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计资本的小农经济脆弱性反思

庾虎，张丹婷

（1．桂林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2．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1）

小农经济脆弱性是指一种小农难以维持脱贫的稳定性，在小富和贫困之间存在波动的状态。从小农经济脆弱性出发，衍生了本文所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对于小农来说，经济脆弱性是源于自身的内生性因素还是外在的结构性因素？二是政府大规模的富民行动为什么仍没有完全助力小农实现稳定的小富状态，反而使其陷入了一种经济脆弱性的新型困境？鉴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本文以小农经济脆弱性现象为研究对象，从“资本—风险—制度”分析框架出发，阐明小农经济脆弱性的生成机制并提出相应的规范进路。

要对小农经济脆弱性这一乡村振兴实践中的新问题进行清晰定位和准确研判，必须找寻相应的理论渊源并构建分析框架。厘清小农经济脆弱性的理论渊源首要在于认识贫困，“如果从前瞻性的角度看待返贫，返贫的内在机理就是脆弱性脱贫”[1]，本文“小农经济脆弱性”一词正是从小农贫困与脆弱性脱贫相结合的视角衍生而来。

（一）文献梳理：小农经济脆弱性的三个理论渊源

随着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可行能力”概念的提出，贫困内涵则从收入贫困拓展到多维贫困，研究视角也从单一的宏观视角拓展到中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其中，宏观视角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排斥理论，中观视角的典型代表是脆弱性理论，微观视角的典型代表是生计理论。

1.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这一概念最早是拉诺尔（Ren Lenoir）于1974年提出，此后成为国际社会政策从宏观层面研究贫困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定义方面，一般认为社会排斥是个人或群体与社会之间关联纽带逐渐断裂的一个动态过程。Duffy（1998）[2]也认为社会排斥是一种制度性的福利剥夺，并将“福利三角”理论用于阐释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的过程。在特征方面，Robert Chamber（1992）[3]认为社会排斥具有动态性、多维性、互动性等三个主要特征，社会排斥分析视角能够用来动态观察乡村弱势群体所遭受的多重不利境遇，以及被排斥出主流社会行动的整个过程。因此，从社会排斥的角度看待小农经济脆弱性问题，是从一种动态性、多维性、宏观性的制度视角来看待问题，能够从小农现状与活动出发逐步挖掘出宏观层面的制度排斥成因。

2.脆弱性理论。脆弱性（vulnerability）这一概念是由Robert Chambers（1992）引入贫困问题研究之中，并建构了“外部-内部”脆弱性分析框架，其中外部因素是指个体或家庭可能遭遇的风险和冲击等，内部因素是指个体或家庭的防御能力。在此分析框架基础上，世界银行（2001）[4]提出了一个使用较为广泛的定义，“脆弱性是指个人或者家庭遭遇风险冲击的可能性，以及由于这种风险而导致福利水平下降到某一标准之下的可能”。此后，学界以脆弱性为分析视角对贫困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对脆弱性进行了多元定义。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2002）[5]提出，脆弱性是指行动体因外部事件而遭受的损失程度。Adger（2006）[6]认为脆弱性是一个概念集，风险暴露、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是脆弱性的三个关键元素。脆弱性的定义表明，外在的风险和冲击是脆弱性理论的核心元素。正如陈传波（2005）[7]指出，“农户的生产生活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面临着风险冲击的可能性”。

3.生计理论。生计（livelihood）是指个人或家庭的谋生方式。生计分析这一视角起源于包括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在内的多个国际援助机构于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一系列跨学科的实地研究，他们在反思传统宏观层面的国家干预主义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尝试从微观现实出发理解发展和减贫问题，并逐渐发展出一系列生计分析框架[8]。例如，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提出的以基本需要和权利为基础的生计途径分析框架,以及生计多样性分析框架（Scoones，1998）、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Ellis，2000）等[9]。在生计分析视野中，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以及二者之间关系是研究的核心议题，如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理论中，穷人被认为运用生计资本开展各种生计活动，同时这些资本的多少则受到现行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穷人需要对生计资本进行组合利用，这就涉及了生计策略，而因不同生计策略形成的生计资本组合方式会形成不同的生计结果，最后这些生计结果又会反作用于生计资本。总之，生计分析框架关注复杂的地方实践、微观的生计结构以及个人或家庭在谋生过程中建构的多样化和能动性的行动方式，同时对于个人或家庭生计过程中发挥核心能动作用的要素，该框架将其归因于生计资本及其组合方式[10]。

