晋而为晋所灭；
即此可知此台骀之国非彼有骀旧居。何也？彼有骀当后稷时，即已改封后稷而为后稷‘家室’矣，何待至晋而始为所灭？晋所灭之台骀、仍为金天氏裔子台骀之后，则此台骀必非姜姓之有骀，可无疑也。闻喜之去武功也，六百有余里。若谓国于闻喜之台骀非有骀，则闻喜何以有姜嫄、后稷之古迹？此其故，未可知。……此类大氐好事者为之。闻喜之有姜嫄、后稷陵墓，岂非亦其例也？”［7］1272金天氏裔子台骀与后稷有骀旧居，是两回事，此证恰当。另《隋图经》有：“稷山在绛都，后稷播百谷于此山。亦《左氏传》谓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是此也。”［8］很可能，钱穆是按照《隋图经》这个思路推演的结论。至于钱穆还提到“晋南说”等四条证据。“豳”、邠古今字，皆得名于山西汾水。古公亶父名源于汾水的一条古水。“旬邑”之旬与晋南“郇瑕氏”之地似。周之得名与闻喜附近的周阳故城有关。钱穆用地名考证的方法，尽管后来学者做了各种修正，但仍然是说服力不够的。陈槃以为“以此四事论之，则钱氏以美阳之岐为移殖之说，槃愚，未敢以为然也”［7］1280。李峰更是直接否定，“事实上那里没有任何一个考古学遗址可以被断定为先周时期，且与周王朝时期的文化有明显的承袭联系”［9］。

（三）山东说

学者主张此说的有何幼琦、景以恩、杨朝明②《〈山海经〉新探》，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73－92页。景以恩《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载《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杨朝明《先周文化渊源研究管见》，载《人文杂志》2001年4期。杨朝明说：“其具体的地点或许正在景以恩先生所指出的山东章丘以南，这应该就是周族渊源探究的合理结论。”等。这些学者所采用的论证材料主要来自南宋罗泌的《路史·后纪》卷九“高辛”条下，“上妃有骀氏曰姜嫄，清净专一而好稼穑。衣帝衣，履帝敏，居期而生弃”后，罗注：“今齐之章丘县龙盤山上有神迹祠焉，《皇览》云：‘即姜嫄所履者。’亦见《十道志》及《述征记》。”又“虞帝乃国之漦，号后稷”后，罗注：“（斄）与台、邰同，一作骀。昔景王使詹桓责晋，曰：‘我自后稷，骀、芮、歧、毕，吾西土也。’注武功邰城是。《十三州志》云：‘古文作台，然稷之母有骀氏，《传》皆作漦，其地在齐，世不知也。’”又，《路史·国名纪》卷甲“炎帝后姜姓国”下“骀”条“后稷母有骀氏，后泰王复取于骀。（《盟会图疏》云：邰，炎帝之后，周弃外家。）鲁东鄙地，今沂之费县南故骀亭是，地接齐邾，亦作台。故越使鲁，还邾田封境，至于骀上。（哀十七年。）莒人伐我围台。（襄十二年，伐我东鄙围台，季孙宿救台，遂入郓。）洎哀公时齐乱，景公子荼迁于骀。则入齐矣，非武功之骀。”［10］

日本人竹添光鸿《毛诗会笺》注“即有邰家室”云：“是大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邰氏女也。《左传·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鸠氏之墟，以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国在琅邪，而非有邰也。”［11］

罗泌与竹添光鸿共用了《左传》昭公九年和二十年的材料，指出姜女之骀在琅邪，至周仍存。

（四）河套—宁夏说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先周族最值得注意的是农业与牧业之间来回转换的问题。张肇麟据此从周族本是胡族，牧业是其本分的研究点出发，参照《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12］11－12和《周本纪》“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牧区在不窋故城，即庆州弘化县（今甘肃庆阳），那么周族祖先大概生活在庆阳西北。庆阳西北的农业区在何处？可以推测这个农业区当在河套、宁夏一带。沿着这个思路，再从考古文化上证明，得出西周文化的考古文化系列为：朱开沟文化—寺漥文化—刘家文化—碾子坡文化—郑家坡文化—西周文化［12］584。此说问题在于以《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为参照系，寻找庆阳西北地区的农业区的合理性何在？李峰曾说：“我们并不认为先周文化来源于朱开沟，但是朱开沟的发掘给我们一种启示：在泾水中上游有没有相当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如果有，那也许正是先周文化的来源。”［13］280换句话说，在河套、宁夏一带黄河上游寻找周族的起源地似乎远了些。

