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地方财政研究网

　2017年第11期(总第300期)

　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辽 宁 省 财 政 学 会 2017年8月25日

　本期主题：逆全球化

　[按]“逆全球化”，又称“去全球化”，与以资本、生产和市场在全球层面加速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是指重新赋权给地方和国家层面。2017年5月，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举办再次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推动全球一体化的良好愿望。在目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国际形势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的姿态给了全世界一个明确的预期，再次彰显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近年来，伴随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外加难民浪潮及恐怖主义威胁，全球化进程遭遇一定的阻力。少数发达国家保守势力执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移民受到限制、合作出现危机等等，都在警示人们逆全球化的出现。正如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主要经济体政策走向及外溢效应变数较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逆全球化是当前及未来时期最大的全球性发展挑战之一，无论是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都深受其害，未来各方应共同努力、积极构建“新全球化”。

　从全球化说起

　 全球化是当代国际社会活生生的事实。在欧盟，葡萄牙人可以自由到德国工作。在亚洲的北部湾合作区，越南人可以自由进入中国边境地区赶集。在全球化的分工格局下，一部笔记本电脑的芯片可能来自美国，内存可能来自日本，硬盘可能来自我国台湾，电池可能来自我国东莞，整机可能在马来西亚组装完成。就算在烘焙店里买一个面包，面粉可能来自加拿大，黄油可能来自澳大利亚而烤箱系意大利制造，这就是全球化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反映，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抑或欢迎与反对，它都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地存在，并且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着人类的现实与未来。

　 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现象，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后来学术界尝试予以概念化，但对于什么是全球化，目前还没有绝对权威的诠释。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应该被视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互动、整合与互相依赖不断加深的过程。这意味着全球化涵盖了经济全球化（经济领域的互动、整合与互相依赖）、政治全球化（政治领域的互动、整合与互相依赖）和文化全球化（文化领域的互动、整合与互相依赖）三个维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尽管认为全球化也涉及政治和文化方面，但该机构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该机构2000年的一份报告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涉及四项内容：国际贸易与交易、资本与投资流动、移民与人口移动、知识交流与扩散。

　 从思想渊源来讲，全球化是源远流长的。世界大同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传统中都有，中国古代思想中就有“大同世界”的描述，而在西方，“世界一体”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古罗马是围绕着地中海，跨越欧洲、亚洲、非洲的一个古代帝国，在那时有一句话：罗马即世界。在拉丁文中，世界就是地球的意思。到中世纪，虽然欧洲各国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但出现了一种信仰“大一统”，即天主教的一统天下。到近代，全球意识在国际共运中凸显。到现代，由于人类共同生存而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这种社会生态意识是全球化的重要思想。

　 从实践看，中国古代通过丝绸之路与罗马帝国保持商贸往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欧洲得以与中国、印度等东方文明古国保持贸易与文化往来。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则开辟了东西两半球一体化的新纪元，给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强烈地刺激了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拓展。当然真正的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在此前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还不是全球范围的流动，都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出现以下新的特征：

　 其一，全球化始于美元全球化。1944年建立的布雷登森林体系是金本位下的美元，不能无限发行，受到黄金储备限制。一直到1968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才有可能无限发行美元。1980年代以后，石油、美元加上“广场协议”，这些要素巩固了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这是全球化真正的开始。如果没有全球通用货币，就没有全球贸易和投资；有了全球范围的货币，才有真正的经济全球化。

　其二，非市场经济国家融入世界市场，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这两个国家根本性市场体制的改变，也没有全球化。在此之前世界市场一直是西方市场，非西方国家大部分没有进入西方市场。这以后才有了真正的全球市场。苏联解体不仅是东欧和前苏联的几十个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大批过去跟随苏联集团的发展中国家也进入了世界市场。印度在1980年以前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真正进入世界市场。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世界市场才完整形成。

