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进入到教育哲学研究领域的

刘道玉

我大学本科是学化学专业的，主修高分子化学专业。1962年我赴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师从国际有机氟化学三大权威之一的伊凡诺维奇·克努杨茨(Ivanuoweichi Knuyangchi)。我自幼立志要效仿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做一个像他那样的发明家。

可是，人生的道路并不是一条直线，自己的命运也不能完全由自己把握，它们取决于多种因素。正当我而立之年的时候，由于中苏交恶，我作为留苏研究生学生会主席，参与了揭露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行径，被苏联外交部照会，限48小时离境，从而中断了我的研究生学业。回国以后，我又立即投入到金属有机研究，但安静的学术环境只维持了两年的时间。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直动乱了10年之久，学业虽然没有完全荒废，但不能再及时地了解世界化学最前沿的研究方向，学术积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了。

1981年 7月22日，我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第二十二任校长，心想与其顾此失彼，不如专心致志地做好一个职业化的校长，重整武汉大学昔日的辉煌。从那时候起，我如饥似渴学习西方教育家的名著，第一次实现了角色的转变，即从化学转向教育的研究。那么，后来又怎样从教育学进入到教育哲学的研究领域呢？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叙述。

为了弥补我这个理科出身人的知识的缺陷，以适应领导大学工作的需要，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教育经典名著。我国古代出现了大批教育家，如孔子、孟子、墨翟、荀子、董仲舒、胡瑗、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等。其中，以孔孟为最杰出的代表，他们既是儒家的创始人和继承人，又是古代最著名的教育家。孔子是世界创办私学的最早的教育家，他被称颂为万世师表。我国古代家家户户供奉神灵的神龛，背后都书写着“天地君亲师位”，师就是至圣先师孔子。早在2500多年以前，他就提出“有教无类”、“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乐教乐学”和“教学相长”等教育观念，的确是先进的。他的嫡孙孔伋(子思)继承了儒家教育思想，完整提出了教学的目的与过程，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最全面地概括了知行统一的教育观，即使在今天，它也是先进的教育理念。

孟子出生后，孔子已经去世了一百多年，儒学从曾参到子思再到孟子，形成了思孟学派，他被称为亚圣，是儒学的最主要的继承人。在教育思想上，孟子不仅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而且还克服了孔子教育思想中某些消极的观念，如学而优则仕、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官贵民轻等。孟子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该书十一篇十四卷260章，35000多字。他的教育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其教育思想主要有：明人伦、持志养气、动心忍性、存心养气、反求诸己、深造自得、盈科而进、教亦多术、专心有恒等。在孔孟时代，虽然哲学学科尚没有产生，但他们都是最博学的学问家、思想家，因而他们自然成为世界最早的著名教育家。

我虽然从孔孟教育思想中吸取了精髓，但总的来说，我受西方著名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影响更深一些。翻开西方教育史，出身于哲学的著名教育家简直多得不胜枚举，诸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公元一世纪到文艺复兴时，哲学出身的教育家大概只有三位，他们是：西班牙著名教育家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35-100)，他的代表作有《雄辩术原理》《教育论著选》;第二位是荷兰著名教育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他的代表作是《论正确的教育方法》和《论儿童的文雅教育》；
第三位是法国著名教育家蒙田(M.E.DE，1533-1592),他代表作是《论对孩子的教育》。

文艺复兴之后，人本主义代替了神权至上，人性得以发扬，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教育也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这是滋生教育家的沃土。因此，天才的17世纪涌现出来许多著名的教育家，例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他的教育代表作有《论读书》《论古人的智慧》等。夸美纽斯(J．A，Comenius，1592-1670)是17世纪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代表作是《大教学论》，同时他还亲自创办了实验学校，以实践他的教育理念。法国著名教育家卢梭(H.J.F，Rousseau,1712-1778)，他的教育代表作是《爱弥儿》，是自然主义教育最早的创始人。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即使是把所有的教育著作焚烧掉，只要《理想国》和《爱弥儿》留存在世，教育园地依然是郁郁芳香！

