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野意义与局限

　 性别视野的意义与局限

　《三言》性别话语研究: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

　　刘果著,中华书局,2008

　　一

　　在当下,女性主义,或者说,与女性主义密切相关的性别研究,已经不再是一个冷僻的生词,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尽管面对同一个概念,人们的理解总是相去甚远,总是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误解,甚至于在理解和误解之间也难以断然彼此划分。在对相关的许多问题的理解上,分歧远远大于共识。

　　如今,说起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学者,如果一无所知,会被认为是跟不上前沿,如果对之断然持否定态度,会被认为是保守,但如果真正从事女性主义研究,或者说,做性别研究(大致与女性主义作为同义词),又经常会在学界被视为异类。在这个问题上,真是经常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关于如何看待女性主义的研究方面,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之间的矛盾似乎无处不在。虽然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其他领域也有,但就其典型表现,女性主义研究确实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二

　　如今在学界所言的女性主义及其性别研究,其根源来自西方世界,这是从其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分析范畴等方面来界定的。以往,虽然也有中国学者试图追寻女性主义的中国根源,但那也只是按照辉格式史学观进行了一种显然对历史语境有所曲解的做法,至少,没有找到一种可与学界作为研究基础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相比的系统理论(这倒颇有些像以西方近代科学的模式来寻找中国古代之对应物的“科学”)。虽然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经历了第一、第二(以及尚有争议的“第三”)次浪潮,在学说的派别上也林林总总,还经历了对中产阶级白种人女性主义观点之局限的“超越”,但在总体的分析框架上,这些彼此间有差别甚至有较大差别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还是保持着某种一致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有了爆炸性的拓展,其影响已经波及几乎所有传统和新兴的研究领域。除了以平常心容易想象的诸如文学、历史、艺术等领域之外,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如今几乎渗透和影响到所有传统和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连政治学、神学、国际关系、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等学科,也都有相应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前几年国内就出版过国内学者所写的像《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这样的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显然是可以用多种原因来解释的。

　　正因为这里所说的女性主义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研究实践,因而在以往的研究中,西方研究者首先注意的,也还主要都是西方的问题,西方的题目,然后,才拓展到对非西方题目的性别研究。例如,对科学史的性别研究就是如此,西方最先做的,是对西方科学史中重要问题的性别研究,随后,才把性别研究的目光延伸到西方科学的历史问题,如中国古代科学史等,像费侠莉、白馥兰的《繁盛之阴》和《技术与性别》等对中国古代医学史、科学史和技术史的研究就是此类典型。

　　同样,也是因为女性主义理论与研究实践源于西方,中国在这方面,先走的是引进的路子,译介西方的成果,随后才有自己的研究,而这些自己的研究,也是到了近些年,才更多地关注本土的题目。这当然是女性主义研究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很好的发展趋势。

　　三

　　在近来国内较新而且有新意的女性主义对本土题目的性别研究中,刘果的《〈三言〉性别话语研究: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一书是比较有特色的。在此,可以借此书作为例子来进行一些分析讨论。

　　在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开展的过程中,正如前面所说过的,最先是在一些我们容易想到的领域,如文学、历史、艺术等,然后,才拓展到一些以传统认识来看有些难以想象的领域。但即使是那些传统的如文学、历史之类的领域,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其实也是很有些不同的。最一般地讲,比如,对于一本或若干本古代或当代作品内容的性别分析等,这是容易想象的(当然如果要做好也并不容易),然而,再延伸一些,就需要研究者拥有某些独特的思路了。笔者在个人经验中,有这样的感觉,即女性主义虽然流派众多,但究其最基本的理论要点,却有某种统一性,看上去并不十分复杂。在具体的性别研究中最为困难的,是如何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在最基本的女性主义理论框架中,构想出独特的研究策略,找出如何运用性别(gender)这一分析范畴来进行具体分析的切入点。正是在这些方面,才体现出研究者个人的创造性。也正因为要在最基础理论的框架中再有灵活的应用,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要比那些可以把理论往研究对象上一套即可得出结论的那种研究要更难,因而一些刚刚进入性别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往往有对具体问题不知如何下手,如何在研究中体现和应用女性主义理论而困惑。其实,在看性别研究的工作时,恰恰可以因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在研究中如何落到实处的方法这方面,分辨出研究工作优劣不同。这种差别的产生,既与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的理解的深入程度的不同有关,也与个人在研究中的创造性(或用现在更时髦的说法即创新)有关。

　　“三言”,是中国古典文献中重要的著作,而且因其内容的特点,与性别的关注非常之密切,应该是中国本土题目中古典文学性别研究的好对象,相应的研究,如果就其内容的性别分析,也是相对容易设想的。但是《〈三言〉性别话语研究: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一书的研究领域,却并不是简单的文学批评,而是古典文献学。文献学的研究范式显然不同于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式。这样,如何针对“三言”把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用在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范式中,就构成了一种新的挑战。