先周文化首先是一个文献载录的历史概念，与之相对应的还应有一个考古上的文化实存。“从考古学角度探索先周文化始自1933年”“相关的重要考古学文化有沣西—斗鸡台类遗存、晁峪—刘家类遗存、碾子坡类遗存、郑家坡类遗存。”［14］碾子坡早期居址和早、晚两期墓葬，其年代大约在古公亶父迁岐之前［13］280、282。郑家坡遗址早期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下层，绝对年代晚于客省庄二期文化。郑家坡遗址中期年代约在太王迁岐前后，晚期约在文王作丰时［15］。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有两种意见：陕西本地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与山西太原一带的光社文化。这两种观点由于缺少80年代以来考古新资料的支持，渐趋式微。

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先周文化可能来自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李峰研究指出，二者尽管与先周文化有联系，但是都不可能是先周文化的来源。应该在泾水中上游发掘出年代早于碾子坡遗址的文化遗存。郑家坡早期遗址是否是后稷所居之邰①李峰《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载《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第280页。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342页。否定后稷之“邰”是扶风、武功一带。尹盛平、任周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载《文物》1984年第7期，第45页。肯定后稷之“邰”是扶风、武功一带。，现仍在争论之中。但是可达到夏末的郑家坡早期遗址可与不窋之前的历史时段相连接，对古史传说期的探寻多少能提供一些线索。

曹书杰先生指出：“不窋之后，周人开始独立发展，所以在他们的记忆中只保留了那比较遥远模糊的却令他们最为难忘的英雄始祖——后稷的传说。后稷只是周人记忆中比较遥远模糊的英雄始祖，绝不是近世的真正的血缘祖先。”［16］89据此看，周人的历史应从周人的血缘祖先——不窋族系开始，从文献与考古学上都可以感知到不窋族系的影像。

《史记·周本纪》：“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4］147《国语·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17］3－4关于周代的世系，在不窋之上缺代系，学者多有论及。主要可以归纳为，“后稷卒，子不窋立”，司马迁不说“弃卒”，显然这里的“后稷”当为官守，绝非服事虞夏的后稷。这是史迁笔法，世次缺损，无法确准，以官守代个体。不窋因失其农官，窜至戎狄间。具体地望，《括地志》：“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18］戴震亦言：“不窋所窜，又在豳北二百余里，今庆阳府安化县有不窋城。”［19］寺洼文化在层位上晚于齐家文化而早于西周文化，其分布区包含甘肃庆阳、平凉及武都等地区。大体与不窋与公刘时期周族的活动时空重合。寺洼山出土的陶鬲为分裆鬲，而东部地区寺洼文化多见单耳或无耳的联裆鬲。苏秉琦在考察斗鸡台袋足类瓦鬲时，认为寺洼与斗鸡台的“锥形脚袋足类”多近似之处［20］。“在《斗鸡台》的《结语》中，清醒指出在时间上锥脚袋足鬲按形态而言是前一阶段的，使它转化为折足鬲那种形态的原动力，‘大概是受外来的影响’。这实际上是说锥脚袋足鬲的形态，不是源自周文化的。……而他们在扶风刘家发掘的一处墓地，又说明那种锥脚袋足鬲，原来是源自陕甘邻境地区另一支属于姜戎系统的青铜文化的。”［21］以瓦鬲为突破口，运用类型学方法，区分出袋足鬲和联裆鬲各有文化渊源，苏秉琦为先周文化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尽管袋足鬲属于姜戎文化体系，但是这恰好为不窋窜于戎狄提供了物质实体佐证，同时，东部出土的联裆鬲也为周人与戎狄杂处做了注脚。即使有些学者甚至据此认为周人出于戎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将寺洼文化等于先周文化，显然还是有些过激的。夏鼐据火葬来推定寺洼文化属羌人文化是有根据的［22］53。在临洮寺洼山出土的器物底部留有谷物的印痕［22］66。这些说明后稷族裔在窜于戎狄时，仍然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在此交汇。

