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心理控制对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自我控制的作用

韩怡闻 孙圣涛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 200234)

问题行为是指与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相悖的不良行为。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检出率至少是正常儿童的三倍(De Ruiter et al., 2008; Dekker et al., 2002)。这些问题行为会对智障儿童的身心发展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例如阻碍他们交往能力的发展，这可能导致其被排斥在融合教育环境之外，使其在社会中倍受孤立(Chandler, 2001)。

智力障碍是指智力功能和适应行为两方面同时存在缺陷而显现出来的一种障碍，且大多发生于18岁之前(Schalock et al., 2010)。智障儿童容易出现各种问题行为，引起其问题行为的原因中，家庭是重要因素之一。与正常儿童相比，智障儿童的教育更具挑战性，父母对智障儿童更容易使用消极的教养方式(Kumar et al., 2019)，其中父母心理控制对幼儿的消极影响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心理控制是父母通过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如爱的退缩、有条件的认同和内疚诱导等)侵犯孩子情绪和心理自主的行为(Barber, 1996), 剥夺了孩子对自主需求的满足(Soenens et al., 2015)。

研究表明，高水平的心理控制与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关系密切(高鑫等, 2016; 苏英等, 2019; Bai et al., 2020)。在父母较高水平的心理控制下，个体更容易出现攻击(Cui et al., 2014)、 药物使用、 违纪以及反社会(Barber, 2002)等外化行为问题。与此同时，父母心理控制对儿童内化问题有着更深远的影响(Wang et al., 2007)。处于父母高水平心理控制下，个体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等内化情绪问题(王美芳等, 2013; Monica et al., 2012)。综上，父母心理控制对智障儿童问题行为也可能存在影响，关注父母心理控制对于改善智障儿童问题行为意义重大。

个体的自我控制也会影响儿童的问题行为。自我控制是一种改变或抑制优势反应的能力，是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思想和情感的调控(Inzlicht et al.,2014)。有研究认为，儿童的低水平自我控制能力是其所有不良行为产生的根源(Kopp, 1982)。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家庭因素，特别是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Russell et al., 2013)。父母心理控制等消极的教养方式与儿童自我控制存在一定的关系(van Prooijen et al., 2018)。Bowen等人(1995)的研究表明，受母亲过度保护的儿童在成长后期更容易出现自我控制方面的问题，父母的消极控制与儿童的自我控制呈负相关(杨慧芳, 刘金花, 1997)。对正常儿童的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够通过儿童的自我控制进而影响其问题行为(邢晓沛等, 2017)。智障儿童因智力落后、适应性行为缺陷，其自我控制能力更显不足，容易表现出各种问题行为(Bailey, 2019)。智障儿童与正常儿童在自我控制方面的特点不同，心理控制对于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是否会受到自我控制的影响尚未明确。

提高智障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是特殊儿童研究领域的重要目标，减少智障儿童问题行为是培养其社会适应能力的一项内容。但已有研究大都以正常儿童为对象，针对智障儿童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出现是否会受到父母心理控制和自身自我控制的影响？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共同影响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本研究将围绕以上三个变量，探究不同因素对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假设：(1)父母的心理控制可以正向预测智障儿童的问题行为；
(2)智障儿童自我控制在父母心理控制和智障儿童的问题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以期为提高智障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减少其问题行为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1 被试

选取上海市浦东新区致立学校86名智障儿童进行实验研究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数据，获得有效数据72份，有效率为83.72%。被试年龄分布在7～1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1.83±2.85岁，其中男生39名，女生33名。根据被试的年龄将其分为三组：低年龄组(7～10岁)25人、中年龄组(11～14岁)34人和高年龄组(15～18岁)13人。被试的智商在55以下，这些儿童均为中重度智力障碍儿童，其智商资料为所在学校提供。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心理控制问卷

采用由Olsen等人2002年编制的父母心理控制量表，该量表适用于父亲和母亲(Olsen et al., 2002)，并由杨阳等人(2017)修订。量表共18个项目，例如“每当我的孩子有话要说时，我就改变话题”。采用5级计分，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得分越高，代表心理控制水平越高。由于智障儿童具有一定特殊性，问卷由其主要抚养人(父亲或母亲)根据题项描述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作出判断，其中父亲25人，母亲47人。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59。

