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所见法理命题论析——基于《西游记》的分析*

蒋海松，程子豪

(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在近年来的法学研究中，“法理”作为中心主题日益凸显。法理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统摄性，法理之学应是“对古今中外一切类型的法律制度及其各个发展阶段情况的综合研究，它的结论应能解释法的一切现象”。[1]5-40聚焦法理有助于法学研究的深层拓展和理论提升，升华其逻辑深度，提升其智识品格。法之理在法内，也在法外。法理命题的表现形态极为丰富多样。有学者指出，“历史上形成的许多法律谚语、格言、警句、经典论述，都是法理的载体与存在形态。”[1]5-40与此相关，法理也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中，古典文学的法理解读也是法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的典型个案。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神魔小说，是家喻户晓、人所共知的四大名著之一。除了文艺性，《西游记》也颇具社会洞察。如有学者指出“《西游记》就像一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学的大百科全书”[2]311。

从法律政治角度而言，西游记更堪称古代法律宝典，富含法理思想。书中悟空、八戒等神话人物动辄援引律条，签订合同文书，三界的一切犯罪行为常常按法律来定罪处刑，“杂犯死罪”“真犯斩罪”之类的法律词汇俯拾即是。书中“法度”“如律令”“天条”“律条”“家法”“知理明律”“王法条律”“天理”等具有法理意蕴的词汇随处可见，更有对于法律之地位、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权利、法律与道德、法律与人性、法律与理欲、法律与自由、法律与人情、法律与宗教、法律与社会管理、法律与民约等典型法理命题的思考。

(一)天条与律法的威严

在《西游记》中，神仙妖怪动辄引用律条，三界的一切犯罪行为常常按律法来定罪处刑，这恰好体现现实中法律具有其合理权威。在《西游记》中，法律具有多重表现，主要有天国的天条、人间国度的世俗法、宗教的戒律、民间的习惯法等。在神话世界中，三界以玉帝为最高统治者，玉帝的律令天条是最重要的管理规范。《西游记》最重要的三个人物，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调戏嫦娥、沙僧打碎琉璃盏，均因触犯天条而被重罚。沙僧被处罚时，所有天神都吓得“惊心胆寒”。“失手打破玉玻璃，天神个个魂飞丧。”[3]311可见天条处罚之严。龙王负责司雨，但若无玉帝旨意，私自司雨则是逆天大罪。第九回中，回目便是“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3]132。以“私曲”与“天条”相对，表达了必须不折不扣遵守法度的法理观念。泾河龙王就为了打赌获胜，私改了下雨的时辰点数，结果触犯了天条被斩。后来，孙悟空常有请龙王来帮助降雨的情节，但龙王一般都不敢答应，都需要请悟空先上天启奏玉帝同意后再行施雨。

(二)“急急如律令”与法律的神圣权威

法律在《西游记》中具有崇高权威，尤其是在“急急如律令”这一具有浓厚法理意蕴的词条中，法律具有神圣光环。[4]54-55银角大王的宝葫芦装人之后会贴封条“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这是古代道教念咒的结束语。在道教符箓用语中还有“元始天尊急急如律令”“九天玄女急急如律令”“急急如玉皇上帝律令”等，也有的咒语则简称“急急如律令”。这其实本是一个法律专业词汇，“急急如律令”的意思就是情势紧急，应如同依照国家法令一般火速办理，遵照执行。“律令”是秦汉时期对于朝廷制定的正式法律的统称。商鞅变法“改法为律”，以“律”称呼国家颁布的正式的成文法典，后历代朝廷正式法典都以“律”为名。[4]54-55秦汉之际，“令” 即单行法规。“律令”连称表示为最高效力的法律。王国维《观堂集林》考证，秦汉行政文书通常以“如律令”三字作为结尾。“如律令”还有多种形式，在秦简中多用“以律令从事”“它如律令”，汉简中有“受报如律令”“书到如律令”“如诏书”“如府书律令”等。[5]13-18道教兴起于汉代，民间道士、巫师、方士做法时则借用了国家正式的法律用语，希望其仙术能如国家法令一样迅速落实、威严有效。白居易的诗歌《祭龙文》也有描述：“礼无不报，神其听之！急急如律令。”这一用语的变迁史大致是: “先秦至汉初，如律令却有具体法令可按，大致在汉武帝时代，始逐渐成为公文催促命令习语。魏晋以降，则已演变为道家符箓术语。”[6]174-175法律权威居然成了宗教人士的崇拜对象并进而进入神话小说，具有不可撼动的神圣性。再如，银角大王用移山倒海之术压制孙悟空，悟空念动咒语咒把山移开。书中描述：“喝声：‘起去！’就如官府发放一般。”[3]453山神移山倒海的样本居然是官府执法，也体现了法度神圣的特点。法律的神圣权威甚至在妖怪那里也有鲜明体现。狮驼国的小钻风曾深感自豪地称：“我那大王家法甚严”[3]954，妖王是按家法来管理妖群的。这些都是古代法律具有其高度权威的重要例证，这几乎颠覆了古代法治荡然无存的传统看法。书中还有太白金星调解孙悟空状告李天王一案，也是明代注重基层调解的文学反映。当下用法律推动乡村振兴，也需借鉴传统文化。[7]49-54

