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在日本的译介——以《天工开物》的日译为例

李 枫，张 焱，李 英

(1.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710054；
2.广汉市宏华外国语学校，四川 广汉，618300)

《天工开物》作为我国重要的科技典籍之一，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开启科技典籍文献的整理工作以来就受到重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遴选和整理了中国古代科技基本文献进而编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典籍汇通》，并通过影印、撰写提要、注释、翻译整理、出版等方式，继续推进了中国科技典籍的整理研究工作，1989年整理出版研究著作《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后来“中国科技典籍选刊”丛书推出，进一步整理和出版了系列科技古籍，《天工开物》仍在其出版整理目录中[1]。《中国科技典籍选刊》是“国家重点出版物中长期规划项目”“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并得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十三五”重点培育方向支持。该系列图书以学术研究为基础，选择存世善本进行高清影印和录文，加以标点、校勘或注释，排版采用图像与录文、校释文字对照的方式，便于阅读与研究。20世纪以来，《天工开物》的出版和研究持续迎来高潮，2011年开始，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天工开物》汉英对照、汉日对照、汉德对照等陆续问世。2015年，薛凤著、吴秀杰和白岚玲译的《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出版，2018年作为张柏春、孙显斌主编的《中国科技典籍选刊》第三辑之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魏毅点校整理的《天工开物》出版。这些成果不仅体现了《天工开物》的典籍价值，也给了国内外学界更多研读《天工开物》的机会。现在，《天工开物》已然成了研究中国科技文化史的必备书籍，《天工开物》等中国科技典籍的英译及传播研究[2-5]的成果也不断涌现。

其实，在国际上，《天工开物》的价值很早就得到了认同，17世纪—18世纪就已传入日本、朝鲜、欧洲，形成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后来还出现了多种外语译本，截至1990年，《天工开物》已有日、英、德、意、法、俄、韩等16种不同版本[6]233-238，249，637，其中第一个国外刻本和第一部外语全译本均出自日本，由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薮内清主持完成，该日译本开创了《天工开物》的外译先河，使其在日本广为流传，畅销不衰。

在倡导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也应当重视海外汉学家及海外汉学对于中国文化典籍在海外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所起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7]。大中华文库项目已启动20余年，中华典籍外译的效果却不甚理想，王宏、梅阳春曾指出，“需要从典籍选本、翻译标准与策略、译文发起者、译者、译文读者等角度，冷静分析‘他者’的‘成见’，了解‘他者’的需求，进而反思问题，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8]自古与中国有着深远的文化交流的日本，在包括《天工开物》在内的诸多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和翻译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以《天工开物》在日本的翻译和传播为例，通过考察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典籍的阐释、译介以及传播的历程，为中国文化进一步“走进去”探寻来自“他者”的方法和路径借鉴。

《天工开物》在最初1637年付梓成书后，并未在国内得到相应的重视和传播。该著作问世前后虽适值西学东渐，但它却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工农业技术水平的体现，书中的30多种工农业技术、123幅插图凝结了宋应星的心血结晶，其科学技术价值首先成了其国际传播的原动力。

《天工开物》首先流传到了日本。虽然引入日本的确切年份仍未查证，但三枝博音先生推断是在刊行后不到50年的日本元录改元(1687)前后。该著作吸引了当时日本各界学者的目光，本草学家贝原笃信、儒学家伊藤长胤、科学家平贺国伦、学者新井君美等等纷纷转引、研读，让其在日本逐渐扩大了影响力，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6]562-563，563-567，但因刊本有限，大家很快开始传抄传阅起来。

这部记录工艺和技术的著作的受欢迎程度虽源于其中所记科学技术的先进性以及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发展及读者的认知，而推动其在日本继续扩大影响的重要一步，则是出版商的介入。

1769年前后，日本一部分学者及刻书商开始酝酿《天工开物》的翻刻再版，1771年以木村孔恭(蒹葭堂主人)所藏崇祯十年版善本(蒹葭堂藏)为底本的日本首个翻刻本《天工开物》(3卷9分册)问世，即后世的“菅生堂本”，简称“菅本”。作为《天工开物》的第一个国外刻本，菅本的出版进一步加速了《天工开物》在当时日本学界的传播[9]，1830年、1833年菅本再次重印，江户(现东京)、京都等地均出现重版，这部技术巨著可谓在日本进入了全面推广期。

