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对《白鹿原》的塑造

刘芸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党委组织部，河南 郑州 450046）

《白鹿原》是由陕西作家陈忠实历时六年创作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共50余万字，涉及的人物形象就多达上百个。有评论家认为：“《白鹿原》本身就是几乎总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全部思考、全部收获的史诗性作品。”［1］小说以白鹿两家的宗族矛盾为主线，集中展现了儒家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在新时期的时代巨变中所经历的兴衰变化，而白鹿两家的后人，如白孝文、鹿兆鹏、白灵等便是在这种政治和文化冲突中走向各自的命运。《白鹿原》的故事发生时间正是以农耕文明为依托的儒家文化面临多方挑战的清末民初时期，作者凭借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高超的叙事能力将儒家文化在这一时期遭遇的挫败通过小说艺术地呈现出来。在小说中，儒家文化不仅主导着原上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更塑造着原上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其成为民族文化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深刻地影响着人物的行为选择和命运走向。因此，研究《白鹿原》就必然要对其所表达的儒家文化传统进行深入了解。

从小说的艺术角度来看，“白鹿原”这片土地既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物理空间，有着关中地区的风俗民情，同时又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是一个由作者虚构而成的、有着某种封闭性的场域。在这片经过艺术加工的土地上，儒家文化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从宗族权力的运作模式到一个普通农民的言行举止都要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束缚和规训。［2］也正是这样才使得在儒家文化统摄下的“白鹿原”虽然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文化冲击，但仍然凭借其稳定的文化结构坚强地生存下来，继续繁衍生息。

1.1 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耕读传家”是富裕农户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所谓“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说得正是此事。“耕读”二事包含着乡民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追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耕是人们生存的必要手段，是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项生产活动，同时，长期的农业活动也使得乡民们对土地和自然有着天然的亲切和崇拜之情。春种秋收、完全仰赖自然时令的农耕活动既保证了乡民们基本的生活需求，也使其拥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充盈感。《白鹿原》中的白秉德老汉，虽已古稀之年但仍要坚持每天下地劳动，同长工鹿三一起整饬田产，可见耕种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维持生存的手段，更能使其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满足。

耕种可以事稼穑、丰五谷，为生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读书则是人们实现自身精神追求最为常见、也最有效的途径。白嘉轩一生最敬重的便是“读书人”朱先生，为了方便村里的孩子读书，他还专门带领族人修了学堂，即便是自家长工的儿子——黑娃，白嘉轩也自愿资助其上学。同时，读书也是传统社会中人们认为能够光宗耀祖的唯一方式，鹿家祖上虽然靠做勺勺客积下了万贯家财，但其祖先死前仍留下遗命，让其后代子孙读书做官，考取功名后在祖先坟上放炮，以告慰祖宗。在白鹿原这片土地上，耕读传家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寄托着代代乡民的文化和精神追求，是其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途径。［3］

1.2 “白鹿”意象所代表的自然崇拜

在《白鹿原》中，“白鹿”这一意象是至关重要的，“白鹿”既是这片土地的名称，同时也代表着原上的两大家族——白家和鹿家。因而，“白鹿”这一意象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文学形象，上升成为整部小说的一种精神图腾，蕴含着乡民们朴素的自然崇拜的天人观。在《白鹿原》中，“白鹿”一方面是祥瑞的象征；
另一方面也代表着一种神圣的理想和追求，是真善美的化身。在整部小说中，“白鹿”这一意象忽隐忽现，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冥冥之中预示着人物的前途和命运。“白鹿”意象第一次出现是在白嘉轩去请风水先生的路上，他在雪中发现了一株形似“白鹿”的植物，并看到一只如梦似幻的白鹿从原上飞奔而过，白嘉轩的命运也从此刻开始发生了重要转变，其从一个无法生育后代的“不肖子孙”转而成为白鹿原的族长，承担起维护传统道德和秩序的使命。

