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之冠，隐逸之服——鹿弁服在汉魏六朝之应用

□李佳/文

鹿皮冠（弁）、鹿裘（帔）等鹿皮服饰，统称鹿弁服。它是远古以来最为重要的服饰之一。一方面它是上古巫师所穿冠服，汉魏时期演变为神仙道士的法服。另一方面，鹿弁服因其易得，在周朝更多为士这一阶层所应用；
汉魏以降，鹿弁服逐渐成为贫寒隐士的常服。南朝，神仙道教、隐逸之风盛行于士林，且因君主的恩赐与提倡，鹿弁服成为文人雅士所喜爱的闲居之服。鹿弁服之流风，大量反映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中。

鹿皮冠（弁、巾）、鹿裘（衣、帔）等鹿皮服饰，统称鹿弁服，是远古以来最为重要的服饰之一。它是上古先民所穿裳服，用以遮体避寒、伪装狩猎以及祭祀娱神；
是周朝冠礼、射礼、祭祀、丧葬等所用礼服；
也是历代冕服之一。而魏晋以降，鹿弁服又成为神仙道士、文人隐士的冠服，并因君主的提倡，风行于六朝士林。本文主要梳理鹿弁服在神仙道教、隐逸风尚中的应用。

鹿弁服成为神仙服饰，其根源可上溯至上古巫术。上古时期，逐鹿是最常见的狩猎方式。因而巫觋作法，常头戴鹿皮弁、身穿鹿裘，化身为“麃鹿神”以通天。公元前13-7世纪流行于欧亚草原的蒙古鹿石应是对氏族英雄的刻画，鹿石上图案化的鹿纹就是其所穿服饰。在中国，相传尧披鹿裘。尧作为五帝之一，是部落联盟中的政治、军事以及神权等多方面的领袖。鹿裘可能是其狩猎征伐、祭祀通天之服。另外，《山海经·东山经第四》记载䃌山之神“皆兽身人面载觡”，郭璞注“麋鹿属角为觡”，据此看，也应该是头戴鹿角、身披兽衣的形象。而现今鄂温克、达斡尔和赫哲等民族的萨满，头戴鹿角神帽，身穿鹿皮神衣，与中国早期的鹿弁服也极其类似。其中的意义，均在于大巫化身为鹿神，以祈求上天助佑狩猎成功、万物丰育。

富有巫术色彩的鹿弁服，到后世逐渐演变为神仙服饰。鹿皮弁作为神仙冠服，首先表现于汉代的封禅仪式中。《史记·封禅书》云：“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可见封禅的仪式虽遵循儒家规定，但本质上却是仿效黄帝封泰山而升天的行为；
其目的，与其说是祈愿国祚昌盛，不如说是冀求成仙登天，长生不死。在封禅过程中，武帝“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皮弁者，以白鹿皮为冠”（《仪礼·士冠礼》郑玄注）。汉武帝此举一方面借仪式的执行者“儒者”表明依循儒家仪轨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欲借鹿皮弁这种上古巫术服饰达到与神灵交接的意图。鹿皮弁由此也转变为求仙升天的载体。魏晋以后的仙话故事中，得道仙人常戴鹿皮巾。如《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引《集异记》，记蔡少霞梦中，曾随穿服褐衣、鹿帻之人游历仙境。同书卷一五三又引《逸史》写袁滋事。袁滋于山中所遇得道仙人亦是“鹿巾纱帽，杖藜草履”的打扮。

而鹿裘作为神仙服饰，最典型者莫过于鹿皮公的故事。《列仙传》卷下记鹿皮公本为官府小吏，居于岑山山巅，食芝草，饮神泉，七十余年而不老。淄水泛滥之时，鹿皮公呼其宗族上山，使其族幸免于难；
水灾过后，辞遣家室，令其下山，而自己“着鹿皮衣，升阁而去。”后又百余年，曾卖药于集市。在这则仙话中，鹿皮衣是鹿皮公的一种身份标识，身着鹿皮衣才能自由上下于峰谷之间。需要注意的是，鹿皮衣作为神仙裳服，似乎仅限于较低阶层的神仙。《无上秘要》云：“仇季子咽金液而臭闻百里，鹿皮公吞玉华而虫流。此二人并服丹而尸解。”鹿皮公最终是通过吞食玉华，使尸体腐烂、尸蛆横流的“尸解”方式升天的。由此可知，其居于岑山、身着鹿皮衣之时，尚是一地仙而已。《太平广记》引《逸史》记唐代的滑州节度使贾耽，亦曾造有鹿皮衣一副，但其身份如早期的鹿皮公一样不高，仅仅是一谪仙（《太平广记》卷四五）。在另一则故事中，仙女杜兰香度化张硕，将“黄麟羽帔、绛履玄冠、鹤氅之服、丹玉佩挥剑，以授于硕，”并且说：“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天界的上仙之服黄麟羽帔，非洞天中地仙所能有，则地仙似乎只能穿服鹿皮衣。

