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解读——基于对“混合道义论”的批判

何加贝，韩步江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1]，这一科学判断无疑有力回击了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质疑声音，清晰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道义制高点”的内涵和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上，西方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塔克—伍德”命题提出之后，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更加严谨深入的学术境地。在“马克思与正义”问题讨论上，出现了以科亨、布伦克特和佩弗为代表的“混合道义论”。它力图以一种肯定而独特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丰富性、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本质内容”全面地呈现出来，以回应“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的流行观点，试图把握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真谛，但仅靠实证分析层面上的“混合道义论”来理解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往往造成理论理解的历史性和系统性缺失，因此，必须保持对“混合道义论”辩证批判的态度，才能探索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制高点”。

事实上，在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恐怕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立场和方法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马克思主义道德论”和“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两种基本观点展开，同时伴随着对正义、平等、自由等基本伦理思想的价值评价。以伍德等人为代表的“非道德论者”，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某些文本出发，认为在这些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存在着否定和排斥道德的现象，歪曲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例如，伍德在《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中指出，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任何有关正义的理论或主张，正义是一种建立在当前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规范性概念，因此对正义的判断，应该以是否合乎当前社会的生产方式为标准[2]，由此，他指出，既然资本剥削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所以这一行为并非“不正义”。此类学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是科学分析，而不包含道德价值。而以尼尔森等人为代表的“道德论者”则认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没有对伦理道德进行系统论述，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蕴含着深切的伦理关怀和道德批判，例如，塞耶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关社会的理论，而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是观念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因此必然会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能动的反作用[3]。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剥削压迫剩余价值本质的批判，试图唤醒人们对资本主义道德的否定和抛弃，从而推动人们进行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建立新社会，形成一种新的道德伦理体系。

虽然在具体观点上西方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存在着分歧，但是在研究范式上西方学界则往往能够形成某些基本共识，如不能再用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范式来讨论“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必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以往伦理思想在本质上的区别和不同，采取更加贴合马克思主义“真理制高点”的研究范式把握其伦理思想，或许“混合道义论”是在这样的潜在学术动机之下产生的。“混合道义论”是在力图变革传统伦理思想研究范式基础上对严格道义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的产物。不同于康德的严格道义论所认为的“只有符合普遍的道德律令与严格的道德准则的行为才具有道德性、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观点[4]，为了消解严格道义论作为一种内束性的伦理思想只考虑预设的、纯粹的，脱离实际的道德规定的缺陷，“混合道义论”将现实外在性的功利主义的功利原则纳入其考察范围，当严格道义论强调自由即意志自律时，“混合道义论”则主张自由是自我决定的机会，一种外向建构出来的主体非约束可能，超越康德意义上具有严格道德规则限定的“道德的善”，主张和宣扬一种“非道德的善”。

其中，科亨、布伦克特、佩弗是“混合道义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混合道义论者”不主张内在“道德律”的善，他们似乎更愿意将“善”引向外在，一方面强调利益分配正义，另一方面强调自由、自我实现、人类共同体等非道德的善的实现和平等分配[5]。佩弗曾对“混合道义”这样定义：“把非道德的善作为相关的考虑的一种，但并不把非道德的善的最大化看作是行为正当性的唯一标准”[6]。布伦克特则认为，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简化为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抛弃了人类共同体，忽视了对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利益的整体把握，把效果看作是评判道德的唯一标准，没有深切地关注到更深层次的“非道德的善”，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则是在特定的语境下考虑各种行为的后果，以自由、自我实现、人类共同体等为基本和首要道德价值。也就是说，“功利或者说效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的确是马克思主义诉诸行为判断的一方面，但是马克思主义对自由、平等、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善”的追求绝非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功利[7]，而是出于实现人的尊严和人的本质的目的，是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关切人外在(不是内在“道德律”)“非道德的善”得以实现。这一点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示资本剥削剩余价值实质，抨击资产阶级私有制奴役劳动人民，期望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具有内在相容性。

因此，作为一种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范式，“混合道义论”需要引起学术研究的普遍重视，必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制高点”，实现对“混合道义论”的批判与真正的超越，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制高点”。解构“混合道义论”的内在论证逻辑，实现对它的批判与超越，不仅需要基于语境主义、非功利主义立场阐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蕴含的道义性，而且还需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分析正义、平等、自我实现等“非道德的善”的社会历史形成逻辑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的价值意义。此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能够批判资本主义道德的自由、平等、正义的虚伪性，呼唤和构建出更为真实有效的新道德观念，在肯定资本主义道德对利益追求正当性中，超越功利主义局限于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的道德观念，在实践中探索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的新道德，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道德和利益的统一，从而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制高点”。