此外，“白鹿”还充当着原上的“守护神”角色，是乡民们沟通天人的使者，就连在建塔镇压田小娥冤魂时，人们仍不忘在塔的南北两面各刻上一只形貌特异的白鹿。在小说中，朱先生和白灵二人俨然就是“白鹿”图腾的化身，二人一个是驰名天下的关中大儒，学问精深，见识高远，在白鹿原上简直是神一样的人物；
另一个则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进步青年，为革命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且二人死后文中都有“白鹿”出现。“白鹿”意象一方面表现了原上乡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儒家传统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广阔深厚的文化内涵。

1.3 家族化的生存策略

在农业社会中，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较为低下，个人只有依靠血缘关系结成一个整体才能够更好地抵御风险，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文化正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家族不仅仅是一个繁衍后代的情感场域，其更承担着政治、经济等多重功能，个人必须在家族的荫庇之下才能谋得更好的发展。但这种家族文化在为个人提供保护的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个人的身心自由，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对于白嘉轩而言，此生唯一重要的事便是维系家族的稳定发展，而传宗接代正是保持家族延续的头等大事。所以，年轻的白嘉轩不惜散尽家财也要为自己续弦，以保住白家的香火。对鹿子霖而言也同样如此，他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努力培养儿子兆鹏和兆海，以便将来有一日二人能够光耀门楣。

这种家族化的生存策略有一种内在的残酷性。白嘉轩依循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族观念，竭力教育长子白孝文，使其能够接替自己成为新一代的族长，以保证家族在原上的地位和权力。没曾想白孝文忤逆其意，与祖宗礼法所不容的田小娥走到了一起，此时家族文化的残酷性便显现出来。白嘉轩完全不顾念父子亲情，当众严惩白孝文，并将其逐出家门，任其自生自灭。在这里，家族的延续盖过了最基本的人伦情感，白嘉轩也成为一个残酷无情的宗法家族文化的卫道士，一切不利于家族生存的人和事物都要被其排除在外。［4］

儒家思想派生出的宗族文化在中国延续千年，其与小农经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最稳定的文化经济结构，尤其是宋代之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呼吁加强封建人伦关系，倡导在各地修建宗祠、祭拜祖先、制定族规，封建宗族文化由此走向鼎盛。陈忠实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白鹿原上，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别的，而是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存留下来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几千年文化积淀所形成的那一种文化心理，几千年相沿流传的那一番乡俗风情。”［5］此处的伦理规范正是以宗族为核心所建立的一套行为准则，再加上小农经济自身的封闭性，使其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经久不衰。

2.1 祠堂——规训与惩罚的公共空间

祠堂这一空间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物质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是供奉祖先灵位的场所，也是讨论族中重大事务的会场，同时它还承担着婚丧嫁娶等事宜的祭祀功能。但在《白鹿原》中，陈忠实重点展现的却是祠堂这一公共空间所具有的规训与惩罚功能。《白鹿原》集中描写了多次发生在祠堂内的惩戒场面，如针对族人白狗蛋的不轨行为，白稼轩与族中老人商量后决定“对白狗蛋田小娥用刺刷各打四十”，［6］接着由族中四位年高德劭的男性执行刑罚，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白鹿原》中的这些发生在祠堂里的惩罚场面大都有着极强的示范效应，除了达到惩罚犯错者的效果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围观的族人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避免其有类似的行为出现。

此外，祠堂在白鹿原的遭遇也预告着儒家文化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小说中，祠堂经历了“修复—破坏—重修”三个阶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作者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的矛盾心理，作者明白传统文化阻碍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但又对传统文化充满眷恋之情。故而，当黑娃带头的“风搅雪”运动失败之后，白嘉轩再次带领族人将祠堂“完全按照原来的格局复原过来”，表面上看这是一次传统儒家文化的胜利，但这胜利也如同那块刻着《乡约》的石碑一样满是裂痕。