（二）理论整合：“资本—风险—制度”分析框架的提出

社会排斥、脆弱性和生计分析三大理论都从生活状态出发，寻找个人或家庭内在和外在的各种因素对其生产和生活的影响。社会排斥理论着眼于宏观层面的制度分析，从个人或家庭生存的环境出发探讨外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人或家庭造成的资源剥夺；
脆弱性理论着眼于中观层面的风险分析，强调在个人或家庭的生活境遇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正是这些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导致贫困或经济脆弱性；
生计理论着眼于微观层面的生计资本分析，将经济脆弱性归因于一种或多种生计资本的匮乏。以三大理论范式各自建立的分析框架“遵循了社会科学追求简约（parsimonious）理论模式的传统，但正是这种理论视角的单维性和理论模型的简约性，限制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和想象力，让理论模型与生活现实发生了偏差”[11]。脆弱性和社会排斥分析框架过于强调外在的风险和制度因素在个人或家庭经济脆弱性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对其内在的生计资本和行为方式有意忽略，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则恰好相反，强调个人或家庭自身所拥有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对其发展或制约的作用，对于权力和政治制度则关注不足，忽略了宏观制度层面中存在的不公平性。

因此，本文力主突破简约，提出“生计—风险—制度”三重逻辑分析框架（见图1）。该框架强调在小农经济脆弱性这一社会现象形成过程中生计资本、生计风险和富民制度的综合作用，把脉小农经济困境，以增强对问题分析的全面性和透彻性。依循三维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命题：

图1 “生计—风险—制度”分析框架

命题一：从风险视角出发，小农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遭遇的各种风险导致了小农的经济脆弱性；

命题二：从生计视角出发，小农自身生计资本的贫乏使其在面对生产风险时的抵御能力不足，从而个人或家庭经济进一步脆弱化；

命题三：从制度视角出发，政府的富民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通常采取财物援助的方式使小农经济收入在“数字”上达到小康标准，此类帮扶措施没有从生计资本贫乏这一深层根源发力，从而未能有效提升小农的致富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小农不断陷入经济脆弱性境地。

本节将对以上三个命题进一步论证，厘清生计风险、生计资本和富民制度在小农经济脆弱性生成中的内在逻辑。

（一）逻辑之一：生计风险多元性诱发小农经济脆弱性

“既是家庭又是企业，既生产又消费”[12]是小农群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因此小农面临的风险既包括生产风险又包括生活风险。

从生产风险来看，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产前的投资风险、产中的自然风险和产后的销售风险等环节。首先，产前投资主要包括劳动资料的购买，在本环节中小农主要面临劳动资料商品化而致其支出不断上升的压力。因为，“规模化、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不断抬高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13]，导致小农深深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货币压力之中。其次，小农在产中的劳作环节主要面临着自然风险的冲击。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最大的区别在于农业生产是劳动者对自然资源的改造，劳动对象是一种不受人为因素控制的客观自然环境。无论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技术多么成熟，依然面临着各种自然风险的冲击。最后，在产后的销售环节，小农主要面对的是因市场价格波动而导致收入减少的风险，以及因市场需求不稳定导致产品滞销的风险。当前，农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供给不足转变为供需结构不匹配，加之国家对农产品收储制度的改革、农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现代农业不断嵌入一种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小农面临的市场波动风险也日益加剧。

从生活风险来看，无论是生存型消费品还是发展型消费品都为小农带来了持续增加的货币支出压力。在生存型消费方面，“中国农村，生活用品几乎全部由市场供给，这就导致农村社会内部逐渐发育出一种消费者社会，小农被迫成为消费小农”[14]，同时“与现代商品经济相伴的消费性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不断向农村渗透，农民的消费欲望不断被市场激发，在消费中不仅无法自给，更无法自足”[15]。在发展型消费方面，虽然大多数发展型消费品是由政府供给，比如医疗服务、学校教育，但是公共资源的匮乏往往导致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可及性较差，教育和医疗的高额消费依然是小农经济脆弱性的一个重要成因。

产前的投资风险和生活风险致使小农货币支出激增，产中劳作和产后销售环节的风险则致使小农货币收入锐减，无处不在的风险对小农生产与生活的冲击表征着生计风险具有多元性。生计风险多元性则导致小农手中的货币始终处于一种紧缺的状态并可能使其走向脆弱化。不过，仅从风险的角度还不能必然得出小农经济脆弱性的结论，因为“脆弱性包含两个方面，即受到的冲击和抵御冲击的能力，脆弱性是这两者较量的结果”[16]。