自18世纪到19世纪，教育领域里又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教育家。例如，德国著名教育家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他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科学教育的奠基人，被称为教育学之父，作为教育家没有人能够与他比肩。他的教育代表作《普通教育学》被视为第一部教育论著。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是德国一位伟大的教育改革家，1809至1810年，他担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他改革学制，实行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他于1810年创办腓特烈威廉大学(后更名为洪堡柏林大学)，提出教育的三原则：即学院自治、科研与教学统一和学术自由，被人称颂为现代大学之父。他的教育代表作是《关于人的教育理论》，尤其是他关于科研与教学统一的原则， 开创了当今研究型大学之先河。

福禄贝尔(Wilhelm August Frobel，1782-1852)也是德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代表作是《人的教育》，他认为所谓的教育必须达到人、自然和造物主联结和谐。此外，德国的著名教育家还有很多，诸如伊曼纽尔·康德、弗里德里希·黑格尔、阿而道夫·第斯多惠、阿瑟·叔本华、汉娜·艾伦特，等等。为什么德国出现了这么多的著名教育家呢？这是两个原因促成的：一是18世纪以后，世界的学术中心已经先后由意大利、英国转到了德国，形成了浓厚的学术创新之风；
二是德国被称为哲学的故乡，德国人是天生的哲学家，因此从哲学家中产生众多的著名教育家，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建国至今才246年的时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可是，依据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后来居上，成为世界头号科学、教育、经济、航天和军事大国。根据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昭的统计，20世纪世界科学中心又从德国转到了美国，这就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原因。现在，美国拥有世界最多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有世界最先进的六大国家实验室，有最多各科诺贝尔奖获得者，有最多的各学科学派，因而美国也拥有最多的著名教育家和心理学家。

20世纪美国最大牌的教育家是谁呢？看来非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莫属。他在芝加哥大学创立了教育心理学学派，创办了杜威实验中学。他被称为教育哲学之父，其代表作有《教育哲学》《民主与教育》《明日之学校》等。他在中国的弟子有胡适、陶行知、陈鹤琴、郭秉文等，他们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在其弟子的邀请和组织下，杜威于1919年4月到1921年7月，在我国各省和各大学进行26个月游访式的讲学，后由《北京晨报》出版了《杜威五大演讲》。他的系列演讲，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堪称奇迹，对我国教育的研究与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1874-1949)是与杜威几乎同时期的著名美国教育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1912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17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美国心理学之父。他在1903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是西方第一本以教育心理学命名的著作。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学习定律，对学生的学习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创办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是于1890年由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出资创办的，希望在美国西部有一所能够与哈佛和耶鲁大学比肩的顶尖大学。为此，他去向哈佛大学校长请教，而哈佛校长告诉他，要创办一所一流大学需要一大笔资金，至少还需要200年的时间。但是，洛克菲勒不信邪，事在人为，他选聘了年仅35岁的威廉·哈珀(William R.Harpre)为首任校长。他年轻有为，敢想敢干，硬是说服了美国8位大学校长和20位系主任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一时轰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界，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他们没有用200年，而是仅仅用4年的时间，使芝加哥大学跻身于美国高教与研究的领袖之一。洛克菲勒非常高兴地说，创办芝加哥大学是他一生最好的投资！

芝加哥大学这个优良的传统传承了下来，他的第五任校长是罗佰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1929年出任校长时只有30岁，推行“芝加哥计划”，对这所大学进行改革，使芝加哥的学术水平继续提高，形成了诸多的学派，如社会学学派、数理分析学派、经济学学派、建筑学派、气象学派、传播学派、实验物理学派，等等。对此，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评价说：“有些大学不乏思想，但没有学派，另一些大学有学派却没有思想，而芝加哥大学既有学派又有思想。”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表明芝加哥大学在美国顶尖大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赫钦斯任芝加哥大学校长22年(1929-1951)，他从实践中逐渐成为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并且是美国永恒主义(perennialist)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教育的任务在于借助对永恒的真理的认识，促使永恒人性的发展，通过知识教学传播永恒真理，以便让学生认识永恒的世界。”他的教育代表作有：《美国高等教育》、《为自由的教育》和《乌托邦大学》等， 在世界教育界有重大的影响。

