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被列入儒门《十三经》的《孝经》，因与《说苑》《新序》《列女传》文法相类，一度被指“汉儒作”，或“西汉末年成书”。朱熹直称其“疑非圣人之言”，虽“篇首六七章为本经”，但其后乃“传文”，故皆是“齐鲁间陋儒纂取《左氏》诸书之语”的结果。当代中国治《孝经》首屈一指的学术权威舒大刚教授胪列《春秋繁露》两次明引、多次暗引《孝经》之例证，分析董仲舒与《孝经》之先后关系，指出其不仅对“孝道”作了哲学阐明，还能够对孝道的可行性、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创造性发挥，是“孝”学理论的“具体应用者和提倡者”，独有启发，具有重要的文献与思想价值。《繁露》引《孝经》诸篇中，尽管《五行对》《为人者天》《立元神》的真伪性皆有争议，但《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被[美]桂思卓（Sarah. A. Queen）《从编年史到经典》一书列入“解经篇”，出于董子，应当可靠；
《四祭》篇则可能要早于西汉；
《对策》（三）所引“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也确为《孝经》原句，因而可力驳宋儒之怀疑而推断《孝经》形成的时间上限。

董仲舒在汉初时代吸收百家之长，改造并创新儒家学说，同时完成政治儒家化、儒家政治化历程，而对其地位和作用，则向有争议，莫衷一是。程志华教授全面总结正、反两面的历史评价，而提出四项原则，即“人文性”，落实于“道德”而不能宗教化；
“历史理性”，既反对“历史偶像主义”，又拒绝“历史虚无主义”；
“学术界限”，学术、政治各有边界，不可混淆；
“开放性”，摒弃“截断众流”的“一线单传”道统论。过程地、历史地看待董仲舒的学术成就和文化贡献。富有见地，令人深思。

儒家追寻中道，恪守中庸之德。张茂泽教授指出，董仲舒哲学中，由天而人的思路是得一应万、崇本兼末，由人而天的思路则是见端知本、属万于一，两者兼容而形成一多统合、本末兼赅的中和哲学。中和思维方式运用于儒学则催生尊道奉本、顺天应人的价值观念。前者是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实现真理，后者是在认识和实践真理基础上顺应环境、顺应时势、与时俱进。中和思维包含历史思维，体现中国哲学重视历史的特点。它以道德为本，尊道贵德，又能够促成政治上、民族文化上的大一统思维。见解独特，很有启发。

仁义之道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孔德立教授指出，尊王攘夷是《春秋》的明线，是王者之道，仁义之道则是《春秋》的暗线。面对贵族普遍的破坏礼乐的行为，孔子找到了一个支撑礼的内在基石，仁，创造性地突破了血缘界限，强调“仁者爱人”，从亲亲家庭领域引入社会生活。孟子“行天下大义”，显示了士君子对天下责任的担当。他把士君子的责任从修身、齐家、治国的层面，提升到了平天下。孟子的仁义价值与仁政方案丰富了《春秋》的精神内涵。而董仲舒以为，在人道、王道之上，还有一个天道。王道是理想、目标，行人道是基础，是现实。作为王道基础的人道，践行的主体是君，不是民。因而董仲舒的“仁义法”是为君之法，君行人道之法。论点聚焦，集中于孔、孟、董三圣之仁义观念演绎，论证有力，启发性大。

董仲舒的自然哲学是一个重要问题，它为“轴心时代”中国人思维提供了基本范式。崔锁江博士、白立强副教授以为，董仲舒自然哲学是天人感应机制的理论框架，感应的内在机理在于“十端”之间的同类相动。阴阳五行天地人的十端可形成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作用机制。天地人三本之间存在着以人动天、以天动地的逻辑过程，则可深化董子感应理论，切实推进董学研究。

董仲舒是汉初春秋学大家，姜海军教授着力对董子经学发生、解释的内容与思想史意义进行全面阐发，气势恢宏，磅礴叙事。他指出，汉代《公羊》学立为官学，主要得力于胡毋生、董仲舒、公孙弘，尤以董子的贡献最巨。董仲舒传承并弘扬了齐学传统，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自己解经的基本方法，对周、孔以来儒家学说中维护国家存在与稳定的伦理、价值做了崭新诠释，建构出以“大一统”为宗旨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两汉经学的最大特征就在于阴阳五行化，董仲舒无疑是奠定者。董子经学体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性与政治性，所以其“大一统”经学理论，能够得到汉武帝的支持与采纳。以董仲舒为标杆，当时的经学家们开始利用阴阳五行学说解读其他儒经，从而建构天人合一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更凸显了政治性、宗教性的面向，实现了儒学范式转化。解经时，非常注重群经之间的互释与会通，经学与史学相结合，群经互证、经史互证。这些观点和主张颇为新颖，令人刮目。然而，细读《繁露》文本，则不难发现，董仲舒解经编的近三十篇文字几乎并不涉及阴阳五行。阴阳编十九篇，五行编九篇，才大谈阴阳五行，可惜历来学者对其是否董仲舒亲撰始终存疑。

董仲舒的传世文献，除了熟知的《繁露》《三策》外，还有诸多散佚文字。王文书博士指出，至少从隋唐开始就已经有学者编辑董仲舒的文集了，《隋志》就载有《董子文集》。唐人《艺文类聚》中，《董生书》遗留三种相似内容记载在不同卷章的十二条史料，均不见于《繁露》，也不同于《春秋决狱》。由此可推，《董生书》编撰“在东汉之后，与《春秋繁露》成书时间差不多，大概在南北朝时期，到唐代该书已经亡佚”。考辨扎实，分析有力，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董仲舒传世文献《春秋繁露》的真伪不确定性，一直是制约董学发展的拦路虎。张世亮副教授参与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春秋繁露》的整理校点工作。其所用的底本是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透过钤印可分析出，宋本《繁露》经私人递藏，而由徐乾学或其后人的“传是楼”散出，曾入藏清宫大内，成为乾隆天禄琳琅所藏珍本。辗转又被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公藏。其所用之校本，则选取清代《春秋繁露》最重要的三个版本，即殿本、卢本、凌本，分别为《四部丛刊》影印武英殿聚珍版本，北京直隶书局民国十二年（1923）影印清卢文弨《抱经堂丛书》本，《龙溪精舍丛书》清凌曙蜚云阁本《春秋繁露注》刊本。按照精华编的编纂要求，《繁露》的整理校点力求保持原书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作者“回首来时路，忽忽整十年。山一程，水一程，心向《繁露》履冰行，夜深守孤灯”，精神可嘉，值得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