语境主义立场是“混合道义论”者深入马克思正义理论研究，以感性直观实证把握其内在张力而建立确立的一种研究立场，它是阐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的道义概念的合理立场之一。语境主义立场最初由尼尔森提出，主要是用来理解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道德伦理问题上的矛盾性论述，阐发其中存在的道义合理性，强调对“非道德的善”的理解和把握必须立足于其概念的特定语境，在具体语境中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相关道德价值概念。尼尔森主张，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将物质基础和现实生活作为道德形成和变化的存在语境，并通过语境的客观合理性及其对道德的决定作用来论证道德既有依附性、相对性又有客观合理性[8]。而从语境主义立场上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道义概念则主要体现在历史语境层面和实践语境层面上。

一方面，从历史语境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现实的企图[9]471，反对超越历史语境理解和把握道德，以自由、自我决定、人类共同体等为基本和首要道德价值，其言说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语境，更不能将其看成非历史性的永恒存在。也就是说，道德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必然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改变，这是道德的依附性和相对性。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道德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但这并不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和排斥道德的，事实上，他们反对的是永恒的伦理道德，具体地说，就是反对把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关系看成是一种永恒的合理的关系。只要结合具体历史语境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多元道德价值概念，就可以发现其正义、自由、平等、公正等概念都存在着虚伪性，但却现实地建构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混合道义”。在资产阶级伦理学家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条件之下，资本剥削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阶级之间的不公正、不平等被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与一些特殊因素如资源、科技等作用所造成的，是资本主义伦理道德关系歪曲的虚假的表现，不能否认其本质的合理性。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伦理道德关系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既然生产关系的不公正、不平等是真实客观存在的，那么伦理关系上的不公正、不平等也应该是真实客观存在的，并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也将随之变化，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社会矛盾必然会进一步激化，导致道德崩坏、正义丧失不可避免。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基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关系做出客观分析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的道义概念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言说的，“非道德的善”存在于具体历史语境之中，只要深入地挖掘一下就可以发现，不同的历史语境建构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的道义概念。

或许正是基于历史语境的不同，马克思最终认识到，道德将随着历史语境的发展而被消灭。他指出，共产主义的任务是要“废除……道德，而不单单是把它们革新”[10]。也就是说，历史语境不仅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的道义概念，“非道德的善”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历史语境中以多元道德价值概念的形式存在和发生作用，而且随着历史语境的发展，还会创造出更为公正合理的伦理道德关系的客观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如果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客观分析上，将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完全性。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主义伦理道德关系的相对性和依附性的同时，不仅高度肯定了历史语境的基础地位，而且基于历史语境的发展还发现了实现更为公正合理的伦理道德关系的客观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生产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会不断加深扩大，社会矛盾会不断激化，造成人们要求变革现存不正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强烈愿望，“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而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我们将获得一个更好的社会，它甚至比最好的资本主义社会都要具有更加全面、更加广泛的正义性”[11]285，从而最终建立起一种平等、公正、合理的社会伦理道德关系。这就充分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道德立场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具体的道德立场之外，在产生这些道德立场的历史语境之外，不存在一种独立的、可用来衡量他们的绝对标准[8]。

另一方面，从实践语境来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践的具体语境，它揭示了资本主义道德实践关系，并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地实现超越，最终达到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实现自我全面发展。也就是说，追求“非道德的善”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实践的语境，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的道义概念都是在社会实践语境中存在和发展的，离开社会实践的具体语境，“混合道义”只能成为一种空洞无聊的抽象物，建构不出真实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必然是社会物质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与人们的社会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把道德当作脱离人的物质活动、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纯粹意识来看待，是一种唯心主义道德[12]。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为了获取利益和物质生活资料而相应地在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中形成各种各样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从而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呈现出为资产阶级所普遍认可的平等、正义、自由，这是道德的阶级性。尽管这些伦理道德观念是片面的，带有剥削性质的，但是相对于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而言，却是社会生产实践发展的成果，带有进步性和积极性。