哈佛大学创建于1636年，美国于1776年建国，哈佛比美国建国早了整整140年，所以美国民众有人戏谑地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这是历史事实。从这一点来说，表明哈佛大学在美国乃至于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迄今为止，哈佛大学已有386年的历史，它不仅在学术上一直独占鳌头，而且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引擎。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大学的楷模，就是因为他有明确的“三本三求”改革逻辑，即始终坚持美国本土化，始终坚持追求真理，始终坚持以本科为主，始终坚持追求卓越，始终坚持创新，始终怀有忧患之心。386年以来，她一直坚持自己的办学逻辑，所以她也就能够成为世界众多大学皇冠上的明珠。

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1943-)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是世界当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他于1983年出版了《智力结构》一书，因此他被称为智力结构之父、心理学大师。他获得了诸多的荣誉和奖励，出版了18本教育学专著，以22种文字出版，拥有各国20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哈佛商学院的教授评价他说：“他是本时代最明亮的巨星之一，他突出表现人类成功的不同智慧。”美国特质教育联盟主席也评价说：“推动美国教育改革首席学者，加德纳当之无愧。”

对于加德纳我是知道的，我虽然没有见过加德纳，但与他有过通信，那是受学生席隆乾之托，于2006年1月向他推荐席隆乾的《有机构建主义教育》一书。他很快给席隆乾回了邮件，并邀请他去哈佛大学访问。2007年7月，小席自费到哈佛大学访问，受到了加德纳的欢迎，并为他专门组织了一次小型的研讨会，有5人参加。通过讨论，他们对席隆乾的有机构建主义教育观点表示认同与赞扬。加德纳教授虽然贵为教育大师，却平易近人，这种不以权威自居的学风，更令人们对他充满尊敬。

教育上的智力观念，最早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提出的，由此开创了智力测量的先河。很显然，智力与知识是相互区别的一组观念。此后，智力一词频频地出现在教育论著和人们的口头上。但是，智力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构成的，每一个成功的人的智力又有怎样的区别？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并没有回答。加德纳的《智力结构》给予明确的回答。他解释说：“智力的性质是多元的，智力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组能力。智力不是以整合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相互独立的方式存在的，人的智力结构存在着多种相对独立的智力。”

行笔至此，我不得不发问：智力观念提出100多年了，为什么那么多的教育家没有提出智力结构，唯独由加德纳提出来呢？这就是哲学对教育理论形成的作用。加德纳是学心理学的，在历史上现代心理学是从哲学分出来的，可以说它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加德纳能够应用哲学思维，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个别总结出普遍规律，从而创造性地概括出了智力结构理论。

同样的，本文中列出了大批著名的教育学家，他们基本上也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他们的代表性的教育论著，也都是应用哲学研究教育的成果。在世界教育领域里，有许多堪称为教育某一方面之父的人物，如现代教育哲学之父、教育心理学之父、课程理论之父、教育科学之父、现代大学之父、幼儿教育之父、多元智力之父，等等。在中国，除了孔子堪为私学之父以外，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够被公认“之父”的人了，这说明我国没有被世界公认的著名教育家，也没有传世教育经典名著。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哲学家不研究教育学，更鲜有开展教育实验的哲学家。20世纪50 年代，我国学习苏联，教育学系一律合并到师范学院，从事教育学研究的也是从师范学院教育系毕业的人，他们缺少最基础的哲学思维训练，因而难于进行高深度的教育问题研究，也概括不出教育新观点和理论来。而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又与教育学老死不相往来。我深受这个问题的困惑，也正是这个问题促使我进入到教育哲学研究领域。

梁启超先生是清末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虽然变法只维持了103天，在慈禧太后保守势力的镇压下，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梁启超先生变法的理想和执著精神并没有放弃，这反映在他“饮冰十年，难凉热血”的名言中。

