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

　序言

　在复旦大学80周年社会学系系庆时提出了研究“上海学派”的重要性，向社会学系的同学提出了务实的要求，因为恰恰是上海在传承过去迈向未来的中国全球化转型进程中处于一个焦点的位置，研究上海是相当有价值的，这篇论文是作为全球化合作课程的作业，相对集中的讨论是针对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与意义，我在涉及到具体问题时会以上海为背景加以讨论。

　正文

　从最近的一个时事新闻讲起，跨栏健将刘翔和篮球明星姚明被授予上海形象大使的荣誉称号，理由是刘翔象征上海发展的“速度”，姚明象征上海城市形象的“高度”，这里并没有对这两位优秀运动员的成绩有所质疑，只是对于赋予上海形象以“高速度”与“高高度”有所联想，我想这里“速度”的用意指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速度，“高度”一定程度上指上海的建筑群的高度。勿庸置疑，上海现代化的进程速度的确让海外学者感叹道“没有城市能够像上海那样顺利的推倒旧社区”，上海18层以上的建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整个日本18层以上建筑的总合，但是这种高度和速度中是不是也存在着在全球化进程中上海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呢？

　这里我只管中窥豹，浅谈上海的建筑方面的“速度”和“高度”。城市社会学中一个流派就认为现代城市的建筑应当是一种“承载人的容器”，建筑设计的基本理念使用尽可能简洁的线条与片面勾勒出最大有效的空间，现代城市中尤其是80年代后的建筑所处可见秉承了这种风格的建筑，摩天大楼、体育馆、写字楼、医院、学校等等。上海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迅速发展起来，于是这些与现代化伴随而来的硕大的“容器”雨后春笋般的建立在石窟门的天井、老虎天窗的废墟上，十里羊肠氤氲与暧昧的百转千回消散在拓宽的马路，老洋房上的爬山虎依偎不上冰冷却擦得发亮的大立面落地窗。突然有一天，我们觉得站在陆家嘴十面埋伏的商务写字楼中不知自己生在何处，如果隐去走动的人群，从画面中很难判断是在纽约、东京、北京抑或是上海，遥望黄浦江对岸的外滩，惶如隔世。

　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空间中，也是生活在一种记忆中，这种记忆是随时间的沉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的记忆，而建筑恰恰是承载了城市的记忆，肃穆的教堂、风情各异的别墅、古旧而朴素的民居，这些性格各异的建筑，因为与人发生关系，因为被人间烟火缭绕过，它才是鲜活的。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一味追求“国际标准化” 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就像一块橡皮擦把记忆的符号迅速地抹去。

　这里我置疑何谓城市的“国际标准化”？

　如果是指把城市建设成为某一个标准模式，诸如高楼林立，立体式交通，以及穿梭其中穿着各行各业制服的人们，那么它便没有地域的限制，它可以在亚洲，欧洲，也可以是非洲的某个小岛上，只要有类于“压模器”的力量来推动就可以迅速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崛起一个象征现代化速度的国际标准化城市，就像全球连锁的麦当劳餐厅，都薯条、汉堡和可乐，而且所有餐厅内食品的味道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用食客的心态来看是一样，人们总愿意尝试不同口味的菜肴光顾不同风格的餐厅，不会总乐于到麦当劳中去填饱肚子，如果所有的城市都趋同一个模式隐去其文化的背景，周游各国城市就变得索然无味。

　在城市面临全球化进程中正是遇到这样的一种危机。当原先本土地文化被轻易的抹去，打上统一的所谓“标准化”烙印以显示出全球化的力量与效率，就像给古董上流水线工厂，当意识到得不偿失的时候再去仿古变成了假古董，蕴涵在原物上的文化痕迹与记忆符号已经不复存在的，城市变成失去记忆没有根基的容器。当我们看到海归人士回到上海故土感叹认不出来了，惊讶城市变化之巨大，却只有在看到儿时记忆中出现过现在却人去楼空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动迁老宅时老泪纵横感慨万千时，我们应该为城市建设感到无比骄傲还是一丝遗憾呢？

