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之子”的苦难史诗与伦理寓言——评津子围长篇小说《十月的土地》

胡 哲

(1. 东北大学 艺术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19; 2. 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36)

李广田在诗歌《地之子》中深情地吟唱:“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1]这首小诗形象地诉说了由乡土涉入城市的现代“诗人”对于“大地”的无限眷恋。对于这类现代知识分子“母亲”般的“大地”想象与“子”的身份意识,研究者赵园曾进一步剖析:“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往往自觉其有继承自‘土地’的精神血脉,‘大地之歌’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惯性吟唱”,“它毋宁说过于朴素,近于童稚,但包含其中的文化骄傲,是十足真诚的”[2]。新文学创作者们面对波谲云诡的现代乡土社会与民族存亡变革,纷纷裹挟在“非理性”的时代大潮中高扬“地之子”的精神旗帜,以图唤醒“土地”所维系的知识者自身的“文化血缘”以及人与人、人与民族的血肉记忆;而流亡的“东北作家群”则“第一次将作家的心血,与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不屈的人民、茂草、高粱,搅成一团,以一种浓郁的眷恋乡土的爱国主义情绪与粗犷的地方风格”[3],典型地开辟了现代小说史中和着个人与民族血与泪的“地之子”文化身份体认。

津子围同样是在这一民族与地域历史文化领域辛勤跋涉的当代作家,他的新作《十月的土地》实则在21世纪之初发表的《老铁道》系列短篇小说集、《黄金埋在河对岸》《裂纹虎牙》等小说中便有所体现。可以说,津子围从黑龙江外乡徙入大连的人生经历,为其以“地之子”的身份意识接续东北叙事提供了现实基础。但他也并不处于“东北作家群”等人的历史在场语境,其一贯的理性锋芒与温情姿态又冲淡了上述东北“地之子”叙事传统中的“非理性”倾向,甚至于他而言,历史与地域等题材要素并不构成其创作冲动,这在2014年津子围与林嵒的一场访谈中可得以证实:

当林嵒以“旧事题材”为名囊括“一些表现20世纪20、30年代到1949年以前的这一段历史的故事的文学作品”并加以发问时,津子围淡然地回应到“只要某个‘触发点’令我心动,我就会探究下去,并不在意这个故事(或者作品里的人物)该发生(或者生活)在哪个时代、哪个地域。在我看来,无论时代还是地域,人性的某些东西是共通的,比如喜怒哀乐,所不同的是,舞台上换了场景和道具罢了”[4]。在《十月的土地》文末,作者特意说明该文本在2010—2020年完成所有创作工作。这意味着上述对话中津子围对“地域”与“年代”的淡漠表述同样值得重视,意即尽管《十月的土地》塑造了东北历史与地域烟尘中栩栩如生的“地之子”形象谱系,但作者创作意图更投注至历史与地域之外“人性的某些东西”,这与津子围一贯的理性思辨底色相吻合。从这一逻辑秩序切入,理应成为我们解读《十月的土地》文本世界的有效窗口。

阎连科曾在剑桥大学的一场讲演中以“民族苦难与文学的空白”为题,指涉“我们确实没有充满作家个人伤痛的深刻思考和更为疼痛的个人化写作,没有写出过与这些苦难相匹配的作品来”[5]。这或许并非通往民族苦难叙事经典的唯一渠道,但其渴盼触及受难者“个人”魂灵体验的苦难叙事,却也是世界各民族苦难文学经典的必要条件。东北近现代史是一部苦难史,大量具有“史诗”般文化品格的再现黑土地上不屈儿女们血泪抗争的文学作品,是对苦难时代的最大回敬。陈晓明更是凝练地将之表述为:“苦难是历史叙事的本质,而历史叙事则是苦难存在的形式。”[6]不同于历史在场的“东北作家群”或从侧面揭露帝国主义铁蹄下“国民性”缓慢觉醒的受难者们(如萧红《生死场》),或从正面歌颂苦难时代下黑土地游击抗争中的坚韧魂灵(如萧军《八月的乡村》),也不同于历史离场的当代作家以“小人物”的典型苦难经历想象“大时代”之于人和民族的无尽苦难体验(如迟子建《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津子围在《十月的土地》中延续了其惯有的理性思辨意识,同时将他满腹的“悲悯”情怀融入了围绕“土地”所显现的苦难群像与不屈魂灵中,并在生命之艰、爱欲之艰、民族大义之艰等苦难经历中淬炼出具有隽永意义的“苦难意识”,从而叙写出一部浑厚深邃的苦难史诗。

