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机理、时代精神与实践要求

徐海峰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44）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显著标识，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为了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积极探索和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和基本原则，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内在机理，概括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时代精神，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增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具有重要意义。

（一）由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给予本质规定

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内含科学的现代化理论，集中体现在社会发展演进的内在机制和人的发展规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构奠定了深厚理论基础。其中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凸显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时代内涵之基本规定。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视域中的社会发展以人的生存状况、生活需要和存在条件、境遇等人文因素为基础，社会发展的相对静止的形态即社会形态无非是现实人的诉求的外显和实践对象化，社会形态演进的内蕴是人的发展，“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2]192，决定了社会形态具有文明的价值与意义。马克思主义倾向于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社会形态演进的趋势，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解释变革时代的精神意识。由此确认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即社会形态，并以之为标准，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等社会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演进是不可逆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显然低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终将为后者超越。而且，社会形态因其形成的根据、条件、环境是多样的，现代化模式、标准也不是唯一的，因此在同一历史时代不能将其定于一尊。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提出和论证的俄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3]578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揭示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实条件和实现的可能性。以上论述表明，社会形态的发展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特质。马克思主义还揭示了社会变迁与人的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具体体现在从人的发展角度把社会形态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性（前资本主义社会）、人对物的依赖性（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个性（共产主义社会）三个阶段，而且“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4]52。资本主义现代化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以资本至上为社会发展的根本遵循，其本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以反映资产阶级意志和服务于资本家利益为根本目的，是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的现代化，也是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其本身是一种畸形的现代化发展方式。遵循历史辩证法，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扬弃自身而走向自己的反面。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科学阐明人与自然界、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包括“真实共同体”应有的和谐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必将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并重视发挥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及其实践的创造性，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中掌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主动，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文明形态。其要旨即：实现人与人的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建成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追求的最终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和发展被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所科学预设，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构提供了科学指导，从本质上规定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时代精神导向和实践要求，从中显现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境遇下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时代价值与指导意义。

（二）由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加以深厚滋养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扎根于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化沃土，具有深厚文明根基，并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国式现代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反映时代发展要求和未来趋势，彰显中华文明时代价值。中华文明对解决人类问题有重要价值，其治国思想、社会风尚、价值标准、生活理念、理想追求等，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集中体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5]，从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解决当代人类问题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以及“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6]，等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从中华文明中汲取养分，开启现代化发展全新走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体文化自觉，彰显中华民族在回应和解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的文明自信。这种现代化，是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激发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从而构建出“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乃至社会文明形态。而其“两创”的实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方面，对于中华文明传统而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扬弃，使之获得时代性的提升，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力量；
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而言，为其实现中国化奠定民族文明根基，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充分体现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的现代化是充满中国智慧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中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相结合的具体化，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髓。