魏晋时期，神仙道教兴起，鹿皮服饰又被借用为道教法服。道士服饰，初无定制。南朝宋时的陆修静近取世俗衣冠样式，远参周代以来的服饰制度，制定道教法服准式，使原本杂乱无章的冠服规范化。南朝道教派系，以上清、灵宝和三皇最为重要，陆修静整理道书，将三种体系的经书总括入“三洞”之中。这其中，上清、灵宝派的法服均与鹿皮服饰有关。

《无上秘要》卷四十三总结南朝各家修道冠服。其中谈及灵宝道士法服时，引《洞玄太极隐注经》注云：“巾鹿皮巾，披鹿皮帔，不须着褐也。无皮，用布帔，着草履。”帔为披于肩背上的披肩、大氅式服装，一般罩于上褐下裳（裙）的外面。则灵宝派法服包括鹿皮巾和鹿皮帔。此外，在谈及上清派法服时，《无上秘要》引《洞真四极明科经》卷四云：“凡修上清道经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入室之日，当身冠法服，作鹿皮之巾，葛巾亦可；
当披鹿皮之帔，无有，紫青可用，当以紫为衣，青为裏。”同样以鹿皮巾、鹿皮帔为最佳法服样式，如若无有，亦可以葛巾、紫色或青色的布帛为之。

鹿皮巾、鹿皮帔等服饰成为道教法服，主要因其是先秦祭祀服饰，其根源仍与上古时鹿所具有的通天神性有关。从道教教旨来看，其衣冠本就蕴含神圣的因素。《三洞奉道科戒》卷三云：“其所著衣冠，名为法版，皆有神灵敬护。”由于法服来自神界，多由神灵赐予，并有神灵守护。故而，当一位道士或女冠将其穿服在身时，也就意味着他（她）与这种神圣力量得以沟通，分享其强大的神力，从而使自我摆脱肉身，逐渐神圣化。这种观念，与上古大巫戴皮弁、穿鹿裘以接通天帝的方式是一致的。《三洞奉道科戒》卷五即规定：“凡道士、女冠，欲参经法，皆预备法衣。既告斋、传法位讫，一即须冠带法服”。对于道士而言，鹿弁服是其抵达神灵处所、领受神灵谕令的媒介。故而，在参经、作法时，必须穿服。

作为秉受神力象征的法服，因级别不同，会有不同的规定。应该说，鹿弁服是较早被固定下来的道教法服，但在后世道教衣冠制度中地位并不高。《无上秘要》引《洞玄太极隐注经》云：“令道士读经，勤苦于法事，鹿皮帔服。后得道日，天帝授子离罗九光之帔，天宝缨络飞仙法服，以酬佳德。”鹿皮巾、鹿皮帔是初级道士的修行之服；
一旦得道，即可穿戴更为华丽、更具神力的法服了。另外，《三洞奉道科戒》卷二谈及天尊等神仙的造像时，明文规定不仅天尊神像无有鹿皮服饰，而且其左右真人亦“不得戴二仪平冠、鹿胎之属。”由此可见，鹿胎巾之属的服饰应该是太过于平常、低等，所以无法被得道真人所使用。

不过，也正是由于鹿弁服在道教服饰中使用历史悠久，且为多数平常道士所穿戴，因此鹿巾、鹿冠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最常见的道士装束。如“鹿胎冠子水晶簪，长啸欹眠紫桂阴。”（[唐]储载《送道士》）“披霞戴鹿胎，岁月不能催。”（[唐]唐求《赠道者》）“八十馀年住镜岩，鹿皮巾下雪髟髟。”（[唐]皮日休《寄题镜岩周尊师所居》）“身轻曳羽霞襟狭，髻耸峨烟鹿帻高。”（[唐]陆龟蒙《寄茅山何威仪二首》其二）而“鹿巾之士”也成为道士的代称。南朝刘宋的周颙在《重答张长史书》云：“有人于此操环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执虚无而来”（《弘明集》卷六）。“鹿巾之士”与操环杖者相对，用以形容道士与佛徒。

鹿弁服虽为上古巫师服饰，但因其易得，故而在周朝，更多为士这一阶层所应用。《周礼·司服》记祭祀时，就指出“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
……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汉魏以降，鹿皮弁（冠或巾）逐渐成为贫寒隐士的冠饰。曹植《七启》诗虚构玄微子隐遁于大荒之庭，其服饰即是“冠皮弁，披文裘”。《晋书·隐逸列传》记谯秀知天下将乱，遁隐山林，穿弊衣，冠皮弁，躬耕于陇上，亦是每征不至。《华阳国志·后贤志》记常宽多次辞谢为官，衣褞袍，冠皮弁，乘牛车流离于交州。《魏书·逸士列传》记郑脩隐于岐南山，虽多次被征辟，皆不应召，“耕食水饮，皮冠草服”，淡然独处。《梁书·何尚之列传》记隐士何胤亦是“单衣、鹿皮巾，执经卷”，以其智慧躲避了应征。与鹿皮弁类似，“魏晋以后，隐士着鹿裘、遁于岩穴的事迹渐多。”此处不赘述。