2.2.2 长处与困难问卷

采用由Goodman于1997年编制，寇建华等人(2007)修订的儿童长处与困难问卷。该问卷包含五个维度：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障碍、同伴交往问题和亲社会行为。本研究采用前四个维度的困难总分作为问题行为的评分，共20个项目，例如“受别的小孩捉弄或欺负”。采用3级计分，从“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0～2分。得分越高，代表问题行为越多。问卷由智障儿童的班主任老师填写。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8。

2.2.3 自我控制任务

采用测量自我控制的Stroop经典实验范式(焦小燕等, 2017)。利用白天、黑夜任务以及大小抑制任务，考察智障儿童自我控制能力。

白天、黑夜任务。该任务材料为六张卡片，分别为三张太阳卡片和三张月亮卡片。首先询问被试是否认识太阳和月亮，以及与白天黑夜的对应关系。如果被试不能正确回答，主试则解释到被试理解。然后要求被试在看到太阳卡片时，回答黑夜，看到月亮卡片时则回答白天。共测试六次。太阳卡片和月亮卡片随机出现。正确回答1次计1分，错误回答计0分，得分范围为0～6分。

大小抑制任务。选择五种常见水果。把这五种水果制成五大五小共十张图片。首先让儿童识别大小水果图片，确认其可以分辨出水果的大小。重新摆放图片，把小水果套在大水果当中，不同种类的大小水果相互嵌套，如小梨套在大苹果当中。全部套好之后，要求儿童根据指令把小水果指出来。正确指出小水果计2分，指出大水果计0分，指出大水果但能自我纠正计1分，得分范围为0～10分。

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行为实验。主试与幼儿在校内的空置教室进行一对一施测。第二部分为量表调查。被试完成实验后，再由班主任和家长填写问卷。研究者在班主任的协助下，向取样的智障儿童家长发放知情同意书、测试要求和调查问卷，告诉家长研究目的，并承诺对其所填信息严格保密。一周后，班主任回收家长问卷，并将班主任填好的问卷一起交付给研究人员。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数据处理。

3.1 父母心理控制、智障儿童问题行为和自我控制的描述性统计

由于测量自我控制的两个行为实验：白天黑夜任务(3.67±2.61)和大小抑制任务(5.71±3.50)的计分方式不同，因此将每个实验的原始得分转换成Z分数，从而计算出相应的自我控制得分。首先，将实验和量表中父母心理控制、智障儿童问题行为和自我控制的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以年龄组(高、中、低)和性别(男、女)为自变量，问题行为、父母心理控制以及自我控制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问题行为(F(2,69)=1.03,p>0.05, η2=0.03)、 心理控制(F(2,69)=0.28,p>0.05, η2=0.01)以及自我控制(F(2,69)=1.05,p>0.05, η2=0.06)的年龄差异均不显著。问题行为(F(2,70)=0.64,p>0.05, η2=0.09)、心理控制(F(2,70)=0.43,p>0.05, η2=0.05)以及自我控制(F(2,70)=1.03,p>0.05, η2=0.03)的性别均差异不显著。

3.2 父母心理控制、智障儿童问题行为和自我控制的相关分析

对父母心理控制、智障儿童问题行为和自我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与品行问题(p<0.01)、多动注意障碍(p<0.01)以及问题行为(p<0.01)呈显著正相关。同时，智障儿童自我控制与多动注意障碍呈显著负相关(p<0.05)。

表2 父母心理控制、智障儿童问题行为和自我控制之间的相关分析(r)

3.3 父母心理控制对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以父母心理控制作为自变量，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各个维度及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一元回归分析，检验父母心理控制对智障儿童问题行为及各维度的预测作用，结果见表3。

表3 父母心理控制对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对智障儿童问题行为中的品行问题(p<0.01)、多动注意障碍(p<0.001)以及问题行为总分(p<0.01)的回归显著。而对情绪症状(p>0.05)和同伴交往问题(p>0.05)的回归不显著。由此说明，父母心理控制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智障儿童的品行问题、多动注意障碍及问题行为总分。