《十月的土地》是一部以“土地”为题眼的民族苦难史叙事,其既突出了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又注意到了“黑土地”所独具的东北神秘文化滋养下的“人”的粗粝苦难与生命之艰。章兆仁表面上看“是二掌柜的,全面负责农作物生产”,甚至当“老毛子来了”的时候,他还有章氏大院“家长”式的决断权力——至少在章家众人“抄家伙,跟二掌柜的上院墙,今天跟老毛子干到底了！”[7]24的应和声中营造起了这样的等级地位;但实际上,章兆仁因受到老太爷章秉麟的恩惠,以及对自己与章兆龙之间“堂兄弟”的伦理认同,尽管媳妇章韩氏一直以来反复诉说着他们作为“二份儿”处境的苦恼,但兆仁始终没有意识到“土地”所有权问题将成为他们“生命”苦难的根源。相反,兆仁在莲花泡开荒等实际土地生产活动中却耗费了一生的精力与心血,并且遭遇了土地生产所带来的“痨病底子”,即一生无尽的身体苦难。当两家决裂时,“土地”问题直接将章兆仁推入沉重的情感与现实的双重苦难,即一方面兆仁“我是二份儿的不假,但怎么也算是本家吧”[7]45的伦理想象,被章兆龙“其实你只是我家的劳金……”[7]217等话语彻底粉碎,由于“土地”所有权的不公,这导致兆仁一生的伦理信念被彻底拖入了苦难的溃散边缘。另一方面由于章兆龙翻云覆雨的手段,彻底剥夺了章兆仁一家赖以生存的“莲花泡河西四十垧土地”,使得章兆仁一家“拖着伤残的身体”,投入到“蛤蟆塘开荒”的苦难生活中。可以说,津子围塑造了章兆仁作为封建家族依附关系中的“二掌柜的”,土地生产关系中的“劳金”这一典型形象,并以此还原了“土地”在社会生产关系结构中如何演变为“苦难”的根源,继而成为牵涉“人”生存与伦理苦难的“生命”之艰。

与之相应,后者则根植于东北这片神秘色彩盛行的“黑土地”,充分表现了黑土之上受难的“人”粗粝的生命力。小说开篇讲述了因“染上霍乱”而奄奄一息的章文德被扔到“虎山关帝庙”,在此他陷入到了代表现实生命的“泥土”与死亡的“梦魇”之间艰难徘徊、挣扎的苦难历程,“他变成了一颗发芽的豆子,一点点伸展着腰身,一点点向上努力着,他在拼尽全力拱破地皮,只是,头顶的地皮太硬了,坚硬如石。他艰难地生长着,从泥土里挣扎着……”[7]1这段写意文字生动地描绘了章文德在泥土中如何艰难地为“生命”而挣扎,而他之所以被弃置到关帝庙,按照作者的解释是“按当地的风俗,得了瘟病没断气的孩子半埋在土里,大概是怕孩子的眼睛被老娃子啄出洞来,那样到阴曹地府也不至于瞎了。等孩子彻底没气了,再深挖深埋”[7]11。怀抱着求“生”的希望,人们重新回到土地,这寄托了东北先民对于泥土与生命共生死的认同。再如章文德、章文海、章佳馨等自小便耳熟能详的“顺口溜儿”,其看似轻巧调皮的“农谚”“歌谣”等语言形式下,实则寄寓着东北先民在困苦的自然环境中所凝练的土地智慧。这类风俗画式的“风景”描写,更凸显了东北人民粗粝的生命力与苦难的挣扎史。

