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重塑社会信任的传播学溯源

周海宁，张 翯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264039)

区块链技术的介入为社会信任的建构提供新的契机，变人的信任为机器信任，因为区块链的本质是重构社会信任体系，即通过算法和代码建构一个低成本的信任生成机制，解构第三方的权威，实现去中心化[1]。区块链技术的介入使以互联网媒介为中心的传播体系由信息传输的同时完成价值的转移[2]，使传统“点式透明推进为链式透明”，为社会信任体系的重构注入了新的思维[3]。特别是在全球性信任危机加剧的今天，区块链技术理念为信任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从技术决定主义的角度出发，技术乐观论者认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机器信任机制，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为“机器信任拯救新闻业的信任危机”提供了可能性[4]；
但是技术批判主义者认为单纯地依赖核心技术具有风险性，因此强调“重视建构信任结构的人文性与社会性”[5]。本文从这一问题出发，考察区块链技术重构社会信任的传播学理论渊源，并探讨从批判主义视角建构均衡技术性与人文性的社会信任模型的重要性。

区块链技术体现了“新媒介即关系”[6]，从媒介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媒介是技术的外在表现，是技术的具身化呈现，肯定了人与技术的关系表现为人机互动之中的融合。而媒介技术的复杂性使人际关系、人机关系呈现相应的复杂性，拉近了人机的距离，却使人际间关系疏离[7]。使新媒介时代的媒介连接呈现强关系，而人际间关系表现为弱关系连接[8]。因为，媒介技术演化通过“再媒介(remediation)的透明性(transparency)”逐渐弱化媒介间的边界[9]，使其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强化其强关系连接呈现，但由于媒介创造的沉浸式传播效果的加持作用，媒介的使用者埋没于技术性图像所营造的景观之中，使人际间关系显示为弱关系连接呈现，而非面对面交流的强关系连接。

区块链技术是以互联网媒介为中心的人机融合以及关系逻辑不断演化的结果。从web1.0时代，以文字符号为中心的内容指向型媒介，网民通过网上聊天室交流；
到web2.0时代的多媒介融合共生，网民以社交网站为主要方式进行交流；
再到web3.0时代互联网从电脑台式终端转移到移动终端，互联网的碎片化的时空造就了碎片化的人际、人机交往模式；
而web4.0时代，更多的机器节点接入到互联网上，互联网进入工业互联网时代，庞大的工业互联网结构使人的主体性受到挑战，机器主体地位“觉醒”。而区块链时代信息互联网逐渐转向为价值互联网，互联网正在迈向web5.0时代，更加深化的人机融合时代到来。

互联网发展的前四阶段的发展逻辑体现了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10]的内涵，即互联网络的发展逻辑在于增加网络用户，增加网络节点数量，从而提升网络价值。但是该定律揭示的是信息具有无限复制和多点传播的特性，其价值却只能单点、单向传播，无法保障价值的多点传播，而区块链技术的介入使互联网进化逻辑进一步升级，促使信息传播与价值传播的兼顾成为可能。如此，在区块链时代人机同构的样态——传统的以信息为中心的关系建构，扩张为以价值为中心的关系建构。

基于区块链时代媒介生态变化所引发的人机关系的改变，本文考察区块链技术建构社会信任的传播学依据，即不同的传播结构下社会信任的构成与特性，解读区块链所建构的技术性信任的演化逻辑以及问题所在。区块链技术之所以有助于社会信任体系的重构，在于其通过解决“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下，信息传递准确性难以保证、冗余度增加、信息价值降低”的困境[11]，通过技术升级实现拨冗增值。本文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是捷克媒介哲学家弗鲁塞尔的传播理论。人类传播过程存在着决策以及信息保存的问题，而弗鲁塞尔从信息的生产和分配的层面对此解答，并从媒介符号学角度依据人类传播的不同意图将其分成对话(dialogic)和话语(discursive)两种形式。[12]对话是指以新信息生成为目的，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
话语是指以存储信息为目的，通过抵抗自然熵(热力学第二定律)而将信息进行分配的过程。所以本文从弗鲁塞尔传播思想出发，试图考察不同传播模型下的人与媒介关系，以及社会信任建构的基本样态，并分析人机关系变化与社会信任变化的相关性及其成因，从而探索区块链建构社会信任的传播学依据。并且本文将以弗鲁塞尔的传播模型之中所呈现的人机关系的不同，分别将其分为以人和技术为中心的社会信任建构模型进行考察。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媒介环境，在技术理性的加持作用知悉，人机融合进程进一步深化。但是机器进化所参照的模型源自于人类进化模型[13]。所以技术性信任的建构亦源自于对人际间社会信任建构的反思。所以以区块链技术为中心所建构的社会信任必然是基于对人际间社会信任模型缺陷的补充而发展过来的。基于此，本文首先考察弗鲁塞尔传播模型之中的剧场型话语结构、金字塔型话语结构以及圆形对话结构，并分析其中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信任模式的建构。