《天工开物》这部图文兼备的实学巨著，也蕴含了宋应星要传达的“开天物、成人事”[10]9的思想。作为宋应星挽救明末社会经济的一份努力，“天工”“人巧”等词汇贯穿在全书的30多种工农业生产技术中。除了传达具体技术外，更意指将自然力与人力巧妙配合，便可通过技术从事生产，创造财富。而其“开物”思想则首先承认了工农群众的生产活动是推动历史前进、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社会活动，而将“天工”和“开物”结合起来则有赖于技术这一桥梁[6]396-402，406-413。这一思想在当时世界思想史上是一种独创性的贡献，在日本也成就了“开物之学”，形成了“开物学派”。日本经济学家、思想家佐藤信渊借鉴发挥了“天工开物”思想，将其发扬光大为日本思想界的“开物之学”。在其著作《经济要录》中加以改造和重新解释的“然主国者宜审勤经济之学，究明开物之法，探索山谷，知其领内所生品物，不以空徒虚名、旷废天工云”，是以“经世致用”原则对宋应星的“天工”和“开物”思想作出的诠释和进一步发挥[6]396，575-577。

从江户时代到德川时代日本对于《天工开物》的重视和传播程度可见一斑。而且这个时期，日本的文人学者几乎都可以读懂汉文，所以，并没有译成日语的市场需求。

1943年，作为20世纪海外第一个《天工开物》版本，日本学者三枝博音博士的研究成果《天工开物》(东京十一组出版部，1943)出版，被称为“三枝本”，简称“枝本”。枝本扉页明确印有“宋应星原著”和“三枝博音解说”字样，内容除菅本的影印外，还包含了三枝博音的解说论文，内容涉及《天工开物》在中国技术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对日本各个技术部门的影响、《天工开物》版本的研究和校勘及各技术名词注释。潘吉星先生充分肯定了三枝博士在《天工开物》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赞颂其开创了20世纪《天工开物》研究的新局面，并将其研究论文的一部分译成了中文[6]624-625。

进入20世纪50年代，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史研究班由班长薮内清主持，在文部省的赞助下开始了对《天工开物》的研读和翻译。关于这项研究工作的开展意图，薮内清在《关于“天工开物”》一文中说：“在中国技术书之中，《天工开物》可以说是极优秀的著作。首先，这部书网罗了重要产业的各个部门；
其次，它把各个产业部门的生产过程非常忠实地写了下来。从这两点来看，《天工开物》可以说是中国技术书的代表作。我们要想了解中国技术的时候，它就成为必须参考的书籍。”“作为展现在悠久的历史过程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是没有比它再适合的了。”[11]11-12

在研究《天工开物》的过程中，薮内清首先认可并继承了三枝博音的优秀研究成果，并在其基础上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为新的读者提出个人的见解，作一些说明”[11]12。这里的“新的读者”侧重意指当时的青年读者，因为他们不再像19世纪以前的日本读书人那样，可以读懂施加训点的菅本《天工开物》。

除沿用了三枝博音在《天工开物》版本研究方面的结论外，薮内清等人又在译注中进一步详细解说了该书的名称、内容、特点、成书背景、刊行影响，以及对日本思想家的影响等(岛崎隆夫1978)[12]。1952年，《天工开物》的第一个外文全译文和注释本日译《天工开物》由东京恒星社出版，称为“薮内本”，简称“薮本”。薮内清计划日译《天工开物》时说道：“在我们从这部书了解到中国产业技术的同时，还能进而了解到我国(日本)的固有技术从中国吸取来的是如何的丰富。”[11]12翻译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只是以翻译为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薮本的问世，虽源自其研究班的研究需要，但该项研究成果还有着非凡的间接译介贡献。它既给不能直接读懂《天工开物》原著的日本读者以及通晓日语的外国读者提供了便利，也成为后来英、德、朝等其他译本的重要参考，还间接推动了中国国内研究工作的开展。

薮本以蒹葭堂所藏崇祯十年原刻本为底本，插图亦取自原刻本，参照菅本和1927年陶湘的刊本，内容分为《天工开物》的日语译文及注释、《天工开物》的汉语原文附断句及文字校勘以及十一篇专题研究论文。因薮本集原著校勘断句、日文译注及专题研究于一体，在体例上是最为完善的本子。其中的研究论文，已由章熊、吴杰译为中文并在1959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还由苏乡雨译成汉语于1956年以《天工开物之研究》在台北出版[2]579，625-626。大中华文库项目的《天工开物》汉日对照版本，也是以薮本的译作为参照，虽由潘吉星先生对章节等进行了编排调整和个别勘误校对，但内容没有更改①。

薮内清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班(1949—1957)在研读和翻译《天工开物》的过程中每周聚会研讨，由其中一人将某节译文、注释稿准备好，在会上宣讲，然后集体讨论，直到译注完成。这种共同研究班是在日本政府科研资助下自由组成的课题研究班，采取共同研究的模式并在研究结束时将成果结集出版。在《天工开物》的日译本中附上汉语原文和断句校勘以及现代日语译本和大量引经据典的注释以及研究论文的做法，不仅是薮内清团队严谨的科研态度的体现，更是充分考虑到了国外典籍译入过程中存在的二度翻译以及文化差异等难题而站在接受国的读者立场上的一次用心尝试，是典型的研究型翻译和传播型翻译的结合。