　　把《〈三言〉性别话语研究: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中,作者采取的分析框架,及核心概念,一是主流性别规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非主流性别意识,前者,又可称元典性别规范,以程朱理学性别观念为代表,而后者,则以李贽、汤显祖为代表。这两种性别规范在“三言”中的具体体现,则分别为规范性话语,与非规范性语语。这是两种互相对抗的性别话语范式。此书的副标题为:“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这里体现出了古典文献学研究的特点,而此书的核心内容,则是对“三言”产生的题材来源――也即宋元话本小说――到后来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与主流性别规范相关联的规范性话语,是如何与同非主流性别意识相对性的非规范性话语在矛盾中纠缠、冲突、对立、融合的。在具体的研究中,作者选择出了大量的文学,从文献比勘的角度分析“三言”对宋代同题话本小说的改写,分析同母题在“三言”宋元、明话本小说中的不同表现。正是在这样的性别分析框架与文献比勘相结合的研究中,作者找出了大量具有性别意义的文本差异,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中,通过文本中性别话语的变化,看出了社会上的性别观念是如何反映在文本中,从而对特定时代的社会与文学在性别观念上的变化有所理解。

　　这样,在许多传统中已被说得太多的概念,如“情”、“色”、“贞节”、“才女”、“夫贵妇荣”、“私奔”、“红颜祸水”、“色欲身亡”、“女性复仇”、“才子佳人”、“红杏出墙”、“女鬼情奇”等等尤其在这种号称“醒世”、“喻世”和“警世”的作品中的典型母题,在一种性别眼光的审视下,就有了不同于传统的新理解,而且,这样的理解显然可以超出某部作品本身的局限,而有一种推广的价值。

　　值得赞赏的是,作者虽然立足于性别分析,但却并不激进,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多少可说的话就说多少,并不在性别的意识上刻意拔高什么,也未尝试得出某种激进而且唯一的强断言和结论,反而更是注意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例如,在对“三言”的直接编撰者冯梦龙的性别观的分析中,作者坦言:“冯梦龙对性别规范的思考充满悖论。他在企图维护主流性别规范的前提和目标下演绎对主流性别规范的反叛,他作为主流性别规范的捍卫者瓦解了主流性别规范的铜墙铁壁,他苦心为主流性别谱写的赞歌却唱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变调。”

　但是,此书作者清醒地意识到,在“三言”从宋元话本向后的演变中,冯梦龙对主流性别规范所做的种种调和与修补,貌似反抗,实为妥胁。这再次证明了主流性别规范力量的强大,证明了我们的文化在对性别的建构上仍然止于片面和偏执之上,表明了在由这种规范性话语与非规范性话语的博弈中,对女性的要求,仍是建基于男性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之上的。最后这一点,反而倒可以看做是作者研究的基本结论。

　　四

　　从上面我们对刘果的《〈三言〉性别话语研究: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一书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可以怎样在一个传统中完全没有性别意识的学科领域中(在这里即是传统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带来新的观念、眼光和见解。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在学术界的繁荣,其实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女性主义自身意义上的原因,即源于其追求两性平等的社会与学术意义;其二,虽然也与第一个原因相关,却在某种程度上又有另外一种力量,即如今在那些传统学科领域中,以传统的方法进行学术研究要想得出新的成果(或曰“创新”)已经很难了,而女性主义所提供的性别视角,作为一种以往不曾被用过的研究框架和分析范畴,确实可以给传统学科的研究带来新意。其实,如果不是过于激进地坚持那种极端激进的女性主义立场,宽容一些地看待学界的现实,后一种动力及其带来的结果,除了学理的意义之外,同时又有助于促进女性主义观念的发展和传播。

　　尽管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可以有这样的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和学理意义上的双重吸引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在绝大多数学科领域,女性主义的性别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仍然不被许多人所理解、接受,两种极端的反应,一是反对和拒绝,一是无视和冷漠。其实,这种局面,恰恰给女性主义所强调的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即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术界男权意识形态仍处主导地位)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

　　五

　　在许多学科领域中(这里还暂不讨论更大范围社会文化领域)性别研究依然处于边缘状态,这一方面有传统的男性意识形态中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某些学者那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得到的解释、结论具有唯一性的信念在起着某种作用。

　　此外,不能不承认,一些过于激进的女性主义(也包括少数属于这种类型的学者)的言论,无论在传播策略上,还是在其自身理论立场的可接受性上,也都成为让许多传统立场的学者不那么愿意接受女性主义的一个原因。

　　我们知道,在女性主义自身的发展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早期的女性主义的局限,认为那只是代表了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立场的观点(当然这并不否定其在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而后,不少女性主义学者转而关注范围更广的边缘人群的立场。这当然也表明,即使女性主义也不是完全自恰一致的理论系统,而是有着多种理论流派、多种视角的复合体。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女性主义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仅就学术领域来说(这也并不否定其在社会文化运动意义上的价值),它们带来了没有这种立场就无法带来的新视角、新观念,成为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一个全新的角度。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应该承认,女性主义的立场在较弱的意义上,当与那些与之并不矛盾或没有较大矛盾的理论研究相矛盾时,它也只是诸多可能的理论立场之一,它并不能(实际上也没有)取代其他理论的研究,实际上是基于各种不同理论的研究,构成了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多种角度,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世界。所以,本文标题中所说的“局限”,无非只是在这种意义上的局限,而这样的局限,在非女性主义的其他理论中也同样具有。不过,在女性主义面对与女性主义立场直接有很大矛盾和冲突的理论的并存时,情形也许又有所不同,也许会要求更加宽容的心态。这样讲,也许一些强女性主义者会持反对的意见,但另一些女性主义者,比如国内近来有人倡导的“微笑的女性主义”(尽管那还更多的只是一种态度而非系统化的理论),或许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以这们的观点和心态,再来看《〈三言〉性别话语研究:以话本小说的文献比勘为基础》这样的性别研究,我们是不是可以既能欣赏其尝试的价值,又对之保持一种适度的理解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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