洪治纲曾描述新世纪小说中存在过度“失范”的写作倾向:“他们的审美理想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种叙述逻辑:作品要深刻,就必须让它体现出某种极端的情感冲击力;而要使叙事具备这种情感冲击力,就必须让人物呼天抢地、凄苦无边。这是一种典型的‘苦难焦虑症’式的写作。”[8]事实上,津子围的前作中也存在显见的现代都市“小人物”“焦虑”书写以及其自身思想的“焦虑”(1)在2007年1月由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辽宁作家协会主办的“津子围作品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秦万里、贺绍俊、孙春平、李敬泽、刘兆林(按发言顺序排列)等都重点研讨了津子围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焦虑”现象,以及由此所折射出的作家的“焦虑”心态,其中秦万里生动地分析了“这可能跟他的性格有关,善良,他总是焦虑,最后化解,总是让人家有出路”,这颇为凝练地反映了津子围如何在“理性思辨”与“悲悯情怀”兼具的创作品质中生成独特的“焦虑”现象。参见:《津子围作品研讨会记实》,网址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7/2007-01-23/41738.html。,但如前所述,在《十月的土地》中津子围呈现出由“土地”缓缓切入苦难世界的大气象,他并没有着力于塑造“呼天抢地、凄苦无边”式的受难人物,相反他一方面踱入肩负着沉重历史枷锁的“社会学”层面“土地”与“历史关系中的人”的苦难世界,另一方面又涉入“文化学”层面“土地”与“历史现实中的人”的苦难世界,旋而合力指向历史苦难中“人”的生命之艰——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结构来看,这属于“人”最基本、最有力量的“生理的需要”层次。新世纪之初便有论者深感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苦难叙事曾经走入单一化,但世纪末开始回流”的欣喜现状,直称“一切社会苦难的回顾与总结,如果单单空洞地指向抽象的‘历史’‘社会’或‘政治’意义,忽视了个人苦难,增加的只是个人内心的沉重。苦难的意义被抽象化,削弱了现实的具体性,使得苦难仅仅成为目的,而强烈的目的性带来无意义化的压抑”[9]。津子围显然是以“人本”的思想观点探索历史中的“土地”与人的苦难史如何产生交集的,即在生命之艰的维度上,作者更着意历史中受难的“人”如何在多元需求中唤醒基于“土地”的“苦难意识”的精神母题。

“对于苦难,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在俄罗斯,人们崇拜苦难,甚至享受苦难。”[10]而在中国,史诗传统的匮乏与苦难体验的盈余,使得当代小说勇敢地以史诗的体量去记录个人、民族的苦难心灵史。津子围是用悲悯的情怀通过“土地”抚慰这段苦难史诗的,正如小说中第四代人所感受到的那样,“章廷寿认真地在房后抓了一把土,在鼻子上闻了闻,他觉得有腥味儿,再闻还有股苦味儿,到了最后他的确闻到了芬芳”[7]264。津子围以最大的悲悯与善意回敬了土地所表征的民族苦难史,而土地所延传的个人与民族的苦难史诗又何尝不是如此。

“时间”与“记忆”对于理解津子围的小说创作是极为重要的范畴。他曾比拟“写作是抖落时间的羽毛”,而“记忆其实是时间作用的另一种方式,小说与记忆关系密切,是一种特殊的时间表达形式”[11]。故而当林嵒捕捉到其“无论是什么题材都赋予当代的话语方式与时间性”时,津子围直呼“您恰恰提出了新的文学评论视角”。受惠于《预测未来/剑桥年度主题讲座》中所载的“循环时间”与“线性时间”的启迪,津子围不再疑惑地“漂浮在时间的河流里”,相反他逐渐形成了“时间对未来丧失了刻度”,“有的时候,走的是我们而不是时间”[4]等现代意义上的时间观。在《十月的土地》中,他便在“线性时间”的流向中寄寓着深刻的“循环时间”结构,并使之成为了统一的有机体。真正实现沟通这两大时间系统的,正是拥有深邃苦难记忆的“土地”以及“地之子”的主体构建。