此外，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中隐含的“剥削、占有、奴役”劳动人民、限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面，马克思给予了强烈批判，可以看出，它不仅不符合以自由、自我实现、人类共同体等基本道德价值，而且基于实践语境也可以看出其必将被重塑，以实现“非道德的善”。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关系批判之时，并没有忽略社会实践语境能够变革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关系。马克思指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表现为流通和价格，这只是表面现象，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则是完全不同的，实质上并没有个人之间原本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13]，资本主义伦理道德关系是在资本操纵下强制形成的，是“劳动异化”的结果，而不是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人与人之间在整个过程中并非真实的平等和自由。为此，马克思认为，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构建社会经济、政治伦理新秩序。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社会性的人，而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必须要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才可以逐步实现。在实践语境中，社会和个人得以充分发展，阶级利益对立消除，新的实践伦理道德关系才得以确立并发展，真正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平等、正义、自由。

基于特定具体的语境分析和研究道德价值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现实性和实践性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实现了对传统伦理思想中正义、自由、平等、公正等伦理道德概念的彻底性革命，从“道德的善”走向“非道德的善”，才能真正地对具体社会形态中的“道义概念”形成客观公正的认识，把握其批判性功能和重塑革命性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则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制高点”把握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的道义概念所依据的首要和基本的道德价值，同时，还需要注意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具体语境，从具体的语境出发对传统伦理道德概念进行批判、改造、重塑、消化、吸收，才使得自由、自我实现、人类共同体等“非道德的善”成为了其所依据的道德价值。

在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功利主义之间关系”的话题，一直以来争议不断，“混合道义论”也没有置身事外、毫无干系。功利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传统伦理学思想，其核心观点在于坚持和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也就是说，判断一种行为或者制度是否正当，应当以这种行为或者制度所达到的最终效果和目的，是否更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标准[14]。或许正是有鉴于此，一部分学者如艾伦、布坎南等人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归为功利主义，例如，艾伦曾断言,马克思是功利主义者，他之所以拥护共产主义，是因为他认为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和偏好[15]。而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指出，任何人如果不为自己的某种需要而做事，如果不为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那么他将什么也无法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功利主义确实都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以利益作为考察道德及其行为的视角，经济事实或者说利益原则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之中[16]，在其内在逻辑中包含着某种功利性的利益诉求和反思。

但是还应该看到，在本质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又超越了功利主义维护私人利益特别是资产阶级利益，不固守于资产阶级道德现状的保守性，具有非功利性，表现出了其在当时社会的道德现实中合理构建未来社会的某些道德原则的超越性和发展性，在一定程度强调利益分配正义的功利性和道德思想的发展性的融合。从非功利主义立场上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道义概念体现在：一方面，它超越了功利主义对“利益”狭隘的理解和把握；
另一方面，它发展了功利主义对“利益”正当性的理解。毛泽东就曾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17]之所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是因为资产阶级代表的是少数人的、狭隘集团的私人利益，而不是像“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那样，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因此，基于此立场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存在着超越传统伦理思想的“道义概念”，能够展现出其不可取代的独特影响力和说服力。

其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超越了功利主义对“利益”狭隘的理解。尽管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功利主义都肯定个人追求利益的合理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人类最初最基本的活动就是为了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发展出其他更高级的需要[18]。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强调的“自身需要”也就是个人利益,是带有自然权利普遍意义上的概念，是历史的出发点，在现实社会中必须要真实地区分和对待，实际上，这里的“个人”指的是“每一个现实的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利益”指的是“正当的利益”；
而功利主义的“个人利益”更多是指“私人利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物质生产利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受社会分工扩大、社会资源有限、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加上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根本矛盾，使得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不得不与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这其中不可避免出现利益分配的问题。面对利益对立冲突，功利主义认为，只要通过每个人不断地追逐私人利益，不断扩大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就能够实现共同利益，从而解决利益分配问题，而道德就是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建立的用来协调彼此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意识。对此马克思指出，功利主义至少有一个优点，它表明了社会的一切关系与经济基础间的联系[9]484。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功利主义不同，它并没有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机械化地理解为单个相加的关系，并且也没有将二者理解为资本家个人利益与资产阶级全体的共同利益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既然正确理解和把握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基础，那就要使个人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确保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真实地存在和发展，不能仅仅将当前表面上实现了和正在运行的个人利益简单地看成真实存在，现实的个人利益不等于真实的个人利益，以追求真实存在并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个人利益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道德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够真正发展自己的天性，“对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19]，不应该以个人力量为标准，而应该以整个社会力量为标准。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认为，个人利益应当以社会利益为标准，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准绳，个人利益要受到社会利益的制约和规定，并且个人利益的实现为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可能。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对“利益”的解读上，不仅承认和肯定个人对正当利益的追求，而且超越了功利主义局限于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的道德观念，探索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新道德。

