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维新派为何急着“解放小脚”/乾隆:严禁官员子弟随任: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 维新派为何急着“解放小脚” 　　文/张鸣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政治变革。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志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从思想启蒙到制度变革，从强兵富国到科举改革，大事要事急迫得挤破门。但是，你也许想不到，在那个火烧眉毛的当口，维新人士所热衷的要务，除了政治变法之外居然是妇女的“不缠足”。
　　“不缠足运动”是维新运动期间唯一火爆的社会改良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更是不遗余力地鼓与呼。
　　这些发起和参与“不缠足运动”的健将，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且是当时中国站在时代前列的男人。不言而喻，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势必充斥着男性话语，在这些大男人眼里，放足无非是为了“宜家”、“善种”。问题是，在那个百废待兴、手忙脚乱的时候，一群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大男人，为什么偏偏对女人的脚这么感兴趣?
　　显然，众维新好汉当时的“理由”是不足为据的，什么放足可使“执业之人”增加一倍，从而“土产物宜亦增一倍，各处税务亦增一倍”(《湘报》第53号)；什么不缠足以后“上纡国难，美人战亦援桴而来”(《湘报》第66号)，当时有没有人信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现在信的人不会太多。中国下层劳动阶层的妇女，虽然绝大多数都被缠成小脚，但似乎从来就没有闲着过，忙里忙外，甚至比男人干得还要多。近代纺织业，中外资本家所雇用的女工，基本上依然是裹着一双小脚的中国妇女。
　　缠足的恶习实源于中国男人某种畸形的性心理。最早的缠足据说是出于南唐李后主的渲染，后经理学浸润，遂成风尚。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搞所谓中国展览，总是忘不了将小脚和绣鞋摆在显著的位置，影响之深远可怕至极。
　　恰是急于抹掉这种耻辱印记的强烈冲动，才使得作为中国近代化运动之一的戊戌维新，被抹上了一笔“妇女解放”的重重油彩，尽管里面只是男人在张罗解放女人的脚，而被解放的女人对此并不热心。运动中人把“不缠足”上升到“保种”的高度，其实只是运动展开后的一种夸张性思索的结果。当然，作为运动的副产品，传统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莲(欣赏小脚)”性意识也受到了冲击，不仅维新人士视之为“轻薄猥贱之事”(梁启超语)，就是开明一点的士人，也再难以以此为荣。
　　自西方基督教大规模登陆以来，中国人尤其是士人对洋教在中国的行为做了地毯式轰炸的抨击，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几千份揭帖来看，竟然没有发现反击教会提倡不缠足的，好像大家有意约好避开这个话题似的。这种缄默说明缠足这个疮疤一旦揭开，中国男人实际上很难正视里面的不人道，连回击的勇气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大张旗鼓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提倡不缠足，第一次大规模公开地用西方人价值尺度(包括审美尺度)移风易俗，的确开启了波及社会生活层面的启蒙，所以说，戊戌变法不仅有西学东渐的广度且也有西俗东渐的内涵。显然，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西俗东渐的推力更大，势头更猛。
　　
　　乾隆:严禁官员子弟随任
　　文/佚名
　　
　　在乾隆时期，不光严禁旗人在工作所在地买房，还严禁旗人官员带着年满十八岁以上的儿子上任。乾隆七年，“定旗员子弟随任之例”，“向来旗员子弟随任在外，年至十八岁者，例应来京。”“子弟在京长养，年过十八岁以上者，非奉特旨，不得随任。”（《乾隆实录》卷158）旗人在外地做官，其儿子（也包括孙子、侄子和外甥）如果不到十八岁，可以跟着他在工作所在地居住；如果超过十八岁，必须送回北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跟当时旗人子弟过于蛮横有关。据《乾隆实录》记载，旗人在外地做官，其子弟如果跟着上任，则狗仗人势，祸害地方百姓。碍于旗人官员的面子，地方司法机关还很难惩罚他们。乾隆思来想去，干脆把这帮“衙内”留在北京，强迫他们跟他们当领导的爹分开。因为北京是天子脚下，旗人子弟再横，也不敢在皇帝跟前发威，这样管束起来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