先周族迁徙遗迹的考古学证明，颠覆了《公刘》“由邰迁豳”说。明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对周族的史诗迁徙路径的描述颇合乎实际，“不窋徙居戎翟（狄）之间，在今庆阳府，公刘迁豳，在今邠州淳化县西废三泉县界，当泾水之西，其道甚便，而沮在泾之东，漆又在沮之东，俱隔大山。公刘初迁，必不至冯翊之漆、沮也。及大王自豳迁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处，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当豳之西南”［23］。不窋避夏患而徙居泾河支流的马莲河流域挖窑制陶，从事农牧业生产。公刘“思辑用光”，迁居豳地，休养生息，和同光大祖道。正如崔述所言：“盖自不窋窜戎以后，地非安乐，事多草创；
历三世至公刘，有令德，而生聚亦渐蕃，物力亦渐充，于是始择善地而迁，立法定制以垂永久；
其后遂守之而不改耳。”［24］大王从豳迁岐，来到膴膴周原，完成了由北到南，从西向东的迁徙。

豳的地望，大体可知，“废三泉县”，即“旧三水县”。豳的具体地势如何？

孙之騄《考订竹书》曰：“《郡县释名》曰：‘周公刘修后稷之业，乃立于邠之谷为豳国。后魏置豳州，唐以豳字类幽，改为邠城。东北三十里有豳谷，旧三水县，公刘立国处……班云“扶风：栒邑，豳乡”。邠之三水西南三十里有故邠城；
今豳亭、栒故城皆在三水。《通志》云：“邑南有三水河，源出石门山，流经王泉、白马泉、稍泉，故以名县。”’”［25］豳、邠古今字。豳谷寒温适宜，向阳和暖。三泉水缓缓流淌，浸润着隰原，彻田为粮，适合农业生产；
其地势险峻陡峭，易守难攻，便于立室家、设宗庙，休养生息。《周本纪》曾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4］147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笃公刘耕种豳谷，将祖业发扬光大。古豳地的范围对应的考古遗迹正是马莲河与泾河连接处的碾子坡遗址。“碾子坡周人迁岐之前的物质文化遗存，与岐、丰、镐、及其附近地区的先周遗存和西周遗存之间，即周人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基本特征方面，存在着十分密切和异常明显的同一性和连续性”［26］140。通过出土的陶鬲和居址遗迹与岐邑刘家村墓葬比较，大体推知“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遗存的年代略早于古公亶父时期，大致与殷墟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当”［26］139。在居址中发现碳化高粱，但出土农具数量少，说明先周族在农业上还去戎狄未远，但是“后稷好农”的族群记忆仍在。

《史记·周本纪》曰：“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4］148周族在农业上的进步是在古公迁岐之后，“贬戎狄之俗”，周原之上的刀耕火种，堇荼如饴，“廼将廼理”。《绵》诗记载古公迁岐前的住所是“陶复陶穴”，三家“复”作“”［27］。《汉石经》［28］亦是。《说文·穴部》：“，地室也。从穴，复声。”［29］掏土覆盖地穴之上，即地上加盖的半地穴屋室。到周原后开始“筑室于兹”“缩版以载”“百堵皆兴”，平地起屋，筑室作庙，陾陾薨薨，鼛鼓不停。这也得到了在岐山凤雏村西南，发现的周早期宫室建筑基址的考古实物的证明，其建筑质量、规模和形制属于宗庙之类的宫室遗址，“和沣西张家坡西周早期的土窑式房屋完全不同”［30］63。这些宫室基址极有可能是周人的明堂，从宽度看近似“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3］2007之数，当为文献记载的“宗周”所在处。

周原南有渭河，北有岐山，东至武功，西至凤翔、宝鸡。易守难攻，为周族“实始翦商”提供了优渥的地理环境，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