　 其三，互联网的出现把全球真正连成一体，巨量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流动。有了互联网，才有全球同步的金融市场，没有时区限制。海洋航路、空中航线、跨洲铁路公路都不能与之相比。以往需要几十个小时甚至是几个月才能到达的财富转移和信息传播，现在一秒钟之内可以到达全世界任何地点。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这个全球化。非全球化、逆全球化等现象也是由网络产生的，甚至特朗普现象也是网络产物。所以，没有网络化，就没有真正的全球化。

　 其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重新配置。跨国公司转变为全球公司，按照比较优势在全球投资布局，其中制造业从发达经济转向发展中经济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也开始向发达经济体投资和产业转移，由此出现双向的资金流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带来世界范围的利益重构和权力转移。

　 其五，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一系列全球性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有俄罗斯、拉美金融危机）、2001年“9·11”恐怖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全球范围的各种危机。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大范围负面影响开始出现，危机覆盖各个不同领域，包括大范围的经济和安全危机。过去在某个局部地区和单个领域形成的危机，现在迅速、交叉影响全球。

　 其六，全球治理开始全覆盖、机制化。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出现历史性的跨越。全球治理从原来G7为主体的西方经济协调机制，到2008年以后转变为G20，这是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共同的经济协调机制。从西方治理到G20是一个飞跃，20个国家占全世界经济80%以上。全球经济治理开始走向各个领域治理，如气候治理。以往各个阶段上的国际治理都没有这么广泛覆盖，尽管现在效果不是很大，但是可以称为全球治理的起点阶段。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快速发展，但是目前仍然处于雏形状态，远远没有终结和完善，还在酝酿和变化当中。中国官方语言真正用“全球化”这个概念不到十年时间，用“全球治理”概念的时间不到五年，十八大以后党中央越来越关注全球治理。我们对世界趋势的战略判断是“三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这三化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是改变未来世界的主要潮流。与此同时，西方对全球化内涵也有“三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价值观普世化。这三者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定义的全球化内涵。可见，对全球化内涵存在着中国和西方的两种界定或者说是两种内涵，存在着西方的全球化和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全球化。全球化的不同定义，意味着不同选择、不同方向。两种全球化的争论刚刚开始，谁占上风还没有定论。未来可能是这两个趋势的融合，也可能是两个趋势的冲突。

　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

　 在本轮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主导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的、由资本和政府两种力量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贸易萎靡不振，国际投资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逆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一时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这类逆转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政治理念，成为世界范围内主导人们进行政治思考的流行观念；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的闭关锁国、对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提防，成为国际社会变化的新趋势。此前主导全球化发展的自由贸易、民主发展、世界主义，似成气息奄奄的过时观念，大有被人弃如敝履之感。

　 1.国际贸易萎靡不振。长期以来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国际贸易年均增速为世界经济增速的1.5-2倍，但2008年之后这一“引擎”开始严重放缓、停滞，甚至面临“熄火”风险。根据《全球贸易增长报告》，1990-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6.9%，2008-2015年平均增长约3．1%。201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1.3%，同年GDP增速为2.3%。不仅低于GDP增长率而且只有后者的5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项测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每增长1%能为贸易带来2.5%的增长，而近年来，同样的经济增长只能带来0.7%的贸易增长。更令人尤为担忧的是，如此低迷的全球贸易增速在过去50年里仅遇到五次，分别是1975年、1982年、1983年、2001年和2009年（正好对应着经济危机期间），然而这一次却是连续四年低于3%的水平。

　 2.国际投资下滑。衡量国家投资的重要数据是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指数。世界银行提供了1970年以来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该数据显示，2007年-2009年间，FDI从3.07万亿美元跌至1.36万亿美元，下跌幅度为55.6%，超过一半，2015年FDI流入总量跃升了38%，达到1.77万亿美元，这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6年FDI从2015年的1.77万亿美元降至1.75万亿美元，表明FDI至今未能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3.贸易保护主义抬头。WTO的一项统计研究表明，WTO成员国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推出了2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美国更是高举保护主义大旗，数据显示，2015年实施贸易保护措施624项，为2009年的9倍。需要指出的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最多的前10位国家均为G20成员国。2015年由G20国家发起的贸易保护措施数量为599项，占到总量的81%。其中，2015年美国采取了90项贸易歧视措施，位居各国之首，成为限制贸易自由化最激进的国家。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同样显示，美国2008年～2016年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平均每4天推出一项。

