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塑：短视频热潮下童年的消逝

景 晨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5G技术的普及为短视频平台发展持续助力。技术是媒介的支撑，而人可以主动使用媒介。当短视频凭借“人性化趋势”不断演进之时，这一新生大众传媒引发了关于人和媒介关系更深层次的思考。当前媒介化时代下，短视频作为互联网“新基建”，正以其时代传播特点重塑着我们的社会。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络视频 （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74亿，较2020年12月增长4794万，占网民整体的94.5%；
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34亿，较2020年12月增长6080万，占网民整体的90.5%［1］。由此可见，短视频所形成的社会新生态已经成为了不可抵挡的潮流，媒介也在以自身的逻辑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关于短视频的传播特点与效果，媒介环境学派代表学者尼尔·波兹曼认为：电子媒介时代导致了童年的消逝。这一警示不禁让人们对现今不断升级的数字媒介时代产生了警惕与忧虑，因为在儿童群体中，短视频大热引发的影响已经引发了各界学者的关注，同时，对于儿童群体的现实关怀也开始转向学理问题。

当前，我国对短视频及其影响的探讨仍较多集中于宏观视角的经验性研究，关于分众化视角下儿童群体的研究并不多。从研究主体的限定范围来看，对儿童媒介效果的研究多集中在新媒介这一语词下，而不是局限于短视频视域内；
从研究方法来看，量化研究与质性分析均已被适量采用；
从研究取向来看，学界更关注新媒介导致童年消逝的原因和未来面对此现象应采取何种措施，而对儿童在媒介社会变革下的新转向较少关注。本文基于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的某些观点，结合当下短视频的传播特点，对数字时代下儿童群体的外在与内涵变迁进行分析与反思。

媒介环境的变迁伴随着儿童语境转变的同时，儿童的实质与内涵也拓展出了新的发展空间。移动设备的普及与便携性给予了公众更加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自媒体飞速发展，短视频应用愈发盛行，商业红利持续利好，甚至在此基础之上还衍生出了职业化路径、产业发展和更多的新可能，相比单一媒介时期，此过程中的儿童不可避免地接收了过多信息，这些信息带给儿童全方位的感官刺激，消解着儿童的种种特征。

在本文引用的著作 《童年的消逝》中，尼尔波兹曼对儿童年龄并未进行明确的界定，欧洲中世纪，七岁被认定为能够明辨是非曲直的年龄，即意味着童年的结束。对于“童年”一词，因其作为社会产物，指代范围也因时代环境与社会机制的变迁发生了偏移。尼尔·波兹曼认为印刷媒介诞生之后才有了儿童与成人的严格划分，而印刷术的出现重新定义了成人与儿童，本文所讨论的儿童概念则延续这一定义。

尼尔·波兹曼认为“儿童”这一概念诞生于现代社会语境之中，是现代性的产物。印刷媒介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出现后，人文思潮引发了社会变革，由于阅读文字印刷产品时需要一定的识字能力与理解水平，随着文字内容的差异化，读者间存在阅读能力的偏差，儿童与成人的区隔由此产生。

（一）数字资本下消费主义的全面侵入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短视频应用在传递视频内容时营造了合适的客观环境，潜移默化地重塑着用户的认知与心理。由于互联网虚拟社交与电子交易的实现，个人可以借此完成自身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本的成功转化，但是，随着网红泛化，构成网红经济商业版图的主力军也正在侵入儿童群体。截至2020年，未成年人观看短视频的比例从2019年的46.2%增长到49.3%［2］，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接触到了网红直播或带货所实现的流量变现机制，这无异于是向儿童灌输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一方面，享乐至上、物质主义的图景冲击着他们的心理；
另一方面，也使儿童易陷入成为网红实现“一夜暴富”的幻想之中，从而脱离自我现实。

