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中和思维

张茂泽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27）

中国学术思想有优秀传统，中道思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儒家有中庸、中和、中行、时中等概念，著有《中庸》《中论》《中说》等篇籍，即使道、佛二教也以中论为高。中道思维涉及做人成人的基本方法、原则，是我国古代人学的核心内容。在儒学思想中，它和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相融，并落实为人生历程和社会历史思维。在中华传统核心思想理念中，天人合一、内外合一、体用合一、主客合一等核心思想命题，无不蕴含中道思维在内。在 21世纪，儒学还有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学的中道思维方式还有生命力，还能应对和解决现实人生、社会问题，而避免出现偏激、极端等言行活动，给世界增添不必要的矛盾和动荡不安。

中和思维实质上就是中道思维，它是中华优秀思维文化传统。中道思维指符合“道”的思维，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道的实质是道，即真理；
真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普遍而必然，匹夫匹妇也能日用常行，这就是中庸之道。中道而立的人，言行活动不偏激、不片面、不过头，不会走极端，既不狂，也不狷，可谓中行；
立身行世，符合礼法规范，追求天人、身心、社会和谐，谓之中和；
随着时代条件变化，能因袭、损益历史传统，“与时偕行”，是谓时中。中道思维是我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思维。

“中和”是儒学的重要范畴，它涉及天与人、人与人、心与身等关系论题；
“中和”理念的主要意义，即在于要求人们认识和处理天人、心身等关系，必须有中和作为本原根据，遵守中和原则，追求达到中和的理想境界。因为在儒家看来，中和就是中道而和谐，它是人性修养的依据、核心内容和理想境界。《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子思看来，人们要具备中和修养，达到中和境界，认识和实践中庸之道是必经之途。而中和修养体现到思维上，就是中和思维。

中和思维不仅是我国古人的重要思维方式，而且也可谓我国古人重要的思想原则。作为思想原则，它要求人们既要有天下同归而殊途的大同理想，也要保持和而不同的宽容心态。表现到实践上，更要求人们要以礼节制，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情感、欲望等表达，“发而皆中节”；
而在根本上，则要以人性真理表达、规范、引领之。有中和思维的人，往往以中道为本，而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局限于具体问题或事务；
致力于以天人、社会、身心的和谐为原则，而排斥对立或斗争。可见，中和思维可谓从人生、社会理想境界角度观察而得名的中道思维。以今天的眼光看，中和思维有别于归纳、演绎的科学方法，但蕴含归纳、演绎方法在内，而又超越之；
它是我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思维方法。我们今天若要真正彻底反对极端思想、片面看法，大可以研究和提倡儒学的中道或中和思维。

如果说中庸之道是先秦儒学中道思维的代表，那么，董仲舒则可谓汉代中道（和）思维的代表人物。他提出天人感应说，建立汉朝人的精神家园，实际上也提供了一套基于“本元”的“中和”的思维方式，作为人们思考问题、认识事物、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法指导。

如何认识此“本元”？在董仲舒看来，研究和学习《春秋》是好办法。他说，《春秋》特殊的用词，“体天之微，效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
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春秋繁露·精华》，以下只注篇名）。天的抽象精微的内容，从现实中很难见到，所以，要像《春秋》一样，从史实记载出发，“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意思是说，要从认识到的一端，推出连贯的多端；
再由此多端，而抽象为“一空”之见；
最后还要以此抽象见解，回观此多端事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举一反三，使知识无不博通，事物无不连贯，而世界由此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对万事万物的博杂认识，“合而通之”为对精一之道的认识；
再以精一之道的认识，“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玉杯》），“博贯”万事万物，见得此道在万事万物中的普遍必然性。实际上就是由此及彼，在事物的联系中发现事物背后的因果联系和运动规律，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道理回到具体事物，通贯彼此。这种抽象和具体统一的方法，有朴素的科学性。如治理国家，要亲贤人，远小人；
作为普遍原则，不独鲁国这样，其他国家也这样，全天下都这样，这就是“连而贯之”方法。董仲舒研究《春秋》学，其历史功绩即在用此方法从《春秋》中读出了天人感应论，以及中和思维方法论。

归纳起来看，董仲舒中和思维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就天人合一言，贯穿天人合一过程，有由天而人和由人而天两大方面。这两大方面在思维方式上反映出来，就是中和思维在逻辑上的两大环节：

一是“本所从来”，由天及人，由本元到现实世界。这种方法应用于修养和教化，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主要就是“得一而应万类”（《天道施》），“崇本”以“兼人”，正本清源，执一驭万。