　 4.民粹主义异军突起。自19世纪俄国的民粹主义兴起并影响世界之日起，民粹主义从未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消失与缺席，就此而言，这一轮民粹主义的异军突起应该并不令人奇怪，但它又的确让国际社会有些吃惊。这是因为，民粹主义浪潮涌动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反体制、反建制、反精英的特点异常鲜明。主流的政党政治和体制内的精英受到颠覆性冲击，沉默的多数凭借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宪政的框架内，完成了权力更替和政策转换，国际社会面临着一次大变局。尤其是英国在2016年退出欧盟，给全球化带来了不小的震动。继英国之后，美国已正式开启“特朗普时代”。“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是以“美国优先”的全球利益再分配，无论是就业、产业、贸易、能源还是外交政策无不以所谓的纠偏“全球化轨道”为出发点，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颁布“禁穆令”、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等等，重构全球秩序与格局。欧洲多国大选掀起极右翼主义，并且响应特朗普转向，准备向欧洲之外的世界关上大门。与此同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近年来也有不同程度的抬头，反映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并非仅限于发达国家，而是一种全球范围的现象，只是表现形式与声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尽相同而已。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民粹主义的左翼还是右翼都从不同角度打出了反全球化的旗帜。左翼民粹主义强调的是全球化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扩大、资本外流导致的就业危机，要求平等、公正；而右翼民粹主义则关注全球化的开放性所带来的移民问题，强调的是民族与国家利益、种族纯洁性。

　 历经产生→中断→恢复→再中断→再恢复→发展→辉煌的曲折历程，今天全球化又站到了十字路口。一边是发展大势所趋，一边又是暗流涌动。全球化在它最辉煌的同时也遭遇到最复杂的局面，少数国家试图收回已经让渡的那部分权益，收回之前承诺并已开始履行的责任义务，重新赋权于地方和国家。

　当前逆全球化的特征与原因

　 全球化有进有退，历史上是发生过的。上一次“反全球化”的高峰期是在1999至2001年世纪之交，主要表现在劳工、环保、学生、人权、宗教组织及左翼社会团体等，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七国集团、欧盟、世界经济论坛等例会时机，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和抗议活动，并引发暴力冲突。这些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大国、大型跨国公司和富人们推动的市场与价值扩张，侵犯了弱小国家的主权、经济和社会稳定以及当地文化和传统，同时也对少数缺乏竞争性的脆弱社会群体形成严重冲击与伤害。

　 “逆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当前的“逆全球化”思潮具有显著的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一是逆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由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过去我们说逆全球化，多是出现在一些小国、弱国、穷国中，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或者是发达国家的一些工会与非政府组织NGO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比如劳工、环境、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来反对全球化进程。而当前逆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变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现在不但不能继续对全球化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反而都去搞贸易保护主义了。这对世界经济、对全球化的冲击，是结构性的冲击，非常严重。这种结构性的冲击在一战、二战前都发生过，这一次有点类似。但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在那么多的西方国家成为主流，大面积地衰退，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二是现在从美国到欧洲，反全球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已经形成了。虽然反全球化从很多年前就一直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政治人物是“不管你（社会上的声音）怎么反对，我都要推进全球化”。但是现在，逆全球化成了政治思潮，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

　 “逆全球化”，又称“去全球化”，与以资本、生产和市场在全球层面加速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是指重新赋权给地方和国家层面。之所以出现这种向地方和国家层面“返回”的过程，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学者角度看，主要有以下观点：

