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情报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本文通过对五种情报学核心期刊关于“情报”研究的现状进行统计分析，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较深入挖掘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三点建议。 　　关键词：情报学；问题与对策
　　自1956年我国第一个国防科技情报机构成立，情报学研究至今已走过近六十个年头，从专攻科技情报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等多领域的情报，再到对信息咨询与服务、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等角度的多维拓宽，情报研究似乎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美景。然而，学界却多年来一直被情报学研究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所困扰，从情报与信息的联系和区别，到情报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再到情报学的未来发展等问题一直是学界热议的内容。
　　 一、存在的问题
　　 笔者选取目前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五种核心期刊――《情报杂志》、《现代情报》、《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与《情报学报》，主要对2006-2011年其中所刊文章进行研究和统计分析。
　　 1、对期刊名称的分析 上述五种核心期刊的中文名称均有“情报”一词，而期刊的英文名称中，只有《情报杂志》将“情报”译为“intelligence”，其它均为“information”。“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的意义虽有重合点，但又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对消息接受者来说预先不知道的报导，是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而后者是经过加工整理后的有用信息，是分析研究判断后的成果。因此，“information” 比“intelligence”的涵盖范围要广。况且，1992年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在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已将“情报”改称“信息”，如果杂志所含议题更贴近“情报”研究，理应采用“intelligence”的译法，以符合国家赋予情报部门“耳目”、“尖兵”和“参谋”职责的要求。
　　 2、对期刊所设置栏目的分析 从杂志开设栏目来看，《情报杂志》包括情报研究、知识管理、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等；《现代情报》包括理论探索、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信息技术与网络、信息咨询与服务等；《情报科学》包括理论研究和业务研究等；《情报理论与实践》定位于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研究。以上四种期刊虽定位为“情报”研究，但比例略显不足。《情报学报》主要刊登信息收集、加工、分析、传递、存储理论与方法，信息工作的组织管理和政策研究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可以看出，该期刊侧重于信息学科的研究。
　　 3、对期刊所刊登学术文章的分析 笔者主要对2006-2011年上述五种核心期刊所刊载的篇名中含有“情报”一词的文章进行了统计（具体数据见表1）。由于并非所有被统计文章篇名中的“情报”有“intelligence”的含义，所以这种统计方法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存在的问题，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为揭示情报学的研究现状提供参考。
　　分析得出，学界对情报学研究存在严重的“泛信息化”倾向，把“情报”的外延扩展太大，对真正意义上的“情报（intelligence）”研究又偏少。正如包昌火教授所言，“当今时代，是信息过载而情报稀缺的时代”［1］。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1、概念辨析不清，理解偏差 “信息（information）”和“情报（intelligence）”的混乱使用长期困扰我国情报学的研究。一直以来，“信息”一词受到学者们的格外青睐，而 “情报”的重要性却被忽视。究其根源，是对两者的概念辨析不清楚，把“信息”等同于“情报”。虽然情报与信息都具有知识性和流动性的特点，但“信息”不等于“情报”，两者在范围、价值、加工程度、来源和影响方面都存有差异。“信息”是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关于事物运动状态的陈述［2］，而“情报”是“为满足某种斗争需要和发展生产、科研工作的需要，而搜集并整理加工的有关某事物或某一方、国家、地区的可供上述需要使用或参考的情况和材料”［3］。情报的重要意义远远大于信息。笔者认为，当前我们研究的“情报”应该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支撑，情报学的研究平台不能仅仅是个“信息库”，更应该起到“智库”的作用，从而为优化决策服务。
　　 2、术语翻译不准，造成误读 情报学界认为，导致“信息”与“情报”概念争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把俄语单词“информация”误译为“情报”［4］。从1956年正式确立并全面展开科技情报研究工作开始，这一术语的误译就长期困扰着情报学界，1992年国家科委将“情报”改为“信息”后，学界一些同仁又转向偏爱“信息”领域的研究，一度造成了对“情报”研究这一本行的忽视。当前，虽然大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在付诸实际行动方面依然不尽如人意。