（二）“儿童网红”引发同龄儿童无意识模仿

除了单向媒介信息的接收行为，越来越多的儿童开始主动参与短视频的制作，甚至成为短视频的发布者。由于个人在对大众媒介宣传的新事物进行接收时，具有权威性的“意见领袖”的说服性传播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因此，通过短视频传播实现社会资本转换的儿童网红群体，在同龄儿童中所形成相关引导作用不言而喻。

当前，儿童网红在形象、行为以及话语方面，呈现出较大的成人化趋势，比如：抖音用户“博哥威武”“豪横”“惊雷”“要不要做我的女朋友”［3］等，视频中的孩子穿西装戴墨镜，模仿成人行为发布短视频，获赞17.6万，缺乏辨识能力的其他同龄儿童在这些“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下，会产生高度模仿的行为，甚至成为这些儿童网红的追随者，并将他们所认同的文化现象复刻在现实生活里。《童年的消逝》中提到，“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身体的外表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4］。基于成人文化的认知框架，儿童产生了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与反应，并以此来完成自我形象的初步建构。从媒介中获得的满足感加强了对成人文化的向往与认可，不仅使儿童被过多的成人世界的信息所影响，也使得数字环境下的儿童以成人文化所建构的儿童为表征。

16世纪，在社会提高对文明与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下，成人世界的文化被有意识地隐藏于儿童世界，儿童必须经过严格的教育阶段，才能得以进入成人的世界，成人的某些隐秘话题也才能告知儿童。各个年龄阶段被授以不同的文化教育内容，客观上导致儿童只能接触到与之年龄相匹配的文化，才能进入成人世界的视域中，这种模式有助于身心发育的统一。

（一）视觉传达与文化共享

尼尔·波兹曼在 《童年的消逝》中写道，“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他认为，正是以羞耻感作为儿童与成人角色或界限分辨的手段，才形成了社会约束机制。媒介之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力量，随之而来的是个体意识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儿童这一社会角色的存在才具备合理性。不同于文字媒介所需要的阅读与理解能力，短视频是偏向视觉传达的媒介，以短平快的影像传达作为主体，信息在快速切换的光影画面中被直接呈现，能够给观众带来直接的视觉冲击。由于现实的知识差距存在，儿童与成人话语空间也有一定阈限。但是，不同媒介获取信息的门槛发生了偏移，导致短视频传播冲破了文字传播的禁锢，儿童与成人也因此实现了文化共享。

（二）文化同一性消解童年意义

数字时代的短视频凭借高度碎片化的传播侵占了儿童用户的大量时间，儿童在频繁的视觉冲击中接受着毫无排他性的文化，在不知不觉间揭开了成人世界的神秘面纱。而秘密的消失，也意味着成人的羞耻感一定程度上已不复存在。

儿童的身心成长需要天然的结构性力量，在时间的绵延与流逝中方可自然呈现，童年作为一种时间性存在，却在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推崇之下被异化为一种暂时性的阶段，内在的自然时间被挤压乃至遮蔽，被物化的外在状态所取代，导致童年时间的隐匿性被一再忽视［5］。在短视频火爆的今天，成人与儿童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界限进一步消除，文化的无差别化正在抹除童年的合理性，传统观念下的童年被媒介环境所侵蚀着。

“童年”这一概念诞生于个体意识的萌发，我国古代对于儿童的描述不乏对其无限生命力与创造力的赞美，例如，老子主张：“复归于婴儿”，孟子主张“不失赤子之心”，均能反映出儿童本真自然的象征意味。然而，媒介化时代的童年，正在经历着极大的变迁。

（一）“自我的迷失”——视觉感知取代身体参与

儿童自身拥有较强的感知能力，在新媒介面前展现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随着短视频的兴起，成长中的儿童是以识别图像符号来认知世界的，可以说他们在图像中完成了成长与社会化。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写道：如今，感知本身呈现出一种“狂看”的形式，即“毫无节制地呆视”。海量信息以短视频内容朝我们涌来，以至于观者只能被动地接受视觉的单一感知，从而排除了身体参与的可能性［6］。