　 国际学者哈罗德·詹姆斯坚信制度是导致全球化逆转的罪魁祸首。在关于上一轮全球化的研究中，他找到了显示“钟摆运动”逆转开始的重要信号。国际金融秩序的失灵会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商品和人的跨国自由流动对各工业化国家生活水平和工作机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会激起人们对自由贸易和移民的强烈政治反弹。

　 也有研究者从金融资本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扩张集中在两个具体的领域，一是快速飙升的联邦债务，二是以次级贷款为代表的住房贷款抵押证券。

　联邦债务的居高不下与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度缺陷有直接关系。这个金融秩序隐含的流动性创造机制中的“铸币权”问题，正是金融虚拟经济助长了美国政府对政策自主性强烈的选择偏好，并导致了美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萎缩以及“产业空心化”问题。

　 在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和后发国家中也有人持“逆全球化”的主张。他们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部分生产国，在这一全球分工结构中都获得了较大部分的实际利益。消费国得到了全球供应的廉价商品，生产国实现了产能、技术、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但是，更多依赖资源出口的资源国和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国并未享受到这种红利，主要表现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增长低迷、资源透支、效率低下、产业不振等问题。

　 实际上，与逆全球化思潮相关而兴起的具体经济现象，其实主因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总结的全球经济三大挑战：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以及发展失衡。

　 第一，增长动能不足。从2007年算起，全球经济危机已逾8年。联合国《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美国经济2017年将增长1.9%。欧洲经济增长1.8%。中国经济增长6.5%。南亚经济增长6.9%。印度预计增长7.7%。非洲增长3.2%。西亚中东地区2.2%。拉美经济可以恢复增长1.3%。俄罗斯企稳，在2017年可恢复1%左右的增长，即世界经济在2017年将略有改善，但不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经济表现不佳，主要在于供给侧的增长动能不足。以美国为例，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数据，自2008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滑落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也显示，其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自2015年四季度以来已连续三个季度下滑。2007年-2014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0.5%，远远落后于1995年-2007年间1.4%的水平

　 第二，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和各国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与全球化的发展不相适应，也是导致逆全球化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形成于二战后，已难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快速变化的新形势发展需要。首先，也是最关键的是不可能用超国家力量来处理超国家的财富分配。现在全球治理的公共品短缺，需要建立托宾税制，以此调节全球财富。但是托宾税很难建立，全球治理出现制度瓶颈，无法管理全球财富。这是全球化负面要素增长的重要原因。其次，全球化推动文化、信息、人员的跨国流动，对民族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已经形成几百年了，当前大量非基督教移民进入欧洲，世界范围的遥远文化冲突变成一个国家内甚至社区内的文化冲突，进而转化为社会冲突，转化为恐怖主义。此类文化、种族冲突在美国也发生。远距离文明冲突变成近距离社会冲突，全球宏观的文明圈变成了微观的社会矛盾。原来一直生活在单纯民族、种族、文化区域内的人，要反抗外来的文化入侵。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和美国迅速上升，与这个现象有内在联系。这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逆向运动，某种程度上是破坏因素，也是全球财富流动的必然产物。再次，全球网络造成草根阶层大规模卷入高层政治。由于全球范围的新媒体、大数据、云计算出现，民粹主义比以往更可能挑战长期以来既定的规则和制度。西方政客为了获得选票而向草根靠拢，所谓“建制派”政客纷纷失败。通过网络政治，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两党政治，一个人可以挑战全球政治，这就是阿桑奇、斯诺登、特朗普现象。这是一种新的逆全球化力量，民粹主义通过网络打乱秩序。