“线性时间”是由基督教思想中时间概念发展同“世界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时间观发展而来,在工业化时代下更指代“不可逆”时间,这类时间观也普遍充斥在当代小说的基本叙事结构中。《十月的土地》整体沿着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线性历史时间,逐步完成了这一矢向上家族叙事向抗战叙事的转变,但作者是紧贴着“土地”的历史时间,以大开大合的格局讲述“土地”与“家族”如何在现代性大潮的裹挟下呈现代际间“地之子”的伦理嬗变。小说中第一代人章秉麒与章秉麟身处清末封建小农经济破产时代,在兆仁“记忆”视野中的父亲章秉麒将一生的时间,甚至是生命同“山东老家那可怜巴巴的一小块山坡地”密切联结,并且成为了封建小农意识的化身。而章秉麟的“闯关东”创业历程则颇具传奇色彩,其既以丰厚的“土地”资本构建起封建家族及其伦理体系,又以在“玄微居草屋”中痴心于传统士人文化使他成为了典型的“乡绅”。第二代人章兆龙与章兆仁在“土地”关系上发生歧化,这与20世纪初期资本经济深入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同构。章兆龙以“金钱”为标尺将精力聚焦在资本主义生产式的“生意”上,如百草沟金矿、三岔口油坊等,成为了集地主与民族资本家于一身的“复合”体;兆仁则始终以拓荒者式的“农民”自居,延续着传统物质生产意义上的“地之子”身份。现代性语境冲击中成长起来的第三代人,以章文德、章文智、章文礼等为代表则同“土地”的关系更加分化。在“二份儿”身份标属下成长起来的章文德始终对“土地”保持着熟稔的体感与主动的亲近,在灵肉方面成为了现代乡土社会的“地之子”;在“大份儿”身份语境中成长起来的章文智则对现代性中的“土地”等事物保持着乌托邦式的幻想;而章文礼则充分沿袭了父亲章兆龙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甚至颇为极致地展现了资本主义金钱“异化”后的人性丑恶。第四代人章廷寿、章廷喜则成长于抗战炮火中,面对浇灌了父辈民族大义的“土地”,他们捧着章秉麟流传下来的“谷种”走入“土地”历史的纵深,也显示了线性时间流向下“地之子”的时代坐标与精神延传。