　说到这里，我似乎一直在关注城市建筑的问题，只是为了以小见大——全球化并不是指全盘西化，虽然在全球化进程中与西方的合作与交流非常重要；西方的标准也不是“国际化标准”可以适用到任何一片土地，尽管城市建设和开发中正在受到这样一种压力。全球化进程中的统一化模式在中国就并非有良好的文化根基性，但是一旦本土文化遭到彻底的破坏就如同一个人得了失忆症忘却了鲜明的个性、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等等，可能一定程度上在一张白纸上画图要比画龙点睛容易得多，这个失忆人很容易趋同于他人的生活模式融入新的游戏规则，但由于这种全新的游戏规则是他人定下的，在日后的游戏中失忆人不能用原先的理性去反驳要求改变现状而必将处于被动的不利位置，被牵着鼻子走之外，是他失去了个性，没有性格的人当然无以吸引他人的关注和尊重。

　那么，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依靠什么能够应对全球化背景所带来的压力？那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贯穿其中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博弈的支点。在民族的意识形态中有超越性意识形态与世俗性意识形态，一个民族越是发达越是强盛就会越强调其形而上之超越性意识形态，于是在不久前首次全球祭孔活动中也是有把孔子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符号予以强调和肯定的意味，中国人很清楚中国对西方的吸引之处和魅力所在永远是随着五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内涵，正如外国人到中国北京旅行一定会去看长城、故宫，不会对北京亚运村有太大的兴趣。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正在于保存本土的民族个性，不至于失落于国际标准化大工厂的趋同格式。

　同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源于传统文化而会具有一种民族文化认同感，甚至说这种认同感是跨越国界的，再以全球祭孔来看就是海外华人自发对自己文化根基的一种肯定，并通过仪式来巩固和发扬。这里让我有一种联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一定程度上与涂尔干看待宗教的社会功能有相通之处。涂尔干认为个人最初是通过宗教仪式加入集体生活的，宗教仪式有助于团体的整合，是社会加以重新巩固肯定自己的手段，同时宗教保持并发扬了团体的传统继承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个团体的独特道德面貌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与过去的仪式中的联系就是个人与团体，传统与当今的联系。涂尔干地高明之处在于他提出了宗教类于纽带的社会整合作用，类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是一种儒家、道家、佛教以及近代马克思主义等等多种思想体系的融会变通后一种多元体系，但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辨别出某事物是否具有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痕迹。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也会具有宗教的社会功能，诸如个人与团体的联系，个人在集体中的自我认可，传统性的传承等等，我想在当下倡导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与发扬还是有相当的实际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的观点主要是两条：首先是面临全球标准化趋势的压力下，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社会保持其个性与活力的灵魂所在；其次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整合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形成的历史,也是社会文化由分裂而融汇—独尊的历史。因此,当宋儒融儒、释、道于一炉,以理学一统天下时,很容易被后人看成是儒家学说在文化整合中的胜利和传统文化整合的最后完成;当清末以来西方文化的传播和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在中国受到阻碍时,激进的思想家们大多把对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寄寓于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整合性和儒家文化专制的痛加鞭笞及对多元文化的热切呼唤中。而稳健一些的学者,则刻意强调儒家学

　 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积极能动地、独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传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就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的特点，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规定性，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任何国际或地区的现代社会的文化不可能完全脱离过去传统而自成一体。当我们满心欢喜，自以为同过去做永远告别，进入崭新的毫无羁绊的新时代之时，实际上传统的文化观念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浸透到整个民族的心理了。印度的佛教失传已久，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人民中虔诚向善和忍受苦难的影子，美国成为超级强国半个世纪，却无法隐去身上五月花教的和平博爱的本性，日本完全走工业化，却始终无法融进西方俱乐部，固执捍卫着天皇和传统。其实无论大至国家还是男女个人，传统文化观念依旧在当代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四大文明古国唯一留存于世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流传并一路发展了3000年，其主要脉络都是沿着大同思想循序渐进的，具有很好的承接性。试想这个世界上，能确切明白看懂几千年前祖先写的东西的，唯独也只有中华民族了。这是值得骄傲的资本，虽然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质疑和抨击，其本身也不乏不少消极的因素，但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存在就是合理的”，传统文化始终不曾消灭，深深移植在民族血液里的只会代代相传，问题只有多了些还是少了些。观念不是一朝之功可以改变的。