在此类隐士故事中，多涉及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应该看到，无论是孔子所谓 “乘桴浮于海” 的假想，还是庄子无名、无用、无为的逃世，或是农家学派躬耕陇上的自足，早期隐逸多是一种零散的、纯粹的逃离社会的个人行为，君主对之或漠不关心，或简单地加以斥责，一般并不介入。但随着战国晚期的黑暗世道，导致大批有才能之士退隐不出；
尤其是秦汉大一统大帝国的建立，亟需大量辅政人才。如何召回隐士为己所用，开始成为君主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另外，传统儒家认为圣君必须要礼贤下士、重用贤人。因此，礼遇隐士变成一种承认王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汉代兴起的以士人品德作为推选官吏准则的察举制，也促使这种征召方式普遍化。魏晋时期，作为隐士常见服饰的鹿皮冠，在征辟过程中，成为君主向受召者示宠的道具之一。

《后汉书·杨震列传》记魏文帝曹丕征拜辞官归隐的杨彪，通过赐赠鹿皮冠的行为，表现出对隐士所追求的自由的默许，同时也表达了自我作为一代明君对人才的渴望。如此，杨彪最终虽未出仕，但通过这一举动，魏文帝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极佳的圣君形象。一件具有轰动效应且有良好后果的政治事件，在后世往往会有效仿者。《梁书·处士列传》记梁武帝萧衍素与何点有旧，登基之后，征召何点不果，乃手诏云：“文先以皮弁谒子桓，伯况以穀绡见文叔，求之往策，不无前例。今赐卿鹿皮巾等。”明确表示学习魏文帝曹丕与杨彪、汉光武帝刘秀与周党这种国君与隐士之臣的关系，赐何点以鹿皮巾。

南朝，隐逸之风、神仙道教在士林之中异常盛行，再加上皇帝赐赠鹿弁这种恩宠的影响，鹿弁服也成为文人雅士所喜爱的闲居之服。《宋书·何尚之列传》记前述何点、何胤的祖父何尚之在家常冠鹿皮帽；
等到除拜开府之日，“天子临轩，百僚陪位”，沈庆之在朝堂之上开玩笑：“今日何不著鹿皮冠？”贵为一品大员的何尚之，酷爱鹿皮帽，主要是借此表达自我高蹈出世的情怀。而这种情怀似乎成为其家风的一部分。此后，其孙求、点、胤三人最终均栖遁于山林，世谓“何氏三高”。此外，鹿皮巾（弁）作为一种名士风尚，似乎仅限于萧散放逸的文人或文官，武将一般不得穿服。《南齐书·张欣泰列传》记欣泰虽为武将，结交多为名素。欣泰与众名士游园池时，亦“著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这种非道非佛、亦道亦佛的装扮，引起齐武帝萧颐的不快，指斥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

鹿弁服之流风，也波及喜好附庸风雅、推崇佛道的南朝皇帝。斥责张欣泰的齐武帝自己就喜欢戴鹿皮冠，身披臣子刘悛的菟皮衾，于瓮牖寒室宴乐；
临行前，还将鹿皮冠赐予刘悛（《南齐书·刘勔列传》）。另外，传唐代阎立本所绘《列帝图》中的陈文帝，即头戴菱角巾，身披鹿皮裘，手执如意，坐于高榻之上。对于这幅图，亦有学者认为所披是白狐裘。不过，《乐府诗集》卷五十六《郊庙歌辞·宋泰始歌舞曲十二首》中有一首《帝图颂》，其中有云：“帝图凝远，瑞美昭宣。济流月镜，鹿毳霜鲜”。古人衣裘，毛皮朝外，所谓“鹿毳”一句，应该就是指身披鹿皮裘。可见在南朝，皇帝穿鹿裘已是一种风气，不仅限于陈文帝一人。

唐宋以后，文人雅士喜穿鹿弁服者，仍旧众多。《新唐书·隐逸列传》记长史窦轨欲让朱桃椎为乡正，其所送之服就包括鹿帻。唐代高彦休《唐阙史》记路舍人紫薇高逸澹泊，尝“鹿冠鹤氅，手卷膝琴，”于茅亭之中肆目山雪（《唐阙史》卷上）。宋代，此风尤甚，米芾在《画史》中即云：“旧言士子国初皆顶鹿皮冠，弁遗制也。”而在文学作品中，这种风尚亦有反映。如“横铺豹皮褥，侧带鹿胎巾。”（[唐]上官昭容《游长宁公主流杯池》）“每风止雨收，烟霞澄鲜，辄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唐]柳宗元《邕州马退山茅亭记》）“烟霞鹿弁聊悬着，邻里渔舠暂解还。”（[唐]陆龟蒙《秋赋有期因寄袭美（时将主试贡士）》） “鱼枕蕉深浮酒蚁，鹿胎冠子粲歌珠”（[宋]王之道《浣溪沙·赋春雪追和东坡韵四首》）等。■

引用

[1] 李佳，陈庆元.从狩猎物到王权象征——《诗经》中鹿意象的象征性阐释[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1):46-50.

[2] 李佳.唐诗“鹿裘”隐逸意义溯源[J].参花,2021(11):23+24.

[3]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145.