3.4 自我控制的调节作用

采用分层回归法，考察自我控制对父母心理控制和智障儿童问题行为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首先将各研究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第一步，以父母心理控制和智障儿童自我控制为预测变量，对智障儿童问题行为进行回归分析，考察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对因变量问题行为的主效应。第二步，将乘积项父母心理控制×自我控制(调节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检验调节效应是否存在，结果见表4。

表4 自我控制的调节效应的检验

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与智障儿童自我控制的交互作用显著(t=2.02,p<0.05)，由此说明，自我控制在父母心理控制对于智障儿童问题行为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见图1)。

图1 自我控制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智障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分析自我控制在父母心理控制和智障儿童问题行为中的调节作用，以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将自我控制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对于智障儿童问题行为而言，当自我控制分数较低时，父母心理控制对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Simple Slope=0.88,t=3.33,p<0.01)；
当自我控制分数较高时，父母心理控制对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则不显著(Simple Slope=0.23,t=1.18,p>0.05)。这一结果说明，只有当智障儿童自我控制水平较低时，父母心理控制对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才会达到显著水平。

在本研究中，父母心理控制与智障儿童问题行为总分及品行问题、多动注意障碍分维度呈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对正常儿童的研究结果一致(Meter et al., 2019)。基于此，回归分析显示，心理控制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智障儿童问题行为总分及品行问题及多动注意障碍。Patterson等人(1989)发现，父母不良的教养态度和行为会直接影响儿童的问题行为。父母频繁使用心理控制教养策略，孩子就会表现出较高的问题行为。例如，经常忽视孩子的要求，对孩子的反应缺乏敏感性，当孩子出现错误时表现出生气、失望、难堪和内疚等情感反应，把儿童的问题或过失归因于儿童自身特性等。对于儿童来说，母亲的心理控制要求他们更多地按照母亲的想法去做事情，从而抑制儿童自主性需要，削弱个体的胜任感(杨阳等, 2017)。Wehmeyer(1996)研究发现，自我决定和智力水平间存在较高正相关，即障碍程度越严重的人倾向于有越低的自我决定能力。由于智障儿童父母对孩子自我决定能力的不信任，可能会导致在教养过程中使用更多心理控制。从长远上看，这种亲子关系可能会充满敌对和冲突，导致智障儿童产生更多的问题行为。

父母心理控制可以直接影响智障儿童的问题行为，但这种影响受自我控制的调节。也就是说，智障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是父母心理控制对儿童自身问题行为的保护性因素，自我控制能力越高，智障儿童的问题行为受父母心理控制的影响越小。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能力较低的正常儿童更容易受到父母心理控制的消极影响，在面对挑衅或愤怒情境时易做出攻击等行为，从而导致行为问题(李丹黎等, 2012)。而在本研究中，父母的心理控制总体上与智障儿童自我控制之间没有达到显著相关水平，这与以往对正常孩子的研究结果不一致(邢晓沛等, 2017)。对于智障儿童来说，其自我控制能力在父母心理控制和问题行为中起保护性作用而非中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智障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发展相对迟滞，在此基础上，自我控制对父母心理控制和智障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得更为直接。自我控制发展相对较好的智障儿童表现出对自己行为较高的控制性，能更好地控制冲动性行为，从而调控父母心理控制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一结果提示教育工作者，为达到减少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目的，需要引导家长降低心理控制水平，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强训练智障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对于自我控制实验任务而言，虽然现有研究中实验范式有很多，但是能够用于智力障碍学生自我控制的并不多。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首先要求被试能够与主试简单交流、能够理解指导语以及做出简单的动作回应。而智力障碍儿童中有相当一部分达不到这些要求，导致被试大量流失。因此，一方面需要扩充智力障碍儿童样本量，另一方面需要开发更适用于智力障碍儿童自我控制的实验范式。对父母心理控制的测量而言，本研究采用父母自我报告的方法，可能无法控制父母隐藏真实情况。如果结合访谈法，测量结果或许会减少无关变量的影响。同时，除了父母心理控制外，影响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家庭因素还有很多。父母心理控制影响智障儿童问题行为也可能存在多种路径，以后可以就此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1)父母心理控制与智力障碍儿童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智力障碍儿童自我控制与其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2)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预测智障儿童品行问题、多动注意障碍以及问题行为总分。

(3)自我控制在父母心理控制和智障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自我控制能力能缓冲父母心理控制对智障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