诚然,“土地”自身所承载的民间时间中“周期”“回归”“轮回”等文化记忆,使得津子围小说中的叙事时间最终并未流于单向度的线性历史时间,而是在其发展趋向中嵌入了相对封闭的“循环时间”。“循环时间”给作者颇为困惑的时间观带来了心灵震撼,自然也是津子围小说的深邃之处。这一时间概念是自远古以来中西方基于“自然周期论”“宇宙回归论”“灵魂轮回说”等观念归纳、感知而来,一度被视为“前传统社会”的产物。尼采的“永恒轮回说”、维科的“循环历史观”等学说的兴起,又为这一古老的叙事时间观注入了新的活力。与之相对应,津子围在小说中显然注意到了“地之子”的主体性问题,与其说其沿着线性时间向现代性深处显露出代际演变的进化轮廓,毋宁说其更置身在具体的历史的民间实践现场中,受到循环、重复甚至是轮回的“土地”记忆的影响而逐步形成“实践主体”与“精神主体”认同的时间过程。从章兆仁、章文德父子农事生产中随口捻来的“周期”性的农谚经验,到“土地”所浸润的“爱和恨”的记忆在兆仁、文德父子身上的“回归”性的复现,章氏父子“在地”的实践主体活动,典型地言说了历史烟尘中土地与人“如同自己的身躯和血液一样”[7]71的必然秩序。在此之上,故事开篇章文德在关帝庙嗅到了生死间“土地”所混杂的“腥味儿”,结尾处章廷寿亦感受到了土地“腥味儿”的存在,这种朴素的“土地”体感,实则更隐喻着精神主体层面民间苦难记忆的“绵延交替”与“循环往复”。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小说中章秉麟的灵魂寄生在章文德这一宿主身上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故事情节,贺绍俊高屋建瓴地从“文学/文化”的维度将其统摄起来解读:“它把从章秉麟到章文德的几代人的魂儿连成一条线,暗示着土地的魂魄是由传统文化建构起来的”,而就这一“非现实”手法,他直言这是“因为东北的神秘文化渗透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而“东北神秘文化就是在东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它蕴含着土地魂魄的精气”[12]。可以说,这全面地揭示了津子围对“灵魂寄生”行为与土地甚至是东北神秘文化的魂魄书写。若继续从跨越祖孙的“灵魂寄生”行为所具有的超现实能力来探究的话,它在文本叙事上确实扰乱了某种合规律的、不可逆转的线性历史时间,且嵌入了类似“灵魂轮回说”的“循环时间”职能。但与纯粹的“灵魂轮回”所不同的是,小说中灵魂寄生后的“章文德”更像是章秉麟与章文德的灵魂“复合”体。该灵魂复合体实现了“西斜的阳光”俯照下章秉麟“再活一回”的纠葛心境,让他以无声的“游魂”状态跟随着章文德,彻底经历了一遍“现代性”浪潮冲击下“地之子”的“循环时间”认同与“线性时间”走向。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二者间的关系更像是曹文轩所比拟的“时间获得了两个形象——一辆金泽闪闪的马车,在一直向前,而它的轮子,却又在作相对的圆周运动——一个时间向前,一个时间在循环。这大概是东方人的智慧——东方人发现了时间的隐喻”[13]。关于“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之争,一直是中西方思想史上“两难”的精神命题。无可忽视的是,作为一种思想的影子,这也投射到了新世纪历史小说创作与评论的叙事时间之维。以刘旭为代表,他对贺享雍“农村志”书写中“一到土地面前,他的时间感就消失了”的时间美学颇为推崇,并盛誉其“取消了进化时间的东方循环时间观给中国乡村的一个坚定的信念:为了家族,为了后代,为了一个苦难而庄严的轮回”的“东方化叙事建构的可能”[14]。相形之下,津子围则坦然选择了一条耦合“循环时间”与“线性时间”的道路,并由此实现其“一体两面”的美学效应。

所谓“一体两面”的美学效应,是指津子围以“土地”所内含的“时间”抑或说“记忆”为本体,历史性地还原了东北“地之子”在时间之维的主体性认同,而“两面”则分别指涉“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的主体间性现场。我们仍以章秉麟灵魂寄生在章文德身上这一事件为切入点,其一方面典型地反映了小说是在循环时间的重复与记忆中窥视线性时间的现代演进的。且不提章秉麟是在季节“周期”、生命“回归”、灵魂“轮回”的颇具民间色彩的循环时间格局中重新体验线性时间,单就其由回忆“前世”章秉麟所经历的“莲花泡山清水秀,新垦泥香”的传统“乡绅”式诗意土地至境,到经历“他不知道他是在经历自己的事情,还是在经历孙子的事情”的苦难历程后,体验到“人的魂儿被身体囚禁,而人的身体却被大地囚禁着”[7]366的“地之子”的主体性生存空间,章秉麟显然随着宿主章文德的线性时间体验延伸了自身的现代性体悟。另一方面则形象地映射了小说是在线性时间的演进中感受循环时间的主体性认同与操守的。章秉麟“灵魂寄生”行为是在线性时间演进的链条中完成的,其“寄生”与“失语”的境遇使其只能依附于章文德“地之子”的身份去体验现代社会,但这也让他在追随“重复”土地耕作的章文德身上突破了自己的认知局限性,最终意识到无论如何在现代性冲击下“折腾”,“就像不知不觉流逝的岁月,人是大地的记忆罢了”,即线性时间长河中存在着循环时间所濡染的民间文化记忆及其所促发的“地之子”的主体性认同。