（二）逻辑之二：生计资本匮乏性加剧小农经济脆弱性

生计资本是小农开展任何生计活动的基础，没有它们小农肯定不能实现自我致富。小农能否实现小富的稳定性，既取决于生计资本的数量、质量与分布，也取决于生计资本的转化效率。在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五种类型。其中：自然资本主要是指小农拥有的、具有长期使用权的耕地；
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小农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
金融资本主要是指小农通过劳动或者借贷的方式获得的资金；
社会资本是指小农开展生计活动所借助的各种社会网络；
人力资本是指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劳动价值形式。

用马克思资本观审视小农的生计资本，具有异质性、间接性、转化性等三个特征。异质性是指五种资本在小农致富过程中，更准确地说在创造货币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五种生计资本并不是同质的，它们在劳动过程中发挥的效力是不同的。其中，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可以被视为不变资本，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可以被视为可变资本，因为后两种资本是以信任、认同等感性因素或者知识、技能等理性因素内在于小农自身的，在劳动过程中发挥着主观角色，能够创造比自身价值量更多的价值。在五种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其他三种资本的地位是不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农户驾驭其他资本的能力和范围”[17]。间接性是指生计资本属于一种间接的致富资本。具体而言，生计资本的拥有并不代表小农就一定能够实现小富稳定性，五种资本需要通过小农的劳动进行转化，将它们转化为小农拥有所有权、能够自由支配的货币之后，才算是实现了致富。生计资本的间接性也涉及了其转化性。关于生计资本的异质性和间接性两个特性将主要结合后文的“富民制度悬浮性”来阐释。小农生计资本的转化性则与匮乏性直接相关联。

转化性是指生计资本不仅要通过小农的劳动向货币转化，同样生计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必须借助于货币来实现。小农之所以难以实现小富的稳定性，要么是不变资本匮乏，要么是可变资本匮乏，甚至在一定时间内二者都匮乏。生计资本匮乏致使小农难以通过劳动获得更多的货币，货币不充裕反过来又限制了对五种资本进行自由性投入。小农往往只能将手中为数不多的货币大部分用于购买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则始终是稀缺的。然而，生计风险多元性致使小农手中的货币始终处于紧缺状态，小农生计资本的匮乏性具有了必然性，因为小农必须首先拥有一定数量货币才能实现生计资本的再生产与重组。所以，从小农生计资本的转化性来看，生计风险的多元性阻滞了小农生计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使小农陷入了“风险多元—货币紧缺—生计资本匮乏—抗风险能力孱弱”的恶性循环，使小农陷入生计脆弱性的境地。

（三）逻辑之三：富民制度悬浮性促成小农经济脆弱性

从以往精准扶贫制度及行动来看，产生了“数字式富民”，这是脱离了小农生计资本而直接作用于货币给付的悬浮性富民，其后果的影响力仍在持续。从富民制度与生计资本的关系来看，悬浮性富民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生计资本的间接性来看，悬浮性主要表现为基层政府越俎代庖地直接供给小农以货币资本，造成了生计资本并没有通过小农的参与和劳动来实现货币转化，小农的参与和劳动过程被架空；
第二，从生计资本的异质性来看，悬浮性主要表现为政府更倾向于在不变生计资本上发力，而对于在富民中起核心作用的可变生计资本有意忽略。因为不变生计资本比较容易实现量化和操作化，并且能够通过转移支付或者政府购买的方式实现快速供给，可变生计资本的建构则需要的时间较长，难度和不确定性较大，各地政府往往迫于时间压力和政绩压力，不愿意对可变生计资本进行赋予和再造。从制度根源来看，悬浮性富民来自三个方面：首先从富民思路来看，源于一种“规划思维”[18]和形式主义；
其次从政策执行来看，源于富民政策执行中的选择性执行和权益性执行；
最后从贫困治理的角度来看，源于富民制度的“运动性治理”[19]和“锦标赛体制”[20]特性。从后果来看，悬浮性富民混淆了富民手段和富民目标，通过货币给付代替小农劳动而实现表面富民，忽视了小农生计资本的培育，无形中简化了富民程序，很可能因相关政策的变化导致小农收入“断崖式”下降。