　镜像中国，透视传统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点点滴滴都可以折射出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是个大话题，对于中国过这个有太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传统文化观念的演变和在现代社会的具体状况绝不是任何人可以全面说清楚的，更何况我这个涉世极浅的学生，所以查阅古籍，旁征博引，剪取一角，作为分析。前些日子，阿姐带未婚夫回来，长辈们一番谈话，不禁让我对两性的传统观念有些想法，就借此一隅，发表个人见解。

　母系氏族公社瓦解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男人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女人的作用渐渐专一化，以中国为例，就是相夫教子，织布烧饭。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寻花问柳，女人却必须三寸金莲，三从四德。到了现在的社会主义，女性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法律也明确保护了妇女的权益。但我们发现，妇女仍然是受害者，局部的进步不代表观念的转变，在农村许多地区，男人可以肆意殴打自己的妻子，而女人只能能默认。乃怕是在西方化明显的大城市，我们可以在选举上看见男女比率的极不协调。潜意识里，人们普遍持有男性天生要优等于女性的观念，即使女人，大部分也心甘情愿的接受。概况起来就是这么几点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大男子主义，性道德的双重标准，男女有别。

　 大男子主义

　如同西方把夏娃看作是亚当的肋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不自觉的把女人看做男人的附属品。英雄美女，美女是会老去的，英雄的心却永远活着。历史记载的女人很多与祸国殃民的红颜之灾有关，男性政权的颠覆可以想当然的归结到女性。就连鲁迅先生都认为是这样的，商朝因妲己而亡，西周因褒姒而亡，吴国因西施而亡，还有陈后主，隋炀帝，就连李自成这样的土皇帝也是间接命丧女人的手。唐人皮日休就对西施打抱不平，越女岂是能亡国的呢？国人也喜欢把一个人的成功与家庭联系在一起，好了是男的有本事，女的也可说命好嫁了个好人家，不好了可以说女的不是贤内助。好像和男的没什么关系，我们崇拜姚明和刘翔这样阳刚的男子运动员，却很少有人这样去看待孙雯，邓亚萍或者孙甜甜这样同样有杰出贡献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大男子主义，尽管在奥运会上，女子拿的冠军比男的要多得多。中国男子足球队屡战屡败，但照样饱受关注，人们怒其不争却又极度渴望他的成功，反观女子，哪怕是世界杯亚军，远不及男子杀进韩日世界杯。人们往往忽略了女性，用羽毛球教练的李永波的话说：最重要的永远是男单，只要男子方面有突破，其它一切好说。

　国家领导人高层是有女干部的，但数量屈指可数，归因可以说女子政治能力不及男子，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社会没有给女子锻炼的机会。男的生下来是光宗耀祖的，女的是等待婚姻的交换，虽然现在社会强调男女平等，但长辈们还是把男性放在主体地位，婚姻后也寄望男方起到主心骨的成分，要照顾好女子。悲惨的现状是无论女子社会地位如何提高，在人们扎根已久的观念里女子是男性的玩具，这种话很难直直的挑明，但事实接近于此，至少很多男人是这么认为的。不论当代男性在网络中问女性“多少钱一次”，还说是要“包一个”，实际上都反映了许多男性还是把女性当作泄欲、娱乐的工具，可自由买卖的商品，而这种心理对男性嫖妓的心理支持是直接而强烈的。中国自古有“笑贫不笑娼”的颓废观念，而在如今利益熏心崇尚功名的社会中，社会公众舆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唯一尺度是占有财产的多少，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也是以聚敛的财富为重要标识。社会对贫穷或穷人往往是鄙夷、蔑视、或不屑一顾。在当代这种崇尚金钱的社会，人们对贫穷总是格外敏感，在有钱人面前总是显得底气不足，爱慕虚荣的社会心理大多由此而生，而虚荣心恰恰是引导、怂恿良家女子尝试卖淫的重要动因。男性还是却凡对女性的尊重，而这样的观念至少在这几代是无法改变的。而我认为社会确实需要这样的大男子主义，但要有所改变。