2.2 族谱——父权主导的历史场域

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包含着一个家族的源起、活动轨迹、著名人物等重要信息，是一个家族历史的见证者，家族成员在族谱中的地位按照血缘关系来确定。同时，在传统社会中，这又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历史场域，只有男性才有资格被写进族谱，成为家族的一份子，而女性即使被写进族谱也只能作为丈夫的附属而存在。在宗法文化兴盛的传统乡村社会中，被写进族谱意味着得到了整个宗族的认可，正式成为宗族的一员。

《白鹿原》中的黑娃因为带着田小娥回到原上，但遭到白嘉轩和父亲鹿三的反对，坚决不同意将田小娥写入族谱，后来逐渐走向了革命和反叛之路，以致黑娃第一次行动时就将目标对准了放逐自己的祠堂。最终，黑娃在朱先生的教化之下由充满野性和叛逆精神的“黑娃”变成有谦谦君子之风的“鹿兆谦”，而这一认祖归宗的仪式也是在祠堂中进行的，黑娃被重新归入族谱，正式成为白鹿家族的一员。黑娃最终的回归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原本砸祠堂、毁乡约的儒家文化的反叛者在经历了数次暴力、残酷的革命之后，还是回头走向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怀抱。从这里不难看出作者陈忠实对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命力仍保有一份信心，渴望能在时代巨变下寻求一条新的救赎之路，作为一股新鲜的血液注入现代文明中。

2.3 族长——绝对的精神权威

著名学者秦晖在《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控制》一书中将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模式总结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五句话。［7］而《白鹿原》中的乡村治理模式正是其所说的“宗族自治”，在这片土地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依靠宗法制度所建立起的一套宗族管理体系，而族长就是这套体系中的绝对权威。在《白鹿原》中，族长白嘉轩不但肩负着管理族人、处理日常事物的行政责任，同时也负责对族人进行道德教化，惩治那些“伤风败俗”的族人。因此，作为白鹿村的族长，不仅需要具有相当强的决断能力和管理能力，同时也必须是乡民心中的道德标杆，令乡民发自内心地尊重族长的权威。

从这个角度来看，白嘉轩这位族长是相当合格的。和平时期，他带领族人为村里的孩子修学堂、请先生，日常充当邻里矛盾的调停人，且在与鹿子霖因争地发生矛盾时主动做出让步，自愿将土地让出，还因此获得了“仁义白鹿村”的美名。天气大旱时期，白嘉轩更是展现了其作为一族之长的能力和决心，不惜以死酬神，为村民求雨，此时的族长白嘉轩具有某种“巫师”的神性，是天人沟通的媒介。瘟疫爆发时，乡民们迂腐地认为是田小娥的鬼魂作祟，纷纷焚香跪拜，白嘉轩不信传言，组织乡民建宝塔，稳住人心。故而，《白鹿原》中的族长既是族中具体事物的实际管理者，也是儒家文化渗入旧乡村伦理道德的化身。

《白鹿原》之所以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其创造出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如腰板永远挺直的族长白嘉轩、狡猾胆怯的鹿子霖、美丽迷人但命运悲惨的田小娥、超然物外、运筹帷幄的朱先生等，作者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浮沉来描绘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民族秘史，剖析在儒家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乡民的文化心理结构，试图为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寻找一条出路。

3.1 儒家文化的布道者——朱先生

在《白鹿原》中，朱先生几乎是神一样的存在，其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全部优秀品格，真正做到了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陈忠实曾在其自述中谈到，“朱先生是《白鹿原》中唯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的人物，其生活原型是清朝灭亡之前最后一茬举人——陕西蓝田县的牛兆濂”，［8］而牛兆濂此人正是清末民初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横渠以后关中第一人”。作者以此人作为朱先生的人物原型，足见其对传统儒家理想人格的热爱与渴慕。朱先生是一位有着强烈的文化自尊和社会使命感的人物，他六次拒绝方巡抚的聘任，甘愿回到白鹿原上著书立说、教书育人，这是儒家知识分子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将以“仁义”为本的儒家文化散布到白鹿原上。对族长白嘉轩来说，姐夫朱先生简直就是其人生路上的精神导师，每逢大事不决便要到“白鹿书院”请教朱先生，也正是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朱先生将自己的儒家理想潜移默化地渗入了白嘉轩的心中，再通过白嘉轩来影响白鹿村的乡民。

