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加坡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未来

来源:新加坡移民 发布时间:2023-02-10 点击:

杨静林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南宁 530006)

中国和新加坡文化交流持续千年、历史悠久。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海口,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古代丝绸之路上丝瓷、茶叶、香料贸易往来及商业文明对话,推动了古代新加坡的繁荣。随着新加坡开埠,中国大帆船贸易为新加坡自由的商业文明开发带来了技术、劳动力及商品,尤其是大量中国劳工移民的到来,在参与建设新加坡城市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富的移民文化,华人逐渐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族群。新加坡独立后,中新两国文化交流涉及体育、艺术、文博、教育等诸多领域,当代先进的科技交流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亮点。中新两国持久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新加坡形成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促进中新两国外交及经贸关系的发展。

(一)开埠以前中新商业文化交流

新加坡最初是一个马来部族居住的村落,岛上原始居民是从马来半岛上迁移而来的原始马来人后裔,以捕鱼为生,用棕榈、竹枝结庐而居。新加坡最早的名字叫“单马锡”,一些往来的中国商人、阿拉伯商人将新加坡作为往返的中转站和补给地。在7 世纪中叶,新加坡成为庞大的海洋帝国室利佛逝的势力范围[1]。中国与印度洋、阿拉伯海的海上交通大多直接通过马六甲海峡,新加坡逐渐发展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宋元明时期,中国古籍记载到的与新加坡相关的地理名称有凌牙门、龙牙门、单马锡等。宋赵汝适的《诸藩志》写到,中国商舶到三佛齐贸易,先到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然后才到三佛齐。新加坡考古出土有大量福建闽南地区生产的陶瓷器皿、丝绸、铁制用具及钱币,还出土了宋真宗、仁宗时期的铜钱和瓷片。中国商人到新加坡贸易促进了早期中新器物与文化的交流。

12 世纪中叶,室利佛逝的王子室利·帝利盤那带着随从和武士来到新加坡建立城市,作为自己统治的王国,并命名为“信诃补罗”①信诃在佛教梵文里的意思是狮子,补罗的意思是城堡,合称起来意为狮子城。目前,新加坡国内不少史学家认为,新加坡是从信诃补罗王朝逐渐演变过来的。。信诃补罗王朝作为室利佛逝王朝的分支正式建立[2]。据《马来纪年》考证,室利·帝利盤那在新加坡建国共经历五世,统治一百二十三年[3]。《马来纪年》还提及在第二任国王在位期间,约14 世纪中叶,新加坡已发展成为繁荣的城市,多国商贾远来通商。在这一时期,中国元朝中央政府已将新加坡视为一个国家——龙牙门,两国互派使节。新加坡统治阶级与中国中央王朝建立朝贡关系,延佑七年(1320)曾遣使龙牙门索驯象,泰定二年(1325)龙牙门谴使奉表贡方物。明史记载,室利·帝利盤那建国后,曾跟随郑和船队进贡,派使臣朝贡,与明朝结盟,以解除暹罗的军事威胁[4]。

在古代朝贡体系中,新加坡与巨港、马六甲、巴达维亚、马尼拉、曼谷和亚齐等区域中心,属于海洋文化与区域贸易网络的一环,在印度与中国之间以及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史上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和桥梁作用,逐渐发展成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陶瓷之路”的一个重要停靠站。每年5—8 月,阿拉伯商人乘西南季候风驾舟东来采购香料和丝绸;
每年10 月到次年3 月,满载中国丝绸、瓷器和香料的商船乘着西北季风西去。东西方过往商船都会在新加坡避风、修补船只、补给淡水与食物、交换货物。郑和下西洋不止一次到新加坡,在新加坡补充食物、饮水等[5]。新加坡港商贾云集,他们从中国买来丝绸,从香料群岛买来香料,从苏拉维西买来燕窝,从马来亚买来金砂,还从苏门答腊买来锡砂。他们建造了良好的栈房贮存这些商品[6]。另外,有不少随船而来商人、僧侣、工匠上岸定居,摆摊设市或传道讲经,古新加坡迅速从一个渔村发展成繁华的商港。13 世纪至14 世纪初,新加坡已经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商业文化交流中心,在沟通中国文明与东南亚地区文明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新加坡开埠后的中新文化交流