张清华曾真切地谈道:“整体上看,当代作家在时间意识方面呈现了多维度的变化。在许多有着自觉文化意识与艺术追求的作家那里,对一维进化论时间观的颠覆与反思,对中国传统时间意识的重新认同——不管是自觉抑或是出于‘集体无意识’——都是其作品的艺术品质和历史、生活、生命感得以呈现的最内在和最主要的原因。”[15]津子围显然从历史现代转型与个体生命感触等方面分别触发了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的整体性叙事,这既显示了作家对时间与记忆深处“土地”与人的历史如何生成主体性认同的审慎思考,又映射了历史语境中的“人”(“地之子”)与东北文化如何呈现时间之思,并使之成为苦难史诗的文学注脚与审美范本。

“时间”与“记忆”的多元理解,促使津子围走向了东北大地的历史纵深以及“地之子”的伦理世界。对于小说中东北“土地”与“人”的历史书写,同是小说家的米兰·昆德拉曾在《作为对历史的反动的小说史》中谈到:“因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假如说前者不属于人,假如说他像一股陌生的外力那样强加于人的话,那么,小说(绘画、音乐也同样)的历史则诞生于人的自由,诞生于人的彻底个性化的创造,诞生于人的选择”,“一门艺术的历史以其个性特点而成为人对人类历史之非个性的反动”[16]。走出先锋后的津子围在小说《十月的土地》中脱去了海登·怀特、琳达·哈钦等“历史诗学”的解构况味,且不同于米兰·昆德拉在精神深处对于意识形态与媚俗的恐惧与反动,他在文本中直面“人”(地之子)与东北“土地”历史的个性与共性之维的审美主题,甚至将其理性的目光穿透到了“地之子”的伦理与寓言深处。

正如小说封面所坦言:“一部波澜壮阔历史背景下追寻土地的道德的史诗之作”,津子围对于“土地的道德的”历史本相探寻,是以“地之子”的行为遭际与伦理寓言而呈现的。小说中着力呈现了章兆仁等一批东北历史中的底层农民形象,他们承担着祖辈对于“土地”的苦难记忆与生存对于“土地”的苦难体验,“土地”之于他们兼具着苦难体验与生存幸福的“二律背反”式的意义,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实用性的“土地”信仰。正如章兆仁在感受到儿子文德倦怠“下地”的时候所告诫的“小孩怕没娘。可对农民来说,没了地就没了娘”[7]25,兆仁并未意识到情感伦理方面“土地”与“人”的密切联系,而是下意识地在现实生存方面达成了对“土地”的血肉信仰,并且将之教予下一代子女。这也寓意了以章兆仁为典型的底层农民,是以“为生存而信仰”的功利性信仰达成对“地之子”身份认同的。作为“土地的道德的”伦理认同,章兆仁们显然是从道德实用主义的伦理寓言层面统摄“人”与“土地”的,这里的“地之子”便具备了物质意义层面的形而下信仰意味。

就表征内在精神的“信仰”一词,康德在面对向善的“德性”范畴与精神的“幸福”范畴产生固有困境时,将“信仰”一词加诸于二者之间。“此时,只有引入‘至善’的概念,借助信仰的力量,使得行为者将各项规范内化为道德义务,而不关心道德行为与幸福的联系,才能最终解决‘德性’与‘幸福’的悖论,从而实现道德律和人自身的尊严。”[17]如果说章兆仁体现了物质生存困境层面的“地之子”身份伦理,那么章文德的土地意识与精神气质,则逐步体现出了康德心目中所认定的“为信仰而信仰”的伦理范式,并成为了真正的“地之子”。章文德在接受父亲章兆仁“土地即母亲”式的信仰启蒙后,在重复的土地劳动中却逐渐形成了纯粹的土地信仰。比如章文德在全家被排挤到莲花泡老宅后,遇到自寒葱河来的章佳馨,尽管“河西那片高粱是否受病”已与其“生存”毫无关联,但他仍牵挂着这方土地上作物的生长与收成。再如被迫以章家少爷身份来到百草沟金矿督工的章文德,在这样的环境中使他脱离了为生存而耕地的原始欲望,但当他看到土质极佳的“土地”时,仍压抑不住自己耕种的欲念,仅仅是因为“不想辜负春天的好时光”[7]149。正如小说所言“章文德的目的就是种地,只管耕种,没想收获,或者说收获是谁都没有关系”[7]150,也正是这样颇为纯粹的动机,使得章文德植根于“土地”成为了精神意义层面的“地之子”。当章文德随着姜照成、张胡等“匪徒”流亡至山穷水尽的马蹄沟时,“肉票”身份的章文德凭借着他颇为纯粹的“种地”行动,以及对于“土地”之上的农家谚语、歌谣等的运用自如,其逐渐通过“土地”构建起具有“神圣感召力的”精神魅力,而章文德这样纯粹的“地之子”精神特质,其实显露出“道德形而上”的丰富意味。张光芒曾勾勒出“道德形而上主义的三重境界”,指出“只有在实践意义上将道德形而上充分地‘主义化’,才能与人的终极价值与信仰相遇”,并绘制出了道德形而上的最高境界“为主义而主义:文化启蒙的终极”[18]。事实上,章文德就处在第三重境界之上,通过其纯粹的“地之子”道德伦理品质,充分寓言了历史深处“人性”文化以及“土地的道德的”光辉与温度。