我虽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大学教育工作者，但我追求教育改革是真心实意的。我亲自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后来又身体力行地在武汉大学进行教育改革，可惜这场改革只维持了大约10年的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左倾思想抬头，改革人物遭受打击，教育改革倒退。大学盲目合并，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大学改名一浪高过一浪，大专和师范学校一律都升格为大学，研究生招生卖指标是公开的秘密，可就是盖子始终揭不开，因为当事人都是既得利益获得者。一时圣洁的大学被搞得乌烟瘴气，虽然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有关当局却充耳不闻。

目睹这些怪现象，我忍无可忍，但我一介匹夫又能如何呢？这时我想到宋朝王令在《送春》中所写诗句：“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对20世纪80年代教育改革的依恋是真切的，于是，我想像杜鹃(子规)那样，昼夜地啼喊，希望唤回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春天。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已经呼唤了近40年，但就像杜鹃一样，它没有留住春天，而我也没有唤回改革春天，不是不想为也，而是不能为也。

据不完全的统计，40多年我在报刊发表了500多篇文章，接受教育改革专访100多次，还撰写了20多部教育论著。其中，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是呼吁国家教育当局进行教育改革，我仅仅是打擦边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发声。例如，针对大学合并，大专升格和改名，扩招冒进，大学功能错位，学术造假，以名山秀水命名学者，评名师搞官本位，大学行政化，大学办分校卖文凭，评定教师职称降格以求，大学互相攀比，形式主义歪风盛行，等等。

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系统的纠错，改革就是破旧立新，改革就是把要解决的问题合理化。我们不妨与世界上真正的教育改革作一对比，我国教育不仅没有改革的逻辑，反而被两个紧箍咒束缚住了，即计划经济思维和唯意识形态论。国家教育当局牢牢地控制一切教育资源和决策与管理权。如果大学没有独立自主办学权，教授没有自由研究和探索真理的权利，这样的大学怎么会有活力和创造性呢？

培根是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他从本源上分析了阻扰改革的根本原因。他指出：“既成的习惯，即使并不优良，也会因为习惯而适应。而新事物，即使再优良，也会因为不习惯而遭到非议。对于旧事物，新事物好像一位陌生的客人，引起惊异，却不受欢迎。”我们重温了培根的论述，就明白了教育改革为什么阻力重重，原来就是保守势力在抵制改革，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

我国各个领域里的改革是相互联系与制约的，核心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项改革既影响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影响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里的改革。我们都记忆犹新，在20世纪90年代的那一段时间，我国到世界游说，要别人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体制，一切依然按照五年计划经济执行，大型国营企业完全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姓公与姓私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建成完全的市场经济呢？

什么时候会再现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好景观？以我之见，自下而上重新进行改革的启蒙是至关重要的。不进行改革启蒙，就不理解什么是改革，就分不清楚发展与改革的界限。

在我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启蒙。第一次是1919年发生在北京的五四运动，它喊出的口号是：外争主权，内惩卖国贼，从时间上说仅仅进行了近两个月。虽然在具体目标上达到初步要求，但从反帝反封建的长远目标来看，这是一次不彻底的启蒙运动，民主与科学思想并没有在民众中扎根。

第二次启蒙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它是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背景下进行的，这次讨论直接导致思想大解放，破除了个人迷信，平反了积压如山的冤假错案，调动了广大干部和人们群众的积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决心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这次启蒙的意义是重大的，开创了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

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要进行一次新的思想启蒙，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我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三次思想启蒙。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民主启蒙运动的经验也值得借鉴。武汉大学历史系著名德国史研究专家李工真教授指出：“在法国，是启蒙了的人民大众面对着未真正启蒙的专制统治者，要将这个社会推向前进，走自下而上的改革道路便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而在普鲁士(德国的前身)，是启蒙了的专制统治者面对着未真正启蒙的人民大众，要将这个社会推向前进，走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同样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

那么，我国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区的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发展悬殊，人民群众的思想素质也参差不齐。根据我国的国情，也许走自上而下的改革启蒙是恰当的选择。这也是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启蒙的经验，那次就是由开明的国家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精英联手的一次启蒙的尝试。领导人应当走在改革的前面，知识分子精英也应该是先知先觉者。因此，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迎接新的改革时代的到来！