(一)以知识权威为中心的剧场型话语传播范式与社会信任建构

剧场型话语传播结构的典型实例如学校的教室，由墙壁、送信者、收信者以及信道组成。其中，墙壁的作用是隔绝外部的噪音，以及对送信者的声音起到一种扩音的效果。送信者是作为所分配信息的存储记忆体发挥信息存储作用。信道是将信息分配出去的物质载体(光和空气)。而收信者是为了能够将接受到的信息继续传达出去而进行信息存储的记忆体。

此结构所建构的人际关系可以从忠实性和发展性两个方面来分析。其中，“忠实性”依靠的是墙壁所发挥的如保护伞一样的功能，将外界的杂音隔绝出去而实现的。而“发展性”，由于传者和受者相互对面而视，受者面向着墙壁，可以向前移动，也可以转身离去，能够进行自由送信。也就是说这种结构虽然很好地去除了外界的噪音，但是却允许内部噪音额存在，即受者可以在结构的内部对受到的信息直接进行“应答(反抗)”，那么受者就是处于“责任”的位置上——对于剧场型结构的受者来说，接受到了信息，也就意味着被赋予了责任，需要变成未来的传者(送信者)。所以，此传播模式建构的信任是以传者为中心的传统中心化社会信任模式。其中，传者是由原来的受信者转化而来，在受信的过程之中由于噪音的存在，所以在信息的“忠实性”上并不能完全保证，但是信息的发展性却得以不断延展。由于受信者担负了成为未来送信者的任务，所以其社会信任是建构在“责任”的位置之上。综上所述，此机构具有强大的发展性而其内部忠实性却相对弱势，并且其关系的本质是依赖信息送出者所具有的知识性权威，信息的发出者具有信息接受者所不具备的认知能力，依靠知识的权威而确立了社会信任关系。

(二)以阶级权威为中心的金字塔型话语范式与社会信任建构

此范式的命名在于其内部结构关系呈现位阶式的等级分布，似金字塔结构，如军队、政党以及特定形态的行政机关。此结构的要素构成是信源、权威者、信道1、信道2、受众。信源其本质就是送信者，也就是原初信息“诞生”的记忆体，存储着将要分配的信息，所以可以将其命名为“作家”。信道1是连接着作家以及权威者的符号性载体，可以将信息进行双向传导，因为权威者将信息传达给受众之前，以信息控制为目的，要对信息进行噪音的剔除，并且还可以逆向传达给作家，进行二次符号化。信道2与信道1的功能不同，信道2单方向地连接权威者与受众，所以信道2是信息传送最后阶段所使用的符号载体。在传统话语传播之中，信道1和信道2以纸媒构成，收信者由于不具备逆向反馈的传播工具，仅仅是作为接收到信息的记忆体而存在。

此结构是通过控制与去除噪音的方法，并将信息以位阶化的方式传达，进一步保障信息的忠实性，然而作为信息最底层的收信者不具备再送信的信道，不能进行信息的再传播(除非在位阶上得以上升)。所以在金字塔结构之中，收信者的责任权利被剥夺，呈现出此结构信息传达的位阶权威性。综上所述，此结构通过控制传播过程的内外部噪音，造就封闭式信息回路，使其结构优点在于信息的忠实度较高，但是缺点就是信息发展性不足，因为控制噪音的介入就是控制并抑制信息的发展性换取信息的充实性，其目的是依靠传播结构的位阶性保证社会信任关系的稳定性。

