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提升企业员工薪酬了吗？,——来自2019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证据

王贤彬 何溢诗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作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目标的重要内容。企业员工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其薪酬提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抓手。企业员工薪资收入是社会总财富分配以及再分配的结果，企业员工薪酬的上涨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人民幸福感，而且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也有重要作用，因此，建立起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企业薪酬决定与增长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劳动者收入决定机制并不完善，目前的职工薪资水平仍然相对偏低，导致资本积累与居民消费的天平长期失衡。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领域举足轻重的微观主体，其通过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和优化发展结构，给出资方提供回报的同时，也为员工薪酬提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经济增速放缓、转型升级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我国政府致力于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措施鼓励企业更新设备、提升技术，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9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加速折旧政策的进一步扩大方案，六个行业（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采用缩短年限或加速折旧。2015年9月，新增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4个行业。2019年5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再次联合通知，自2019年1月1日起，加速折旧政策惠及全部制造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实质是国家减少特定企业所得税的税基，把设备较高的成本通过加速折旧，冲抵企业应税收入，是国家结构性减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施以来，其政策效应受到了经济学界的关注，研究话题多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以及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但是少有研究关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可能产生的企业员工薪酬提升效应。

税收激励政策作为政府为企业减税降费、助力企业发展的政策工具，会对企业员工薪酬水平产生一定影响。一方面，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的间接补助与政策优惠会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并进一步转化为企业可分配利润，从而直接促进企业员工薪酬的提高；
另一方面，税收激励政策会改变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推动企业设备和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升级，促使企业相应增加对高技能员工的雇佣，进而使企业员工薪酬得到提高。特别是，由于固定资产在企业资产中占比较高，升级固定资产成为企业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经营效益的重要基础。因此，对于促进企业设备优化升级、提高经营效益，最终实现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企业员工薪酬水平提高，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相较其他税收激励政策更具针对性和显著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利用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倍差法考察了该政策对企业员工薪酬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员工薪酬水平。究其机制，一方面，企业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实现设备优化升级，资本—技能互补效应相对提高企业对高技能员工的需求，资本—非技能替代效应相对降低企业对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即通过优化企业员工结构实现人力资本升级进而提升企业员工薪酬水平；
另一方面，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有效提高了企业经营效益，从而提高企业员工薪酬水平。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融资约束紧企业的员工薪酬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

相对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本文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影响延伸到劳动力市场中。现有文献中研究加速折旧政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研发激励效应、投资促进效应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但较少涉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员工薪酬的影响。其次，本文从资本和技能劳动力、非技能劳动力的交互效应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企业员工薪酬的内在机制，对于更好地理解相关政策产生经济影响的微观机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能够为更加科学地制定经济政策提供有益启示。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说，第三节部分是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机制检验，最后是结论及启示。

（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效应

有不少学者对税收激励政策效应进行了研究。其效应具体可以分为企业研发激励、投资促进、融资约束缓解三个方面。

研发激励效应方面，大量学者对该效应进行研究且基本形成共识，结果显示税收激励政策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激励，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效果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异质性。比如，李昊洋等（2017）利用2009-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运用DID模型探究了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提高企业的研发创新投入，而且对研发活动的资产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均有促进作用。曹越和陈文瑞（2017）和伍红等（2019）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李香菊和杨欢（2019）则在以上研究结果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激励作用存在一定时滞性。

投资促进效应方面，当前对固定资产投资促进效应的研究较多但结论难达一致，部分学者发现税收激励政策可显著促进固定资产投资（Hall & Jorgenson，1967; Cummins et al.，1996; House & Shapiro，2008; Zwick & Mahon，2017），而一些学者则对此持相反态度（Chirinko et al.，1999; Yagan，2015）。与其相反，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例如，河北省国税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课题组和韩建英（2015）针对河北省企业进行税收激励政策效应的调研发现，80.3%的受访企业表示享受该优惠政策后最愿意进行的行为是购置新增和改造升级固定资产；
唐飞鹏（2017）通过研究分析东莞市企业问卷调查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效果并不显著；
曹越和陈文瑞（2017）运用A股制造业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基本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并不具有投资促进效应，但会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发现结果存在异质性，该政策会促进国有企业和低成长性企业增加企业投资。