身体作为个体生存之基，是主体性的现实基础。符号形象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压制了其它感官的灵敏度，儿童容易沉浸在数字环境而忽略现实，身体参与的缺席使得儿童难以完成自我意识的认知，从而难以把握外部世界。在观看短视频的过程中，儿童长时间处于单一、静态的感知模式，被短视频营造的虚拟景观所规训，个体思维容易固化，久而久之，会削弱自身的思考能力。儿童的成长需要经过知识教育的阶段，短视频通过大量图像符号的展现刺激了儿童的信息需求，在降低了信息获取难度的同时满足了儿童的媒介需求，这一过程模糊了信息与知识的本质与意涵，将信息的繁荣营造成一种快乐的假象。例如，“狂看”的奇观引导着大批儿童被类型化，这种引导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化发展，容易造成儿童主体性缺失问题，从而颠覆了“儿童”的天然状态与哲学意味。

（二）“自我的反叛”——数字化生存下的个体映照

主体性缺失问题产生的原因，不仅在于“狂看”的视觉行为会导致自我迷失，算法逻辑诱发的自我“反叛”也是原因之一。福柯认为，凝视的建构性权力是暴力性地将事物纳入视觉体系，并按照目光凝视的框定架构来塑造体系中的形象［7］。儿童作为短视频用户，其每一个消费行为及算法下的个体特征都被量化为个性数据。短视频平台数据的生成本就基于个体的观看行为，除了平台的数据掌管者对用户画像进行“他者凝视”，对个体自身而言，固定时间内短视频的观看行为，一开始就意味着个体“自我凝视”的开启。归纳整合下的个性数据的最终呈现依赖于个体持续性的点赞、评论、转发等互动，数据的变动基于互动行为的动态化结果，个体在已有的用户归类基础上，通过一轮又一轮新的消费行为，其偏好也得以更新，愈加偏狭的视频类型获得了流量的青睐推送至特定用户。

儿童用户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尚未成熟，还处于广泛获取知识以健全自身观念的人生阶段，而观看行为的同一化，以及社群传播扩散下的同质化内容，使得儿童对现实环境的接触较为匮乏，而是更加倾向于虚拟空间里的自我探索。从这个层面来讲，儿童的网络行为反馈通过数据进行呈现，偏好与需求也进行明确的类型化标注，数据捆绑下的用户开始重新审视与定义自身，他们依托于平台与算法逻辑，完成了“自我凝视”的整体过程。

当前，由短视频媒介所构建的图像景观与儿童群体正上演着激烈地碰撞，儿童的天性被隐藏，“纯真”状态消失，从前的童年正在被解构。现实环境中，由于儿童的媒介活动缺乏身体参与，在学校课业压力与过度媒介沉浸的共同作用下，极易削弱儿童的自由发展空间。现代媒介在技术的推动中更新迭代，工具理性压制了交往理性，视觉调动僭越了身体参与，使大众对“人本主义”思想产生反叛。长期以来，成人文化因其神秘性而被置于隐蔽之位，儿童被迫置于“他者”的地位，话语权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儿童的自主性发展，而成人化儿童意味着儿童在主体的呈现上与成人类似，这蕴含着一种潜在观念即是——成人是儿童的终点。

短视频的火爆造成了一批“成人化儿童”，媒介化社会使得儿童与成人所接收的社会信息与文化是相同的，越来越多的“新新儿童”得以出现，特别在媒介使用方面，由于儿童对新事物高度的接受与领悟能力，在短视频平台出现了“文化反哺”的现象。无论是成人化的儿童亦或是儿童化的出现，都在暗示着一种新的观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成人本位”的思想进行了颠覆［8］。文明社会语境下，儿童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希望，而对于未来短视频创作在场景下的高度仿真发展趋势，如何建构新的儿童，儿童如何完成自我意识的构建，儿童群体在媒介力量下又将孕育出何种生命文化等多重问题，需要我们对儿童本质的变迁加以重视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