1.大帆船贸易下的中新文化交流。在新加坡开埠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大帆船在新加坡航运史及中新两国物器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延续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国帆船是南洋水域中优良的航行工具,普通船只可载重300 吨至400吨,最大可载重1 200 吨,每艘船都附带三只小划艇,以装卸之用。从18 世纪初到19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帆船贸易促进了中新商业文化的交流。1821 年底,抵达新加坡的船只共有2 889艘,其中欧籍商船只有583 艘,其余2 506 艘都是中国帆船和其他本地人的船只[7]。大多数中国帆船在一二月间抵达新加坡海面,此时的新加坡港口最繁忙、最活跃。这些中国帆船从东南沿海各个港口,如广州、海南、汕头、樟林、诏安、厦门抵达新加坡。通过大帆船的运载,新加坡主要向中国输出锡矿、香料、燕窝、香木、海产等土产方物,印度鸦片、英国工业制造品及军火等,中国向新加坡输出陶瓷、丝、茶等。除了商品外,中国帆船还带来了许多中国商人、技工和劳工。新加坡开埠后,莱佛士利用中国帆船的商业网络发展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吸引了许多来自马六甲、槟榔屿以及廖内群岛的华侨前来开设货栈及从事与中国帆船贸易有关的活动。19 世纪20 年代,新加坡的国际贸易地位迅速上升,赶超了巴达维亚,成为欧亚贸易货物集散的最大中心和中国帆船在东南亚地区最大的集聚中心。

2.大帆船承载的华人劳工移民。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曾经到达新加坡,其所著的《岛夷志略》记载:“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状,中有水道以间之”“男女兼中国人居之。”[8]在14 世纪上半叶之前,新加坡已经有中国人居住。16 世纪后,西方列强开始向东南亚地区扩张。1824 年,托马斯·斯丹佛·莱佛士以新加坡为据点,控制中、印之间海上交通与贸易。在新加坡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莱佛士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改良港口,修筑船坞,建设城市,兴修桥梁,这些活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中国沿海地区破产农民前往。因此,这些人群构成了18世纪以后新加坡华人移民的主要类型之一。这些华工凭借自身刻苦耐劳的精神以及独特的商业智慧,逐步积累资本,转变为商人、买办或银行家。随着华工移民的增多,新加坡华人数量猛增。1819 年华人只有 30 人,1823 年骤增至 3 317 人,1836 年达13 749 人,已经超过岛上其他任何民族;
1840 年达17 704 人,占了总人口的一半;
1860 年起,更占总人口的 60%以上;
1881 年为 86 766 人,1891 年达164 681 人[9]。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社会比较稳定,在20 世纪初期又迎来华人移民的高潮。随着华人人数的增多,新加坡华人社会逐步形成。20 世纪中期,新加坡华人达到了109 万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3/4。截至2019 年6 月,新加坡总人口数为570万,公民和永久居民403 万,华人占74%左右[10]。

(三)新加坡独立以后的中新文化交流

中新两国血缘相亲、语言相通、文化相近、风俗相仿,双边人文与科技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中新两国加强交往、扩大经贸的纽带。中新建交后,两国人文、科技交流呈现多层次、多渠道的发展趋势。

1.中新建交前的两国文化交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倒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冷战国际格局下中新两国关系相互对立。在中新两国双边关系和解的过程中,体育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71 年,新加坡乒乓球队参加了北京举办的亚非乒乓球友谊赛,之后新加坡与中国在乒乓球、篮球等诸多文体领域开展了交流。体育项目竞技和技术切磋不仅有利于中新双方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认同与亲近感。此外,中新两国政府高层的频繁互访也推动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1978 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了解新加坡的发展经验。这次访问不仅使双方政治关系有了新突破,也促进了中国对新加坡历史文化的了解。随后,李光耀率新加坡政府代表团分别于1980年、1985 年和1988 年多次访华,促成中新双方在经贸、政府、人文领域的合作。1990 年中新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一步推动了中新两国的文化交流。

2.中新建交后的两国文化交流。中新建交后,两国文化交流的合作成效显著,建立了多层次、全方面的合作机制,文化交流活动更加频繁。

(1)公务员体系的交流。新加坡在国家治理、政府公共事务管理方面为中国政府培养了大批公务员,提升了中国公务员治国理政的能力素养。1992年邓小平提出向新加坡学习发展经验,新加坡外交部出资在南洋理工大学组建了专门针对中国领导干部的政务培训班。1996 年双方制定了关于中方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培训考察计划,主要项目有中国赴新加坡经济管理高级研究班、中国市长赴新研讨班、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赴新考察、两国外交部互惠培训等,内容涉及投资、贸易、金融、管理等广泛领域。仅20 世纪90 年代,就有超过3 万名中国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培训[11]。2001 年,中国、新加坡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中新两国中、高级官员交流培训项目的框架协议》,并分别于2005 年、2009 年、2014 年和 2015 年进行了续签。