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方面，该类相关研究较少，学者间未达成共识，且研究方式主要是调查规范分析。比如，赵美娜（2015）和唐恒书等（2018）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河北省国税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课题组和韩建英（2015）通过调研发现，有46.69%的受访企业认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可以减轻企业资金压力、缓解融资约束压力，但唐飞鹏（2017）的调研结果显示仅有 8.21% 的受访企业认为该政策对缓解资金压力有很大帮助。

综上可知，仅有少量文献研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人力资本的影响。刘啟仁和赵灿（2020）结合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研究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虽然“工资溢价”不利于企业提升技能劳动力占比，但是，假设新增固定资产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高于其与非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税收政策在激励企业新增固定资产的同时，也会促使技能劳动力相对雇佣比提升，人力资本结构得到改善。因此，本文进一步考虑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人力资本的影响，从企业员工薪酬这一角度扩大对加速折旧政策效应的研究，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效应的研究。

（二）产业政策与企业员工薪酬

以往很少有文献将产业政策与企业员工薪酬结合起来研究，对于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薪酬存在着不同的视角与结论。林毅夫与陈斌开（2013）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研究产业政策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产业政策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将会影响劳动力市场，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将会缩小收入差距，但是如果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其收入差距曲线将呈现倒U型的变化。李力行和申广军（2015）基于2004-2006年成立的开发区数据研究产业政策对行业绩效的推动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可以显著提高销售收入、增加就业人数。王克敏等（2017）认为政府和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导致产业政策受益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并引发过度投资，影响产业政策效果的同时会进一步扩大企业间的工资差距。白极星和周京奎（2018）等认为，税收激励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效应是不同步的，一方面，国有企业是政策的主要获益方，具有较高的政策倾斜效益，会增加更为可观的垄断租金，进而其员工薪资水平也会更高。相对而言，非国有企业不会负担太多的社会责任，因此获得较少的政策优惠，当其进入产业政策重点扶持的行业时由于缺少资金扩大再生产，也就不得不与政府发生政治关联，寻租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民间资本，从而加大民营企业的成本支出，不利于企业工资水平的提升。

纵观现有研究，关于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员工薪酬的相关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其中多数也是从企业异质性、比较优势、行业竞争强度等视角出发的研究。基于税收激励视角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员工薪酬影响的文献较少，并且没有全面分析税收激励政策提升企业员工薪酬的具体传导路径，这正是本文需要深入探讨的地方。因此，本文研究税收激励政策影响企业员工薪酬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影响是否会因为企业股权性质不同、劳动密集度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效应。找出税收激励政策影响企业员工薪酬的作用机理及其效应，对于通过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促进企业员工薪酬实现可持续性增长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假说

研究资本与非技能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要素替代理论，该理论获得了理论证据和实证证据支撑。Hicks（1932）认为，当一种要素价格相对昂贵时，技术会朝着替代该要素的方向发展，进而形成有偏的技术进步。Acemoglu（2018）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证明了当劳动要素价格变得相对昂贵时，企业会采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使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入的成本降低，非技能劳动力价格相对上升，根据资本—非技能替代效应可知，企业对非技能劳动力需求下降。

同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于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有着巨大的推动力，促使企业增加固定资产并进行研发创新，企业因此加大研发投入（王宗军等，2019）。研究资本投入与技能劳动投入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资本—技能互补假说，Griliches（1969）曾根据Uzawa（1962）的偏替代弹性概念提出了资本—技能互补假说，过往文献亦有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资本与技能互补性的存在（雷钦礼和王阳，2017），这是因为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蕴含着更高的技术，相较于非技能劳动力，技能劳动力与先进技术的适配度更高，使得新增投资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更强，企业对技能劳动力需求会得到提升。综上，从资本—非技能的替代效应和资本—技能的互补效应两个角度出发，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所带来的资本投入增加，将带来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以及非技能劳动力需求的降低，通过优化企业员工结构提高企业员工薪酬。

