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专利诉讼泄密风险

◎ 文 《法人》特约撰稿 王述豪

爱立信与苹果的专利战仍在持续。据媒体报道，2022年7月，因涉嫌侵犯爱立信相关专利，苹果哥伦比亚子公司收到了禁售5G iPhone和iPad的严厉裁定。苹果公司随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法院对爱立信提起诉讼，但8月份又遭到驳回。

事实上，早在7年前，双方的专利纠纷就已埋下伏笔。当时苹果起诉爱立信称，后者在某些专利上收费过高，此后双方进行了一次全球专利交叉授权，达成了一份为期7年“和解协议”。目前协议即将到期，双方谈判破裂，苹果认为爱立信的收费模式不合理，双方再次对簿公堂。诉讼过程中，爱立信为了证明自身收费模式的合理性，将不得不主动披露持有专利的相关细节，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专利信息泄露的风险。

2021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明确了诉讼中商业秘密保护的具体举措，其中就强调打消对诉讼中“二次泄密”的顾虑，鼓励权利人依法维权。笔者认为，爱立信与苹果之间的专利大战，本质上是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两方阵营的交锋。专利诉讼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对专利权人发挥制度保护的同时，又可能带来额外的泄密风险，故此专利持有方应该谨慎使用。在未来的知识产权实践及制度设计中，应对此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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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科技领域，企业通常会将相互联系又存在显著区别的多个专利打包成一个专利组合，修起一道“专利长城”，从而防御自己的商业领地。《知识产权：释放能量的经济》一书所引关于日本领先公司的专利组合调查显示，专利组合中，41%的专利以防卫为目的，45%的专利被用以堵住竞争对手对类似产品的制造途径。

爱立信也不例外，它将自己的专利技术打包卖给苹果。苹果认为爱立信专利打包收费模式并不合理，有的专利是不必要的。苹果主张，对包含上千专利的专利包进行单独评估，然后由苹果自己来选择。

双方对此各执一词。然而，抛开这场官司最终的结果，爱立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输家”了。因为在这场专利诉讼中，爱立信一方承担了相当大的举证责任。在举证过程中，爱立信已经被迫泄露了专利机密。一方面，爱立信在和苹果的谈判过程中，需要向苹果提供一份专利对照清单，表明这部分专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了在法庭上取得优势，爱立信不得不披露在专利授权方面的大量相关细节，这都很可能对爱立信造成不利的影响。

“专利诉讼同时会给专利方带来额外风险，因为它可能会暴露某方面专利方想要保护的专利知识。”《哈佛商业评论》刊登的《保护专利或给对手可乘之机》一文的研究人员分析了美国制药行业在1998年至2015年间3000多起专利侵权案件，并将这些信息与未卷入专利诉讼的公司信息作了比较，结果发现，相比从未被起诉专利侵权的制药公司，被起诉专利侵权的制药公司在经历诉讼案之后，发明出新药的概率平均提高了18%，新药研发的平均时间缩短了一半。

研究人员还写道：“被告公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原本无法获得的新信息，因此被告公司可以避免专利持有公司犯过的错误，从成功中学习经验。”这被称为专利诉讼中的“知识溢出效应”。

可见，持有专利权的公司为提起诉讼并赢得官司，不得不向法院和专利使用方提交大量专利之外的相关知识。在此过程中，一些关于专利研发的关键信息不可避免地会被透露出来，让被告方甚至其他竞争对手在接下来的研发中找到捷径。通常来说，科技公司为了获取最有利的条件和最高的专利赔偿，也只会在最有价值的专利上提起诉讼，这也是在提示对方以及同行接下来的研发重点。

可以预见，如果对爱立信拥有的上千件标准必要专利（SEP）进行逐一裁决，不仅需要花费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而且爱立信将亲自给自己的专利技术“划重点”。尽管已经花费了大量财力、精力用以构筑防范侵权的“专利长城”，在诉讼大战展开时仍存在未预想的泄露风险，可见爱立信作为专利权人的无奈。

这场专利战看似是苹果与爱立信在争夺续期费率，实际上苹果要挑战的是专利权方的专利收费模式。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专利使用方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专利持有方的垄断地位。随着专利使用方展开的反抗攻势愈加凶猛，加之专利诉讼带来的泄露风险，将对未来科技创新和专利纠纷产生新影响。

为什么专利方会承担专利信息泄露的举证风险？“专利法从来不保护想法，只保护过程。”这是各国专利法的一项重要基本准则。也就是说，受保护的专利，只有想法是不行的，还需要提供让这种想法实现的过程。因此，一个公司如果真的想用专利保护自己，就需要把可能的过程都想到，都保护起来。同样，诉讼中，专利方就必须提供这种专利的实现方法，证明自身专利的独有性，从而控告对方侵权，所以就有专利信息泄露的风险。

专利诉讼的副作用对于专利权持有公司或许不是好事，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未必。美联储在2013年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表明：“没有证据显示专利能促进生产力，甚至专利对创新可能是一种威胁。专利在诞生之初就不是为了促进技术发展而是为了垄断，专利的公开对于知识的再创造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这种形式的公开并不合理。”以新药研发领域为例，专利可以说是制药工业的生命线。前文提到的《保护专利或给对手可乘之机》提到，专利诉讼使得其他公司新药的研发速度提高，成功概率变大，可能会有更多“后续专利药”（Me Too Drugs）产生，挽救更多生命也未可知。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推翻了特朗普时期反垄断局的一些处理方式。从近年美国发明法案的新提案来看，未来或许将更加有利于苹果为代表的专利使用方阵营，而对专利持有方阵营或将带来更多不利。所以，专利诉讼带来的副作用在未来会进一步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创新领域，围绕专利诉讼的“知识溢出效应”也将会产生更多争议。

专利被认为是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未来对专利的保护机制应该更加全面，专利诉讼的副作用问题也应该纳入其中。至于如何破解专利诉讼中必要举证责任和专利泄露风险的矛盾关系，这需要时间的检验，从而促进保护制度的与时俱进。

中国技术进阶仍处于成长发育期，有着丰富的类似“爱立信与苹果专利战”这样旷日持久的案例可供制度设计者参考，如何合理地整理、总结、利用这些新鲜的本土案例资源，以形成中国自己的风险应对制度体系，是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必须面对的课题。

笔者认为，针对专利诉讼产生的副作用，制度设计中应该再加上对于司法运行过程中的风险规避机制，从而形成对于创造性成果更全面、更完整的保护体系，促进知识、经济、法律三者更和谐、更具可持续地互动，发扬知识产权运行制度的创新品质，激发全社会技术与知识进步的新活力。

在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的问题长期存在。正如《报告》所强调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强化协同配合，构建大保护工作格局，增强系统保护能力。”对于专利持有方，解决“举证难”问题要明确举证方的举证义务范围，依法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引导举证方积极诚实提供证据，同时改革创新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证据规则，建立起举证过程中风险防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