然而津子围又不决意于完全导向“不用之用”的道德理想式东北“地之子”形象塑造,他实质上以“土地”与“人”的视点,在小说中重思了如何赓续东北“家族叙事”与“抗战叙事”的文学命题。当日寇大举侵犯东北“土地”时,原先“家族叙事”中汲汲于个人仇恨的张胡、沉溺于个人情意纠葛的袁骧与章佳馨,尤其是“像鹰一样敏捷、凶狠和变化多端”[7]254甚至集薄情寡恩、玩弄权术、嫖娼赌博等特点于一身的家族“大掌柜”章兆龙,都在抗战的转折点到来之后毅然选择了捍卫民族的“土地”、东北的“土地”。此中章兆龙作为封建家族“家长”式的典型人物,随着抗战爆发后其藏匿于苏联的黄金的真正意图被揭露——“实际上,我是留了一个后手”[7]267,他的人物形象也因黄金用来资助袁骧抗日救国的情节而随即反转,这也很符合津子围惯常的“故事”风格。此后章兆龙最终在凛冽冬日眺望河对岸“黄金”的执念中——“黄金”意味着抗战护“土”的资本与希望,洞悉了“自己精明一世,糊涂一时,精心算计了一辈子,到最后还是算不过命运”[7]287,也因对民族抑或东北“土地”的赤子之情,使他彻底解构了封建伦理视域下的荒谬行径,并且获得了“土地”与“人”的真谛及“人性”的反思,形象地寓言了民族资本家、地主在抗战大义下的土地意识与家国情怀。章文德则以“为信仰而信仰”的土地观步入抗战的现实大潮,当各色面孔的抗日力量涌入蛤蟆塘时,他所执念的仍是蛤蟆塘一方土地内纯粹的“地之子”身份的恪守,并且仅在一定的道义与物质层面有意愿支援抗日伟业。唯有日寇的“开拓团”横征蛤蟆塘土地时,章文德形而上的“地之子”想象彻底失去了现实土壤,从而迫使他加入了抗日的洪流中。可以说,抗战的烽火解构了传统中国“地之子”伦理形而上想象的现实基础,自觉或不自觉地迫使“地之子”们重申“土地”与“人”的关系。章文德对民族的“土地”、东北的“土地”的捍卫,是始于对“蛤蟆塘”这一方土地的捍卫的。但无论如何,章文德真实地寓言出了抗战烽火下具有“土地”形而上伦理意识的“地之子”们,如何在捍卫民族的“土地”的形而下伦理世界中,最终悟得“只要山能绿,鸟能飞,人就能活”的土地真谛,即“土地”伦理本质仍在于活生生的“人”。