中国典籍的外译要经历语内和语际翻译的二度翻译过程，而翻译工作通常由国家政府机构力量主导进行[13]。虽然薮内清等学者们深谙中文和中国文化，但该项研究工作的顺利推进也确实有赖其政府机构的支持，这一过程恰好符合中国典籍外译内涵及特点的需求。当地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和本土译者的刻苦研读、深度合作、精益求精，可以说是《天工开物》日译成果的双重保证。

1952年薮本发行后，收到了来自各界的评论及意见，再加上薮本售罄等多重影响，薮内清决定再次以精简为特色进行改版。改版在内容上删掉汉语原文和研究论文，只留薮本的日语译文和注释，又加以补充修改，增加了译者前言和一部分解说。1969年日译《天工开物》作为平凡社的《东洋文库》丛书之一出版发行，故简称“薮平本”。

《东洋文库》是平凡社的柱石级别的系列丛书，“东洋”即表明了其创刊目的，汇集了包括韩国、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在内的整个亚洲地区的经典作品，以广泛介绍这些经典作品到日本、中国、韩国、印度、中东、中亚等地，传承亚洲文化遗产为宗旨。1963年《东洋文库》系列开始发行，出版特色不仅包括文学、历史、宗教、思想、艺术、游记、自然科学等传统领域，还包括从古代到20世纪(从日本到地中海)外国人对亚洲地区的研究以及欧亚和亚洲游记的探险。《天工开物》被收入平凡社的《东洋文库》系列丛书，无疑是日本学界对其在东洋(亚洲)文化传承中的价值肯定，这可谓是在继菅本问世之后，出版商在推动中国文化典籍的海外传播方面发挥作用的又一例证。

薮平本特别受日本读者的欢迎，十五年间重版了十六次。1984年薮内清又在第十六次重印本的解说篇后增加了《对第十六次重印本的补遗》，将中国学者提供的新资料纳入了其中[6]580，629-630。得益于薮内清等人的贡献，《天工开物》在日本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此外，《天工开物》电子版也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全文公开，相关研究资料在很多大学的附属图书馆都有馆藏。为了纪念薮内清教授的贡献，2017年开始，日本临川书店陆续刊行了《薮内清著作集》(7卷)，由与薮内清关系密切并受其熏陶的川原秀城等学者们各自分担一卷，进行编辑和解说。除作为单行本可以买到的著作之外，薮内清的主要著作、论文、随笔都收录在其中。此集的出版，除了可以加深对科学技术文明史的理解，对于《天工开物》在科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的肯定以及在日本的传播想必也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综观《天工开物》在日本的翻译和传播过程，传播初期，其本身记载的先进技术和思想价值迎合了江户时期社会发展的需求，深得学者们的重视和借鉴。20世纪后的翻译传播，则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需要以及传承东洋优秀文化给后世的情怀使然。当然，期间书商出版商和政府及学术机构的支持等外力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薮平本历经十余次再版仍能畅销不衰，让这部中国典籍在日本的读者群不断扩大，这是日本学者们广纳意见、不断取舍修订内容的严谨治学态度以及从版本大小、便携性、考虑出版途径、考虑青年读者的阅读感受等多方面不断精益求精努力的结果。

迄今为止，包括《天工开物》在内的典籍大中华文库双语对照版已陆续推出，中国的学者们也开始尝试通过为插图附详细的外文解释、借双语插图元素等方式提升典籍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而正如Hume指出的那样，后世学者也许会修订和重译典籍作品，但文献的首次翻译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14]。同时，在国家文化政策引导的良好氛围下，中国文化典籍要真正地“走出去”，需要借鉴类似《天工开物》日译和传播等的成功经验，通过联合各方要素建立中外合译机制等，真正了解他者的文化和需求，实现真正的“走出去”和“走进去”。

注释：

① 潘吉星先生在对《天工开物》进行校注和研究时，曾按内容的内在联系及业务相关性的原则对宋应星原作《天工开物》中的章节进行了重新编排整理，并使用了卷、组、章等概念，以尽力弥补原作者付梓匆忙中所出现的考虑不周及内容的可读性和完整性。大中华文库系列的《天工开物》汉日对照本，也是按照潘吉星先生调整后的顺序进行的编排。而薛凤(2015)则认为宋应星的编排方式并非笔误，反而是彼此呼应，在编排和分类、卷数安排及次级章节的编号等方面，都显示出一致性，都是要传达其想传达的信息，即技术和工艺要服从于目的和价值，其创作《天工开物》的动机也绝非是对技艺感兴趣而已。不管两种观点孰对孰错，在《天工开物》大中华文库版中，章节顺序以外的内容并未被擅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