（三）由人类现代化的优秀文明成果提供有益养分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与世隔绝、孤立封闭的，而是在与不同文明对话交流中，借鉴人类对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文明成果，吸纳时代精华，形成宽广的世界视野和多样的民族文明基础，进而涵养自身的现代化样式。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正等价值不是某一民族现代化的专利，而是世界各文明交流互鉴所逐步认识和形成的，是人类的现代化蕴含的共有价值文明，是适合时代发展客观要求的价值理念、文明规范。因此，坚持现代化道路多样性，开放包容，促进交流互鉴，“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共同丰富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更好为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7]427。在这一问题上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既不“全盘西化”，照搬照抄，也不唯我独尊，而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8]35。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葆有中华文明主体性地位。中华文明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中国智慧，显示着时代规定的价值坐标，既保证本国现代化充满勃勃生机，又为他国现代化拓展途径。在这一点上，要传承中华文明最基本的文化基因，遵循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历史逻辑，对中华文明自觉自信，不附属于西方。由此，需要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就与经验中总结和提升出现代化的理念和方式等新内容。这种现代化的建构具有主体性、甚至是原创性的，是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的。但这并不否定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现代化在内的人类现代化的重要性。各国现代化道路都传承自己文明传统并适合各自国情，都反映时代的发展要求，也丰富着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展现出“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的积极态度，“吸收外来”“兼收并蓄”“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在不断交融互鉴的开放式发展中汲取人类现代化的优秀养分，完善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自身。另一方面，从解决“中国问题”出发来汲取人类文明成果，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着眼于新的时空方位的时代精神意旨，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重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扬弃封建糟粕，如等级观念、特权意识等。这就需要弘扬平等、民主、法治等人类文明理念，提升人的主体意识，培育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我们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理念的倡导，充分体现了对人类现代化文明有益成果的吸纳、发展和提升，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客观要求。当然，在承认西方现代化启蒙意义的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对其后发展所达至的极端价值类型，即鼓吹绝对自由的个人主义，将之置于集体主义的对立面而加以拒斥，在强化集体与个体的统一关系中追求共同体利益，避免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从以我为主的原则性出发，运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整体性思维考察、借鉴和汲取世界一切文明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构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四）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催生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有科学理论上的指导性规定、中华优秀文化的滋养和人类现代化文明成果的汲取，也有顺应实践的要求。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在实践中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纵向看，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实践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不断生成和展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方案，追求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但最终未能成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42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9]。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越走越宽广。回顾百年历史，更能确证这一经验和结论。近代以来，作为农业国的中国饱受西方工业国的肆意欺凌，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就强调为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0]146，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和反思“苏联模式”、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从相对单一的工业化发展为“四个现代化”，党的十二大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政治文明”以及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的要求，其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丰富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七大又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将其纳入而确定为“五位一体”，与之对应，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我国建成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核心理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新时代最终得以塑造。从横向看，顺应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要求以应对和解决面临的国内外问题与挑战，是中国式现代化契合时代精神的直接原因。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一转化带来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新发展阶段仍然突出，农业基础、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短板和不足。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断深度演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愈演愈烈，欲把世界推向分裂，把人类引入死胡同。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和世界发展进入动荡变革期，我们面临的各种困难挑战明显增多，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对国内外问题的应对、破解和目标的确立，构成了“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的自身基本特征，即“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2，23。从中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和发展前景，由此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7]10；
同时，“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5]。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方向，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条道路既能更好发展自身，也能造福世界。

（一）以以人民为中心为核心价值

人民的需要和呼声反映着时代精神，中国式现代化顺应新的时代精神，从中折射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精神意旨。近现代以来，西方人本主义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兴起，强调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推崇人的主体地位，如“自我意识”“类”“生命冲动”“个体存在”等，但这些都是离开现实的社会关系来规定的“抽象的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实际崇尚的是“以资为本”，必然被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精神所代替。就我国“人的发展”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囿于一些历史和现实因素，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内以物为中心，片面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尤其是在一些地方以GDP作为衡量干部业绩和经济社会进步的核心甚至唯一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真正实现了“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彻底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7]171。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核心，摒弃“以资为本”“两极分化”的现代化以及“以物为中心”的物质主义现代化，从而确立了反映时代精神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精神有两层内涵：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依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呈现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价值指向，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需要的广度、范围由过去片面、单一转向全面、丰富，需要的层次由基本生存转向美好生活，指明了人民需求的全面性、高层级即人民多样的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追求，彰显新时代历史方位的时代精神价值。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追求和实现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时代显著标识的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都明确提出要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随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继续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共同富裕纳入“十个明确”。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精神强调人民的获得感，“人民获得感”是新时代的根本标尺。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11]，强化现实性，让理想转化为现实，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让人民更有获得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人民更有获得感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被提到具体操作的议事日程，达到抽象理想的现实化、具体化，人民评价有了可感知的现实基础。获得感是感性的实践体验，表征现实性，与抽象的理想相对应，表达出在新时代赋予理想的可经验的、可感觉的性质。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改革，归根结底在于不断满足群众的多方面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衡量新时代精神的评价标准。中国式现代化展示出我国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等战略部署，“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12]，表达的是人现实的切身感受，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化，彰显出新时代精神的核心价值。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定与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关联，强调需要的全面性，聚焦人民的价值需求和价值评价超越物质上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从中凸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的时代精神。