　 　性道德的双重标准

　食色，性也。凡是健全的男子，都希望有佳人相伴，但到选择妻子时，会变得小心谨慎，首要的标准不再是花容月貌，而是贤惠忠诚。而且基本有个共识，人品要好，相貌不能太好。这也许是种无奈的矛盾，却折射出传统观念的滋生。三从四德的教条几乎成了判断一个女子的标准。男方的双亲，尤其是母亲，对女子观察更加细致入微。她们是旧秩序的受害者，同样若干年后成了维护者，这是文化的角色转换，祖辈的观念深深刻画在脑海里，无比正确的反射出来。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整体价值观、兴奋点从精神性的一方游离开来，向物质性一方倾斜，这一点在今日的中国大陆，似乎是重演了二战后的日本。步入80年代，我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与此相伴，西方各种现代思想也被吸引进来，人们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封建儒学的浸染，到现代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至上的观念，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个性遭受抹煞的环境中，肯定、强调个人的价值，开始日渐占上风，到90年代后期，已成为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挣脱一切去寻求、认证自身，这既是物质上的，又是精神上的。原来同志间介绍，父母包办变成了自由婚姻。然而古往今来，就体制总是不会立即消亡的，而且三从四德的标准从精神层面具有很高的道德基础，其中一些儿东西还是被接受的。国人最害怕的就是女人给自己的男人带绿帽子，所以外来的性自由思想入侵，男子必会有所顾忌，自然与传统观念相亲和，找到新的平衡点。

　另一方面，女子无才便是德，男性对女性的文化要求往往不是很高，大学里流行着女博士没人敢要的笑话，甚至一些家长也警告自己的女儿不要读太高，一面找不到人家，原来他们把女子读书看作嫁到更好的一种方式，而真正的还是决定于男性。女性自己视乎也不是很反感。在男性继续玩弄女性的时代，男子以“金屋藏娇”，占有漂亮女性为荣；而女性心甘情愿“为悦己者容”，又几乎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这就是封建时代女性甘愿充当男性玩物的又一心态。在女性失去独立性并以依赖男性为生的文化背景下，女性的妆饰、仪容必然是专为男性而设，必然成为取悦男性的手段和工具。对于没有独立性的女性来讲，美的根本意义不仅在于供男人欣赏，而且还是借此取得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作为在男性本位文化的专制统治下被压抑得扭曲了的性心理的一种反映，它可谓根深蒂固，至今仍影响了当代女性的生活观念。所以二奶村这样的时间层出不穷，不能简单看作男性的色欲，而要从传统文化观念中寻找答案。

　男女有别　

　此处所指不是生理构造的区别，而是男女授受不清这个层面的。最好的例子就是阿Q玩弄小尼姑前后写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观念。就让我们看看阿Q的逻辑吧：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对于阿Q本人来讲他恋爱悲剧的重要因素则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的性爱观，“我们是礼仪之邦，对于‘男女之大防’历来是极严的。古时候有“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七岁不同席”之明训。”有的只是变态的占有欲而不是自由的爱欲，鲁迅在《坚壁清野主义》文中提到：“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的事，”阿Q既是为人，便有性的要求，但他不仅受了食的压迫，更有性的饥渴，属于受了双重压迫。于是就有了“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的求爱方式。阿Q求爱的结果，自然是悲剧。于是性的欲望，永远在饥渴中。这样的饥渴下去，如何得了？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只得用弗洛伊德的乔装表现的方式，暂时求得心理上的安慰。于是就有了意淫和性幻想了。在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他说中国人在性上停在口腔阶段或者肛门阶段，中国文化使用“万物淫为首“的态度来保持社会之合同性，同样的”非性化“也被用来维持代间的和合。国人喜欢说闲话男女关系是个很好的话题，在某些人眼里，至少可以打发无聊的时光，于是乎，一群制造谣言的人应运而生，在柏杨老先生眼中的人渣也就是这些了。由于缺凡必要的早期性教育，青少年有着懵懂和无知，在网络泛滥的今天，他们最有可能接触到是不利于身心的性知识，而中国父母从来对此讳莫如深也加重了事态的严重性，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发生了。鲁迅那个时代要求我们遵照的到现在才微有起步，不能不引起反思。