　 第三，全球化并未使得财富分配失衡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反而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更不均衡，这是逆全球化的首要原因。以往只是把发展中国家、穷国、殖民地看作是全球化的被剥夺利益方即“输者”，现在是发达国家内部也有部分利益被全球资本剥夺，也有全球化的“输者”。由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布局，全球生产和外包体系建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广大南方国家，导致欧美日北方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失业工人增加。例如，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自2008年激增后并无明显好转。2009年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激增至9.0%和9.6%，2013年达到10.9%和12%。直到2015年年底，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依然维持在9.4%和10.9%的高水平。此外，欧盟内依然存在着青年失业率高企的结构性问题，直到2015年年底，青年失业率仍然超过20%，远高于金融危机爆发前16%以下的水平。这些失业工人也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群体，尤其反对货物、人员、服务、资本“四大自由”中的人员自由流动。很显然，现在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财富对抗，而是全球资本同全球社会的对抗，由此导致全球民粹主义、全球草根政治与全球精英阶层的对抗。这是全球化进程中新的重要现象，许多新的问题都跟它有关。

　逆全球化的不利冲击

　 从经济贸易上看，如果没有全球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遭受很大损失，有些甚至难以维持。比如，欧盟所需天然气有2/3来自俄罗斯，如果切断供气，会对欧盟的经济社会造成灾难性打击。同样，俄罗斯所需工业品、生活用品和食品的70%也依赖从欧盟进口，一旦进出口贸易中止，俄罗斯也会出现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与社会动荡；作为支柱性产业，日本汽车及其零部件有80%要出口到其他国家，没有全球化，日本的汽车工业乃至日本经济会面临崩盘的后果。正是因为全球化，波音公司得以第一时间在海外工厂以较低的成本组装其新型飞机，以最快速度抢在竞争对手前推出新产品。没有全球化，波音公司乃至美国航空工业早就出现危机了。此外，作为出口导向型和利用外资较多的新兴经济体，许多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口、外商投资乃至跨国公司产品加工外包和到美国上市筹资发展经济，没有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有几亿人失业，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从金融上看，如果真的“去全球化”，同样没有赢家。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上，一是其庞大的资本无处投资，必然会引起股市暴跌、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二是美元、欧元等强势货币不再具有国际结算货币的特权地位，美国也无法再卖出国债以维持它的巨额财政赤字，美国消费者不可能继续靠全世界的“补贴”生活，这个建立在“债台”上的国家也很难运转下去。三是许多苦于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因得不到发达国家投资援助或国际组织贷款而更加贫困落后。

　 从技术上看，互联网走进了经济社会，人工智能迈入了千家万户，我们很难设想拒绝互联网、拒绝人工智能后我们的经济社会会出现什么后果。在互联网已经无可动摇地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工智能让我们对生活有了颠覆性认识的信息数据时代，每个国家、每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于全球化之外而孤立存在，否则就很快就被边缘化。

　 从人员物流往来看，每个国家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如果因噎废食，强行关闭边界，或者是排斥移民，必然造成物流中断，经济萧条，许多工厂因得不到原料、零部件而停产，或因产品积压而关闭，无数人会因此而失业，科技创新会凋零，其后果同样严重。

　 从历史的视角看，没有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就没有近代欧洲工业革命，没有欧洲工业革命，也不就会有现代文明。同样，没有印第安土著的传授，就没有今天的土豆、西红柿和巧克力；没有阿拉伯人的孜孜不倦，包括阿拉伯数字（实际是印度发明）在内的许多东方科技就不会传播到欧洲。可以说，排斥交流与融合，就不会有文明进步。新世纪以来，日本之所以在网络信息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乃至中国，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包括拒绝移民在内的保守与封闭。

　对逆全球化倾向的判断

　 虽然出现了逆全球化暗流，但并不等于全球化的逆转。从历史视角看，全球化仍然是21世纪世界大势所趋，不会再出现类似于一百年前因世界大战与资本主义大萧条导致第一次全球化的中断。首先，当今世界既不是殖民主义时代，也不是帝国主义时代，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极小，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其次，美国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危害与20世纪的“大萧条”也无法同日而语。以对世界贸易增长的冲击为例，直到1938年，全球出口总额相对1929年还减少了31.3%；再有，与一百年前相比，南方国家正在迅速兴起，经济贸易实力(指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已经成为主导世界经济贸易的力量。全球化的方向是明朗的，但道路还是曲折的，不可能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复杂性、脆弱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将客观存在、长期存在。