(2)高等学历与留学生教育交流。1998 年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专门开设中文课程,招收以中国学员以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1999 年,两国教育部签署《教育交流与合作备忘录》及中国学生赴新加坡学习、两国优秀大学生交流和建立中新基金等协议,中国15 所高等院校与新加坡有关高校、机构开展了20 个教育合作项目。2006 年,两国政府签署《中新文化合作协定》,交流项目涵盖范围和数量进一步扩大。2009 年,胡锦涛访问新加坡,中新双方签署了人才培训合作项目。2010 年,中国在新留学生总数达40 000 人,新加坡在华留学生3 000 人;
2018 年,在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超过5 万人,在中国留学的新加坡学生达3 600 人[12]。因文化交流的需要,新加坡政府在教育政策上作了一定调整,实施“华文精英”计划,加强中文教育,培养精通中文的人才。新加坡政府和民间社团不断保送或赞助新加坡青年学生到中国高校深造,学习人文科学、中医、艺术等文化知识。

(3)科技、文化领域的交流。首先,在政府层面推进两国科技与文化交流。1992 年两国科技部签署《科技合作协定》,互换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互聘人才,从事科研合作项目的研究。次年中新科技合作联委会建立,迄今已召开10 多次联委会会议。1995 年“中国—新加坡技术公司”成立,带动了大批科技人员赴对方国家开展诸多领域的合作,截至2014 年中新双方联合研究计划共完成10 期,内容涉及材料开发、环境保护、生命健康等领域,取得了大量创新成果。1996 年两国文化部签署《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在文化艺术、图书馆、文物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2006年,两国政府签署《文化合作协定》,文化交流项目每年逾200 项。其次,在公共文化机构之间开展文化合作交流。2015 年11 月,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正式揭牌运营。目前,该中心共举办了100 多场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成为中新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平台。为了庆祝两国建交30 周年,2019 年6 月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与中国相关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中国文化展览活动”,举办“中华风”主题活动,多方面展示了中华文化。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还与上海博物馆合作,举办唐代“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览活动,共展览新加坡珍品风物168 件。亚洲文明博物馆馆长陈威仁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文化交流活动促进新中文化的相互理解,并在亚洲文明博物馆建设新中博物馆合作的关键节点,我们很荣幸能向东南亚区域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也很荣幸能向中国民众展示新加坡多元属性的华族文化,我们同时还希望中国游客能抓住这次机会,亲身体验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交融的魅力。”[13]

(4)旅游、质检和环保等领域的交流。2007 年,两国有关部门分别签署《出入境卫生检疫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在城镇环境治理和水资源综合利用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3 年10月,双方签署《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粮食安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6 年,双边人员往来292 万人次。在旅游方面,中新两国相关部门积极协商,促进旅游合作协议的达成,在签证制度、通关、航空等方面不断提高便利化水平。双方举办“新加坡之夜”交流活动、“中国—新加坡合作电影遇见首映礼暨中新电影周”以及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摄影展等人文活动。据统计,2007 年新加坡来华旅游、探亲人数92.2 万人,中国赴新旅客有 111.4 万人。2017 年 1 至10 月中国赴新旅游人数达273.2 万人次,同比增长11.8%,占新加坡旅游总人数的18.9%,新加坡从中国游客市场获得旅游收入达18.8 亿新元,占该国总收入比重的14.8%[14]。

(一)历史的延续性

中新两国之间互利的商业文化交流和持续性移民延续了千年之久,民间通商贸易和朝贡贸易带来两地间物质文明的流动与互通。中国文化通过双边所派遣的使者、馈赠的礼物而广泛传播开来,民间商人与商船利用每年的季候风往来于两地,把中国的生产技术、语言文化、生活习俗与生活方式带到了新加坡,加速了中华文明在海外的传播。同时,两国商人又把以新加坡货物、地方特产等带到了中国,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二)文明的互动性

华侨移民是中新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桥梁。华侨移居新加坡对中新文化交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华侨在新加坡从事商业、矿业、建筑、种植业,促进了新加坡的早期开发与发展,为新加坡经济的繁荣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华侨在当地长期与世居人民交往,把中国生产技术、工艺、风俗带到那里,改善了新加坡居民生产和生活条件,传播了中国文化,新加坡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也因此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因子。同时,华侨在回国探亲、定居等活动中,又把新加坡文明、南洋文化带回中国,推动了中新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

(三)时代的特殊性

进入21 世纪,共享高新技术成果成为中新两国文化交流的主流,与现代科技相关的教育、生态保护、城市规划及文化创意等现代文明的交流成为两国文化交往的重点,中新广州知识城、新川创新科技园、新加坡南京生态科技岛等项目持续交流,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以及中新广州智慧城等项目相继落户。其中,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侧重于发展工业与高科技产业,天津生态城侧重于生态环保技术方面的援助以及共同制订相关的绿色标准,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主要涉及金融服务、航空产业、交通物流、信息通信等领域。中新广州知识城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智慧城市建设、科教服务和文化创意等领域有广泛合作。