其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了功利主义对“利益”正当性的理解。在功利主义看来，行为是否正当，应该以这种行为能否实现特定的目标为标准，而不应该以这种行为本身的性质为标准，这里所说的目标则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对“行为正当”的道德判断，的确含有某种“功利性”。例如，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认为，“自由贸易”能够促进世界市场的开放，能够打破狭隘主义的界限，并且从长远眼光来看，“自由贸易”能够加快工人阶级成长和团结的速度。“自由贸易引发了过去民族的瓦解，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达到了顶峰，因而这种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赞成自由贸易。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自由贸易”这一行为的道德判断，是根据其带来的利益是否有利于各方利益，正是因为“自由贸易”不仅符合资产阶级利益，而且随着贸易自由化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加深，无产阶级力量会不断发展壮大，为社会革命准备了物质基础。所以，尽管“自由贸易”在给资产阶级带来更多利润的同时，加剧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奴役，但是从长期来看，也为无产阶级实现完全的社会变革、解放无产阶级自身和全人类准备了条件，是符合更多人利益的，因而具有某些“功利性”。

然而，正如布伦克特所说，马克思对某一行为后果的判断，并不能说明他就是功利主义者，因为道义论也是考虑行为后果的，区别在于后者并不将“行为后果”作为判断利益正当性的唯一尺度[20]425。从某种程度上说，功利主义把“正当”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必然有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和历史根源，因而在理解“正当”的内涵时，必须要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时代条件出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和统治，制定出相应的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正当原则”，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只有暂时地遵循和服从这一虚伪的“正当原则”，以维持自身的生存需要。但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功利主义不一样，它没有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雇佣劳动、私有财产看作是永恒的、不可超越的，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将加深并更为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必然会为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到那时，“利益正当”将会发展为“以自己的内在需要尺度为根据来行动，才具有正当性”[20]423，这种行动不再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被迫的强制性的活动，而是每个人为了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自由、自觉、能动的活动，以往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阶级利益不平等、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对立将不复存在。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批判资产阶级利益“正当性”中发现了未来社会的新利益观念创建的可能，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对功利主义利益“正当性”理解的发展。

由上可知，基于语境主义立场和非功利主义立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复杂性和现实性，也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传统伦理思想的区别和不同，但由于境界层次、理论背景、视野旨趣、实证分析等研究特色的影响，“混合道义论”并不能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展现马克思主义“道义制高点”。因此，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就需要批判并超越“混合道义论”，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制高点”，以此理解和把握其地位和逻辑，感受其真正的魅力。