(三)以协商参与式为中心的圆形对话范式与社会信任建构

此范式的命名源自于其与圆桌会议类似的结构特性——具有协商参与的民主性特征，如各种委员会、实验室、会议等都属于此范畴。此结构所建构的传播关系的基础在于人们发现，参与对话的记忆体(对话参与者的头脑)之中所存储信息的共同分母，即将参与者的共识置于信息的位置之上。但是这种几何学式的单纯性背后隐藏着难以描述的复杂性：达成共识所需要的不仅与参与对话的记忆体的信息相关，与其自身能力(拥有的信息量)也相关，与其存储信息所使用的符号，以及其意识水准亦存在复杂关系。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圆形对话所追求的共识并不是参与者原先所有的信息的和，而实际上是某种重新创造的信息，这就是对话传播的难点所在，亦是自由民主难以实现的原因所在。因为对话本来就是源自于矛盾，而非源自于一致性。

此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新的信息，所以对噪音必须持有开放性态度，而圆形结构本身是一种封闭性回路，而且参与对话的人数是有限的(精英式传播)，这就决定了此结构在信息充实性与发展性上具有先天的缺陷，注定其成功率是比较低的，而如果圆形对话能够成功，那其则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传播方式之一。综上所述，圆形结构是通过协商式的对话机制建构社会信任关系，但是其缺陷是对话成功率较低，从而也就容易导致社会信任关系的悬置，并不能成功达成。

结合上述论述可知，以知识权威为中心的剧场型话语结构和以协商参与式为中心的圆形对话结构，由于其自身局限性，其社会信任关系的建构上呈现弱势走向并处于危机之中。而以等级权威为中心的金字塔话语结构，虽然在表面看来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违背，但是由于其建构社会信任的有效性而使其延续发展成为可能。因为，权力作用的发挥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是以隐蔽的形式发挥一种接合作用，并与社会、文化等产生合力关系，需要对其进行分析才可以使其呈现出来。特别是金字塔型话语结构所具有的等级权威，在以媒介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之中，仍旧发挥着“中心化”的社会信任建构力量。

区块链传播本质是基于技术(机器)信任关系而建构的传播模式，所以本节考察树状话语结构、圆形剧场型话语结构以及网状对话结构，并分析技术性信任关系的建构过程。

(一)树状话语范式与社会信任的建构是技术性信任的萌芽阶段

树状话语结构的命名源于其信息发展的无限性，就如树枝般从主体向外扩展、延伸，如科学技术性结构以及具有进步性、开放对话性的产业化组织等。其结构要素为送信者(信源，但常常是被人遗忘的送信者，因为只有通过话语推导方能使其可视化)、对话(将收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并将一部分信息进行再符号化，如此不断合成新信息的记忆体)、信道(在对话与对话之中起传导、搬运功能的媒介，如书籍等)。这一结构的显著特征是对话替代了金字塔结构之中权威者，从而改变了结构的权威性。并且，其信道具有交叉性，从而改变了信息流向的单一性；
不存在最终信息的接受者，从而使信息发展拥有了无限性。

从信息忠实性与发展性的角度来看，此结构无疑具有强大的发展性。其源泉性的信息，经过不断的再符号化、再编码而不断生成新的信息流，信道的交叉性加速了信息流的碎片化，并不断被解读、再生成。因此此结构是信息发展的理想性结构，但是开放式的回路终究难以保全信息忠实性。由于此结构不存在最终端收信者，打破金字塔结构的位阶僵化性十分成功，但是无限的发展性决定了人类主体无法对其进行全部解读，“枝蔓”的无限延展，最终将超越人类记忆存储的峰值，从而导致了最终的“无意义性”，即只有托付于人工智能的记忆体才能解决信息存储极限的问题，所以这一结构具有“非人类性”特征。