宋朝著名理学家朱熹在《观书有感·其一》中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一首非常富有哲理的诗，诗人以源头活水比喻知识是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知识的源头来自于对自然界的观察、理解、积累和探索。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有其源头，如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生命的起源、物种的起源、认识的起源，等等。

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万物皆有源，万变都有因。哲学就是探究事物的源，解释事物变化的因。同样的，追问教育改革的源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哲学问题。哲学是什么？哲学一词源于希腊文的两个词根philo和sophy，前者是爱，后者是智慧，二者合在一起就是爱智慧，即哲学(philosophy)的含义，但是，要给哲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又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争议一直不断。一般来说，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有关思想、体系和实在最基本和普遍的概念。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哲学是对思想的再思想，是一种反思，或者是“后思”。

学习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思维科学，无处不在，是无用之用，实为大用。不懂哲学，就不会思考，甚至连最简单的两件事情也联系不起来，无法形成理性观念。人们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或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会遇到“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怎样办”这样一类问题，这些都属于哲学的范畴，也只能依赖于哲学才能予以回答。“这是什么”属于世界观，“为什么”属于认识论，而“怎么办”则属于方法论。因此，如果我们善于应用哲学思维，就能够解决教育改革中遇到的困惑。

坦率地说，我在大学里学的那些哲学初步知识，是因袭苏联教条式的政治课，也是毫无用处的。我真正对哲学的理解，还是靠自学西方哲学经典著作而获得的。我对教育哲学的认识，是在教育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倒逼出来的，自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20年代初，前后30多年经过了朦胧、自发和直觉的三个阶段。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虽然是一种笨办法，但经过自己摸索，获得的认识是真知，更值得珍惜。

相比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黄金时代，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向左转的拐点，大学被折腾得遍体鳞伤。目睹这些怪现象，我感到痛苦、愤懑和焦虑。潜意识告诉我，我国大学教育出了问题，但是是什么问题，我是朦胧的，这时还没有意识到从源头上去寻找改革的阻力是什么，这是第一阶段，我也仅仅是停留在一般的呼吁改革上面，甚至对改革还抱有些许的幻想。

到了21世纪00和10年代，对于大学教育中的问题，我仍然在寻根求源，自发地意识到大学中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教育哲学问题。在此期间，我发表了多篇文章，试图寻求教育改革的源头。例如，2007年发表在《同舟共进》的《中国高教在转型中迷失了方向》；
2008年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2012年新华社刊发的《中国高教犯了狂躁病》；
2013年10月1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必须重建教育价值观》；
2017年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功利化是中国教育的病根》，等等。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可以发现诸如真正的变革、方向、价值观等观念，应当说这些都是改革的源头，也都属于教育哲学的范畴。

从21世纪20年代以后，应该说我的教育观念已经自觉地进入到教育哲学领域了。这主要表现在我于2020年10月22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大学应该怎么上？》，以及于2021年4月8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大学应该怎么办？》这两篇文章，对传统的大学教育具有颠覆性的作用，是我遵循教育改革的逻辑而设计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观念是超前的，甚至比美国颠覆性的密涅瓦大学还要超前，而且更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

2022年春节后，我与夫人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复查我们的一些慢性病。我向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龚建平教授咨询病情。但出乎意外的是，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恳切地向我建议道：“其实我从旁观者看，您应带领您的学生，试试教育哲学领域的开拓，它和之前的许多说法更升维。”我问他为什么想到了这个问题，他进一步解释说：“现在教育问题堆积如山，唯有应用教育哲学才能理出头绪，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十分高兴地说：“哎呀，我们想到一起了，我正在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可是我没有学生和助手，只能单枪匹马地孤军作战呀！”我心想，旁观者清，一个著名的外科专家看到了教育问题之所在，而我们行内许多搞教育领导或研究的人却懵懵懂懂，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年届90岁，自知已垂垂老矣，教育改革大业必将历史地落在未来的年轻人肩上。我衷心希望他们不要再重复老一辈的弯路，走出狭窄的教育专业局限性，吸取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在运用教育哲学推动教育改革，振兴我国大学教育的同时，创立我们教育的新理论、新学说和新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