因此，小农生计风险的多元性和生计资本的匮乏性导致了小农生计的脆弱性，富民制度的“输血性”以及对生计资本间接性、异质性的未全面认知与把握导致了富民制度的悬浮性，经济脆弱性在小农生计脆弱性和富民制度悬浮性的内外双重因素作用下生成了。

经济脆弱性是在生计风险多元性、生计资本匮乏性和富民制度悬浮性这三重逻辑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新的乡村治理困境，要解决这一困境，也应从生计资本、生计风险和富民制度三维视角出发，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规范进路。

（一）生计视角：生计资本再造，打造韧性小农

经济脆弱性的内在根源是小农的脆弱性，小农脆弱性来源于生计资本的匮乏性，因此要扭转小农脆弱性必须对其生计资本进行再造，再造过程则是一个通过资本赋予打造“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韧性小农”的过程。“韧性小农”是能够实现自我稳定致富的小农，建构“韧性小农”的过程就是实现稳定富民的过程。

第一，稳定土地产权和生产资料物价，建构稳定性小农。在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现实背景下，农业发展不应当只走规模化、产业化的道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农业也是切实出路。土地产权不明晰、所有权主体虚位、基层政府对土地流转不当干预是当前农村地权逻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小农委身于龙头企业、种植大户。所以，小农要稳，农村地权必须稳。

同时，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也应当维持稳定。小农是中国最为弱势的群体，农业是其唯一能够实现有尊严的体面生活的出路，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已经让小农处于“水深齐脖”的境遇之中，如果农资市场再压榨他们，小农将无法通过自身力量实现生计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在富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小农要稳，农资价格也要稳。

第二，通过发展小额信贷，建构灵活性小农。金融资本是最具有流动性和灵活性的资本，对金融资本的持有能够增强小农的灵活性。相对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环境，需要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事而变，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进行产业调整。小农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调整种养殖的品种和规模，这些调整都需要有强流动性的金融资本作为支撑，显然小农在生产中对金融资本的需求始终存在。不过，当前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往往偏向于大户和企业，对分散、脆弱的小农重视不够，因而发展能够面向小农的小额信贷是增强小农灵活性最基本措施。

第三，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建构吸纳性小农。韧性小农的吸纳性在于其能够在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中，吸纳外部能量，弥补自身不足，创造有利条件，促使生产持续扩展，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对现代科技的吸纳。要打造这一特性，必须通过提升小农的人力资本，在体力、智力和心理各方面提升小农对新技术的吸纳能力、吸纳意愿和吸纳效率。首先要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小农自身的身体素质，让其在生理方面具备运用新技术的条件；
其次要通过基础知识教育和技术培训提升小农的农技知识，让其在农技领域真正具备从业资质；
最后在思想教育方面提升小农的思想素质，激发其对农业生产的自觉。

第四，通过发展农业专业组织，建构互助性小农。韧性小农的互助性在于其能够依靠外部力量克服困境，渡过难关。推进小农互助性的发展就是对小农社会资本的发展，通过发展农民合作社、农业协会等组织能够实现小农生产网络的建构，从而提升小农的社会资本，增强互助性。

（二）风险视角：打造巢状市场，规避生计风险

站在小农的角度，风险源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异化发展对其生存基础的侵蚀，实质是市场经济不断扩张过程中小农经济如何融入市场经济、小农如何对接市场的问题。问题的一端是分散、脆弱的小农，另一端是强大、残酷的市场，除了从小农的生计资本入手建构“韧性小农”之外，还可以从问题的另一端——市场入手，建构另类市场。从小农的生产方式来看，小农按照传统的生产经验，种植农作物或者饲养家畜家禽，此类生产方式虽然跟不上现代主流农产品市场快速、高效的步伐，却具有绿色性、有机性、健康性、地方性和自然性等特点。同时，随着近年来农业生产方式的工业化、规模化，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消费者关注，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一部分城市消费群体，他们更青睐小农生产方式，更愿意以适当的价格与小农建立产销关系。从而，在城市消费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直接对接、实名、有相对固定边界以及具有一定认同和信任的另类市场，被称为“巢状市场”[8]。之所以称为巢状市场，因为这类市场是在特定人群之间建构的一种相对闭合的产品、信息、服务流通圈，恰如在主流市场中建筑了一个“鸟巢”；
也因为这类市场中建构的关系是一种基于认同和信任的相对固定的社会网络，恰如“鸟巢”中的各个节点。从而，一个村庄的生产者可以与城市中的一个社区或者多个社区的消费者建立起一个巢状市场；
一个城市的一个社区或多个社区也可以与多个村庄的生产者建立起多个巢状市场；
循此逻辑，在更大范围内，能够形成无数个巢状市场。