综上所述，此结构在信息的发展性与充实性上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其社会信任关系建构在信息源泉的“积势”之上[14]。但是“积势”在被不断消解与重构的过程之中，使“革命”一直在进行，从而使结构缺乏稳定性，其根源就是发展的随时性与充实性之不在。其结构往往造成技术性客体力量的无限增值，而其使用者往往“日用而不自知”，鉴于此，本文将此结构看作技术性信任的雏形。

(二)圆形剧场型话语范式与社会信任的建构是技术性信任的发展阶段

此结构是去除剧场型结构之中的墙壁，使其边界消失而呈现为一种“宇宙开放性”特征，如大众传播媒介。究其结构要素主要包含送信者(策划信息的记忆体)、信道、收信者(在无边界空间之中所存在的不特定的大多数)。其结构特征可以总结为，送信者与收信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连接，受众可视的只是信道。在送信者有意图的策划下，收信者出于“偶然性”才成为信息的接收者。

从信息的忠实性与发展性的角度来看，此结构以同质化的符号进行信息传播，克服了树状结构符号的难以解读性，具有普遍性与简化的特征，并且信息渊源的机器性特征，保障了信息源泉的免枯竭性，并保障了信息流的永恒性。所以送信者成为永恒的送信者。但是收信者由于不必要变成未来的送信者，而仅仅是作为为信息存储的设备，并且收信者也不具备信道(所以责任以及抗议的权利也从结构之中去除)，所以保障了信息的忠诚性。所以此结构是保障信息忠诚性与发展性最好的结构。

此结构是通过单方向的、以舆论形成为目的而进行的信息内容设定来建构社会信任，是依据大众媒介本身的特性来实现的技术性建构。通过不会枯竭的信源及单方向的信道，实现将设定好的信息在保障“忠实性”与“发展性”的前提下，不断地流向受众。受众接受的信息具有普遍性、同一性、简化性，从而使受众变成“单面人”。这一社会信任是建构在没有反馈回路的“技术”性结构上，受众没有反馈的回路，也就无法实现及时性的参与(例如，受众无法在同一报纸上对该报纸的观点进行对话，而只能在该报纸的下一期反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送信者垄断了信息工具，所以此话语结构是典型的中心化、技术化社会信任建构结构，是技术性信任的发展阶段。

(三)网状对话范式与社会信任的建构是技术性信任的集大成阶段

此范式是基于圆形对话基础上形成的“开放式回路”，具有民主性，其分散式的传播形式，融合人类传播所有其他形式而形成基本网，如电话网系统、电脑网络等。就其结构要素而言，不存在以往的专业送信者，因为基于技术的信息自动生产成为可能，网络上的每个节点都自动地发出噪音进行介入，使信息不断变形，自动生成“舆论”，经过复杂的迂回，信息最终汇集而成“集体记忆”式的蓄水池。因其对待噪音的开放性态度，新对话不断产出，反抗着自然“熵”，使“信息熵”变化缓和。这是利用机器对人性矛盾的一种模拟呈现：人存在于世界之上，同时也反抗着世界。换而言之，此结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息的混乱，但是却努力维持着一定的秩序性。

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扩张，此结构通过“地球村”“地球大脑”的呈现展现其信息发展的无限性，但是对话参与的普遍性与开放性决定其忠诚性之不在。媒介的技术性赋权，破除权威，解构“积势”，去中心化的参与性保障了对话的平等性[15]。综上所述，网状结构消解了以知识权威、等级权威为中心的社会信任建构模式，推进技术性信任建构的集大成化。而基于此，区块链技术的介入使这种去中心化的技术性社会信任模式进一步深化发展。

结合上述论述可知，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树状结构，虽然看似是产业时代具有支配性地位的话语结构，由于工具理性与合理性的桎梏，在进入20世纪之后而逐渐被人们质疑。但是其所萌芽的技术性信任并没有枯萎，而是升级为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中心的圆形剧场型结构和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状对话结构。并且信息技术处理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受众的参与能力也不断得以增强，互联网时代的政治化(受众参与性)的强化弥补了大众传媒的去政治化缺陷，使技术性信任在建构社会信任的能力上越来越凸显其优势，这是新媒介技术进行赋权的表征。而以去中心化的机器信任为特征的区块链技术的接入，使技术性信任的建构能力再次增强。但是，技术的过度偏向导致社会、文化功能的萎缩，技术性危机也就不远了。因此强调技术性与人文性的合一，是区块链时代文化昌盛的关键。