　 从未来全球化的发展动力、载体和内容上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理论上看，全球化是发展趋势。为了降低成本或取得更大的回报，企业和金融机构必然会在最大的范围内开发价值洼地，寻找负担最轻，环境最好最合适的地方投资。相应地，也必然会在各个领域行业寻求创新突破，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让资源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最优的配置。这不仅符合经济规律，也能为各方带来福利。同时，物流、人员的自由流动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拒绝全球化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从法律上看，在“法无禁即许”原则下，市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各行业领域的合作均受法律保护，不太可能硬性禁止。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会导致经济缺乏活力，也不利于创新进步，事实上也行不通。另外，法律不仅不可能禁止人员自由迁移（移民），而且还明确公民的迁移自由，就是说，公民依法享有“用脚投票”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诸如包括美国“禁穆令”在内的限制移民政策也涉嫌违法。

　 从技术上讲，经济的全球化分工业已形成，许多产品制造已经全球化，许多服务已经网络化。比如英国驰名汽车品牌劳斯莱斯和宾利的发动机分别来自德国宝马和大众，拒绝全球化意味着劳斯莱斯、宾利品牌的消失，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美国不生产电视机，如果拒绝全球化，恐怕美国也应该拒绝电视，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互联网时代，虚拟经济广泛存在，网络交易早已突破了辖区、地域、国界的分割，再想重新回到画地为牢的封闭时代已经不可能，“去全球化”更多应当是一种不满的宣泄，并不解决实际问题。

　 从经济社会视角看，虽然全球化存在瑕疵，但就好比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也会飞进几只苍蝇一样，属于正常现象。当然，如果放任瑕疵扩大，全球化也不可能走得太远，这就需要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加强监管调控，但不是能简单将之拒之门外，这就像市场中有假冒伪劣产品等侵权行为一样，不可能因此拒绝市场走回头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劳动力紧缺，为此从土耳其引进了大批劳工，这些劳工为战后德国的重建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已在德国定居，不可能再把他们送回土耳其。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美国更是汇聚了全世界的移民精英，这才成全了美国科技创新的世界第一，不可能既排斥移民，同时又能做到让经济科技充满活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科学道理。当然，不同族群生活在一起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政府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健全的法律，规范人们起码的行为，维护经济社会的有序运行。事实上，全球化也好，市场化也罢，他们都不可能自动纠正自身的偏差缺陷，都需要公共管理机构发挥作用，弥补市场的失灵。现实中，股市在为企业发展筹集高效低成本资金的同时，也存在关联交易，市场操纵等不法行为，甚至会引起公愤，但并不等于说要取消股市，重要的是加强监管，规范交易，防范道德风险，这才是政府应有的作为。

　 对于全球化的不可逆，各国政府十分清楚。虽然少数发达国家出现“右转”，但也为自己留有余地。比如英国虽然退出欧盟，但也承诺给欧盟一大笔“分手费”，目的就是希望今后能继续在金融科技教育等领域与欧盟保持密切合作。美国虽然踢开TPP，甚至扬言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现在又表示愿意重启谈判。这说明美国的“右转”更多地是一种姿态，目的是在未来的博弈中增加筹码，赢得主动，并非真要做那么绝。当然，作为部分国家及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会继续表现出来，只是手法会更加多样化（在经济贸易、货币金融、科技文化、人员物流等诸多方面），方式可能会更加隐蔽（比如更多的反倾销调查、更高的移民门槛等），因此对逆全球化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应对准备。

　新全球化：打造传统全球化升级版

　 危中有机，须转危为机。“逆全球化”是当前及未来时期最大的全球性发展挑战之一，无论是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都深受其害，除非使其转变为“新全球化”。何谓“新全球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新全球化”基于四大原则：一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二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三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四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新全球化”立足五大目标：一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二是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三是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四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五是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据此，胡鞍钢、王蔚构建了“新全球化”的主体框架，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1.国际秩序：从不平衡到平衡