另一方面，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企业带来额外税收优惠，相当于为企业提供无息贷款，减轻试点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在短期内增加了企业留存资本，企业将该“无息贷款”应用于优化企业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进一步扩大生产，促进企业经营效益提升，进而提高企业员工薪酬。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说H1。

假说H1：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出台会提高企业员工薪酬。

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角度出发，我国国有企业经济体量较大，承担着大部分国民就业、维护员工权益和维持社会稳定等社会责任，调整员工结构将面临企业内部经营整合难度大、员工情感障碍难以克服、政府和社会约束较多等难题。相反的，非国有企业经济体量相对较小，主要承担国家经济发展责任，发展过程中更强调经济职能而非社会保障职能，在社会责任方面约束较少。随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施，理性的非国有企业会用资本替代非技能劳动力，进一步地，增加对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数量、优化员工结构以实现经营效益提升、企业员工薪酬提高。

从企业相对密集程度分析，相对密集程度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员工薪酬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相较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会雇佣更多的低技能员工，而随着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低技能工人的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快于高技能工人劳动价格（李建强等，2019），即劳动密集型企业支付的劳动力成本相对更高。因此，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施之后，以资本投入替代低技能劳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具吸引力，更有动力进行设备优化升级，降低低技能劳动力占比，相对提高高技能劳动力雇佣数量，进而提高企业员工薪酬。

进一步地，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设备优化升级和调整人力资本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融资约束紧的企业的投资投入有更大影响（刘啟仁和赵灿，2020）。相较于融资约束宽松的企业，融资约束紧的企业资金来源渠道相对单一、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较大，原有财务压力繁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使得固定资产价格相对降低，这类企业购入新技术设备、实现设备优化升级成为可能，进而调整员工结构，政策对此类企业的员工薪酬影响更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说H2。

假说H2：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融资约束紧企业的员工薪酬具有较显著的影响。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考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是否提高了企业员工薪酬。本部分首先研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员工薪酬的影响。具体地，我们设定如下实证模型：

这里的i代表某一家上市公司，t代表某一会计年度，p代表公司所属省份。该回归模型中对样本企业和年份进行了固定，其中μ表示企业i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ω表示年度固定效应，δ表示省份与年份的交乘项。模型中的残差项用ε表示。当模型中β显著为正，说明加速折旧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员工薪酬。同时，本文将标准误聚类至公司层面。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2009-2018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和雇佣结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我们执行了如下筛选程序：

（1）剔除ST公司以及金融类上市公司；
（2）剔除重要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
（3）剔除在2009-2018年间曾出现总资产增长率大于1的样本，以尽可能避免上市公司重大并购重组（如“借壳上市”）所带来的影响。（4）剔除了属于2015年新增四大领域试点行业的数据，使控制组中的企业为完全未受到政策影响的企业。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

（三）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企业员工薪酬（lnwage）定义为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员工总数，再取对数。解释变量（TreatPost）表示享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企业在政策开始之日起及以后其值为1，否则为0。本文还控制了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企业总资产取自然对数。资产回报率（ROA），由净利润除以总资产定义。资产负债率（Leverage），由总负债除以总资产定义。销售规模（lnincome），定义为营业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净资产收益率（ROE），由净利润除以净资产定义。股东股份集中度（Top10），定义为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合计。省份和年份的交乘项（ProvinceYear），虽然本文样本为上市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可减少对自然实验分组非随机性的担忧，但是为了进一步保证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共同趋势假设，本文在模型中纳入省份*年份项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不同省份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

表1报告了文章分析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1）列未包含控制变量，只包含企业固定效应、年度固定效应和省份*年份交乘项，结果显示，TreatPost的系数为0.078 3，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使得企业员工薪酬显著增加了7.83%。第（2）列包含控制变量、企业固定效应、年度固定效应和省份*年份交乘项，回归结果显示，TreatPost的系数为0.068 2，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使得企业员工薪酬显著增加了6.82%。同时，企业规模（Size）、资产回报率（ROA）、资产负债率（Leverage）、销售规模（lnincome）、净资产收益率（ROE）、股东股份集中度（Top10）等控制变量均与企业员工薪酬显著相关。总之，DID模型结果与预期一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可以促进企业提高员工薪酬，因此，实证结果支持假说H1。