在文化产业化不断深化的融媒体时代，由于媒介技术的加持，使人生活在以媒介所建构的文化之中，并且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呈现出媒介化倾向，随着媒介技术迭代升级的加速，以机器信任为中心的技术性信任逐渐在社会信任建构中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人际间信任则下降为次要矛盾。因此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一种“人的去社会化”“信息拜物教”的趋势，即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唯技术化、去人化的倾向。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技术资本化倾向”，技术决定主义的强势倾向可能造就人的异化的进一步深化，而且随着社会信任建构的过度强调技术化，则有可能造成社会信任危机、甚至文化危机的出现，所以强调技术性与人文性的合一在区块链时代亦具有紧迫性与重要性。

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机器性社会信任建构是技术社会发展的必然，能够克服人性的软弱，发挥机器智能在辅助人类方面的作用。但是，社会信任建构的人文性方面亦不可或缺。而人际间社会信任和机器性信任的合力发展才是促进文化昌盛的关键。

法国社会哲学家布尔迪厄在其文化理论之中，提出其“资本”的理论，他将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使用了一种潜在性的、可以部分地进行相互转化的能力称之为资本[16]。布尔迪厄将人的能力，即资本分为四种基本的类型，分别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其中，经济资本并不是单纯指拥有生产手段，而是拥有物质性的丰富。文化资本又可以细分为三部分包括客观性的文化资本如书籍、绘画作品等，具身化状态的资本如具有文化能力、熟练的技能以及与身体相结合的知识的形式，具有制度化形式的资本如学位称号等。社会性资本是与其他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建构能力，是在充分利用制度化的、持续性的关系网之中所获得的资本，即通过附属某种组织(集团)而获得的资源。而象征性资本，指的是通过获得社会性的认可(支持)而实现的资本。这一资本与其他三种资本相比是位于更高层面的资本。例如，学位称号是一种文化性的制度性的资本，但是由于其得到的是这一领域的其他的行为者的认可，所以常常又是一种象征性的资本。社会资本需要转化为权力的手段来使用，其前提也是需要获得他人的认可，所以常常需要转化为象征性资本。象征性资本是基于这一资本的使用者以尊敬(信任)的代价给予的信赖，并由此赋予获得的一种特权。

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位阶最高的资本是象征性资本。象征性资本是基于他人认可而形成的人际间社会信任而获得的资本，而其他资本均可通过获得人际间社会性认可而转化成象征性资本。但是在技术的加持下，机器信任的高扬使以人际信任为基础的象征性资本呈现出一种贬值的态势。例如基于互联网媒介的网状结构所建构的虚拟空间的社会信任，基于技术性信任的“网红经济”“流量经济”，是依靠技术的赋权使互联网的使用者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传播结构之中，改变了以往仅仅作为旁观者的被动地位，并且区块链技术的引入，能够在经济分配、效能提升等方面更加彰显技术信用的背书能力，从而使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结构从信息传播转而变成价值传播，从而使物质、文化、社会资本实力不断膨胀，凸显机器性信任的优势。然后以技术为支撑的物质、文化、社会资本缺乏人际间人性的支持，即缺乏相应的人文性价值的引导，其相应地转化为象征性资本的渠道也就被阻塞了。长此以往，技术性信任的偏向，人际间象征性资本的缺位，文化危机势必产生，从而基于技术性信任所取得的成果都将成为泡影。

基于区块链技术建构的机器性信任，在技术性乐观论的立场来看，确实能够推动人类传播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满足人们意义建构的欲望，证明了技术理性具有正确性。但是，站在技术批判的立场，警惕过度依赖技术的危险性，肯定人文性在弥补技术理性的非理性可能性的价值，进而增强人际信任与技术性信任相博弈的能力，对于维持社会文化的稳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区块链时代成就文化昌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