从“道义制高点”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可以发现，其本质上离不开“真理制高点”，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的道义概念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看就体现在其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道德观，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在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中把握道德的存在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一生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出现重大突破，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看到了“社会存在”包括社会制度、阶级关系、生产实践以及社会发展规律对人的道德行为和伦理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关注个人道德，并且开始关注重视人类社会的道德趋向和构建，从而在其伦理思想中体现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历史性的角度展现了其伦理思想的道义概念。同时，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得正义、公平、公正等伦理打上了具体历史时代的烙印，任何超越当前历史条件的公平、正义、公正都是不可能实现的[21]，但可以进行科学的预测和合理的想象，展现其批判革命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剥削”是“公正”的，“利益权利”是“平等”的，这是资产阶级所承认和规定的道德，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作用下逐步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面临的是资产阶级在法律和名义上的平等正义，但由于资本权力的绝对压制，实际生活事实上极端不平等不正义，因而无产阶级要改变历史现状，获得利益分配平等和社会正义权利，不仅要推翻单个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而且要彻底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现实中找寻改变自身生存条件的途径，建立无产阶级道德，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之所以会在学界引起热议，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本人在对资本主义批判时，“似乎”对待道德的态度是模棱两可、隐晦不明的，但这只不过是对其文本断章取义的解读造成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对道德本身和资本主义道德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一方面，马克思肯定道德作为用来摧毁工人反抗资本家压迫、掩盖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实质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应该被抛弃；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著作文本中又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的道德批判[22]54。一些“非道德论者”也因此将马克思视为是反对和批判道德的，道德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现在看来，恐怕就在于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制高点”，采取了对马克思文本断章取义式的阅读方法，并没有能够真正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发挥的现实意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道德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因而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道德也会随之变化。由于道德的阶级性，其常常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为其政治霸权和统治地位作合理辩护，而处于被统治阶级的人们由于受到这种道德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则会遭受极大的约束。但这并不能武断地认为马克思就是反对道德的，因为马克思所谈论的是处于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道德伦理，是剥削社会中的观念上层建筑，那些观念里必定涵盖剥削的事实，并使原本不正义的事情呈现出正当合理的表象，因此，这些观念上层建筑通过把剥削社会歪曲为正义的形式而有助于维护其统治阶级的利益[22]57。马克思反对和排斥的是资本主义道德的虚伪性，是虚伪的资本主义道德意识作用下给无产阶级带来的现实的“不道德、不公平”，呼唤未来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建立。从这一点看来，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既包含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阶级社会的道德意识形态批判，同时也渗透着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新道德的展望，体现出其伦理思想中的道义主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其“道义的制高点”。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现在看来，还必须要从道德社会学和现代经济生活条件来进行全面深入探究，发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进一步挖掘其所富有的道义概念，展现其“道义制高点”。对于这一问题，尼尔森认为，道德具有为社会各阶级利益服务的客观社会功能，“但同时存在一些在本质上并非意识形态的且不依赖于阶级社会的道德判断”，可见，“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的现实状况和经验的描述并不会导致道德无处安置的情况发生”[23]71。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就是建立在道德社会学的基础之上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的“正义、平等、自由”等概念的理解和阐发应当置于当代社会之中，具体而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客观评价当代社会道德的本质、价值和社会功能[24]。此外，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中所蕴含的经济道德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尼尔森认为，“凭借更加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我们能更全面充分地满足人类的欲望与需求，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能更好地逐步适应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同样政治上层建筑和道德也会进一步发展并更好地适应发达的社会生产关系。”[23]74流通领域的道德也是马克思从现代经济关系中推导出的现代道德观念，是价值规律作用下的现实结果[11]85-86，因而无产阶级可以从这些道德观念中汲取合理正当的因素，抛弃其中不合理的、虚伪腐朽的成分，在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重构人类道德生活与经济生活的精神联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制高点”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要体现和落实在现实性和超越性中的概念。与传统伦理思想不同，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制高点”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真理制高点”上追求和实现普遍逻辑，不是单纯停留在局部层面上的叙事逻辑，而是强调在历史全局和现实整体中把握道德的概念，在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中具体地思考和建构道德问题的真正答案，强调掌握道德的完整意义和真正逻辑，不要仅仅停留在实证分析的层面上看道德，应该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在真实历史中展开道德“虚伪性”的批判、展现道德革命性重建，使其真正地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解放，实现“道义制高点”。

以语境主义、非功利主义等立场分析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可以发现，它不同于传统伦理思想致力于对各种道德现象、道德活动的解释和理解，它是在批判中建构，在现实中发展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道德中的自由、平等、正义的虚伪性当中试图构建出更为真实有效的道德观念，实现自我决定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承认在资本主义道德现实中对个人利益正当性的追求，同时也要求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统一，反对将“功利”的增进作为道德评价的唯一衡量指标，把自由、自我实现、人类共同体等非道德的善的基本价值作为道德评价的动机，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道德和利益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存在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生产力状况、自然条件等都会对伦理道德观念产生影响，因而，不能够脱离具体社会现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现实来空洞地谈论资本主义道德，幻想社会主义道德。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之下，所达到的经济实力、阶级利益关系以及不同道德的历史继承性具有差异性，因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将物质生产利益的实现作为道德评价的一部分，从这一点上看，任何阶级社会的伦理思想都是一种功利论；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则认为通过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伦理道德思想也随之不断变化发展，从而使正义、自由、平等等道德观念更具广泛性和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蕴含着道义概念，就非功利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确实超越了功利主义囿于阶级利益、私人利益的保守性理解，发展了功利主义对资产阶级利益“正当性”的片面性理解，实现了在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伦理批判中展望和塑造未来社会新的道德原则，烘托和重塑出了其“道义制高点”的现实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