（二）以系统性的协同发展、整体推进为基本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追求整体协调发展、系统要素协同运转的时代，促进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未来美好社会的内在属性和时代问题解决的协调性、系统性要求，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系统性的协同发展、整体推进为基本方式的时代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是多领域有系统的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从中反映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深层次协调、和谐发展的系统性关系。资本主义现代化秉持资本至上的逻辑，致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一系列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与之相对，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和建构美好社会的典型特质。从当下看，国内改革发展面对的突出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增强解决问题的系统性思维，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从外部发展环境看，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都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需要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系统谋划协调，整体推进各项工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顺应系统性的协同发展、整体推进的时代精神，因此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十年来，“全面深化改革”的“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1]9，而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是我们分析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所内含的系统性发展的时代精神的根本方法，其重要性和意义在于，“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13]。党的十八大以来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求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推进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社会有机体的主体内容彼此协调和整体发展，而其外显出的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处于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关系，改革需要协同联动。其中缺少任一维度，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不完整的，都不能称为中国式现代化，改革也不会取得成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22，23，“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7]10，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要素及其结合方式。其中，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障、精神文明是灵魂、社会文明是条件、生态文明是前提，各方面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内涵体系。“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路径，也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侧重历时态的需求满足和问题解决方式，注重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把“五大文明”置于一个“空间”，从而成为共时态的具有内在关联的协调互动的共在结构。中国式现代化以“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为根本特质，充分展现了追求系统性的协同发展、整体推进的时代精神。

（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主要导向

当今时代，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需要确立和引领与时代状况相适应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共识，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世界历史的时代发展趋势，反映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并在世界上获得广泛认可。2021年7月召开的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达成了一致，这一价值共识的达成，标志着各国对人类的现代化有了共同价值认同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价值原则，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范式的“普世价值”，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导全球化的弊端，开启了顺应人类发展步入新阶段的时代精神要求的现代化新类型。从实质来讲，资本主义现代化所持有的“普世价值”，是马克思批判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它“具有普遍性形式”，是“抽象的思想”[2]552，实际是赋予资产阶级少数人利益的抽象的普遍价值形式，它通过军事征服、经济掠夺、政治强权进行文化侵略和殖民，否认、排拒世界其他民族各自具体的价值观，强行灌输自身价值观，造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依附西方而难以独立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普世价值”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以之“区别于敌人、敌对政府和潜在对手”[14]，“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15]55，56。与“普世价值”不同，在主体认同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家和民族主体基于现代化共同的需要、利益基础上，通过相互交流、平等协商而共同接受的现代化理念，具有自主性、平等性。而且，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识达成也不会取代世界各民族文明传统的个性和特色，而是汇集其个性和特色于共同价值，使各种差别处于一个和谐的整体中。这一具有和谐整体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涵盖特殊性或特色基础上的概括和提升，从而全人类共同价值获得世界各民族价值文明的普遍性，也因此能够获得最广泛意义上的认同，这一意义上的普遍性与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特殊性相互结合、辩证统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各民族凝聚起来的共识，“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7]425。各民族、国家文明的特殊性中包含着人类现代化蕴含的共同价值的普遍性，这种现代化的价值普遍性是不同现代化模式间的交流的基础和前提；
而人类现代化的共同价值也离不开各国家、民族现代化各自的特殊性，后者赋予人类现代化的共同价值以具体内容，共同丰富、拓展现代化之路，为人类现代化的探索和建设作出各自贡献。人类现代化问题体现了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这个“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据此，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社会制度等具体因素存在差异，决定了对人类现代化的共同价值的理解和实现途径是多样化的。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现代化抽象评判而定于一尊的生搬硬套方式。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反映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共同趋向和大势，体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引领人类现代化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我们要担负起凝聚共识的责任，坚守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7]425因此，“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7]427，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本身与其现代化实践模式不能混淆，现代化实践主体不能错位，根本还在于“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9]。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开创了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的新类型。中国式现代化显示出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根源于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中华民族血液里没有侵略的基因，秉持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理念，倡导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文化精神，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成了新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民族、国家彼此依存程度空前加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已然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世界发展趋势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有着不同的地位与结构，其中和平与发展是方式，公平与正义是保障，民主与自由是目标，与人类共同价值所包含人类的生存价值、发展价值、理想价值相对应，把发展的方式与目标相结合、现实价值规范与终极价值相统一。没有和平与发展这一文明方式，人类就难以生存；
没有公平与正义这一价值规范保障，人类难以发展；
没有民主与自由这一目标导引，人类难以实现自身解放的终极理想，由此就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别国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它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的对外扩张、掠夺式的现代化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依附式的现代化的双重超越，破解了时代发展难题，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由此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契合时代要求的精神旨归。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从领导主体的实践要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偏离正确方向，就不会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以及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就不会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63，“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1]70，因此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在这一方面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7]47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勇于自我革命，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新时代十年来，党的自我革命成效显著，同时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1]63，64。为此，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好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切实完成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一使命任务。