《诗经·大雅·皇矣》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以伐崇墉。”孔疏：“密须，纣党，所以文王得征兵者。杜预云：‘密须，今安定密县’，则在文王统内。《书》传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须，则阮、徂、共又在伐密之前……’‘纣党多矣，所以独伐崇者，当此之时，崇侯虎导纣为无道之事，其罪恶尤大，故伐之。’”［3］1122、1124文王伐密须、伐崇，在周原甲骨中都有佐证。涉及密须有三片：H11：136“今秋王西克往密（密须国）”。H11：31“于密”。H31：5“密城”［30］129。这也与《史记·周本纪》、今本《竹书纪年》①〔汉〕司马迁《史记》，第153页。“明年，伐密须”。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238页。“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所记相参证。H11：22残片有“虫（崇）白（伯）”，疑为崇侯虎。《文王有声》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伐崇之后，营建丰邑，完成了为翦灭大邦殷而作的最为重要的准备工作。

还应看到，为翦灭大邦殷还需要思想准备，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文王受命”成为意识形态强化的重点，但绝不是简单地将之理解为“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之权力。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有赤乌集于周社。”［31］公元前1059年五月，在岐山观测到五大行星聚集在西北天区，赤乌降临，栖于周社。此罕见天象成为天命文王伐殷有国的预兆，文王受命观念成为周人敢于伐殷建国的思想基础。《清华简·程寤》：“隹王元祀，贞月既生魄，大姒梦见商廷隹棘，廼小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棫柞。寤敬惊，告王。王弗敢占，诏太子发，卑灵名凶，祓。祝忻祓王，巫率祓大姒，宗丁祓太子发。敝告宗方（祊）社禝，祈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承（烝），占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择用周，果拜不忍，妥（绥）用多福。”［32］“太姒之梦”与“文王受命”关涉极大，学者多有探讨。但至少应该看到，文王与太子拜受吉梦，受命于天，遍告臣民，和顺万民，德绥四方；
阴行善，决平诸侯的“受命之君”形象已然深入人心，与臣民达成了思想共识，带有天象、吉梦预兆色彩的“文王受命”成为了周人开始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

《大明》：“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郑《笺》云：“殷盛合其兵众，陈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诸侯有德者，当起为天子。言天去纣，周师胜也。”“言天期已至，兵甲之强，将帅之武，故今往伐此大商。会合兵众，以朝旦昧爽清明之时伐之也。”［3］1094－1094甲子日清晨，武王牧野会战开始，这在《尚书》之《牧誓》《武成》中也有印证。

1976年3月陕西临潼出土青铜器《利簋》（《殷周金文集成》4131），经过唐兰、于省吾、张政烺、商承祚、杨宽、刘钊②唐兰《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载《文物》1977年第8期。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载《文物》1977年第8期。张政烺《〈利簋〉释文》，载《考古》1978年第1期。商承祚《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载《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0页。刘钊《利簋铭文新释》，载《古文字研究》第26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4页。等学者的释读，可以知其大意。汤志彪在综合检讨各家学说的基础上，所作释读，较为切近。“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会），贞克闻（泯），夙又（有）商。其意为周武王征伐商朝，甲子日清晨（与商军）展开会战，大破（商军或商国），迅速占领商都。”［33］辛未，即武王克商后的第七天，驻扎管地，赏赐利，利为此铸造利簋。《利簋》对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记述可谓“实录”。

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结束了天邑商的统治，开启了周王朝的崭新时代。先周族带着草原民族的狂野不羁与农耕民族的质朴浑厚融合的性格，在史诗迁徙的漫长的民族长成中，终于使蕞尔小邦成为万邦之方，宅兹中国，光宅天下。

“周的史诗”是周族代代相传的共享的历史记忆，在族群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英雄人物的事迹都熔铸在族群血液里，编辑在文化基因上。先周族史上产生了众多的英雄人物，为何有选择的记忆？作为周族生长中的大事件，史诗迁徙的地名却又有异地同名的现象，原因何在？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诗经》文本提供的迁徙路径为：由《生民》后稷的邰地迁到《公刘》的豳地，《绵》记诵了公亶父，将都城由豳迁到岐山，定都周原。