表2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员工薪酬：基础回归

（二）异质性影响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员工薪酬影响不同，本文将从企业的不同所有权性质、不同劳动密集度、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三个角度阐释政策对员工薪酬的影响。

相较于国有企业，主要承担经济职能而非社会职能的非国有企业更有动力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带来的资本增量用于更新机器设备、调整员工结构、实现更高的经营效益，从而提高企业员工薪酬。为了验证这一推测，我们根据上市公司“公司属性”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SOEs）和非国有企业（Non-SOEs）进行检验，其中国有企业包含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分类为其他的则为非国有企业。估计结果见表3。第（1）列显示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国有企业员工薪酬的影响，第（2）列显示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员工薪酬的影响。可以看到，第（1）列中TreatPost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国有企业员工薪酬没有显著的影响；
第（2）列中TreatPost的系数为0.073 1，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使得非国有企业员工薪酬显著地增加了7.31%。

不同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承担的劳动力成本占比较高，资本替代劳动的驱动力更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带来的影响会更明显。劳动密集度的衡量方式是员工平均工资除以企业的销售收入的数值，若企业劳动密集度大于当年所有样本企业劳动密集度的中位数，则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反之则定义为资本密集型企业。估计结果见表3。第（3）列显示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薪酬的影响，第（4）列显示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员工薪酬的影响。可以看到，第（4）列中TreatPost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员工薪酬没有显著影响。第（3）列中TreatPost的系数为0.053 9，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平均薪酬显著增加了5.39%。

相较于融资约束宽松企业，融资约束紧的企业原资金压力较重，难以负担机器设备优化升级的费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类企业的资金压力，有助于企业实现设备优化升级，因此，该政策对融资约束程度紧的企业的员工薪酬影响更加明显。为了检验这一推测，我们首先将样本分为融资约束紧的企业和融资约束松的企业。参照Hadlock和Pierce（2010）的设计，本文构建SA指数来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环境，如果企业的SA数值大于所有样本企业当年SA指数的中位数，则将其定义为融资约束紧的企业，反之则定义为融资约束松的企业。估计结果见表3。第（5）列显示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融资约束紧的企业员工薪酬的影响。可以看到，第（5）列中TreatPost的系数为0.078 2，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融资约束紧的企业员工薪酬显著增加了7.82%。第（6）列中TreatPost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融资约束松的企业员工薪酬没有显著影响。

综上，实证结果支持假说H2，即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融资约束紧的企业的员工薪酬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表3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平均薪酬：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保证文章结果稳健性，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验。

（一）平行趋势检验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结果变量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出台之前是否具有平行趋势是DID模型有效的关键前提。本文将基础回归模型扩展如下形式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其中系数β反映了第t年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企业员工薪酬差异的大小。若符合平行趋势假定，则政策实施（2014年）之前的估计系数β应为不显著。估计系数β的数值大小与95%置信区间如图1所示，在政策实施（2014年）前的年份，估计系数β并不显著异于0，说明在政策实施前所有企业的员工薪酬具有平行趋势，显著的事前趋势差异并不存在，表明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的平行趋势假定成立，本文运用DID模型进行研究分析的关键假设成立。政策实施（2014年）之后的年份，估计系数β显著异于0，且估计系数均为正，说明政策提升了企业员工薪酬，符合理论假说1。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二）安慰剂检验

本文让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特定行业的冲击变得随机（由计算机生成），再使这个随机过程重复1 000次，这样的随机处理能够保证政策实施不会对相应企业员工薪酬产生影响，即β=0，在这种情况下，同时还能估计出β的均值，并在图2展现出所估计出的1 000个β的分布。与基准结果相比已非常接近于零，且不显著，从图2还可以进一步发现1 000次随机过程中β的确都集中分布在零的附近，因此可以反推γ=0，从而证明未观测的行业特征几乎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之前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图2 安慰剂检验

（三）排除同期其他政策的影响

东北三省于2004年已实施了增值税改革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考虑到这两个政策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我们将东北三省从总样本中剔除，重新进行检验以得到更干净的回归结果，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TreatPost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故通过检验。