《十月的土地》还是一部以“人”与“土地”寓言历史烟海中浩瀚的“传统/现代”伦理转型的史诗。津子围对于东北“土地”现代性转型的书写并不局限在线性上升的空间,而是采用“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寓言现代性进程。正合赵一凡等人所言:“何谓文艺现代性?不妨说,它既是自由表达的欲望,也是理性自身的叛逆。”[19]小说中的章文智一门心思沉溺在“农作物改良”、研究“洋座钟”与“放大镜”等物件上,并且在“嫁接法”等农业技术的刻苦“钻研”中,获得了对现代性转型下的“土地”的莫大兴趣。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章文智却又颇具“学洋不化”的乌托邦理想气味。如丁帆所言:“我以为作家‘讲故事’的‘忠诚’应该暗含的是对马克思‘历史的必然’艺术作品真理性的‘忠诚’阐释”[20],津子围显然意识到了章文智正是东北近现代历史中受“启蒙现代性”思潮深远影响的典型,作者并未忽视“启蒙现代性”思潮影响下“悖论”性的历史存在。贺绍俊更是基于章文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艰难打捞“洋座钟”与“放大镜”现代性本质的行为,直指“拆解座钟和放大镜寓意着章文智既有追随现代性的冲动,又改变不了传统对自我人格的形塑”[12]。但遭遇“启蒙现代性”理想挫败的章文智,如同历史长河中被突如其来的“抗战”打乱现代转型阵脚的“土地”一般,章文智顺理成章地转向了“国家现代性”的思潮阵营,并且在捍卫东北的“土地”、民族的“土地”过程中,最终确定了国家现代性视域下的“地之子”应当如何的现实问题。即如他以因革命而牺牲的“章文海”的名义向章文德发声:“我们要从这盘剥人、捆绑人的土地上解放出来,还回做人的尊严,真正为人民争取当家做主的权利。”[7]368章文智在转向“国家现代性”的过程中,眺望到了未来东北乃至于全国“土地”与“人”的关系应当如何的光辉远景。这种新型的人民的“地之子”伦理想象,也在“启蒙”章文德所代表的传统东北“地之子”的对话空间中,逐渐明确了一个共识:“天马上就亮了！”基于此,《十月的土地》既成为了东北“土地”与“人”的伦理宣言,又镌刻出了东北“地之子”与民族现代转型不朽的伦理寓言。

津子围以十年磨一剑的深厚积淀,推出了《十月的土地》这部集中勾勒东北“地之子”精神形象的苦难史诗与伦理寓言之作。作者将“故事”的目光聚焦在历史烟尘中的东北“土地”与“人”的血肉联系当中,但他并未刻意去描写“在地”的东北风物、语言甚至是思维特色,而是沉潜到了“土地的道德的”历史纵深,以“人”(地之子)的视野贴近传统与现代、外来侵略与民族抗争等历史语境中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土地”伦理形而上与形而下、家族“土地”伦理与国家“土地”伦理等驳杂命题的切肤感受与大义抉择。在2007年“津子围作品研讨会”上,贺绍俊曾深切地提到:“通过对津子围创作发展轨迹的归纳,我也找到了他为什么没有获取更大影响的答案。就是说在他的创作中,他试图融合通俗小说和艺术小说,试图融合故事性和精神性,他还在这两极之间徘徊,进行撮合,所以他的特征还不是特别鲜明”[21]。而随着《十月的土地》的问世,这一问题便得到了显而易见的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津子围作为一位非职业作家,正如张玉珠在“津子围作品研讨会”上特意诵读的那段文字所描绘的那样,“津子围只是守望在他的小角落里,用一个公职人员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如同卡夫卡、卡瓦的斯,或者佩索阿那那样,让写作成为黄昏降临以后融入暮色中的期盼、等待和慰藉,让时光、岁月、人情世故和命运的声音在寂静的头脑里穿行”[22]。这一腔文学热情再一次促使他将文学想象的思维投射到东北“土地”与“人”的历史故事当中,这既生动展现了属于东北“地之子”的人性光辉,也充分显示了津子围由“文学高原”向“文学高峰”攀援的可贵足迹,而《十月的土地》也自然成为了当下东北历史叙事不可多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