通过传世文献和考古实迹互证，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另一条路径：后稷的邰地，虽地望存疑，但不窋徙居戎狄之间的庆阳府还是有根据的，再由公刘迁豳，及大王自豳迁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处。

对举可知，《诗经》文本有意地规避了徙居戎狄一段历史，这种书写的用意显然是刻意抹掉戎狄背景，在文学书写中强化了权力话语的立场。《礼记·明堂位》记载了“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
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3］3223。天子、三公、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以及下至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等，具有等差，表明尊卑 有 序。《左 传》闵 公 元 年 有“戎 狄 豺狼”［34］256，襄公四年有“戎，禽兽也”等语［34］936。《国语·周语中》亦有近似言语“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17］49。这明显带有儒家“用夏变夷”的主导意识形态色彩，但在历史与文学的书写中，可以感知权力话语的掌控，文学书写的刻意遮蔽与历史书写的“实录”差异。

有关先周族史，传世典籍只记述其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十五王”，《国语·周语》著录了“十五王”这一名词，而《史记·周本纪》《三代世表》详述其名号与世系。

《国语·周语下》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17］100

《国语·周语下》又云：“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17］131

《国语》中通过周太子晋、卫大夫彪傒之口，笼统言说“十五王”，而无具体的传承谱系。而在《史记·周本纪》《三代世表》则系统梳理了先周传承谱系。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4］147－151

《三代世表》所记个别文字稍异，“毁隃”为“毁渝”，“公叔祖类”为“公祖类”。其余基本一致。

对先周“十五王”代数的质疑，在《史记索隐》中谯周“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实亦不合事情”。《史记正义》引孔颖达《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4］147事实上，从后稷到公刘非四世，而是“积德累善十有余世”，《汉书·古今人表》，将《史记》的十五世扩增到十九人十八世次，《路史·后纪九》之高辛氏、《发挥四·周世考》有据《世本》《山海经》《汉书·古今人表》将之又增补为二十一人二十世次［16］51。后代学者不断据史料增补、填充完善，努力还原先周族千年的传承谱系。为了解决“失其代数”的问题，学者们希望在破解“弃—后稷”的身份之谜上寻求突破。

《诗经·大雅·生民》：“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孔颖达疏引许慎《五经异义》佚文曰：“《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左氏说：圣人皆有父。”［3］1140这里涉及今、古文之争中圣人感生还是同祖的重要命题。今文经学认为圣人无父，其母与天神交感而生子。古文经学认为圣人皆有父且同祖。司马迁《史记》一方面记述“高辛生后稷，为周祖”［4］619，另一方面记述姜嫄践履帝迹而生后稷，又肯定其无父，感天而生。这种书写上的矛盾如何解释呢？其实，在《史记·三代世表》后附的褚少孙文字，已然对此有质疑。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按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4］634褚先生的回答恰恰也暗合司马迁的意图。二者都承认今文经学的“圣人无父感生说”，同时，也做出一定的折中处理。后圣的姓氏为先圣所定，可以编造圣王的承传谱系。另外，还应看到司马迁记载的五帝三王的血缘谱系资料来源于《五帝德》与《帝系姓》。据《史记·五帝本纪赞》：“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4］54当然，随着古文经学的兴盛，圣王的承传谱系才得到越来越多的回应。但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后稷身世书写多少带有了调和的味道，也可以说是对后稷身世书写中权力话语的一种反拨形式。

对后稷的认识，吕思勉提供的三种意见可为代表。“‘后稷’二字，凡有三解：‘号曰后稷’之‘后稷’，指弃；
‘后稷之兴’之‘后稷’，指弃以后不窋以前居稷官者；
‘后稷卒’之‘后稷’，则不窋之父也。”［35］这三种解释，将后稷做了不同人与官守的身份处理，应该说，区分还是合乎实际的。如果从先周族是后代建构中的一个想象共同体的视角来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或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在周人的文化记忆里，筛选出在先周族兴盛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十几代，加以记诵，代代相传。“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它部分结合在一起时，替换就发展成为隐喻。”［36］先周人的诗性逻辑，可以说是通过隐喻传递了具体的感性意象，用局部替代了全体。从这个诗性逻辑看，先周十五王“失其代数”是带有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弥补代数”则是后代在接受中不断重构的历史。回到《诗经》语境，“大雅五诗”更是选取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有限的几个关键人物来写，相较于《史记》更是少之又少。“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
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人首先追求这目的。”［37］无论《诗》还是《史记》，对先周王的诗性书写都是带有普遍性意味的，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寻找共相的诗学隐喻。先周族是富有诗性智慧的，筛选“几代”或“十几代”极少数的关键人物，用诗文来记忆并传达神谕，这些伟大人物使时间静止，获得片刻永恒，但再细密的梳理考量，都无法驱除周族迁徙史上符号化的祖先记忆。