(三)法律是国家兴衰成败的标志

法律也是国家兴衰成败的标志。西行所遇国王大都是专制集权、人治乱法，唯一具有正面形象的国王是玉华王，他是难得的爱护民生、重视法律的贤王。“此王甚贤。”[3]1111面对钉耙失窃的奇案，猪八戒开始一口咬定是打造钉耙的铁匠欺心偷窃，但玉华王对自己的法度和臣民的守法意识很有信心，认为绝非如此。他说：“孤也颇有个贤名在外，这城中军民匠作人等，也颇惧孤之法度。”[3]1120后来的故事证明玉华王的判断是准确的。孙悟空对玉华王也非常敬重。严明的法度也是玉华国昌盛、广受敬重的原因所在。

法家先驱有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这一名言来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西游记》中的故事也昭示了这一法理。法律衰败腐化，则国家混乱衰弱。法律得到推崇，则国家兴旺发达。法治昌明，正义彰显，则必国强民安。法律权威是实施法治的基本要素。法律应在各种社会调整机制中居于主导地位，社会主体的一切行为都要以法律为最高权威，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一法理命题在《西游记》中有鲜明体现，法理具有神圣权威的神话叙事也值得今天建构法治社会时借鉴。

权利是法理学的基础性范畴。权利的发展有其历史过程。中国古代虽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利，但不等于就从无这一类的权利观念。事实上，包括《西游记》在内的许多古代文本也体现了一定的权利意识。

(一)用法律维护权利

孙悟空与猪八戒初相见时，八戒在高老庄为妖，孙悟空打到云栈洞去捉拿猪八戒。面对悟空用金箍棒砸门，猪八戒义正词严地跑出来呵斥说：“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死罪哩！”[3]273而孙悟空也援用法条，回骂猪八戒，认为他强占人家女子，该问个真犯斩罪。这几句台词蕴含了很丰富的法律文化信息。从律条上看，“真犯杂犯”是《西游记》成书时明代律典上的真实罪名。猪八戒有用法律来维权的意识和素养。面对孙悟空打门，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打架斗殴，不是斗法术，而是援用法条。且八戒所说有重要的法理支撑，这就是住宅权不受侵犯的观念。《大明律》卷十八《刑律·贼盗》有一条，“凡夜无故入人家,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八戒是根据这条律意进行类比推论。

依今日法理，古代“夜无故入人家，格杀勿论”的规定涉及私人财产权、人身权、隐私权、防卫权的保障。尤其是涉及住宅安全权。我国宪法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我们常津津乐道于西方法律谚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每个人的家是自己的城堡”等等，以表征住房权保障。但从《西游记》这一故事可见，我国历史上对住宅权的保护规定也深入人心。这一观念古已有之。具体进入法律规定，最早见之汉朝的《汉律》。《周礼》有云：“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周礼·秋官·朝士》)汉代郑玄在注释时指出：“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西汉《义疏原案》谓：“军中乡邑有盗贼来劫，窃其财物及家人者，当时杀之无罪也。”《唐律疏议·贼盗》中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宋刑统》、明律、清律都有类似规定，其中对住宅权的保护性规定一以贯之。古代文献中专门有一本《宅经》，其中也有丰富的住宅不可侵犯的思想，如“宅者，人之本。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宅经》)从古至今，民间还有这样的俗语“深夜入宅，非奸即盗”，都是这一保护观念的体现。《西游记》的故事正是这一观念的文学体现。[8]148-156