　有人说：如今这个时代，什么都在变，除了“变“字没变。是的，历史在前进，我认为现在的两性观念正处在转型的风口浪尖，需要格外小心，不能全盘洋化的性解放，也不能死守传统性文化观念，我们要做出适合这个社会的变化。不仅仅是两性文化观念，所有都应该这样。唯此，方能真正社会和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PS：本人系理学院学生，文采不精，所学甚少，如井底之蛙，河伯观海，又强加很多个人拙论，空见笑于大方之家，恳请批评。

　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作用

　有的网友提出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以德治国，是在有意识地回归传统。对这样的怪论其动机我是理解的，但其最终目的就很难琢磨了。

　对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坚持它，而是要在现代思想的指引下予以选择、改造。必须看到传统文化几千余年并未带来和谐，相反带来的是国家的自闭和腐朽，终致鸦片战争等屈辱，165年来，贯穿始终的中国最大的思潮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包括清廷都在进行这一点，清廷的定位是“中体西用”，妄图仍然依靠中国传统文化维持其统治地位，但很快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淹没。“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吸取了西方民主民粹思想而创立的新学说，立足点是中国民族底蕴，但核心思想是民主。

　三民主义也没能救中国，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成果，很快控制了民主，使其名存实亡，并仍然想依靠传统文化复辟皇帝梦，但它错误的估计了民意，激起了民众的一致反对，最终落了个遗臭万年的下场。很快全国掀起了以砸烂孔家店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绳等都是积极的组织和参与者。就是在这一时期，陈独秀、李大钊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很快在全国传播。

　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开始是以发动中下层人民开展斗争为目标的，基本是照搬苏联的方法，自己没有独创。一开始由于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支持，国共两党开始合作，使得两党都有所壮大，但共产党放弃了军事及革命领导权，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但党内错误并没有消退，开始了军事上的左倾，这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开始露出水面，这一马克思主义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始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最终，历史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中国成功建立了新中国。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基本是学习的苏联模式，现在已经证明这一道路是有点左的。幸亏邓小平同志及时站出来，回归了毛泽东思想的真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了中国要走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成功的。

　在这一历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由中体西用到三民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被逐步边缘化。这一点不是任何人刻意如此，而是历史实践选择的结果。当然不排除中国传统文化因为革命的需要很多好的东西没有被挖掘，但显然继续挖掘不等于要回复到老路上去，而是要为中国建设实际提供准确的素材，以便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继续结合，准确结合。

　忘记历史的人是不合格的，历史的选择是无情的，但也是有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作用在中国从来没有消失过，而是在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人为的拔高它或贬低它都是不可取的。继续挖掘传统文化我是赞成的，但认为中央要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回复传统文化，只能是笑谈，新时代的和谐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需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新时期和谐社会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这种参与感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本身，而不是过分看重当下的功利性的结果。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

　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在群体的要求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就人生价值来说，传统文化突出地强调了人的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而当鱼（生命）和熊掌（道义）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便成为了人的自觉的选择。如此的"正气"塑造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并非不重视物质生命的价值。以物质生命承传为基础的孝道思想，使承载于生命的道德意识和自然知识的传播推广受到重视，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鼓励人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本身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正因为如此，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学与现代化无缘的绝对化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儒、道等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则是最为全面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它既是传统的，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又是现代的，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也可以相容。一阴一阳和合而成之"道"，是"和而不同"的思维传统的产物。无论是阴是阳，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而不完善就需要向完善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异性的补充，就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的亲和与转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西互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就流行的以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人合一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则主要是作为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是儒家学者以伦理为本位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产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