二是“属万物于一”，由人及天，深探其本，能够像圣人一样，“见端而知本”，由万物到本元。他认为，《春秋》“撮以为一，进义诛恶”（《重政》），提供了这种方法的鲜活实例。一般人做到“与万物颉徙而不自失”“古今通贯而不乱”（《天道施》）已经很难；
不少人因为外诱而物化，丢失了自我，读历史，也只见到打打杀杀，而不见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道统。董仲舒认为“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重政》）。所以，人们有必要向圣人学习，掌握“知本”方法。

由天而人的思路是得一应万、崇本兼末，由人而天的思路则是见端知本、属万于一。两者统一，就是一多统一、本末兼赅的中和思维。在中和思维里，动静统一，始终统一，古今统一，天人合一，事实、知识和价值统一；
要求全面、运动、联系地看问题，而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认识绝无地盘。在儒学辩证思维史上，这正是后来玄学、理学体用思维的直接源头和雏形。

这种天人合一的中和思维方式运用于儒学，核心思想就是尊道奉本，顺天应人。在董仲舒看来，祭祖孝亲，追本溯源，是奉天本；
躬耕蚕桑，以足衣食，是奉地本；
“强勉学习”“强勉行道”（《汉书·董仲舒传》），努力提高道德修养，实施礼乐教化，是奉人本。尊道奉本表现于对待天人关系的态度，就是顺天应人。因天生人性之善善恶恶而修德教化，是顺天应人；
因人情欲望而施以君臣父子等尊卑贵贱制度，使好有所劝勉、恶有所敬畏，也是顺天应人；
“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
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写于海也，各顺其势倾侧，而制于南北”（《考功名》），圣人治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借助天时地利，兴利除害，还是顺天应人。

用今天的话说，尊道奉本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传播真理，实现真理，顺天应人就是在认识和实践真理基础上顺应环境，顺应时势，与时俱进。中和就认识的融贯无矛盾言，崇本就本末结构言；
中和思维和崇本思维的实质是统一的。

在董仲舒那里，贯穿中和思维，有三条基本原则：

第一，“以中和理天下”“以中和养其身”的原则，这是中和思维在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中的根本原则。他说：“中者，天之用也；
和者，天之功也。”中是天的性能、作用，和是天的功效、效果。他还说：“始于中，止必中也；
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中即本体，故为天地终始，意即天地之始、天地之终，都是中道。古人认为天地万物由阴阳和合而生成，故可以说“和”便是天地之所以能产生形成的内在原因。人性修养，和是最大的德目。孔子有仁德是全德、中庸是至德等观念，董仲舒提出和是大德，开拓了儒学道德学说的新意。在董仲舒看来，天下道路千万条，中才是最正确的光明大道。此说和《中庸》中是大本、和是达道说可以互参。

董仲舒相信，中和是人们养生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方法。他认为，人们若“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循天之道》），就能达到养生和齐治平的文明教化目的。董仲舒还认为，中和也是标准，“中者，天地之太极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长短之隆，不得过中”（《循天之道》）。中这一标准，近似于道德本体，有后来理学家所谓太极、天理的意思在内。

第二，变中不变的原则，即普遍必然法则，是认识、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则。在董仲舒那里，这一原则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我国古代儒学天道信念的基本命题；
二是万变不离其宗，天地万物无论怎么变化，也是有始终、有主线、有规律的。比如，治国理政，仁义道德为主的王道政治，就是主线，是规律，也理所当然是儒学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第三，比类而推原则，即逻辑推论原则。在董仲舒看来，“气同则会，声比则应”，根据事物“同类相动”的运行规则，人们在认识上可以比类而推。动物界，如牛马，“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
中医诊断，“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
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
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这是为什么呢？“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同类相动》），只是因为天人之间有气，有阴阳感应而已。

董仲舒的比类而推原则，其实际内容是朴素的逻辑分析方法，暗含着同一律的理解和应用在内，是有科学性的；
它附属于中和思维。中和思维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君子察物之异，以求天意”（《循天之道》），这可谓由现象到本质，由逻辑分析的比类而推，上达天人合一的朴素辩证思维高度。

和其他儒家学者比较，董仲舒的中和思维在政治实践应用、历史认识和学派本质上，有三个十分鲜明的特点：

第一，政治上，中和思维就是政治上、民族文化上的大一统思维。这种大一统思维和董仲舒维护多民族统一大国的主张完全相应，体现出中国哲学“务为治”（《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特点，即学术思想都要落实为政治实践，具体化为因时制宜的政策措施、礼法制度、教育教学等。西汉初年，国家空前统一，但国家分裂危险依然存在。文景之治，社会富强繁荣，但社会矛盾尖锐。七国之乱，暴露体制弊端，必须强干弱枝。小生产发达，但自给自足，不能给国家统一提供强大经济支持；
学者们似乎只能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加强建设，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在众多矛盾中，抓住如何达到一元这一基本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看法，董仲舒的崇本思维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