同在《西游记》中，面对悟空打进洞来，蝎子精的反应更有趣。她直接骂道：“泼猴惫懒！怎么敢私入吾家，偷窥我容貌！”作为一个爱美的女妖，在她看来，“偷窥容貌”成了跟“私入吾家”一样的极大罪行，倒也看出蝎子精对隐私和尊严的高度重视，这个故事隐约可见隐私权的观念。

从法律观念而言，猪八戒所谓的自私自利的态度，其实蕴含了最重要的一种法律精神，这就是权利意识，猪八戒可以说是“为权利而斗争”的一个样本。用法学家德沃金的术语这可称之为“认真对待权利”。现代社会是一个权利社会，权利是现代法律制度的拱顶石。很大意义上，猪八戒的形象恰好具有人性解放、权利兴起的正面意义。当然，尊重权利，但要反对滥用权利。《西游记》“如意金仙霸占落胎泉水”的故事则批判了贪天之功为己有、公然强占权利而盈利的行径，也体现了对权利的边界这一法理命题的思考。

(二)权利兴起的人性基础

在法理学史上，立于“人之生存欲求的正当化”这一基础之上的“权利”话语在近代以来广为流行，这也意味着世界观和人性论的深刻的哲学变革。[9]5霍布斯最早系统谈到了这一根本性变革，他有言：“旧道德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极的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10]72人的现实感性欲求成了人们界定“人性”的关键，七情六欲因此而得以正当化。在中国的文学著作中，《西游记》正是这种思想转型的典型文学文本之一。

权利是中国古代最稀缺的精神元素之一，传统中国并不具备孕育权利观念的诸多历史条件，权利话语及其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很难萌生。史华兹指出，在儒家的概念系统中，“‘坚持自己的权利’，那就完全违反了礼的精神。”[11]31-32一家之中，一族之内，很少有人公开表达自己的权利，多数人都会选择沙和尚那样凡事沉默。而八戒喊出的权利之音正是带有明代思想解放、个体意识觉醒的痕迹。

《礼记·礼运》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在《西游记》中，猪八戒正是人最重要的这两种欲望的承载者，堪称食色欲望的化身，是自然人性的化身。在《西游记》中，师徒推八戒去相亲，他却道：“胡说，胡说！大家都有此心，独拿老猪出丑。”[3]327这无意中体现了人性的普遍性，欲望的普遍性。八戒相亲后被观音惩罚，并留下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圣僧有德还无俗，八戒无禅更有凡。”[3]332其中将唐僧作为道德人格与八戒作为自然人性进行了典型对比，猪八戒形象一反崇高的伦理叙事，张扬贪欲不泯的自然人性，体现了真实的世俗人生，是弘扬人欲的凯歌。这是中国文学由雅到俗、由贵族文学向市民文学转折的成果之一。[12]110-112相对于宋明理学的压制，在明代中后期思想开始转型，人欲即天理的主张开始兴起。如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藏书 德业儒臣后论》)。没有这一过渡，便没有权利思想的兴起。“食色性也”是任何人都具有的人之本性。八戒的欲望从压制走向释放，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制度设计奠基于一定的人性假设之上。近代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代表作《利维坦》第一部分即为《论人类》，霍布斯正是从自然人性的进路构建了其政治哲学。《西游记》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人物设定个性鲜活，富有人性思考，也体现了制度设计与人性设定的重要关联。

(一)“坏人理论”在制度设计上的好效用

猪八戒的权利意识、法律观念与他的人性预设有关。

猪八戒看待世界、看待他人常带着防范之心，如他遇到红孩儿时的反应。红孩儿放三昧真火前要捶自己鼻子，但是猪八戒的反应非常有趣。他说“这厮放赖不羞，你好道捶破鼻子，淌出些血来，搽红了脸，往那里告我们去耶？”[3]548他说红孩儿是自己自残，制造伪证。八戒所说有一定律条根据，即《大明律·名例·常赦所不原》有“诈伪”规定，但有所发挥。

有学者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视角，即认为猪八戒这种处处防范的心态关联于法律上的“坏人理论”[13]152。

法律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姆斯在《法律之道》的演讲当中专门提出“坏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他对法律预测功能最好的实现有了新的认识。当然，这个“坏人”其实并非是道德意义上的“小人”，更多是趋利避害的经济人、理性人之意。在法律上，“坏人理论”反而展现了好的效用，在《西游记》中也有形象的反映。