为了强化对祖先的神圣记忆，标识自然空间场域，这成为族群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先周族早期记忆中的空间场域不断被复制，不断重现，逐渐被符号化、神圣化。正如扬·阿斯曼所举的实例，“在一些重要节日中，他们去往特定的地点朝圣，这些地点负载了对祖先们的回忆，同时也是他们的发源地，通过这些活动，群体的身份认同得到确认”［38］。若模糊了时间，空间便成了记忆的线索，不断徘徊在记忆中的空间场域，成为了先周族迁徙路上不断复现的精神密码。“周人先世迁徙范围，不过在泾渭之间兜了一个大圈子”［39］。若离开这个圈子去寻找先周族的起源地，似有南辕北辙之虞。通过实际踏察先周迁徙地，可以看到，无论邰，还是庆阳、豳、周原、酆、镐等地，地势形态都极为相似，特别适合农业生产。“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支阝，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墙，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1］1642。也许稼墙农桑一直是萦绕在周人记忆深处的本业。狭长的谷地，腹地河流穿行，漫山遍野的庄稼，芳香满谷的油菜花，形似的徙居地成为先周族迁徙的圣地，不断地寻找，不断地再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泾渭重复空间奔徙的周人带着对起源地的原型记忆，不断寻找形似徙居地的过程，也就是对群体身份认同的反复确证的过程。当然，戎狄侵扰，土地板结，也是促成屡次迁徙的客观原因之一。

周族起源地的不同书写，异域同名现象也可以从记忆与身份认同视角加以解释。先周人的共同始祖逐渐被神化、道德化，这种共同体始祖神话代代相传，慢慢成为族群的公共记忆。先周人离散各地后，带着对祖先的神圣记忆，在各地不断演说着祖先的历史。带着故土印象的异域空间成了散居各地的周人的情感慰藉。山东有姜女之骀，山西有金天氏之裔台骀，豳即邠等，这些异域同名现象若从共同体的神圣空间记忆角度考查，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对始祖乃至族群起源地的的记忆可能是一个过程，也可能是筛选后的一个结果。从过程看，是代代口耳相传的文化记忆；
从结果看，则是意识形态选择后书写的结果。西周建国后，分邦建国的政治话语权抟铸而成的文化语境，着眼于天下万邦。在文化共同体立场上，追述祖先圣地的这种神圣化书写带有虚实参杂的叙事逻辑，恍惚无征的话语表象，但其深层的书写结构却是观念的一统与思维方式的趋同。

学界研究先周族的迁徙路径，大体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由西南向东北，最后攒聚于泾渭之间的地理圈。追逐黄土层，渐由边缘走向中心。抛开后稷传说时代的迷雾，先周族史应由血缘祖先不窋始，当然二者交汇后，巫风史笔弥漫开来，这里既有始祖神圣化书写的虚实参杂，语焉不详；
也有先周族跋涉千里、栉风沐雨的艰辛奋斗史。从考古遗存看，不窋后的史迹昭然可征，而起源地与始祖史文献恍惚无征。从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视角，重新审视这一书写差异，我们看到这正是政治话语权力的介入，抟铸而成的文化语境使然。从诗、史文献看，运用选择性记忆来标识人地，以少总多，带有普遍性的意味，文化共同体的书写立场，建构了先周族的叙事与阐释文本，一统的观念与思维模式调控了书写的话语选择与逻辑结构。但我们应看到，民间叙事文本与地方性知识生产的缺席，使先周族的“宏大叙事”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