（二）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新时代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更多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我国现代化建设“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相适应，是对“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要求作出的明确概括。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突出体现在推进经济发展方面，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而做到这一点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仅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不断增强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而且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全保障，促进共同发展，这都需要中国式现代化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切实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本国国情，树立国际视野，把发展重心主要放在自身，不依赖外部力量，根据时代形势与发展条件谋划新发展格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增长动能等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经济循环明显增强。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主动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把国内市场提升至主导地位，确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战略。这是主动作为，不是被动的权宜之计。另外，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国际背景下，要求把推动现代化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推动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方面，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依托，以国内大循环吸收全球优秀资源，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新水平；
另一方面，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共同高质量发展，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和时代发展要求，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而构建的。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提高发展质量”，且“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7]114。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高质量发展，使高质量发展体现在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各方面，这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而且与新时代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是一致的，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本质要求是统一的，在全面与重点、当前与长远、本质规定与现实要求的关系处理上，体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的实践逻辑。

（三）坚持系统观念这一思想和工作方法

从方法论的实践要求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系统观念，这一思想和工作方法是根据新的时代形势和实践需要，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作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而首次提出的。坚持系统观念是顺应时代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作方法。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说明中，习近平总书记对系统观念的地位和功用给予准确定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7]117。面对改革发展的复杂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改革不能“零敲碎打”或“孤军突进”，要切实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16]68。系统观念既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方法论指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错综复杂，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7]117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一个或几个领域足够强大，而是全面的整体的强大。坚持系统观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化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原则的指导地位，是体现整体性、协同性的时代发展需要和破解现代化发展的时代问题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

（四）统筹发展和安全

从风险防范的实践要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树立底线思维，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其中充满了风险与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形势所需，是推进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被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中，并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统筹发展和安全，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要充分认识二者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顾名思义，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二者应相辅相成。同时，二者间主次关系在不同时期又有明显区别。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17]5，在二者关系排序上把发展置于前面，确认发展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在二者统筹中突出了发展这一重点，总体上沿袭和体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而在2020年10月26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对《建议》所作的说明中又明确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7]117，在二者排序上把安全放在首位，反映出2014年提出二者关系后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发展要安全”被党中央前所未有地加以明确，就是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在发展中要更多考虑安全问题，努力追求和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7]117。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并指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要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1]26，27。以上论述把对安全与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提升至新高度，体现出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知的理论自觉，并从思想意识与实践统一层面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安全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重大原则。

（五）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从人的发展的实践要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近代以来，正是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处境激发了中华民族复兴意识，而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才真正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社会主义是与普遍贫穷、平均主义或禁欲主义不相容的，该社会文明形态不再出现“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18]306。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历史。从毛泽东同志对“共同的富”“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的目标规定，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关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规划，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进入新时代，党继续坚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且更加细化和扎实推进。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制定的两个15年战略安排中，第一阶段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8]22，23，而在第二阶段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8]23。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共同富裕理想目标向现实的转换具备良好条件，党准确把握时代发展新变化，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让共同富裕的理想在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更加生动地展现出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12]，并就此提出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这符合时代发展规律，兼顾了时代需要和实现的可能性条件，既指明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也提出切实可行的要求和措施。自此，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向前推进，如选取浙江省作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新思想新论断及作出新部署新要求等。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路径及措施不断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现实化，伟大民族复兴的步伐被不断推进和具象化。

（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人类进步事业的实践要求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反对文明冲突，不搞封闭对抗，不搞零和博弈，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致力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1]62，63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伟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和世界一体化的发展现实要求的根基上确立展现时代精神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克服以牺牲或依附他国来实现现代化的弊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