首先，这可防范伤害，进行风险预警，保护权利。在霍姆斯的设定中，“坏人”对于法律只关心法律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物质后果，希冀避免冲突。猪八戒遇到红孩儿时的盘算，亮出律条来保护自己，只是自己趋利避害的一种反应。猪八戒比较喜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哪怕是师兄孙悟空分配他什么差事，他往往也要签订个协议才肯行事。法务人员习惯提前进行风险预警，才能把伤害减至最低，这也是法律职业作为防火墙的基本功能。

从坏人理论出发，才能构建出一个合理的制度。人们常说，“把丑话说在前头”，而法律就是这样的制度建构。比如正因为人都有背信弃义的可能，所以民法要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美国制宪者麦迪逊曾说：“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

从大处而言，坏人理论更关联于权力监督制度建构中的必要人性假设。把人想象为好人，自然会失去防范的意识。中国古代的治理思想讲究道德教化，其境界高远，但常常迂阔无用，因为性善论会疏于权力的监督防范。在公权力领域，政治学里面有一个有名的假定，叫“政治无赖主义”。它首先假定，只要权力不受制约监督，一定会犯错犯罪。历史和现实的无数教训早就验证了这一常识。

与八戒的“坏人理论”相反的是，唐僧是“好人理论”的典型代表。他相信一切人，结果总是好心得恶果，导致一次又一次灾难。而书中把唐僧想象为好人，赋予他用紧箍咒控制孙悟空的权力，但对唐僧的权力疏于防范，结果好人唐僧异化为可怕的滥权领导。这一反面教训启示我们，从“坏人理论”的现实人性出发法治构建才有根基。

(二)人性善恶的逻辑层次

《西游记》中有关人性的看法当然不止性恶论一种，作为一本佛教劝善类小说，可以说，性善论是其更主要的主题。比如观音的点化典型体现了性善论。面对大闹天宫、罪薛子弥深的孙悟空，观音说“圣经云：‘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面对吃人度日的猪八戒，菩萨劝道：“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对于自暴自弃的沙僧则鼓励道：“你何不入我门来，皈依善果”。[3]113-119书中也有诗为证：“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人们常说，性恶论因主张防范有利于法治，性善论因疏于防范不利于法治，相反，性善论倾向主张圣人教化之类而滑向人治。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是片面的。性善性恶的人性设定与法治人治的模式选择不存在精确的对应。性善论也有助于法治，比如其提供了法治的价值基础和发展方向、人性希望。许多思想家曾表达过，性善论是比性恶论更伟大的思想，因为这才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与担当。如果没有性善论的基础，人类也不可能走向理性的规则之治。道德律也是法治的基石。

中国古代法家固然因其性恶论推论出一套“一断于法”的制度，但也因性恶沦陷为彻底的专制与暴政，其连坐之类的专制措施便建立在彻底的性恶自私的人性假设之上。性善论才是民主政治的人性依据。一切极权政治都来自对人的不信任，性恶论导致对人的不信任，因而构成了专制政治的人性论的基础。因此，“性恶论走向法治、性善论走向人治”不但是知识上的偏颇，更是德性上的偏误。

从《西游记》可看到人性与制度关联的两个层次。其一，在实然、现实层面上，有性恶一面，任何人都有犯错的可能，哪怕对于正人君子，也需加以防范。其二，在超验、应然层面上，秉性善一面，任何人有升华的可能，哪怕十恶不赦，也要加以引导。如观音对犯有重罪的悟空三人的劝善。但这两个层次也不可弄反。如果在经验上就像唐僧一样只谈性善，会失去防范，纵容妖怪作恶。如果应然上只谈作恶，则失去拯救方向，陷入恶性循环。总结起来，人性善恶皆有。《西游记》第七回也对此有揭示：“也能善，也能恶。”[3]95我们要正确认识人性的不同的逻辑层次，既要在现实中防范人性之恶，也要在方向上秉承人性之善，用一套科学的制度、用法律惩恶扬善。

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但又关系密切的社会规范，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法理命题之一，耶林精辟指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中的好望角。”[14]122好望角是欧洲通往亚洲的必要航道，又是世界上著名的风暴区。即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命题在法理学研究中至关重要，但也难度极大。

(一)法律与道德的融合

在中国古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尤其重要，两者融合的程度远远高于一般的法律传统。《唐律释文序》云：“夫礼者民之防，刑者礼之表，二者相须犹口与舌然。”