打造巢状市场能够有效规避小农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在规避生产风险方面，从产前投资环节来看，当小农面对的是信息模糊、需求多元的主流市场时，他们在产前常常处于一种信息模糊状态，不知道自己要种什么、不知道消费者需求是什么，当播下种子的那一刻，也就播下了焦虑。当小农面对的是巢状市场时，消费者是固定的，小农与消费者之间的关联是相对闭合的，在这种关联中信息的传递也是相对闭合和具有反馈性的，小农能够根据消费者传递的需求信息进行投资生产，也因能够收到消费者的反馈而快速进行生产调整。当小农面对的是巢状市场时，他们能够遵循自然规律进行生产，不必过度担心产品的外在品相和产品数量，更关心产品的长势和内在质量，农耕生活又成为小农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播种的一刻就是播撒希望的一刻，他们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就是进行生命意义和价值寻求的过程。在产后销售环节，巢状市场更是能够通过建立一种价格相对固定的产销合同消除主流市场中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价格是小农代表和消费者代表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建立的，不但能够给小农生产提供一个保底价，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消除了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困扰。在规避生活风险方面，巢状市场则为小农和消费者提供了一个紧密互动、相互了解和建立信任的平台。

（三）制度视角：富民制度重构，锻造嵌入性制度

“嵌入性”理论起源于卡尔·波兰尼，他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嵌含在社会之中，即有效的经济活动必须以人与人的信任和相互了解为前提条件”[21]。富民的过程其实是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富民制度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帮扶者与被帮扶者之间有效互动的基础上，而不是将被帮扶者悬置于一个接受救助的境地。因此，政府必须建构出一种能够激发小农自身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嵌入性”制度，让他们通过自身劳动发展农业生产并融入市场，实现自我致富。

“嵌入性”包括环环相扣的三个环节：一是让生计资本嵌入小农劳动，二是让小农劳动嵌入生产发展，三是让生产发展嵌入市场运转。对于第一个环节——生计资本嵌入小农劳动，就是政府必须以可变生计资本为抓手激发小农自身的劳动能力。生计资本包括可变生计资本和不变生计资本，其中可变生计资本（包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使农业商品发生价值增值的关键，可变生计资本也可以视为小农的劳动能力，政府必须在可变生计资本上发力。在社会资本方面，小农由于自身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有限，在乡村人情建构和面子消费方面往往处于劣势，不能有效建构自身的社交圈，在这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农业协会、农民合作社等组织将小农团结起来，相互交流生产经验，以此来建构小农的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方面，政府除了要对小农进行基本的医疗卫生、营养健康、基础农业知识方面的教育之外，更应该利用自身强大的动员能力将种植能手、乡村精英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农业专家领入田间地头，在生产实践中对小农进行技术指导和现代农业知识教育，实现产中教、产中学的高质量培训。

对于第二个环节——小农劳动嵌入生产发展，就是政府对小农的帮扶必须以生产性富民为中介，而不能脱离生产过程仅仅给小农发放农业补助、转移支付资金以及各种股金和分红。生产性富民是以乡村产品质量为导向，以绿色、健康、有机为原则，以地方特色为中心，以小农为主体、政府为主导，围绕小农的生计资本和乡村的自然资源，通过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构起一套完整的小农嵌入式经营方式、组织模式和生产链条。这种富民方式的核心在于“地方特色”，一方面，“地方特色”可以通过挖掘来实现，即深度考察当地农业发展的历史脉络，聚焦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中的优势和特色，并通过现代化培育方式实现当地原生农产品的新发展；
另一方面，“地方特色”也可以通过建构来实现，即政府积极利用大数据和现代科技，综合分析当地的资源禀赋、市场环境、地形气候，通过科学手段引进“能够嵌入到当地作物结构、农民生计体系和社会文化传统之中”[22]的新品种。

对于第三个环节——生产发展嵌入市场运转，就是政府必须大力构建适用于小农的巢状市场。巢状市场毕竟是一种市场，仍然遵循着价值规律而非正义规律，消费者最终是否能接受小农的产品仍取决于产品的交换价值。因此，政府必须在产品质量、地方特色、检验检疫、生产规范、周转资金、农产品配送绿色通道等方面给予服务和政策支持，帮助小农自身在发展生产过程中不断提升产品质量，进而朝向有特色、有品质、无公害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