　　 3、学科划界不细，偏离核心 长期以来，情报学的研究与图书馆学、文献学、信息学、档案学、管理学等学科紧密联系。一方面，这是源于对科技情报的格外重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学科研究领域的界定存在模糊认识甚至偏差。包昌火教授说，半个多世纪把信息学或者说图书信息学作为情报学来研究，与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争地盘，偏离了情报生产这一核心领域；还指出情报学并非起源于文献学和图书馆学，而应是起源于军事学和谋略学［5］。如此，便为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情报学和信息学、图书馆学、文献学等学科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怎样划定情报学的学科范围、研究领域？怎样才能使该学科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研究范式不当，亟需转变 “范式”是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围绕某一学科或专业所具有的共同信念［6］。它使某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采用共同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并规定共同的研究方向和范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情报”与“信息”的概念不清、情报学与图书馆学等其它学科的难解难分，正是造成情报学研究范式始终没有统一标准的根本原因。从近六年情报学学科杂志所刊载的文章来看，情报学的研究范式仍略显不当，在研究对象方面过于宽泛且含混不清，在共同的研究遵循方面仍未达成广泛一致，在相互交流方面也未能达成有效共鸣。因此，亟需明确合理有效的研究范式，为本学科研究确立共同纲领。
　　 5、行动落实不牢，步履维艰 学界长期以来都在关注“情报”研究的定位和发展方向问题，包昌火等学界前辈和专家对学科发展进行了苦心研究和深入探索，找出了一些问题，并多次提出变革倡议和改进方案。但从最近六年的情报学研究成果来看，情报学界的改进并未见有大的起色。当然，其中涉及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然而情报学研究的困境急需破除，不容迟疑。2009年起《情报杂志》将刊名中“情报”一词译为“intelligence”，并将杂志研究的重点方向定位为：情报研究、情报分析、情报管理、企业情报、情报机构、数据安全、以及反情报等方向［7］，虽然从刊载文章来看，对“情报”的研究仍存在缺憾，但其“敢为天下先”的气度和做法值得肯定。
　　 三、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
　　 1、学界应实现认识上的高度统一，为情报学研究确立一致的学术规范 统一认识是行动的前提。在学科界定方面，确定情报学学科的内涵和外延，较细致地划定该学科的研究范围，尽最大可能地将其与图书馆学、信息学等学科门类区分开来，力求创立一门真正的、独立的情报学学科；同时，应确立本学科的研究范式，明确研究理论、方法和发展方向，笔者建议确立基于intelligence的研究范式；在术语界定方面，要规范术语“信息”和“情报”的对应翻译，用“information”表示“信息”，用“intelligence”表示“情报”。
　　 2、学界应力排“泛信息化”思潮的不利影响，确立“情报”核心地位 情报学研究的最初定位是起到“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而学界的近期研究中存有严重的“泛信息化”倾向，并一度造成情报学研究方向的偏差。当前，虽然信息潮流涌动，情报涉及领域有所扩大，但情报依然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环境、资源等方面都起着“耳目”、“隐形盾牌”、“智囊”和“保障与枢纽”的重要作用［8］。为此，要尽快确立“情报”研究的核心地位，厘清情报研究与信息研究的分界线，同时也要深入探究两者的结合点。
　　 3、情报学期刊应加大对“情报”研究的情感投入，适当增设相关板块 通过对上述五种核心期刊的分析得出，真正意义的“情报”研究学术论文偏少。要充分有效地发挥“情报”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耳目”、“参谋”作用，作为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应起到推波助澜的功效，根据国家、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未来需求，加大对“情报”研究的情感投入，增设一些栏目，扩充真正意义上的“情报”研究的学术文章刊载量，推动情报学学科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包昌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再谈Intelligence与中国情报学”［J］，《图书情报工作》，2009（8）
　　［2］陈龙驹，赵胜萍，《军事情报学》［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06，第2页
　　［3］陈龙驹，赵胜萍，《军事情报学》［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06，第3页
　　［4］成颖，孙建军，柯青，“情报学反思―从信息与情报的概念视角思考”［J］，《情报科学》，2011（8）
　　［5］包昌火，“让中国情报学回归本来面目”［J］，《情报杂志》，2011（7）
　　［6］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08，第530页
　　［7］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情报杂志》，2011（12），封底
　　［8］情报与国家安全课题组，《情报与国家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01，第3页
　　（作者单位：国际关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