（四）缩短研究年限

由表4可知，缩短研究年限至政策的前后各两年，即研究范围缩小为2012、2013、2014、2015、2016年，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通过检验。

（五）更换被解释变量

参考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构造新的被解释变量lnwage，定义为当年支付给员工的薪酬加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减去期初应付职工薪酬的总额，再除以员工总人数。结果见表4。不难发现，回归结果依然十分显著。

表4 稳健性检验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一方面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有效促进企业人均经营效益，从而提高企业员工薪酬。另一方面，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增加资本投入，通过资本—技能互补效应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同时通过资本—非技能替代效应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投入，调整员工结构，从而提高了企业员工薪酬。下面分析具体的传导路径。

（一）对企业经营效益的影响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会减轻企业现金流压力，相当于提供无息贷款，这会促进企业良好发展，提高企业经营效益，进而提高企业员工薪酬。为了验证这一猜测，本文考察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经营效益的影响。本文分别使用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和企业人均营业收入（PerIncome）表示企业经营效益，其中资本回报率（ROIC）是指投出资金与相关回报之比例，用于衡量投出资金的使用效果。企业人均营业收入（PerIncome）用企业营业总收入除以员工总数，表示一单位员工所带来的营业收入。回归结果显示在表5中。从第（1）列和第（2）列可以看到TreatPost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有效提高了企业投入资本回报率和人均营业收入，即政策提高了企业人均经营效益。进一步地，第（3）列结果显示人均经营效益与企业员工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人均经营效益的提升带来企业员工薪酬的提升，即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增加企业员工薪酬。

表5 机制分析：政策与企业经营效益

（二）对员工结构的影响

首先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使用固定资产（FA）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回归结果显示在表6第（1）列中，结果显示TreatPost的系数为0.074 5，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提高程度为7.45%。

其次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相关关系。高技能工人（lnTechStaff）定义为上市公司中“技术人员”的工人的自然对数，高技能工人占比（TechStaffrate）定义为上市公司中“技术人员人数占比”。回归结果见表6第（2）列，TreatPost的系数为0.077 5，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的高技能工人数量。第（3）列中TreatPost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员工总数（Staff）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发现进一步说明了在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情况下，工人总数没有显著变化，但企业用高技能劳动力替代了低技能劳动力，即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高技能员工占总员工人数的比例提升。同时，第（4）列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入与企业高技能员工雇佣人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固定资产投入增加，设备优化升级，由于新设备与高技能员工的适配度更高，企业会相应增加高技能员工的雇佣数量。这一实证结果显示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企业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改变企业员工结构的路径。

进一步地，第（5）列结果显示高技能员工占比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员工薪酬，即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优化员工结构提高高技能员工占比，从而提高企业员工薪酬。综上，从优化员工结构的角度也证明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员工薪酬的促进作用。

表6 机制分析：政策与员工结构

本文利用2014年实施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该政策对企业员工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提升了企业员工薪酬，而且这一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该项政策促进企业员工薪酬的路径为：政策通过增大企业投资初期的可抵扣额度，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促进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设备优化更新，在雇佣人数没有显著变化的基础上增加对高技能员工的雇佣，从而提高企业员工薪酬；
另一方面，政策通过为企业减负实现企业经营效益提升，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薪酬。

本文研究有如下三点政策启示：第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与企业员工薪酬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二者分别是企业提质增效和增强员工幸福感的保证，有利于激励劳动者积极性，使企业要素配置更加合理。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本文认为应持续实施税收激励政策，促进企业员工结构进一步优化，实现企业员工薪酬持续稳步上涨。第二，税收激励政策会相对提升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时带来低技能员工失业问题。为了匹配企业设备更新升级带来的高技能人才需求和防范严峻的失业问题，本文认为应完善再就业渠道、加大再就业技术培训等帮助低技能员工摆脱困境的举措。另一方面提高技能劳动力学习和利用新技术的能力，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当下，不断挖掘释放人才红利的路径，稳步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第三，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员工薪酬的提升效应具有异质性，对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融资约束紧企业的员工薪酬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因此，实施差异化政策可以有效提高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