(一)促进了新加坡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形成与发展

大量移居新加坡的华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到了新加坡,特别是儒家文化融入了新加坡广大民众的价值观以及行为意识之中,奠定了新加坡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文化体系的基础。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及现任总理李显龙都十分重视儒家文化在国家治理及外交中的作用,如李光耀在宣扬儒家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了更高层次的“共同价值观”,即“亚洲价值观”[15]。儒家文化与印度文化、马来文化以及西方文明相互交融,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新加坡文化。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为其经济长足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二)促进了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

中华文化在新加坡广泛传播,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元节等在新加坡得到传承与延续。受中华文化影响,新加坡人重视集体观念、家庭伦理、个人修养。中华文化强调道德伦理和个人精神品质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融洽,这种思想也在新加坡得到了传承。儒家提倡的“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的价值观,在新加坡得到了广泛认同。20世纪80 年代至90 年代,新加坡政府倡导复兴新儒家,推广开展“讲华语运动”,在中学实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加强儒学研究等方式推广儒家文化,并在1990 年颁布新的华语教育政策,通过提升华语教育比重及水平来弘扬以华语为载体的儒家文化[16]。

语言文化相近为中新文化交流提供相同的媒介,减少了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与隔阂。中华文化在新加坡得到传承的同时也发生了流变,如语言与政治文化。新加坡华人数量众多,出于谋生和交际的需要,创造了巴巴马来语,巴巴马来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属马来语,包含了大量汉语借词,主要是社会、日常生活和商业用语。在儒家文化及选贤与能的贤人治国理念中融入西式民主政治色彩,构成了新加坡政治文化的核心。新加坡建国之后,人民行动党依托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家长制”理念创新,形成开明型威权主义家长制管理政府。这种模式按照民主程序并且开明施政的政府形象,运用铁腕政策与权威治理社会。儒家政治文化在新加坡经过长期教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整体号召机制”,使人民行动党可以充分地调动新加坡传统政治文化因素,实现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整合[17]。

(三)促进中新两国外交与经贸关系的发展

2007 年7 月,中新签署《关于借鉴运用新加坡园区管理经验开展中西部开发区人才培训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园建设经验,尤其是平衡政府管理与市场化盈利、园区配套规划、产业结构规划、社区管理等方面形成的新加坡模式为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中新文化交流还拉动了新加坡与中国相关省份之间的经贸、科技、文化、劳务等领域的经济合作。正如习近平于2010 年访问新加坡时提到,新加坡模式给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双方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务实合作,巩固发展了中新友谊。

(一)文化交流机制促进两国未来文化合作的深化

官方确立的文化交流机制是深化中新文化合作的重要推力,两国政府长期以来建立的文化交流机制将有力保障两国未来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2021年12 月,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在云端举行,签署了两国政府文化交流框架性的合作协议《2022—2024年中新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强调要促进两国在文旅、文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及图书馆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在2022 年6 月举办的第17 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上,中国文旅部表示将与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国家在文化创意产业、文化遗产保护、文物数字化及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中新两国文化交流从形式和内容上将从传统领域的文化交流向数字文化交流拓展,从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延伸到先进科技与科技应用领域的交流。文化的产业化合作与文化科技化、文化数字经济的合作是中新两国文化交流的新趋势。

(二)中国新移民带来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深度交融

华人移民一直以来是构成新加坡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元素。中国新移民促进了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加深了当地居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而中国的现代文明与文艺专业人才仍将源源不断地进入新加坡并与新加坡本土文化融合,为新加坡的文化注入新的内容。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新加坡国际戏曲节、民族乐器演奏音乐会、文艺晚会等离不开华人新移民的参与,其开办的古琴、围棋、武术、绘画、中医养生、戏曲、舞蹈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训班,必将推动中新两国文化与艺术团体的交流与合作,向新加坡社会展示中国现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丰富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内涵,并融入新加坡本地文化元素和新加坡人的文化情感。

(三)民间文化交流拓展中新文化合作的新渠道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中新两国面对面的民间文化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民众之间云端的交往将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新渠道。两国人民通过微信、抖音、腾讯会议及短视频等多种社交媒体、网络平台和自媒体,可以相互了解对方的文化活动动态,共同在云端举办节庆活动、学术研讨会及宗亲组织文化交流活动等。“云端”的交流增加了中新两国文化交流的途径,使得双边的民间文化交流与合作更加高效、便捷及大众化,将有助于促进两国的民心相通。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和新加坡文化交流促进了早期新加坡的开发和经济繁荣,文化交流是中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助推器,推进了两国邦交的历史进程,并促进了中新关系的稳定与全面发展。中新两国以文化有序交流为桥梁带动了两国民间交流,双边文化交流呈现出不断拓展新领域、开辟新渠道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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