　 二战后的全球化国际秩序主要由北方国家主导，以美国为首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并将美国标准、欧盟标准和“国际标准”推向世界。然而南方国家崛起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南方国家正在不断追赶北方国家，其中中国作出巨大贡献。从贸易实力来看，无论是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均从1990年的“二八开”上升为2015年的“四六开”，南方国家货物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3.92%上升至42.1%，进口比重从21.51%上升至38.93%，商品贸易比重从22.71%上升至40.51%，服务贸易比重从18.48%上升至34.52%；从经济实力来看，按购买力平价法(PPP，2011年国际美元)计算，南方国家GDP总量占世界比重已经超过北方国家，未来还将进一步拉开差距。总而言之，当今世界贸易和经济格局加快演变，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必将推动国际秩序从过去不平衡的“北方治理”向平衡的“南北共治”转变。

　 2.安全格局：从不稳定到稳定

　 当前世界仍不安宁，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因素错综交织，安全冲突和动荡、

　难民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地区热点和全球性挑战不容忽视。自诩为“全球警察”

　的美国，已经成为二战后发动战争次数最多的国家，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2年-2015年阿富汗年平均难民数达到259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10，成为世界第一大难民来源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03年-2010年伊拉克年平均难民数达到126万人。当前，难民数量已经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纪录。因此战争发起方需要反思，究竟是输入全球化?还是输入灾难?“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安全、发展是开放条件下追求发展过程的积极安全观，是应对当今世界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的共同理念。各国应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共同维护系统性安全，构筑好政治安全这一根本保障，国土、经济和生态安全这一发展基础以及社会、文化、科技和信息安全这一重要载体，妥善处理好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裁军和限制军备等议题。

　 3.经济发展：更开放更包容

　“新全球化”应更倡导包容性和互利共赢，经济上根据《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等，继续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关税总体水平，逐步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重新振兴世界贸易；政治上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增强发展包容性，着力降低基尼系数、失业率、贫困发生率，提高女性就业率、互联网普及率和人类发展指数(HDI)。不仅使广大南方国家受益，同时使北方国家也继续受益，不仅使精英群体收获应有回报，也使民众共享发展成果，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具包容性，惠及更广泛的国家和人民。

　 4.文明成果：从排他到非排他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文明本无优劣之分、

　高低之别、好坏之说，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智慧、贡献和积淀。对待本国文明，要充分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承好、创新好、传播好本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对待别国文明，要充分尊重差异性，平等对待不同，将造成冲突和张力的文化差异消化在源头上，各种文明既不自我优越，也不盲目自卑，更不排挤他国，而应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共同文明实现创造性、创新性发展。

　 5.生态体系：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

　 “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环境保护是一项全球性系统工程，是全世界人民最普惠的福祉。在“新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应该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二十国集团能源合作原则》《二十国集团能效引领计划》等文件，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引导生产方式与碳排放脱钩，推动节能减排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不断创新绿色贸易、绿色金融，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狭路相逢勇者胜，沧海横流显本色。“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世界经济需要“稳定器”，世界贸易需要“加速器”，世界创新需要“发动机”，全球治理需要“担当者”。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扛不动自由贸易大旗的现实困境，正是以中国为首的南方国家扛起“新全球化”大旗的“天时”机遇，周边大国崛起(指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成为中国的“地利”机遇，全球范围所形成的特色大国伙伴关系网络成为中国的“国和”机遇。

　 在“天时”“地利”“国和”的背景下，中国应当从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受害者，积极转变为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形成“四个全面”基础之上的“五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本轮“新全球化”，与一百多年前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相比，不同的是，“门户开放”仅仅是小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均沾”，而“新全球化”则是包括广大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在内的全体国家的“利益共享”。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的经济发展总基调，挺身而出、顺势而为，成为抵住“逆全球化”顶梁柱，重塑“新全球化”的倡导者、实践者、先行者，积极扮演好“主角”这一角色，发挥好“推动”这一作用，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红利、机会红利、方案红利、开放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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