元，董仲舒解释：“元者，始也。”（《王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元犹原也。”“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在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重政》）元就是开始，即宇宙的开始，元即原，万物之本，万物本原。这种本元论和民族国家的统一、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等是相应的。在整个世界，要强调“一元”之道是本原；
在国家内部，则君主是本元。董仲舒明确提出：“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又说：“君人者，国之本也。”（《立元神》） “本元”就是世界的统一性，抓住“本元”治国理政，就是“大一统”，表现出来就是他上策汉武帝所提出的，以《春秋》统一天人、古今，统一学术思想为经学研究和经学教育，统一礼法为三纲五常，从而使“法度可明，民知所从”（《汉书·董仲舒传》）。

根据一统思路，将家庭归诸父亲、丈夫，国家归诸君王，所有一切归诸上天、天命。归诸，就是本原，就是以之为本、为核心、为理想。这是一种将世界万物化约为一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表达和承载的则是希贤成圣、天下为公的儒学理想主义观念。

因为在董仲舒看来，三纲五常等礼法制度是这种理想主义思路的制度落实。他说：“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礼，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道施》）礼法制度正是人的需要和供给产品之间保持平衡的一个度。将这个度找出来，加以规范化，就是制度。制度这个词产生于《周易》。《易·节》：“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节就是节制、限制，符合规范。董仲舒著作中有《度制》篇。顺天应人的礼法制度则是中和思维的规范化表现。非礼勿视、听、言、动，即是实践上保持和达到中和境界的基本方法。

第二，中和思维包含了历史思维在内，体现出中国哲学重视历史的特点。中国哲人普遍相信历史中有不变的道。研究历史要能贯通古今，研究“道”则要究天人之际。司马迁即明言自己的学问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董仲舒也将天人和古今相贯通，从天人讲到古今，走出一条和司马迁不同的知道、求道之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的史学核心问题；
他以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借助历史描述呈现哲学道理。与之同时代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却以究天人之际来通古今之变，哲学中有历史。在董仲舒看来，天人和古今、历史和哲学能够统一的依据就在于，“天之道，终而复始”（《阴阳终始》），天道包含了古今在内，古今关系中蕴含着天人关系。他认为“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已经将天人和古今关系统一起来思考。故《春秋》能“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汉书·董仲舒传》）。司马迁首次明确将“究天人之际”的天人之学和“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学结合起来，使其互为方法；
这实际上潜藏着用历史思维思考和解决“天人之际”这种形而上问题的思路。这恰恰是汉唐学人气论思维和历史思维紧密关联的表现。

如汉武帝提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三代受命”是历史事实，但其中的“受命”却包含着天对人的赏罚和人对天的信仰在内。“三代受命”说已经暗含着用历史材料说明形而上的天人关系问题的恰当性。董仲舒回答：“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视前世已行之事”，是历史认识；
“观天人相与之际”，是形上思维。汉代学者习惯于由历史看天人关系，从历史角度看形上世界，追根溯源，寻求世界万物的根源或材料。汉武帝知道，“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天与人、古与今不分割，此其一；
其二，董仲舒则直接将形而上的天人问题归结为形而下的历史问题，深刻洞察到“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汉书·董仲舒传》）的道理：这些都是气学朴素辩证思维的表现。

第三，归根结底，董仲舒的中和思维是以道德为本、尊道贵德的儒学思维方式。

在董仲舒看来，天人统一，古今统一，天人和古今统一，它们皆统一于道。而道又集中记载于圣人所作经典中，故求道和读经统一。这种信仰框架强调法天和尊天统一，法天、尊天和奉本、法先王统一。治国理政有普遍规律（董仲舒叫先王常法，今人谓为优秀传统）在其中。《春秋》道往而明来，但其中有天人道理。只是文化传承，古今合一，需要人道努力；
人道努力，又可以落实为父子合一。他说：“父者，子之天也；
天者，父之天也。”“天者，万物之祖。”（《顺命》）万物、人，当然都是天之子。故董仲舒说“尊天”和“敬宗庙”同类。同时，“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意思是说：“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五行对》）故在董仲舒那里，天是人的本原，人要承受它、相信它、认同它，并在天的主宰下尽人事、听天命。这种天人关系也被董仲舒视为古今、父子关系的形上依据，而古今、父子等关系则是天人关系的现实原型，两者可以互相映照、互相支持。

这种道德为本的思维方式，是儒家、儒学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基本思维方式。儒家皆重道德。董仲舒的贡献是，将儒家道德思维发展为纲常思维方式和经学思维方式。所谓纲常思维方式，即以三纲五常为制度准则的实践方式。所谓经学思维方式，即以道德为核心、以经典为标准、以圣人为理想人格的认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