在《西游记》中，唐僧便是将法律与道德结合的典型。他以慈悲仁爱等道德精神注入法律，经常指斥悟空滥杀，违背慈悲精神。他常常以善念教化悟空，比如“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3]383而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全书的框架可简化为悟空、八戒、沙僧三个罪犯在师傅感化下将功赎罪、改造立功的救赎故事。唐僧注重法律改造中的感化与引导，而非严苛惩罚。玉帝的严刑峻法并没有改造好他们，但在唐僧的感化之下却逐渐走上了向善之路。

德法合治、礼法合一是中华法系最大的特征之一。“无德惟刑”或“无刑惟德”的治国方针都偏于一端，难以奏效。一个良法善治的国家必然将法律与道德适度融合，除了法治意识，还要培育道德观念。2016年，中央政治局曾专题学习《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精辟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15]109。《西游记》中法律与道德的合理结合也是古代优良法理智慧的体现，值得深思。这一传统也值得当代立法借鉴，有学者指出，犯罪圈的无限扩张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刑法立法取向要促进良法善治。[16]102-116

(二)对道德吞噬法律进行批判

法律与道德有融合的一面，但又必须将其适度区分。将法律完全汩没于道德是中国古代礼法文化的缺陷之一。《西游记》也对这种道德吞噬法律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如前所述，唐僧的优点是重视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但他的缺点是过分地强调道德，轻视法律。他不关心也不太了解相关行为的法律后果，对法律客观有效的调整作用把握不足，也没有相应的法律素质实现正义。在乌鸡国的故事中，乌鸡国国王夜入唐僧梦中，说被妖怪推入御花园井中害死，妖怪变为国王篡位。唐僧很乐观依照其道德判断认为，他可以直接为死去的国王伸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悟空感到颇有难度。要实现诉求，必须还要有技术保障，即通过何种证据证明妖怪所干的罪行，没有证据，还是“理上不顺”。所以悟空想到下水井将真皇帝尸首捞将上来，“这才是有对头的官事好打。”[3]511如此才能坐实妖怪的罪名。

因此，悟空嘲弄唐僧式的道德理想主义，“你老人家只知念经拜佛，打坐参禅，那曾见那萧何的律法？”[3]511这句话最形象描述了用道德、宗教、情感替代法律判断的缺陷，也揭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通病，片面强调道德主义、修身养性而忽视制度正义。而且，唐僧一味相信行善的道德，对复杂真实的世界洞察不足，尤其欠缺法律等具体技能，其善心带来的往往不是好报，而是厄运。行者一再批评他道：“只管行起善来，你命休矣。妖精乃害人之物，你惜他怎的！”唐僧滥发善心，一路上被无数妖魔乘虚而入，一次次让取经团队陷入灾难。这也形象地揭示了偏重道德而忽略法制的弊端。

古代治国提倡刑德结合，单独偏于德化也只是空疏迂腐之言。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九《元帝纪》)唐僧在西游记中顺从谦卑，优柔寡断，滥发慈悲，几乎集中国旧文人的弱点之大成。吴承恩如此描写，迥异于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更多是包含了他对传统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洞察与反思，特别是对他所处的明代儒生堕落形象的反思。[17]110-112/92-95

儒学本有内圣外王两面，但总体上较为偏向内圣，而忽视外王，偏重修身养性的内在修为，相对较为忽略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之举。特别是宋代理学的兴起，使重德观念得以强化，但失之空疏，耽于玄想，脱离现实，“尚德贬力”、重德轻才轻智。时至明朝理学氛围更为僵化。以“醇儒”为理想人格的儒生们，奢谈“内省”，而很少想到“外扩”，空谈道德的自我完善，却无视才智事功的实践。《西游记》对礼法文化中的法律完全混同于道德进行了犀利批判，值得今天的法治建设借鉴。

《西游记》这一古代文学作品是法理的重要载体，书中对于法律与道德等典型法理命题有深邃思考。在书中，律法无处不在，上至天庭下至地府，从东土大唐到域外诸国，从世俗民间到宗教领域，都在律法的有效管控之中。人间的律法甚至成为神仙崇敬模仿的对象，凸显了法律的神圣权威。《西游记》的法理词汇与法理命题是法律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典型个案，也可以进一步激活法理研究，打开法学文化的新视野。法治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及本土资源，历史法学主张法律的历史性和民族性。[18]73-78本文对《西游记》的法理解读，有助于挖掘中华民族历史上丰富的法律文化，能更生动地认识古代法制及社会心理，更形象地了解古代社会治理与制度运作，为当下法治建设及制度构架提供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