朱先生的去世，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终结，更是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理想人格在新时代的全面陨落，万民送葬的场景饱含着作者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赞美和惋惜。朱先生深知传统文化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只能与其所皈依的文化一起化身白鹿精灵，消失在茫茫的白鹿原上。

3.2 儒家文化的践行者——白嘉轩

白嘉轩是小说中最为核心的人物形象，陈忠实在其写作手记中曾这样评价白嘉轩：“他身处于封建社会政权形式已经解体，但他的社会心态仍然在延续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意识。白嘉轩身上负载了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精神，也负载了封建文明的全部糟粕，和必须打破、消失的东西。这些东西都集中在他身上有时就变成非常残忍的一面，吃人的一面。如白嘉轩对田小娥的全部残害就是他精神世界的封建性在起作用。”［9］可以说，白嘉轩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人物，他完全按照封建礼义和儒家宗法来做人做事，即便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革命也难改其志。哪怕是对待自己的亲儿子，白嘉轩也绝不手软，非但在族人面前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还将其逐出家门，是生是死不再过问。如果说朱先生是那个真正掌握了儒家文化精髓的布道者的话，那么白嘉轩便是儒家文化最忠诚的践行者和捍卫者。

白嘉轩的文化水平不高，一生都在和土地打交道，他自然不能像朱先生那样，具有很强的文化反思能力。儒家文化对他而言不是一个精神上的归宿，而是一套伦理道德准则，他只要按照这套准则去行事就可以了，从来没有思考过这套准则的对与错。换言之，儒家文化塑造了白嘉轩的人格，成为其文化心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像是潜意识一般的存在，是其所不能察觉的，自然也谈不上反思。儒家文化一方面赋予了其孝悌爱人、勤劳朴实的优秀品格，另一方面也磨灭了其最基本的人伦感情，所以冷先生才会说：“嘉轩你老弟比我还冷。”［10］

3.3 儒家文化的反叛者——黑娃与田小娥

在白鹿原上，黑娃与田小娥是为宗族所不容的边缘人，只能委身于村边的破窑洞里勉强度日，还要忍受来自族人的白眼和侮辱。直到鹿兆鹏的归来，才彻底改变了两人的生活。黑娃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并不是为了革命的崇高理想，只是出于私利的考虑和仇恨的心理，借此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也就注定其革命之路的坎坷和失败。对于儒家文化的反叛，黑娃也是出于一种本能的仇恨，他先是砸掉祠堂、毁坏乡约，以雪当初不被宗族接纳之耻，然后其又挥棒打断了白嘉轩总是直挺挺的腰杆，至此，黑娃彻底与儒家传统文化决裂，成为一个混迹江湖的浪荡子，精神上找不到归宿。直到其受了朱先生的教化，才又重新回到儒家文化的怀抱之中，只可惜此时的儒家文化已然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

与黑娃相比，田小娥的遭遇更是令人唏嘘。她本就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年纪轻轻就要伺候比自己大许多的郭老太爷，和黑娃私奔后又为白鹿宗族所不容，黑娃尚且能参加革命，落草为寇，为自己寻求一条出路，而她除了等待黑娃回来什么也做不了。于是，肉体便成了其对抗礼法、谋求生路的唯一筹码，她既不能像白灵那样读书求学、参加革命，也被剥夺了成为一个正常的农村妇女的机会。她只通过堕落甚至是自毁来向封建文化以及那些伤害她的人作出反抗。严格意义来讲，田小娥并不想成为一个儒家文化的反叛者，她只是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就是这一点点微小的心愿也难以达成，她是被儒家文化和宗法制度彻底排除在外的一个人，只能以自我放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